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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5年后，小说《大清相国》大火了一把。
“大火”源于2013年底某杂志一篇题为《王岐山脸谱》的报道，文中提及王岐山曾向下属推荐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
这不是王岐山推荐《大清相国》一书的说法首次见诸报端。按该书作者王跃文的说法，早在《大清相国》2007年出版后，就曾有北京某家媒体报道过王岐山推荐该书的消息，王跃文家乡的长沙媒体还进行了转载。
王跃文的多部作品均将关注的焦点对准官场，故而他常被称为“官场小说”作家。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关注的也是官场，只不过王跃文将视线对准的是三百多年前清康熙年间的官场。
这不是王跃文第一部描述官场的小说。早在1999年5月，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后即引发反响，半年之内先后加印5次。此后，《青瓷》《驻京办主任》《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一批小说获得追捧。
不受欢迎的标签
对包括王跃文在内的诸多被冠以“官场小说”的作家而言，他们大都并不喜欢“官场小说”和“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
2006年出版的小说《青瓷》封面印有“中国式关系”几个字，在作者浮石眼里，这是他抗拒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态度宣示。浮石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社会关系小说”。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总会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仅是因为揭示出某些官场规则就被定义为“官场小说”，“那是不太严密的。”
任何人都可能有多重角色。浮石说，作为一个省长、市长有其职务性的一面，但他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人的老公，一个人的父亲，另一个人的孩子，等等。“为什么我的书不能简单地称为‘官场小说’？因为我在书中把官员的职务属性当作一个生存的环境、一个角色的定位，而我更多地是展示他（她）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那一面。”
因为《国画》的风行，作者王跃文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 但他同样向本刊记者鲜明地表达了对“官场文学作家”的抗拒，“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以简单地贴标签。一纸‘官场小说’的标签贴上去，作家同作家之间的区别没有了，作品同作品之间的区别没有了。”
尽管一些作者抗拒“官场小说作家”标签，近些年的出版市场贴上“官场文学”标签的文学作品风行，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官场小说，是类型小说中最为行销的。”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对本刊记者说，传统文学题材分类并没有“官场文学”一说，“官场文学”概念的横空出世，更多是出版商出于市场目的制造出来的。
“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
白烨认为，当前所谓“官场小说”的前身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改革小说”、“反腐小说”—代表作包括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等。白烨对本刊记者分析说，这些作品大多注重“从保守与改革、营私与为公、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矛盾冲突的展示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这个时代的正气”。而现在的“官场小说”更多聚焦于不同观念与不同利益的官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官场规则、政治文化中的适应、纠结与感受。
这也正是当前“官场小说”引发争议的关键所在。
与早期“新改革小说”和“反腐小说”中总能读到浩然正气的主旋律不同，当前的“官场小说”因为更注目于官场生存之道而被一些人称为“官场教科书”。以近年热销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等“官场小说”为例，笔墨聚焦于中下层公务员，着力描写的是这个群体身处官场的身心挣扎和官场应对。
2010年6月，《侯卫东官场笔记》正式出版，延续了早先在网络连载时受追捧的景况，迄今已出版到第八部，作者小桥老树累计写了超过800个章节。加上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盗版，无人知道该书的真正发行量。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某机构2011年11月发布的“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小桥老树以23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位列第17位。
在“榜样”的激励下，大量打着“官场小说”旗号的书籍跟风而起。根据白烨的调查观察，其中比较好的并不多，坏书也不是很多，大量的是中间状态。
白烨认为，好的作品在描述官场现实时，侧重于正与邪的博弈，并带有一种自省意味，对人们认识现状、反观官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一些质量欠佳的作品可能滞笔于对各种腐败现象的展示，难以提供正面的意义；至于“等而下之的作品”则把官场描写得漆黑一团，有意鼓吹所谓“厚黑学”。
“官场小说”所以受到追捧，在白烨看来，有文学的因素，更有非文学的因素。文学的因素在于，直面现实一直是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取向，当然会常常涉及官场；非文学的因素在于，这一题材的不断盛行，适应了一种务实性的阅读需求，这种务实性需求“包括身在公务员体制之中想借以认知现实的，或为准备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了解情况的，当然也不乏想看看官场与官员的热闹的”。
“究其根本，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与权力崇拜意识在暗中主导，基本是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白烨说。
“不同的小说会呈现不同的真理”
官场始终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这也是浮石等人不愿意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原因之一，但官场确又是一种客观存在。 “当权力的运行机制跟每个人都发生某种血肉关联的时候，作家不去写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浮石说。
并不是人人都想“当官”，但人人都期待能进入社会的主流。在小说《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看来，追求进入主流是人生追求的根本性冲动。“社会主流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在中国，离不开官场。”黄晓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集中了社会“最精英的人群”，这是现行的社会规则和分配方式自然形成的。
不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多个出版商均证实，2012年以来“官场小说”的出版有收紧的趋势，近一年的时间图书市场基本未再有新的“官场小说”出版。知名出版商“凤凰联动”总编辑李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证实，《二号首长》一、二部风靡全国后，黄晓阳的《二号首长3》迄今仍留在编辑的电脑里，正式出版尚无时间表。
宣扬潜规则、影射官场，这是一些人对《二号首长》的批评。对此，黄晓阳表示明确反对。“我写的不是潜规则，我写的是规则。”
王跃文的《大清相国》也曾被批评“灰色格调”。
“我更想说我的小说底色是真实的。”王跃文非常赞同美国作家海明威1937年一次演讲中的说法：作家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要向读者描述真实。
“海明威同时表示，描述真实的时候要以揭示真理的存在为前提。我同样赞同这个说法。”王跃文说，不同的小说会呈现不同的真理，但如果在小说里先验地植入某种虚妄的真理，小说会变得非常苍白无力。
