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12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兩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24岁，傅21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11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丈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