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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创新，时下的热门词汇。但是，当前人们对创新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误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在知识性人才流动不断加强、资本越来越活跃的环境下，破坏性创新对人类提出巨大的挑战。开放式创新，以全新的视角，为企业的发展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提供一种新的思维。
走出实验室
亨利·切萨布洛(Henry Chesbrough)在《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一书中写道：
不进行创新的公司必然灭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这一点对于每个公司来说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你的公司应当怎样创新呢？过去，成功创新的关键在于公司拥有设备优良的实验室；然而今天，知识的广泛传播已经使对此类设备的控制变得不太可行。竞争优势通常来源于高效地使用别人的发明创造。不再完全依靠公司内部的计划、想法来发展业务，开放式创新途径能够有效地利用公司内外的所有创意。
诞生于自家实验室的封闭式创新
20世纪早期的企业成功，绝大部分因素来源于：企业自身实验室对市场核心技术的开发掌握，并进行商业模式的转化。但现在很多行业领导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却明显下降了，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反思企业这种创新模式就会发现：现有的这种创新——封闭式创新，是需要对其创新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公司把自己的创意进行开发与研制，推向市场，自己提供分销、服务和资金以及技术的支持。这种创新模式需要企业自力更生，企业似乎也担心别人的创新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有效性和性能。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创新具有更多的封闭性，主要关注企业内部。形成的固有思维具体表现在：企业必须雇用最好和最聪明的员工，这样行业内最能干的人才会为自己工作；为了把新产品和新服务引进市场，必须自身研制开发；对于企业自身开发出的新技术，一定能够首先引入市场；那些首先将创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的企业通常都是赢家；如果在研发的投资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的话，那么就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并进一步引领市场潮流；企业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免竞争对手从其自身的创新发明中获利。
封闭式创新是一种企业内部的良性封闭循环，创新的知识产权被企业严密地保护着，其他企业无法获得这些创新而为自己谋利。企业对外部的关注，也只是更多地在乎竞争对手的研发动态、市场占有情况等，所以企业内部的研究和开发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时代优势，那就是市场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能够进入市场的项目都是经过内部多次淘汰筛选的结果。当然，也淘汰了很多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
内部创新
已碍发展的车轮
“对于创新活动来说，21世纪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查尔斯·狄更斯说。事实上，20世纪晚期的很多外部环境已经影响到了封闭式创新，并且开始侵蚀着这种创新模式的根基。
如拥有20世纪最先进贝尔实验室的朗讯科技公司，在与思科公司争夺远程通信设备市场中却败北，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把大量资源放在开发新材料、高精尖的元件和系统上，仍不放松对未来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研究的朗讯失败了？
其实，在创新竞争的领导权上，思科采取了全新的创新竞争策略。它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新建企业——他们都充满了活力，发展迅猛，并向市场已经成功地推出了新的产品与服务；然后投资于他们，或采用简单地与之合伙的方式，或者收购。因为这些公司很多是一些如朗讯、IBM等企业的老员工创建，这些人会把原公司的一些开发项目带到新公司里面，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新，开发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所以思科借助这种模式，就能保持着较高的研发速度和丰硕的研发成果，与一流的研发机构不分高下。
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几个方面。首先，人力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在离开原来企业后会把技术带到新的企业里，同时会把创新向更广的第三方进行传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大规模地增加，这样就意味着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知识渊博的人才，会创造更多的“新知识”，知识的暂时相对过剩会导致企业与人才之间有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
其次，风险投资市场越来越完善。在封闭式创新的环境中，风险投资资源十分匮乏，而且是很多都投到了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或机构，新建立的企业想获得更多的有能力的专家很难。但现在新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风险机制和回报机制，对于资本与人力都具有极大的诱惑。
