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条诗歌流脉，分别由以殷夫、蒲风为代表的“左联”作家和以戴望舒、卞之琳领衔的“现代诗派”承载，各自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近些年已成为诗评界的热点话题。只是由于“诗歌回到本体”研究思路的被推崇，使现代主义诗歌备受宠爱，而对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左翼诗歌研究则相对冷清。
　　事实上，回归诗歌本体并不意味着要舍弃诗歌发生的文学场域和历史语境，正是针对这一理论背景和研究状态，张林杰博士的著作《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努力将都会环境和都市文化形态作为重审整个1930年代诗歌的视角，构建独特的城市一诗学的理论范式。作者首先从文学与都市环境的外部联系出发，以1930年代的上海和北平为圆心，探讨在现代都市文化空间中诗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如商业与政治因素对诗坛的深切影响，由此揭示出诗人诗学立场的分化所导致的文化角色、诗学策略等方面的改变，进而深入诗歌本体，在扎实的文本爬梳、读解中，体会诗人的现代性心灵困境及其对创作视角、意象和语言技巧等诗歌精神和艺术特征的影响。这样，就有效地达到了“反映城市的文本”与“文本中的城市”的融合、统一，以文化之维的大胆拓展，实现了新诗研究领域中一次极具拓荒性的成功尝试。
　　京沪两地都市文化地位的更迭，推动了1930年代文坛新格局的形成。左翼诗歌与现代诗派的抵牾和竞争，都与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密切关联。上海以其强大的城市表征。深刻影响了一批作家特别是现代派诗人的文学想象。谢冕先生曾指出：新诗的现代化倾向是属于城市和城市知识分子的。张著正是撷取城市视角统观两大诗潮，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厘清了左翼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内在联系，从而打破了两大诗潮的分野，使1930年代诗欧呈现出新的整体风貌。作者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梳理，挖掘出了新兴都市上海对两股诗潮共通的塑造力：1930年代上海的环境孕育了左翼诗歌(偏重于都市的政治斗争环境)与现代派诗歌(偏重于都市的商业化氛围)的情感和表达形式，并以现代的传播方式促进了它们的流通，通过自身的国际化环境及时为诗人提供了世界最新政治、诗歌潮流方面的信息。同时，作者在肯定两股潮流共有的对÷现代都市文明同质的批判立场时，继续深入探寻二者的异质表现：左翼诗人是从阶级和社会矛盾的角度深入大众、对都市展开批判的，带有明显的公共性质；而现代主义诗人则更多是从超脱烦嚣现实的人性和生命立场展开都市批判，力图把都市个体的生存体验转化为审美的艺术经验，在新的感觉与体验中寄托现代都市生活所带来的迷惘，因而带有“私人”性的自鸣特点，从而清晰有序地勾勒出左翼诗歌与现代派诗歌之间公与私、人与出、功利化与反功利化的对立制约关系。这样缜密的辨证思维使作者在剖析某一流派诗人、诗作时，既关注其抒情群落的集体特征，也不放过对单独个体艺术相的探幽索隐。如在分析殷夫的作品时，作者便注意到其诗学追求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殊异，指出他始终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个性化的现代性追求。这种揭示更为真实深入地贴近了左翼诗歌，捕捉到了诗人心灵的云谲波诡。应当说，在近年的文学研究中，“文学中的城市”多是以李默梵、王德威等学者开创的文化—文学的研究范式被不断地叠加想象，注重摩登物质文化触发的日常生活现代性，而左翼诗歌显然被研究者们置于此类想象之外。张著则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谨慎对待这种想象，以都市为纽带将蕴涵国家革命现代性的左翼诗歌重新置于话语场，这无疑丰富了中国新诗现代性的表现内涵，表现出本书最具光彩的创新之处。
　　在将都市视角引入现代诗学谱系的过程中，作者始终注重诗歌对“城市性”的表达。城市文学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表现城市形态”的反映论模式，城市性不只是对城市生活形态的记录，它还可以存在于非城市文学的知识谱系中。如吴思敬所说：城市化的进程，不仅催生了大量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而且还对写农村的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市化的视野所观照的不仅是城市，同时也包括农村。回到城市文学赖以生成的本土语境，注重诗人城市性表达时流露出的都市记忆与乡土情怀的纠结，正是张著对都市诗歌研究的又一拓新。