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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湘文化精神对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20世纪湖南小说在叙事的语式与语态方面也存在着局限性。通过对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性的探究，能够全面了解语式和语态对小说叙事的影响，有利于发掘适应我国文化发展的小说叙事方式，也能为以后探索各地文化特色对小说叙事的影响提供相关的参考信息。
【关键词】：湖湘文化精神；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性
湖湘文化精神是以政治作为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它属于一种价值取向。而在进行叙事时，作者的价值取向以及写作理念将决定着文本的叙事视角，所以，如何选择叙事视角是湖湘文化精神制约作者写作心理的体现。叙事视角分为多个类别，而且还会受环境歷史背景以及文本体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时，所呈现的感觉与效果是不同的。
1.湖湘文化精神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性的影响
湖湘文化精神对20世纪湖南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多层次的影响。20世纪湖南小说作者大多数使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者似乎无所不知，并且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其中也有用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述的，这样有利于缩小作者与作品的距离感，但是，却并没有为湖南小说的叙事革新做贡献。而从叙事视角方面，湖湘文化主要从两个方面限制湖南小说的发展，一个是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追求功利，二是小说家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责任心与义务。
2.湖湘文化精神基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特点的分析
第一，通俗化的叙述语式与语态。由于要达到政治和社会效应的目的，湖南小说家在进行形象定位时，要保证叙事的文本通俗易懂，这样，可以拉进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亲切感。陈天华的《警世钟》语式平易，语态通俗，采用排比的手法与革命热情相结合，人们听得懂还易于背诵，达到了好的现实应用效果。而且以后通俗化也是20世纪湖南小说家进行叙事时考虑的关键，因为经世致用就要求必须传播广泛，而需要被人们大面积地知晓，就必须通俗。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出版时，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因为它通过编词典这种新颖的形式抓住了阅读者的目光，不过，从叙事的艺术角度来看，在对每个词条进行解释时所用的文字太多，语态也不具有变化，导致作品显得直白通俗。
第二，“隐含作者”的叙事表达。在叙事视角方面，“隐含作者”现象一般在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文章中出现。这是由于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会遇到敏感的事物，使叙事语式和语态变得隐晦。为了进行合理地表达以及自我保护的需求，文章便用“第二自我”进行叙述。不过这也是湖湘文化精神人格方面的体现，因为它反映出湖南作者对于政治的关注以及经世精神。不过“隐含作者”的表达也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在政治对文学压制相对紧迫的时代，作者想要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就要进行掩饰，婉约曲折些。例如周立波在进行《山乡巨变》的叙事时，由于叙事视角多样，并且不顺应当下的时尚，因此，“隐含作者”的应用更加广泛。
在第六节单干户王菊生与合作社的“竞赛”中，虽然表面上是在阐述合作社运动的胜利，但是通过“隐含作者”文章还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大锅饭”的缺点。而这种表面叙述与深层叙述的反差，是作者叙事方法的完美配合，同时也是入世精神的强烈表达。
第三，忧患的叙述情调。小说家的叙事风格主要是通过叙述情调来呈现的，而每个小说家在进行不断创作的过程当中必然形成了自己专属的叙事情调。叙事情调的表达又与叙事语式语态有直接地联系。而中国20世纪处于世界性的冲突中，属于一个潜藏危机和忧患的时代，而以经世致用为中心的湖南小说家们将受这种危机意识的影响，形成忧患心态的叙事情调。湖南小说家的这种叙事情调一般表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明面的，而另外一种是暗地里。而对于前者，陈当华长歌当哭的明显忧虑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小说作品中就有明显的表现。
3.湖湘文化精神基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语态的局限性
（一）过于单调和直白。因为要达到经世效果，所以在进行叙事时形象固定，导致语式和语态过于单调和直白。而作者有时候表达自己的观点强烈，经常超越叙事形象之外，这样会使作品内容当中的人物描述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增添了主观色彩，不能够得到层次性的展现。陈天华的《狮子吼》中所描述的人物就没有个性，情节也不生动形象，对作品的叙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叙事语式语态的局限性会让作品本事缺乏一定的审美价值。
（二）缺乏艺术匠心。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必须在叙事的语式和语态方面具备艺术匠心。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虽然短篇诸多，但是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庞巨大的审美价值，这是因为他富有匠心。而相反的，在湖南小说家中缺乏此类创作精神与态度的代表就是叶紫，他不注重艺术上的匠心，而是将自己的内心情绪发泄在作品的叙述上，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出想和作品当中的人物进行斗争的感觉，基本上都是一吐为快，因此，很难做到静下心来考虑文本叙事语式语态方面的表达。可是同样出生农村的吴组缃却能沉下心来，在代表作《一千八百担》中，他仅仅用了一两个小时，却刻画出了二十多个形象立体鲜活的形象，表现出了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龚爱林.根植湖湘文化的精神创造——湖南小说创作与研究的思考[J].湖南文学.2016 （1） ：176-178
[2]周凤妮.文化根性、精神高度与生活广度的立体书写——2015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综述[J].知识文库.2016 （10） ：52-61