再次，研究成果面临更多的外部机会。市场竞争加快以后，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再加上一部分企业的研发成果转化机制不成熟，在内部研发成果得不到转化时，很多就会选择第二条路线，或与新资本、新企业等进行亲密接触，或在外部出现更多的合作方式。
最后，产业链在逐渐地完善，外部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在快速地提高，很多技术创新、服务等，可由外部提高比自己数量更充分、质量更上乘的产品和技术。同时，还有更多的非企业组织提供的更好的创新，比如高校。
诸如此类，这些破坏性的因素正在改变着企业封闭式创新的模式。因为技术的创新已经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创新蓄水池”，广泛传播着新的创新。
开放式创新——
墙里墙外香
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是旧的发展模式受阻碍时，新模式将会从中诞生。在知识垄断的时代里，封闭式创新模式可谓大展宏图。但现在很多知识专利已由集约式转向分散式，由一个企业掌握全部专利的时代慢慢结束。同时，大学、研究机构和高学历的人增多，创新的源头也逐渐增加。企业已不能承担包做一切创新的重任。因为在企业外部创新资源如此丰富的今天，如果仍然自力更生地创新，会极大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
如现在一家行业界的领导企业，要推某一新技术、新服务、新理念，就不必像以往那样对企业内部进行全面的培训或者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专家来研发创新，而是很容易就可以到企业以外的大学、研究机构遴选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成果为己而用。这些外部的创新资源很广，除了研究机构以外，还包括很多业务领域的供应商等各产业链上的组织。这样封闭式创新模式和创新逻辑将会被彻底打破。
这并不表示企业要停止所有的研发创新活动，而是要在创新活动中充分考虑企业内外的资源，也不必坚持所有的研究创新活动必须符合企业现在的需求。尽管有些成果暂时不被充分利用，但要进行好项目时间管理。在封闭式创新的模式下，这些封尘的研究成果，就变成了沉默成本了；但在新的模式下，他们会变成收入的潜在来源和未来业务发展的新平台。
知识分散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就像开源软件一样，直接导致实践的集中化。你不需要创新出最完美的创新成果，一样也能获胜。因为它可以整合内外的各种资源，及时、充分地利用不同的创新技术的视角、创新方式把各种技术整合在一起，会不断衍生出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
这样导致内部的研究部门需要改变角色，扩大研究人员的职责，除了促进技术创新以外，还要担任技术流动的中介人。企业的战略部门，对于风险资本的动向也需倍加关注。因为风险资本扶持的企业也是新市场机会的探路人，对于行业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开放式创新的最关键因素也即是提高自身获得、吸收和使用新知识的“新陈代谢”速度。
进行创新范式的转变
开放式创新也不是简单地依靠外部资源进行创新的模式。在不确定、复杂的环境下，完全依赖于外部创新，注定要失败。因为每家企业的创新技术皆不相同，想利用这些外部创新就存在着很多不可控性。有些外部企业会极力控制在行业系统中的关键技术，甚至还会设置一些障碍。如果是企业内部的创新的话，就会绕开这样的困难。
因此，实现开放式创新的企业，就需要具备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创新系统，从系统的层面去解决利用外部创新成果的问题。企业最好能够通过内部组织来清理各种复杂的组织关系，然后创造出一种组织架构来规范这些关系。利用这种组织架构去减少各种组织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并降低系统的复杂性，好的架构还能够为其他组织向该系统的建立贡献其专业知识。也就是构建一个创新的生态环境，企业内外的创新都能成为这个生态价值链上的一部分，并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创建这样一个开放式创新系统以后，就需要理清企业内外的创新活动，盘查哪些创新是对企业发展有利的，或发展新业务有利的；然后描绘出新的创新蓝图，弥补现有业务的差距，找出业务的盲点，利用外部专家评估外部技术，协议引进外部技术，向新建企业投资以实现尚未达到的目的。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原则是：利用内外部为客户创造价值，依靠企业内部的技术和资金获得一部分价值。其次是发展新业务，为企业找到创新的最佳商业模式，并把创新的流程加快。
同时，要充分利用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创新资源（科研项目）。最后是关注国家对开放式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随时调整创新的系统。
中国式突围
创新理念
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形势下，在大街小巷、各行各业，都可看到各式各样的关于创新的标语、条幅；还可以在各类会议上，听到对创新的论断与阐述；各类媒体也长篇累犊地报道创新。对于创新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好像谁不提创新，就是落后与保守的代表。其实，提出创新，并不是我们首创。早在1912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系统地研究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认为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在2006年初国家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尽管这些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有些是凭借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有的是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等；但都有其共同的特点：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除此之外，他们所获得的欧美日三方专利数占全世界的绝大多数。
