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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12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兩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24岁,傅21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11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丈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兩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24岁,傅21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11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丈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