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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大学核心地带的静园草坪，两侧规整排列着六处三合院落。这里曾经是中文、历史、哲学等系科的办公地点，如今灰顶红色小门楼上的紫藤花依然开得喧嚷，而精巧古雅的院落已经腾空。
一座崭新的“燕京学堂”，将在这座刚刚度过116岁生日的古老校园中诞生。
差不多90年前，这六座院落中的四座，曾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如今，它们经过改造，将成为住宿学院，重新迎来青年在此生息。而静园草坪地下，将安放燕京学堂的讲台、教室。
5月5日，北京大学举行了“燕京学堂”启动仪式。自2015年秋天起，每年将有来自海内外顶尖大学的100名学生走进北大核心地带，修读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
燕京学堂明确宣示，其宗旨是“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领导者”。
项目启动次日，远在非洲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了与他同年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的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
北大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今天的打拼，就是要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争夺人才。
落址于燕园美景之中的燕京学堂，对于这所古老大学的布局发展，还有更多意涵。
5月4日到访北大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
建立中国有话语权的“中国学”
提及“中国学”，很多人会有陌生感，学界对此概念也尚无定论。而当中国日益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因素，清晰定义“中国学”，构建中国学学科，成为紧要课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与中国学相近的概念有三个。
一是西方大学里都有的，属于“地域研究”系统里“东亚研究”中的中国研究专业，是一个规模不大，相对边缘化的学科。
二是传统的汉学，它源于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更像是静态的博物馆式的文化研究，却“并没有联系到现代世界中存在着的中国和活生生的中国人”。
第三种研究传统，关注中国现实，研究者由西方一批政界、军界、情报界、政策智库和媒体人出身的中国观察家组成，主要对中国时事进行观察评论，并非学术性。
“无论是汉学传统、地域研究传统，还是‘中国观察’传统，相对于中国文明整体，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来说，都有点像盲人摸象，缺乏整体观，因此也不太可能带来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整体了解和深入分析。”张旭东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学界在世界语境中开展中国研究，有必要用一个“中国学”的概念，针对全球中国研究的挑战，建立起既有中国主体性又能与国外优良学术传统和教育训练体系相得益彰的学术建制。
燕京学堂首创的“中国学”学科，囊括了文史哲法政经，力求对中国问题全方位覆盖。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姜国华对本刊记者表示，尽管面向全球青年精英，这一项目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燕京学堂的“中国学”研究，不仅是一个教学项目，更希望建立中国问题研究的高地。
“对于中国学研究，我们可能有一些语言优势、文化优势，但这个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学术优势、知识优势、方法论优势？”张旭东说，有着深厚学术积累和理论、方法创新能力的西方“中国学”学者，完全可能超越中国研究者的水平，事实上，近30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对国内的中国研究影响越来越大。“如果我们能在北大集中力量打造一个‘中国学’主体，对于中国学者和全世界的学者交流都非常有利的。”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走在发达社会的前沿，需要有若干所能被世界承认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把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各种科学方法融入中国的学术研究教学和发展中来。这样的需要“空前迫切”。
因此，除了聚焦中国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及教学外，燕京学堂还计划成立10个研究所，吸引全球最顶尖的学者在这里从事研究。
“这十个研究所研究将以问题为中心，不局限于某一封闭的学科，而是打破学科界限，从而给‘中国学’、乃至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张旭东说。
理解中国的“底色”
燕京学堂的另一目的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真正地理解中国。
姜国华手头有一份美国花旗银行的报告，上面写着：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China。（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中国。）
“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称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百年目标，这些都令世界瞩目。而中国的发展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中国希望从世界获得怎样的尊重和理解，这些都已经不简单是学者兴趣或学术问题，而是中国发展及全球发展的需要了。”刘伟说。
张旭东介绍说，燕京学堂将吸收65%的外国学生，35%的中国学生。“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这大概也是燕京学堂最终设定为国内首个住宿式学院的原因。
北大哲学系主任、燕京学堂常务副院长王博告诉本刊记者：“住宿式学院在国内还是新概念。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德行生命’的共同体，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老师和学生在燕京学堂一起生活，能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交流，这也是我们把燕京学堂英文名定为Yenching Academy的原因，因为Academy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创立的 ‘学园’。”
燕京学堂的管理者希望，一年的学习完成后，一些学生可以继续留在北大或去其他名校深造，另一些人回到本国，当他们进入企业界、政界服务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理解中国的“底色”。 “这不是洗脑，而是希望通过燕京学堂的学习潜移默化，让他们成为世界公民，同时为世界的概念注入中国因素。这样的学生每年100个，十年就有1000个。”张旭东强调。