但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据有关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科技创新的转化率也比较低。经济的增长也是长期依赖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驱动，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在加大。提高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成为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政策选择。因此，我国提出，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以此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是迫在眉睫。
创新模式
正在四面开花
尽管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已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但各种创新的模式也在“创新”的滋润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模式更多的是从一个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的，比如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更多的仍然局限在技术研发上，似乎在观念上、在管理上、在知识上、在信息化等方面投入的比较少。
有些大学、科研机构更多的是在人才和研发上，提出对创新的理解。那到底什么是创新型的大学、创新型的人才，怎样去培养，培养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可能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目前，创新模式主要集中在人才模式、教育模式、制度模式、知识模式等几种模式。
对于人才模式，这是所有的企业、机构团队用得最多的，也是创新效应来得最快的；似乎只要把人才的问题解决了，一切创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优秀的人才或创新型人才确实可以赢得创新所带来的回报，但如果没有开放式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人才模式的创新体系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对于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多与人才模式并用。一般是边引进创新型人才，边进行企业员工的教育培训，为企业等机构储备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此模式的目标比较长远，但多与其他的创新模式并用。如果能够把它放在企业内部的创新生态链上，它多发挥的作用会远远大于任何一种创新模式。
对于制度模式，它似乎离开放式创新模式最近。这就需要制度的制定者们具有开放式创新的理念，从制度上保证创新的进行。首先这个制度就应该是创新；否则制度反而会成为束缚创新的一张网，创新不成反被禁锢。
对于知识模式，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创新，也是所有创新的源泉。目前，国内企业采用的不是很多，在中国的外企如IBM、英特尔、思科等，采用的比较多。如清华大学的创新更多的是根本上解决创新的基本问题，进行一些创新的基础工作。这种模式，需要企业、团队等有足够的实力来做。
压力与危机中的
开放式创新
在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中，已有企业在应用开放式创新的模式，尽管不是很成熟，但是至少看到了一丝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维系下开放式创新；据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对500家大企业的调查表明，这些企业平均有5到6个战略联盟，而中国企业间恶性竞争愈发激烈，重复投入也不少数，所以中国企业提倡开放式创新是一种大环境的要求，可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但只学到了开放式创新的形，却没有学到其神，如节节后退的清华紫光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清华紫光自1988年创办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却始终未能逃脱分析家们的“中国企业寿命”预言——网络科技1至3年，一般为9年、最长不过13年。1996年就有扫描仪品牌，1999年A股深圳上市，2000年收购湖南古汉，2001年上半年紫光古汉就预亏，紧接着年赢利59万；股票从百元大股跌至十几元的小股，从清华产业的领头羊沦为IT产业股中的替罪羊。
从开放式创新的角度，紫光的后退是企业成长中创新体制、创新文化等存在缺陷所致，高速成长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首先，企业在早期就留下了一种非积极的满足于现状的“心态”。 如紫光前总裁张本正曾对外界说，他适合操作5亿元的企业，而对于操纵15亿元、50亿元的企业，他从未想过。这对于一个在竞争激烈环境里的企业而言，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坐享其成就等于慢性自杀。创新需要进取，需要积极向上的心态，胸无大志就会贻误商机。
其次，上市后的紫光只满足于收购古汉养生，只满足于盖紫光第二期大楼，而没把资金投入到可持续发展和科研上，而创新体制上更是没有。投入的科研经费不足营业额的5%，远远低于业界的同期平均水平，而IBM、联想、华为等投入科研的经费比例保持在25%以上，不断有新的科研成果问世。这样还导致了研发队伍的建设不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做到科研不断向前创新，向后切入市场，保持持续而充足的科研投入资金，稳定和壮大科研队伍，不断与国际接轨。创新体制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如果再加上创新人才的匮乏的话，大好的机会就会一个个地被失去。
再次，企业体制没有创新，这应该是紫光掣肘的本源。在没有脱离清华的体制下之前，紫光与同方的产业分工不明晰。同时，学校运营机制与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着矛盾，企业受到学校内部过多的干预。紫光与清华的关系没有摆正——企业不离学校，是可借学校科研力量发展壮大自己，企业是学校的科技孵化器，它可以进行科研转化，但绝不是把治校方针、学校体制照搬来管理企业。倘若联想没脱离中科院，按市场规律运行，也就不会有蛇吞大象的新联想。所以导致在用人上也存在很大的体制问题——引发了“编制文化”与“打工文化”的冲突，人心散失，能者不能上、庸者也不能下，出现“打工文化”向前引领，而“编制文化”往后拖拉。可以说是封闭与开放、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博弈。
