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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的张阿姨56岁，每天的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在正式退休一年后，张阿姨尽量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充实而规律，她怕无事可做后趁势袭来的空虚感。
“每天就我一个人在家，从早到晚总要找点事情做。”张阿姨说这话的时候多少有些伤感。
7点起床，7点半开始做饭，8点吃完饭便开始打扫屋子，之后按惯例去小区周围的菜市场溜达一圈儿，近11点时回来开始做午饭……
相比之前紧张忙碌的工作，退休后轻松的生活却没能让张阿姨感觉快乐。
“还是上班好，总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什么，累点也充实。”张阿姨说。
按照我国法定退休年龄规定，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需办理退休。
而事实上，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的张阿姨早在51岁时就因单位减员分流不得不办理了内退，开始了半退休状态。“做我们会计这一行经验很重要，越老越吃香。但没办法啊，要按国家规定的年龄内退、退休，想干也干不了喽。”张阿姨无奈地说。
如今，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2011年两会期间，有关延迟退休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3月下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北京出席某论坛时表示，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长远发展来看，延迟退休年龄或者男女同龄退休是一种趋势，但中国有其特殊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效仿国外的经验。
而民众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也臧否不一，人们不禁要问：延迟退休真的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另类求解么？
“银发潮”的困惑
过去的二十几年，基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颇具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悄然袭来的“银发潮”已慢慢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人口红利将尽的警报已经响起。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到2035年我国2名纳税人将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未富先老，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不再有充足的劳动供给，据推算，至2015年中国人口红利将会结束。
一边是人口红利将尽所带来的困扰，一边是如张阿姨般尚有工作能力与工作激情的“老年人”，在“有损”与“有余”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根据国际经验，延迟退休是一个具有一定必然性的选择，中国也不例外。这是缓解养老金压力的重要举措。”人口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
尽管延迟退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来自民众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在某网站对“推迟退休年龄”的调查中，高达88.35%的人表示不支持，只有5.38%的人表示支持，6.27%的人表示看情况而定。
延与不延是个问题
高小菲是河北省某事业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2009年入职的她已经习惯了事业单位有条不紊和缓慢的工作节奏。
在高小菲所在的事业单位，论资排辈是这里默认的规则。“还要延迟退休啊？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老人们不走，新人很难进来也很难施展才华，我觉得不公平。”高小菲有些愤愤地说。
人力资源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劳动力大约为2500万人，较之“十一五”期间增加了100万人。而现实是，我国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就业大约在1200万左右，仍有1000多万的就业缺口。
除了延迟退休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得那些处于生产一线的工人和面临下岗、失业的劳动者不得不多交几年社会保险，而这对于已经不具备就业优势的他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还有对“养老金亏空，谁来为我们养老”的担忧。有中国社科院专家在“中国和拉美养老金制度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中国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已经高达1.3万亿。越滚越大的养老金空账“雪球”背后折射出人口结构变化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有专家曾经测算过，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本该拿养老金的人不仅不拿钱，还将继续缴纳养老金，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加40亿元，同时减少支出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老龄化日趋严重，多国养老保险相继出现了入不敷出的问题。为了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各国纷纷提高了退休年龄，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把退休年龄规定到60岁到65岁之间，部分发达国家甚至将退休年龄调整到了68岁。
穆光宗教授认为，延迟退休与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不一定那么强烈，只要秉承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是可以妥善解决的。我们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同时，在长期的低生育率和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出现的‘劳力荒’恰恰说明仅仅依凭年轻劳力已经难以应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留住更多的成熟劳动力，让60岁以上身体依然健康、工作经验丰富的劳动者继续创造人口红利。”
公平公正是关键
张阿姨至今对单位中存在的“同样条件，不同待遇”的情况很是不满。“我们单位有些人本应是内退年龄却还可以照样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退休时享受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都比按时内退的人高很多。”张阿姨抱怨道。
与此相关的，担心延迟退休引发更大不公成为民众的另一个关注点。退休前在一家钢铁企业工作的工人老于感触颇深，“那些好单位的人退休后本就比我们拿到的养老金多得多，如果再准许延迟退休，不是更加加剧不公平么。再说，我们工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岁数大了的确干不动了，延迟退休对工人来说不算好事。”
对于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特别是退休年龄问题，中国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试图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
2010年10月1日，《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在上海市出台（下称《试行意见》）。该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人才，可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
至此，上海成为首个延长退休年龄的城市，该政策富有弹性的规定也被形象地称为“柔性退休”政策。虽然此政策在延迟退休的人群范围有所突破，从少数高级专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向“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扩展，但因该政策未能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饱受争议。
在穆光宗看来，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延迟退休政策应该兼顾以下三点：第一，要充分调研，了解国情和民意。第二，实施弹性退休，分类分步推进，给职工一个选择的空间和权利。第三，根据利益杠杆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如晚退休多得益。
“如果有关退休的制度能够真正实现公平、公正，我相信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本身就有养老双轨制，我们担心的是叠加于之上的更大的不公平。”张阿姨说。
穆光宗认为，延迟退休固然是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更要平衡好劳动者退休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什么行业和职业推行，职工的承受能力如何，需要认真考量。如果能让潜在的退休者感受到晚退休的好处，就符合以人为本，就比较容易推行。