[3]瞿江洪，晏杰雄.感受生活审视存在探微人性——2016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综述[J].创作与评论.2017 （4） ：40-51
[4]晏杰雄.开启历史与现实的沉积层--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综述[J].创作与评论.2016 （4） ：21-32
【关键词】：湖湘文化精神；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性
湖湘文化精神是以政治作为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它属于一种价值取向。而在进行叙事时，作者的价值取向以及写作理念将决定着文本的叙事视角，所以，如何选择叙事视角是湖湘文化精神制约作者写作心理的体现。叙事视角分为多个类别，而且还会受环境歷史背景以及文本体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时，所呈现的感觉与效果是不同的。
1.湖湘文化精神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性的影响
湖湘文化精神对20世纪湖南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多层次的影响。20世纪湖南小说作者大多数使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者似乎无所不知，并且表达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其中也有用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述的，这样有利于缩小作者与作品的距离感，但是，却并没有为湖南小说的叙事革新做贡献。而从叙事视角方面，湖湘文化主要从两个方面限制湖南小说的发展，一个是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追求功利，二是小说家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责任心与义务。
2.湖湘文化精神基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特点的分析
第一，通俗化的叙述语式与语态。由于要达到政治和社会效应的目的，湖南小说家在进行形象定位时，要保证叙事的文本通俗易懂，这样，可以拉进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亲切感。陈天华的《警世钟》语式平易，语态通俗，采用排比的手法与革命热情相结合，人们听得懂还易于背诵，达到了好的现实应用效果。而且以后通俗化也是20世纪湖南小说家进行叙事时考虑的关键，因为经世致用就要求必须传播广泛，而需要被人们大面积地知晓，就必须通俗。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出版时，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因为它通过编词典这种新颖的形式抓住了阅读者的目光，不过，从叙事的艺术角度来看，在对每个词条进行解释时所用的文字太多，语态也不具有变化，导致作品显得直白通俗。
第二，“隐含作者”的叙事表达。在叙事视角方面，“隐含作者”现象一般在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文章中出现。这是由于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会遇到敏感的事物，使叙事语式和语态变得隐晦。为了进行合理地表达以及自我保护的需求，文章便用“第二自我”进行叙述。不过这也是湖湘文化精神人格方面的体现，因为它反映出湖南作者对于政治的关注以及经世精神。不过“隐含作者”的表达也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在政治对文学压制相对紧迫的时代，作者想要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就要进行掩饰，婉约曲折些。例如周立波在进行《山乡巨变》的叙事时，由于叙事视角多样，并且不顺应当下的时尚，因此，“隐含作者”的应用更加广泛。
在第六节单干户王菊生与合作社的“竞赛”中，虽然表面上是在阐述合作社运动的胜利，但是通过“隐含作者”文章还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大锅饭”的缺点。而这种表面叙述与深层叙述的反差，是作者叙事方法的完美配合，同时也是入世精神的强烈表达。
第三，忧患的叙述情调。小说家的叙事风格主要是通过叙述情调来呈现的，而每个小说家在进行不断创作的过程当中必然形成了自己专属的叙事情调。叙事情调的表达又与叙事语式语态有直接地联系。而中国20世纪处于世界性的冲突中，属于一个潜藏危机和忧患的时代，而以经世致用为中心的湖南小说家们将受这种危机意识的影响，形成忧患心态的叙事情调。湖南小说家的这种叙事情调一般表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明面的，而另外一种是暗地里。而对于前者，陈当华长歌当哭的明显忧虑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小说作品中就有明显的表现。
3.湖湘文化精神基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语态的局限性
（一）过于单调和直白。因为要达到经世效果，所以在进行叙事时形象固定，导致语式和语态过于单调和直白。而作者有时候表达自己的观点强烈，经常超越叙事形象之外，这样会使作品内容当中的人物描述以及故事情节的发展增添了主观色彩，不能够得到层次性的展现。陈天华的《狮子吼》中所描述的人物就没有个性，情节也不生动形象，对作品的叙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叙事语式语态的局限性会让作品本事缺乏一定的审美价值。
（二）缺乏艺术匠心。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必须在叙事的语式和语态方面具备艺术匠心。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虽然短篇诸多，但是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庞巨大的审美价值，这是因为他富有匠心。而相反的，在湖南小说家中缺乏此类创作精神与态度的代表就是叶紫，他不注重艺术上的匠心，而是将自己的内心情绪发泄在作品的叙述上，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出想和作品当中的人物进行斗争的感觉，基本上都是一吐为快，因此，很难做到静下心来考虑文本叙事语式语态方面的表达。可是同样出生农村的吴组缃却能沉下心来，在代表作《一千八百担》中，他仅仅用了一两个小时，却刻画出了二十多个形象立体鲜活的形象，表现出了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龚爱林.根植湖湘文化的精神创造——湖南小说创作与研究的思考[J].湖南文学.2016 （1） ：176-178
[2]周凤妮.文化根性、精神高度与生活广度的立体书写——2015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综述[J].知识文库.2016 （10） ：52-61
[3]瞿江洪，晏杰雄.感受生活审视存在探微人性——2016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综述[J].创作与评论.2017 （4） ：40-51
[4]晏杰雄.开启历史与现实的沉积层--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创作综述[J].创作与评论.2016 （4） ：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