最后，资本应该是开放式创新的工具，但紫光却变成了“长大”的催肥剂。比如兼并清华文通，收购三艾彩色印前公司、四川比威特网络公司、湖南“古汉养生精”等，没有把资本变成形成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利器，成为了资本的牺牲品。同时，尽管紫光较早确立了“开发自有技术，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战略，并与IBM、英特尔、施乐、海得堡等签署了战略联盟，但满足代理、照搬国外模式，且无技术研发的增值，弄得联盟伙伴移情别恋。尽管开放了，却没有创新。
创新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
目前，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中国IT企业有一万多家，作为高科技企业的重要群体，他们应该是中国创新力量的重要一支。事实上，因为企业数量庞大、资源分散，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时间”停下来研究创新理论，更多来实践“创新”，或很多是采用“拿来主义”的办法，生吞活剥别人的“经验”或理论。为此，很多企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爱多、科利华等红极一时的IT企业。当然，尽管国内也有很多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和咨询企业，但因为企业没有开放式创新的理念，或没有资源研究创新来支持企业的发展，或没有专门的创新体制等元素；所以企业整体上创新的质量不高，同时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也比较低。
这些都是创新模式跟不上发展所致，如果具有了开放式创新，至少八成以上的创新成果不会呼呼睡大觉。教育部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目前虽然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6000项至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0%。科技部的数据也显示，我国从1985年至今已经拥有专利成果300余万项，但实际转化率不足20％。转化的这部分成果，也多为企业或校办企业，很少有在开放式创新的体系中转化的。
一边是企业需要大量的创新成果，“眼睛都瞪圆了，在急得嗷嗷叫”，一边是高置保险柜的科研创新成果，“无人问津”。这种矛盾导致了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两层皮。创新成果的闲置，是对科技人才和资本的双重浪费。据科技部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是3200万人，研发人员的总数已经达到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字显示，“十五”期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约4900亿元，是“九五”时期的两倍多，年均增速为17.4%。2005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
创新，时下的热门词汇。但是，当前人们对创新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误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在知识性人才流动不断加强、资本越来越活跃的环境下，破坏性创新对人类提出巨大的挑战。开放式创新，以全新的视角，为企业的发展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提供一种新的思维。
走出实验室
亨利·切萨布洛(Henry Chesbrough)在《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一书中写道：
不进行创新的公司必然灭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这一点对于每个公司来说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你的公司应当怎样创新呢？过去，成功创新的关键在于公司拥有设备优良的实验室；然而今天，知识的广泛传播已经使对此类设备的控制变得不太可行。竞争优势通常来源于高效地使用别人的发明创造。不再完全依靠公司内部的计划、想法来发展业务，开放式创新途径能够有效地利用公司内外的所有创意。
诞生于自家实验室的封闭式创新
20世纪早期的企业成功，绝大部分因素来源于：企业自身实验室对市场核心技术的开发掌握，并进行商业模式的转化。但现在很多行业领导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却明显下降了，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反思企业这种创新模式就会发现：现有的这种创新——封闭式创新，是需要对其创新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公司把自己的创意进行开发与研制，推向市场，自己提供分销、服务和资金以及技术的支持。这种创新模式需要企业自力更生，企业似乎也担心别人的创新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有效性和性能。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创新具有更多的封闭性，主要关注企业内部。形成的固有思维具体表现在：企业必须雇用最好和最聪明的员工，这样行业内最能干的人才会为自己工作；为了把新产品和新服务引进市场，必须自身研制开发；对于企业自身开发出的新技术，一定能够首先引入市场；那些首先将创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的企业通常都是赢家；如果在研发的投资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的话，那么就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并进一步引领市场潮流；企业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免竞争对手从其自身的创新发明中获利。