对中国而言，应对“银发潮”所带来的挑战并非更改退休年龄那么简单，期间将涉及社会公平、制度设计乃至综合战略体系的建立。“退而不休，鼓励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中国需要综合应对的战略体系，倡导老年人与社会的‘共建、共享、共生’。” 穆光宗说。
“每天就我一个人在家，从早到晚总要找点事情做。”张阿姨说这话的时候多少有些伤感。
7点起床，7点半开始做饭，8点吃完饭便开始打扫屋子，之后按惯例去小区周围的菜市场溜达一圈儿，近11点时回来开始做午饭……
相比之前紧张忙碌的工作，退休后轻松的生活却没能让张阿姨感觉快乐。
“还是上班好，总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什么，累点也充实。”张阿姨说。
按照我国法定退休年龄规定，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需办理退休。
而事实上，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的张阿姨早在51岁时就因单位减员分流不得不办理了内退，开始了半退休状态。“做我们会计这一行经验很重要，越老越吃香。但没办法啊，要按国家规定的年龄内退、退休，想干也干不了喽。”张阿姨无奈地说。
如今，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2011年两会期间，有关延迟退休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3月下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北京出席某论坛时表示，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长远发展来看，延迟退休年龄或者男女同龄退休是一种趋势，但中国有其特殊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效仿国外的经验。
而民众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也臧否不一，人们不禁要问：延迟退休真的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另类求解么？
“银发潮”的困惑
过去的二十几年，基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颇具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悄然袭来的“银发潮”已慢慢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人口红利将尽的警报已经响起。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到2035年我国2名纳税人将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未富先老，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不再有充足的劳动供给，据推算，至2015年中国人口红利将会结束。
一边是人口红利将尽所带来的困扰，一边是如张阿姨般尚有工作能力与工作激情的“老年人”，在“有损”与“有余”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根据国际经验，延迟退休是一个具有一定必然性的选择，中国也不例外。这是缓解养老金压力的重要举措。”人口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
尽管延迟退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来自民众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在某网站对“推迟退休年龄”的调查中，高达88.35%的人表示不支持，只有5.38%的人表示支持，6.27%的人表示看情况而定。
延与不延是个问题
高小菲是河北省某事业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2009年入职的她已经习惯了事业单位有条不紊和缓慢的工作节奏。
在高小菲所在的事业单位，论资排辈是这里默认的规则。“还要延迟退休啊？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老人们不走，新人很难进来也很难施展才华，我觉得不公平。”高小菲有些愤愤地说。
人力资源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劳动力大约为2500万人，较之“十一五”期间增加了100万人。而现实是，我国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就业大约在1200万左右，仍有1000多万的就业缺口。
除了延迟退休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得那些处于生产一线的工人和面临下岗、失业的劳动者不得不多交几年社会保险，而这对于已经不具备就业优势的他们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还有对“养老金亏空，谁来为我们养老”的担忧。有中国社科院专家在“中国和拉美养老金制度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中国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已经高达1.3万亿。越滚越大的养老金空账“雪球”背后折射出人口结构变化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有专家曾经测算过，如果实行延迟退休，本该拿养老金的人不仅不拿钱，还将继续缴纳养老金，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加40亿元，同时减少支出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老龄化日趋严重，多国养老保险相继出现了入不敷出的问题。为了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各国纷纷提高了退休年龄，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把退休年龄规定到60岁到65岁之间，部分发达国家甚至将退休年龄调整到了68岁。
穆光宗教授认为，延迟退休与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不一定那么强烈，只要秉承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是可以妥善解决的。我们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同时，在长期的低生育率和经济持续增长背景下出现的‘劳力荒’恰恰说明仅仅依凭年轻劳力已经难以应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留住更多的成熟劳动力，让60岁以上身体依然健康、工作经验丰富的劳动者继续创造人口红利。”
公平公正是关键
张阿姨至今对单位中存在的“同样条件，不同待遇”的情况很是不满。“我们单位有些人本应是内退年龄却还可以照样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退休时享受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都比按时内退的人高很多。”张阿姨抱怨道。
与此相关的，担心延迟退休引发更大不公成为民众的另一个关注点。退休前在一家钢铁企业工作的工人老于感触颇深，“那些好单位的人退休后本就比我们拿到的养老金多得多，如果再准许延迟退休，不是更加加剧不公平么。再说，我们工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岁数大了的确干不动了，延迟退休对工人来说不算好事。”
对于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特别是退休年龄问题，中国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试图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
2010年10月1日，《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在上海市出台（下称《试行意见》）。该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人才，可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
至此，上海成为首个延长退休年龄的城市，该政策富有弹性的规定也被形象地称为“柔性退休”政策。虽然此政策在延迟退休的人群范围有所突破，从少数高级专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向“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扩展，但因该政策未能兼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饱受争议。
在穆光宗看来，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延迟退休政策应该兼顾以下三点：第一，要充分调研，了解国情和民意。第二，实施弹性退休，分类分步推进，给职工一个选择的空间和权利。第三，根据利益杠杆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如晚退休多得益。
“如果有关退休的制度能够真正实现公平、公正，我相信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本身就有养老双轨制，我们担心的是叠加于之上的更大的不公平。”张阿姨说。
穆光宗认为，延迟退休固然是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更要平衡好劳动者退休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什么行业和职业推行，职工的承受能力如何，需要认真考量。如果能让潜在的退休者感受到晚退休的好处，就符合以人为本，就比较容易推行。
对中国而言，应对“银发潮”所带来的挑战并非更改退休年龄那么简单，期间将涉及社会公平、制度设计乃至综合战略体系的建立。“退而不休，鼓励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中国需要综合应对的战略体系，倡导老年人与社会的‘共建、共享、共生’。” 穆光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