作者认为大部分左翼诗人力图从“时代”的高度书写当时农村动荡和破产的现实，这表现出1930年代诗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同时，在一些诗人脑海里，乡村成为通过自然与田园风情使他们获得解放感的超越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作为都市现实的“它者”被构造出来的乌托邦。诗人的社会使命感与始终挥之不去的田园情思，体现着他们的入世情怀与出世之思。也是中国传统精神情调的本质承续。在全书的论述中，作者始终注意发掘都市语境下诗人身上承袭的传统文化因子，并考量它在诗人修辞策略中内化的方式，从而得出一些颇具新意的观点：如现代诗人们不习惯于欣赏和表现机械的“力”之美，这与他们所受的“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惯性影响有关；再如戴望舒诗歌表达出来的“哀而不伤”的传统情韵，卞之琳对旧都的怀古幽思，都体现出诗人身上的民族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张力。众多观点的阐发，以微观的方式映衬出了中国新诗在现代与传统结构中的流变。作者意识到，在中国的语境中考虑现代都市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无法忽视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显性文化的强大内驱力；只是在作者的眼中，1930年代的诗人虽然在精神和文化血脉上与乡土生活、田园情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对其的沉迷与怀恋，实际上依然是透过特定的都市人的视境完成的。来到城市的诗人对其它非城市因素的情感投射，实际上依然没有超出城市诗学的框架。
　　面对纷繁多彩的城市文本，有些研究者习惯使用“欲望、孤独、惶惑、批判”等等传统主题去认证，其结果是往往忽视了城市文本的丰富性。都市诗歌不仅是对具有相似诗学主题的文本进行命名，它应涵盖由都市所孕育的代表都市艺术形式的所有文本。可贵的是，作者刻意远离当下话语场的阐释惯性，重视挖掘其诗美的文本肌理，以历史化的眼光还原诗歌在它产生的特定历史、社会、文化场中的艺术独立性，认为1930年代的都市环境引发的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情的诗美意识，开始逐步取代独尊“自然”的传统诗美意识，并表现出新的艺术特征，随之他深入诗歌本体，开始寻觅其新质表现；特别是注意到本雅明“都市浪荡子”的观物姿态在诸多诗作中的体现，如戴望舒、殷夫的诗歌都存在着以电影摄像式的视角捕捉客观化的平凡生活、在平易低调中淘洗诗情的特点。在分析新的诗歌艺术技巧时，作者着力提取其繁复的意象排列、文字符号的形象变化、色线光影效果的营造与通感修辞的运用等几个特点。虽然这些艺术形式不会集中在某一位诗人身上呈现，甚至不同流派的诗人在都市意识以及艺术倾向上还会有所抵牾，但他们的艺术运思大都会与现代都市繁复的空间、时间交错应和，现代诗形的成长与都市文化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
　　1980年代以来，在讨论现代城市文学的论著中，严家炎先生的《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可视为此类研究的创始性论文，此后对现代城市文学特别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叙事以及90年代小说的研究已蔚为大观。不过，研究者的重心多眷顾于更为贴近大众审美趣味的小说。而对都市诗歌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却始终没出现综合、系统的理论性专著。究其原因，是因为研究者们往往把都市看成对诗歌题材的拓展，极少有人将其纳入到影响现代诗歌发展的宏观高度上来认识。而张林杰博士这本专著的出版，则为1930年代的新诗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一般说来。每一新领域的拓荒者在发现之功背后，往往存在着对论题整合不足、论证欠深入等遗憾，可贵的是，张林杰的诗学探索并未仅仅局限于“都市诗歌”本身而陷入自足封闭的体系里，他以颇具驾驭力的宏观思维，将整个新诗的生存状况、诗歌潮流的变化消长、诗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诗学主题、诗艺的变迁等，统一于城市—诗学的主题之下，并以慎严细密的思考和扎实稳健的笔力娓娓道来，从而更新了诗歌的某些知识结构，表现出学院式的智性与规范。至于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用笔力度不足，并没有影响到这本专著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建设性意义；相反倒昭示出对都市诗歌的研究还有许多可待拓展的论述空间。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