封闭式创新是一种企业内部的良性封闭循环，创新的知识产权被企业严密地保护着，其他企业无法获得这些创新而为自己谋利。企业对外部的关注，也只是更多地在乎竞争对手的研发动态、市场占有情况等，所以企业内部的研究和开发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时代优势，那就是市场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能够进入市场的项目都是经过内部多次淘汰筛选的结果。当然，也淘汰了很多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
内部创新
已碍发展的车轮
“对于创新活动来说，21世纪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查尔斯·狄更斯说。事实上，20世纪晚期的很多外部环境已经影响到了封闭式创新，并且开始侵蚀着这种创新模式的根基。
如拥有20世纪最先进贝尔实验室的朗讯科技公司，在与思科公司争夺远程通信设备市场中却败北，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把大量资源放在开发新材料、高精尖的元件和系统上，仍不放松对未来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研究的朗讯失败了？
其实，在创新竞争的领导权上，思科采取了全新的创新竞争策略。它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新建企业——他们都充满了活力，发展迅猛，并向市场已经成功地推出了新的产品与服务；然后投资于他们，或采用简单地与之合伙的方式，或者收购。因为这些公司很多是一些如朗讯、IBM等企业的老员工创建，这些人会把原公司的一些开发项目带到新公司里面，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创新，开发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所以思科借助这种模式，就能保持着较高的研发速度和丰硕的研发成果，与一流的研发机构不分高下。
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几个方面。首先，人力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在离开原来企业后会把技术带到新的企业里，同时会把创新向更广的第三方进行传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大规模地增加，这样就意味着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知识渊博的人才，会创造更多的“新知识”，知识的暂时相对过剩会导致企业与人才之间有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
其次，风险投资市场越来越完善。在封闭式创新的环境中，风险投资资源十分匮乏，而且是很多都投到了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或机构，新建立的企业想获得更多的有能力的专家很难。但现在新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风险机制和回报机制，对于资本与人力都具有极大的诱惑。
再次，研究成果面临更多的外部机会。市场竞争加快以后，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再加上一部分企业的研发成果转化机制不成熟，在内部研发成果得不到转化时，很多就会选择第二条路线，或与新资本、新企业等进行亲密接触，或在外部出现更多的合作方式。
最后，产业链在逐渐地完善，外部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在快速地提高，很多技术创新、服务等，可由外部提高比自己数量更充分、质量更上乘的产品和技术。同时，还有更多的非企业组织提供的更好的创新，比如高校。
诸如此类，这些破坏性的因素正在改变着企业封闭式创新的模式。因为技术的创新已经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创新蓄水池”，广泛传播着新的创新。
开放式创新——
墙里墙外香
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是旧的发展模式受阻碍时，新模式将会从中诞生。在知识垄断的时代里，封闭式创新模式可谓大展宏图。但现在很多知识专利已由集约式转向分散式，由一个企业掌握全部专利的时代慢慢结束。同时，大学、研究机构和高学历的人增多，创新的源头也逐渐增加。企业已不能承担包做一切创新的重任。因为在企业外部创新资源如此丰富的今天，如果仍然自力更生地创新，会极大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
如现在一家行业界的领导企业，要推某一新技术、新服务、新理念，就不必像以往那样对企业内部进行全面的培训或者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专家来研发创新，而是很容易就可以到企业以外的大学、研究机构遴选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成果为己而用。这些外部的创新资源很广，除了研究机构以外，还包括很多业务领域的供应商等各产业链上的组织。这样封闭式创新模式和创新逻辑将会被彻底打破。
这并不表示企业要停止所有的研发创新活动，而是要在创新活动中充分考虑企业内外的资源，也不必坚持所有的研究创新活动必须符合企业现在的需求。尽管有些成果暂时不被充分利用，但要进行好项目时间管理。在封闭式创新的模式下，这些封尘的研究成果，就变成了沉默成本了；但在新的模式下，他们会变成收入的潜在来源和未来业务发展的新平台。
知识分散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就像开源软件一样，直接导致实践的集中化。你不需要创新出最完美的创新成果，一样也能获胜。因为它可以整合内外的各种资源，及时、充分地利用不同的创新技术的视角、创新方式把各种技术整合在一起，会不断衍生出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
这样导致内部的研究部门需要改变角色，扩大研究人员的职责，除了促进技术创新以外，还要担任技术流动的中介人。企业的战略部门，对于风险资本的动向也需倍加关注。因为风险资本扶持的企业也是新市场机会的探路人，对于行业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开放式创新的最关键因素也即是提高自身获得、吸收和使用新知识的“新陈代谢”速度。
进行创新范式的转变
开放式创新也不是简单地依靠外部资源进行创新的模式。在不确定、复杂的环境下，完全依赖于外部创新，注定要失败。因为每家企业的创新技术皆不相同，想利用这些外部创新就存在着很多不可控性。有些外部企业会极力控制在行业系统中的关键技术，甚至还会设置一些障碍。如果是企业内部的创新的话，就会绕开这样的困难。