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他说，举个浅显的例子，有些外国人觉得中国经济跃升就必然要称霸全球，但中国人自己并不这么看。这就要从各个方面给他们解释：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殖民的历史；中国人对家园有独特的留恋，从诗经到唐诗宋词，都描述了这样的依恋---尊重传统的边界，承认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愿意为征服异族异域而背井离乡，更不愿意为此打仗。“这样一说，他们就至少了解到有这样一种文化基因。”
中国高等教育界一直在推进国际化。北京大学与 300 多所境外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目前，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 2500名学位生和6000多人次的非学位生在校学习交流。
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还做得不够。虽然中国于2012年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但欧美国家早已把留学教育作为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途径，精心深耕多年。
英国高教机构ExEdUK曾发布报告称，在全球177个央行行长中，有32位曾经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有超过200位前任或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对我们国家来说，没有比那些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世界领导人的友谊更有价值的资产。”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曾表示：“文化交流影响的是精英，一两个关键的联系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争夺人才
燕京学堂计划在2015年初秋迎来全世界最好的学生。62所全球顶尖高校的校长，将成为这些青年精英的推荐人。
学生遴选以推荐和公开招生相结合，近期，学院还将举办一次夏令营，与候选者近距离接触。
王博对即将到来的学生充满期待。“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中第二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对于老师来说，能够教到世界上最好的学生，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事实上，燕京学堂的教师也来自全球精选。学堂将通过设立“讲席教授”，打造70人的教师团队，其中30人来自北京大学现有教师，20名面向全球招聘，另邀请顶尖国际访问教授20名。
长期聘任的教师采取双聘制---除了给燕京学堂的学生上课，还会进入北大其他院系的教学系统。
“这是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高端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聘任，会产生集群效应，肯定能推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张旭东说。
燕京学堂教师的薪资标准将与国际水准对接。“我们的预算是按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做的。如果一位学者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我们又给出了足够的尊重和经济上体面的安排，还能参与体制创新，这样的教职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呢？”刘伟说。
对于“哈佛标准”，刘伟进一步解释：“你现在打拼，就是在和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争夺人才。不敢说我们现在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有目标，有进展，至少现在和我们竞争的，都是世界一流大学。”
呼应高校体制改革
王博认为，燕京学堂的设立适逢其时，有不少创新空间。“正好赶上高等教育改革，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一年制硕士在中国高教界并非燕京学堂首创，北大以前就曾经设置过一年制硕士，因需教育部特别批准，所以数量很少。刘伟告诉本刊记者，希望以燕京学堂设置一年期硕士为契机，与主管部门探讨授权北大自主设置学科。
“燕京学堂的很多事务，涉及改革传统的高校体制。”刘伟说。
教育部已批准北大、清华两校及上海市作为全国高校改革试点，北大目前也正在制定报请教育部乃至更高机构的改革方案。
“为什么要给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招生为例，一个国家几千所大学，为什么高考录取的分数线一致，高考科目设置一致，高考的标准答案和课题内容一致，高考时间统一设定？由学术规律决定的事情，为什么要由行政命令决定？我们大家所熟悉的MBA、EMBA项目，招生数额都由行政部门决定，导致某些高校招不满，某些高校名额远不够用，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刘伟说。
他还以北大数学学院为例：由于多年来数学系组成了专家团队，从中学开始就对一些学生常年跟踪，挑选最有潜力的学生招入数学系，所以学生质量很高。
“现在是放松一些管制，给大学独立自主权的时候了。”刘伟说，“如果没有大学自主改革浪潮的推进，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信心去办燕京学堂。”
他告诉本刊记者，就燕京学堂项目，从目前与教育部沟通的情况看，一路都是支持的声音。“我们一步步朝着一流在走，有信心把这里打造成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学’问题研究中心。”
一座崭新的“燕京学堂”，将在这座刚刚度过116岁生日的古老校园中诞生。
差不多90年前，这六座院落中的四座，曾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如今，它们经过改造，将成为住宿学院，重新迎来青年在此生息。而静园草坪地下，将安放燕京学堂的讲台、教室。
5月5日，北京大学举行了“燕京学堂”启动仪式。自2015年秋天起，每年将有来自海内外顶尖大学的100名学生走进北大核心地带，修读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
燕京学堂明确宣示，其宗旨是“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领导者”。
项目启动次日，远在非洲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了与他同年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的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
北大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今天的打拼，就是要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争夺人才。
落址于燕园美景之中的燕京学堂，对于这所古老大学的布局发展，还有更多意涵。
5月4日到访北大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
建立中国有话语权的“中国学”