“大火”源于2013年底某杂志一篇题为《王岐山脸谱》的报道，文中提及王岐山曾向下属推荐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
这不是王岐山推荐《大清相国》一书的说法首次见诸报端。按该书作者王跃文的说法，早在《大清相国》2007年出版后，就曾有北京某家媒体报道过王岐山推荐该书的消息，王跃文家乡的长沙媒体还进行了转载。
王跃文的多部作品均将关注的焦点对准官场，故而他常被称为“官场小说”作家。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关注的也是官场，只不过王跃文将视线对准的是三百多年前清康熙年间的官场。
这不是王跃文第一部描述官场的小说。早在1999年5月，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后即引发反响，半年之内先后加印5次。此后，《青瓷》《驻京办主任》《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一批小说获得追捧。
不受欢迎的标签
对包括王跃文在内的诸多被冠以“官场小说”的作家而言，他们大都并不喜欢“官场小说”和“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
2006年出版的小说《青瓷》封面印有“中国式关系”几个字，在作者浮石眼里，这是他抗拒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态度宣示。浮石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社会关系小说”。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总会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仅是因为揭示出某些官场规则就被定义为“官场小说”，“那是不太严密的。”
任何人都可能有多重角色。浮石说，作为一个省长、市长有其职务性的一面，但他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人的老公，一个人的父亲，另一个人的孩子，等等。“为什么我的书不能简单地称为‘官场小说’？因为我在书中把官员的职务属性当作一个生存的环境、一个角色的定位，而我更多地是展示他（她）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那一面。”
因为《国画》的风行，作者王跃文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 但他同样向本刊记者鲜明地表达了对“官场文学作家”的抗拒，“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以简单地贴标签。一纸‘官场小说’的标签贴上去，作家同作家之间的区别没有了，作品同作品之间的区别没有了。”
尽管一些作者抗拒“官场小说作家”标签，近些年的出版市场贴上“官场文学”标签的文学作品风行，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官场小说，是类型小说中最为行销的。”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对本刊记者说，传统文学题材分类并没有“官场文学”一说，“官场文学”概念的横空出世，更多是出版商出于市场目的制造出来的。
“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
白烨认为，当前所谓“官场小说”的前身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改革小说”、“反腐小说”—代表作包括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等。白烨对本刊记者分析说，这些作品大多注重“从保守与改革、营私与为公、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矛盾冲突的展示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这个时代的正气”。而现在的“官场小说”更多聚焦于不同观念与不同利益的官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官场规则、政治文化中的适应、纠结与感受。
这也正是当前“官场小说”引发争议的关键所在。
与早期“新改革小说”和“反腐小说”中总能读到浩然正气的主旋律不同，当前的“官场小说”因为更注目于官场生存之道而被一些人称为“官场教科书”。以近年热销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等“官场小说”为例，笔墨聚焦于中下层公务员，着力描写的是这个群体身处官场的身心挣扎和官场应对。
2010年6月，《侯卫东官场笔记》正式出版，延续了早先在网络连载时受追捧的景况，迄今已出版到第八部，作者小桥老树累计写了超过800个章节。加上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盗版，无人知道该书的真正发行量。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某机构2011年11月发布的“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小桥老树以23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位列第17位。
在“榜样”的激励下，大量打着“官场小说”旗号的书籍跟风而起。根据白烨的调查观察，其中比较好的并不多，坏书也不是很多，大量的是中间状态。
白烨认为，好的作品在描述官场现实时，侧重于正与邪的博弈，并带有一种自省意味，对人们认识现状、反观官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一些质量欠佳的作品可能滞笔于对各种腐败现象的展示，难以提供正面的意义；至于“等而下之的作品”则把官场描写得漆黑一团，有意鼓吹所谓“厚黑学”。
“官场小说”所以受到追捧，在白烨看来，有文学的因素，更有非文学的因素。文学的因素在于，直面现实一直是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取向，当然会常常涉及官场；非文学的因素在于，这一题材的不断盛行，适应了一种务实性的阅读需求，这种务实性需求“包括身在公务员体制之中想借以认知现实的，或为准备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了解情况的，当然也不乏想看看官场与官员的热闹的”。
“究其根本，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与权力崇拜意识在暗中主导，基本是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白烨说。
“不同的小说会呈现不同的真理”
官场始终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这也是浮石等人不愿意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原因之一，但官场确又是一种客观存在。 “当权力的运行机制跟每个人都发生某种血肉关联的时候，作家不去写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浮石说。
并不是人人都想“当官”，但人人都期待能进入社会的主流。在小说《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看来，追求进入主流是人生追求的根本性冲动。“社会主流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在中国，离不开官场。”黄晓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集中了社会“最精英的人群”，这是现行的社会规则和分配方式自然形成的。
不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多个出版商均证实，2012年以来“官场小说”的出版有收紧的趋势，近一年的时间图书市场基本未再有新的“官场小说”出版。知名出版商“凤凰联动”总编辑李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证实，《二号首长》一、二部风靡全国后，黄晓阳的《二号首长3》迄今仍留在编辑的电脑里，正式出版尚无时间表。
宣扬潜规则、影射官场，这是一些人对《二号首长》的批评。对此，黄晓阳表示明确反对。“我写的不是潜规则，我写的是规则。”
王跃文的《大清相国》也曾被批评“灰色格调”。
“我更想说我的小说底色是真实的。”王跃文非常赞同美国作家海明威1937年一次演讲中的说法：作家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要向读者描述真实。
“海明威同时表示，描述真实的时候要以揭示真理的存在为前提。我同样赞同这个说法。”王跃文说，不同的小说会呈现不同的真理，但如果在小说里先验地植入某种虚妄的真理，小说会变得非常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