因此，实现开放式创新的企业，就需要具备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创新系统，从系统的层面去解决利用外部创新成果的问题。企业最好能够通过内部组织来清理各种复杂的组织关系，然后创造出一种组织架构来规范这些关系。利用这种组织架构去减少各种组织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并降低系统的复杂性，好的架构还能够为其他组织向该系统的建立贡献其专业知识。也就是构建一个创新的生态环境，企业内外的创新都能成为这个生态价值链上的一部分，并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创建这样一个开放式创新系统以后，就需要理清企业内外的创新活动，盘查哪些创新是对企业发展有利的，或发展新业务有利的；然后描绘出新的创新蓝图，弥补现有业务的差距，找出业务的盲点，利用外部专家评估外部技术，协议引进外部技术，向新建企业投资以实现尚未达到的目的。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原则是：利用内外部为客户创造价值，依靠企业内部的技术和资金获得一部分价值。其次是发展新业务，为企业找到创新的最佳商业模式，并把创新的流程加快。
同时，要充分利用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创新资源（科研项目）。最后是关注国家对开放式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随时调整创新的系统。
中国式突围
创新理念
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形势下，在大街小巷、各行各业，都可看到各式各样的关于创新的标语、条幅；还可以在各类会议上，听到对创新的论断与阐述；各类媒体也长篇累犊地报道创新。对于创新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好像谁不提创新，就是落后与保守的代表。其实，提出创新，并不是我们首创。早在1912年，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系统地研究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认为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在2006年初国家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尽管这些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有些是凭借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有的是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等；但都有其共同的特点：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除此之外，他们所获得的欧美日三方专利数占全世界的绝大多数。
但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据有关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科技创新的转化率也比较低。经济的增长也是长期依赖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驱动，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在加大。提高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成为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政策选择。因此，我国提出，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以此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是迫在眉睫。
创新模式
正在四面开花
尽管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已紧锣密鼓地开展了起来，但各种创新的模式也在“创新”的滋润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模式更多的是从一个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的，比如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更多的仍然局限在技术研发上，似乎在观念上、在管理上、在知识上、在信息化等方面投入的比较少。
有些大学、科研机构更多的是在人才和研发上，提出对创新的理解。那到底什么是创新型的大学、创新型的人才，怎样去培养，培养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可能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目前，创新模式主要集中在人才模式、教育模式、制度模式、知识模式等几种模式。
对于人才模式，这是所有的企业、机构团队用得最多的，也是创新效应来得最快的；似乎只要把人才的问题解决了，一切创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优秀的人才或创新型人才确实可以赢得创新所带来的回报，但如果没有开放式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人才模式的创新体系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对于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多与人才模式并用。一般是边引进创新型人才，边进行企业员工的教育培训，为企业等机构储备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此模式的目标比较长远，但多与其他的创新模式并用。如果能够把它放在企业内部的创新生态链上，它多发挥的作用会远远大于任何一种创新模式。
对于制度模式，它似乎离开放式创新模式最近。这就需要制度的制定者们具有开放式创新的理念，从制度上保证创新的进行。首先这个制度就应该是创新；否则制度反而会成为束缚创新的一张网，创新不成反被禁锢。
对于知识模式，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创新，也是所有创新的源泉。目前，国内企业采用的不是很多，在中国的外企如IBM、英特尔、思科等，采用的比较多。如清华大学的创新更多的是根本上解决创新的基本问题，进行一些创新的基础工作。这种模式，需要企业、团队等有足够的实力来做。
压力与危机中的
开放式创新
在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中，已有企业在应用开放式创新的模式，尽管不是很成熟，但是至少看到了一丝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维系下开放式创新；据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对500家大企业的调查表明，这些企业平均有5到6个战略联盟，而中国企业间恶性竞争愈发激烈，重复投入也不少数，所以中国企业提倡开放式创新是一种大环境的要求，可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但只学到了开放式创新的形，却没有学到其神，如节节后退的清华紫光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清华紫光自1988年创办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却始终未能逃脱分析家们的“中国企业寿命”预言——网络科技1至3年，一般为9年、最长不过13年。1996年就有扫描仪品牌，1999年A股深圳上市，2000年收购湖南古汉，2001年上半年紫光古汉就预亏，紧接着年赢利59万；股票从百元大股跌至十几元的小股，从清华产业的领头羊沦为IT产业股中的替罪羊。
从开放式创新的角度，紫光的后退是企业成长中创新体制、创新文化等存在缺陷所致，高速成长只不过是一种假象。首先，企业在早期就留下了一种非积极的满足于现状的“心态”。 如紫光前总裁张本正曾对外界说，他适合操作5亿元的企业，而对于操纵15亿元、50亿元的企业，他从未想过。这对于一个在竞争激烈环境里的企业而言，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坐享其成就等于慢性自杀。创新需要进取，需要积极向上的心态，胸无大志就会贻误商机。
其次，上市后的紫光只满足于收购古汉养生，只满足于盖紫光第二期大楼，而没把资金投入到可持续发展和科研上，而创新体制上更是没有。投入的科研经费不足营业额的5%，远远低于业界的同期平均水平，而IBM、联想、华为等投入科研的经费比例保持在25%以上，不断有新的科研成果问世。这样还导致了研发队伍的建设不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做到科研不断向前创新，向后切入市场，保持持续而充足的科研投入资金，稳定和壮大科研队伍，不断与国际接轨。创新体制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如果再加上创新人才的匮乏的话，大好的机会就会一个个地被失去。
再次，企业体制没有创新，这应该是紫光掣肘的本源。在没有脱离清华的体制下之前，紫光与同方的产业分工不明晰。同时，学校运营机制与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着矛盾，企业受到学校内部过多的干预。紫光与清华的关系没有摆正——企业不离学校，是可借学校科研力量发展壮大自己，企业是学校的科技孵化器，它可以进行科研转化，但绝不是把治校方针、学校体制照搬来管理企业。倘若联想没脱离中科院，按市场规律运行，也就不会有蛇吞大象的新联想。所以导致在用人上也存在很大的体制问题——引发了“编制文化”与“打工文化”的冲突，人心散失，能者不能上、庸者也不能下，出现“打工文化”向前引领，而“编制文化”往后拖拉。可以说是封闭与开放、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博弈。
最后，资本应该是开放式创新的工具，但紫光却变成了“长大”的催肥剂。比如兼并清华文通，收购三艾彩色印前公司、四川比威特网络公司、湖南“古汉养生精”等，没有把资本变成形成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利器，成为了资本的牺牲品。同时，尽管紫光较早确立了“开发自有技术，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战略，并与IBM、英特尔、施乐、海得堡等签署了战略联盟，但满足代理、照搬国外模式，且无技术研发的增值，弄得联盟伙伴移情别恋。尽管开放了，却没有创新。
创新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
目前，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中国IT企业有一万多家，作为高科技企业的重要群体，他们应该是中国创新力量的重要一支。事实上，因为企业数量庞大、资源分散，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时间”停下来研究创新理论，更多来实践“创新”，或很多是采用“拿来主义”的办法，生吞活剥别人的“经验”或理论。为此，很多企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爱多、科利华等红极一时的IT企业。当然，尽管国内也有很多专门的院校、研究机构和咨询企业，但因为企业没有开放式创新的理念，或没有资源研究创新来支持企业的发展，或没有专门的创新体制等元素；所以企业整体上创新的质量不高，同时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也比较低。
这些都是创新模式跟不上发展所致，如果具有了开放式创新，至少八成以上的创新成果不会呼呼睡大觉。教育部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高校目前虽然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6000项至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0%。科技部的数据也显示，我国从1985年至今已经拥有专利成果300余万项，但实际转化率不足20％。转化的这部分成果，也多为企业或校办企业，很少有在开放式创新的体系中转化的。
一边是企业需要大量的创新成果，“眼睛都瞪圆了，在急得嗷嗷叫”，一边是高置保险柜的科研创新成果，“无人问津”。这种矛盾导致了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两层皮。创新成果的闲置，是对科技人才和资本的双重浪费。据科技部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是3200万人，研发人员的总数已经达到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字显示，“十五”期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约4900亿元，是“九五”时期的两倍多，年均增速为17.4%。2005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