提及“中国学”，很多人会有陌生感，学界对此概念也尚无定论。而当中国日益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因素，清晰定义“中国学”，构建中国学学科，成为紧要课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与中国学相近的概念有三个。
一是西方大学里都有的，属于“地域研究”系统里“东亚研究”中的中国研究专业，是一个规模不大，相对边缘化的学科。
二是传统的汉学，它源于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更像是静态的博物馆式的文化研究，却“并没有联系到现代世界中存在着的中国和活生生的中国人”。
第三种研究传统，关注中国现实，研究者由西方一批政界、军界、情报界、政策智库和媒体人出身的中国观察家组成，主要对中国时事进行观察评论，并非学术性。
“无论是汉学传统、地域研究传统，还是‘中国观察’传统，相对于中国文明整体，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来说，都有点像盲人摸象，缺乏整体观，因此也不太可能带来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整体了解和深入分析。”张旭东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学界在世界语境中开展中国研究，有必要用一个“中国学”的概念，针对全球中国研究的挑战，建立起既有中国主体性又能与国外优良学术传统和教育训练体系相得益彰的学术建制。
燕京学堂首创的“中国学”学科，囊括了文史哲法政经，力求对中国问题全方位覆盖。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姜国华对本刊记者表示，尽管面向全球青年精英，这一项目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燕京学堂的“中国学”研究，不仅是一个教学项目，更希望建立中国问题研究的高地。
“对于中国学研究，我们可能有一些语言优势、文化优势，但这个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学术优势、知识优势、方法论优势？”张旭东说，有着深厚学术积累和理论、方法创新能力的西方“中国学”学者，完全可能超越中国研究者的水平，事实上，近30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对国内的中国研究影响越来越大。“如果我们能在北大集中力量打造一个‘中国学’主体，对于中国学者和全世界的学者交流都非常有利的。”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走在发达社会的前沿，需要有若干所能被世界承认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把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各种科学方法融入中国的学术研究教学和发展中来。这样的需要“空前迫切”。
因此，除了聚焦中国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及教学外，燕京学堂还计划成立10个研究所，吸引全球最顶尖的学者在这里从事研究。
“这十个研究所研究将以问题为中心，不局限于某一封闭的学科，而是打破学科界限，从而给‘中国学’、乃至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张旭东说。
理解中国的“底色”
燕京学堂的另一目的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真正地理解中国。
姜国华手头有一份美国花旗银行的报告，上面写着：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China。（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答案就是中国。）
“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称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百年目标，这些都令世界瞩目。而中国的发展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中国希望从世界获得怎样的尊重和理解，这些都已经不简单是学者兴趣或学术问题，而是中国发展及全球发展的需要了。”刘伟说。
张旭东介绍说，燕京学堂将吸收65%的外国学生，35%的中国学生。“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这大概也是燕京学堂最终设定为国内首个住宿式学院的原因。
北大哲学系主任、燕京学堂常务副院长王博告诉本刊记者：“住宿式学院在国内还是新概念。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德行生命’的共同体，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老师和学生在燕京学堂一起生活，能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交流，这也是我们把燕京学堂英文名定为Yenching Academy的原因，因为Academy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创立的 ‘学园’。”
燕京学堂的管理者希望，一年的学习完成后，一些学生可以继续留在北大或去其他名校深造，另一些人回到本国，当他们进入企业界、政界服务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理解中国的“底色”。 “这不是洗脑，而是希望通过燕京学堂的学习潜移默化，让他们成为世界公民，同时为世界的概念注入中国因素。这样的学生每年100个，十年就有1000个。”张旭东强调。
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他说，举个浅显的例子，有些外国人觉得中国经济跃升就必然要称霸全球，但中国人自己并不这么看。这就要从各个方面给他们解释：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殖民的历史；中国人对家园有独特的留恋，从诗经到唐诗宋词，都描述了这样的依恋---尊重传统的边界，承认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愿意为征服异族异域而背井离乡，更不愿意为此打仗。“这样一说，他们就至少了解到有这样一种文化基因。”
中国高等教育界一直在推进国际化。北京大学与 300 多所境外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目前，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 2500名学位生和6000多人次的非学位生在校学习交流。
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还做得不够。虽然中国于2012年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但欧美国家早已把留学教育作为公共外交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途径，精心深耕多年。
英国高教机构ExEdUK曾发布报告称，在全球177个央行行长中，有32位曾经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有超过200位前任或现任国家领导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对我们国家来说，没有比那些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世界领导人的友谊更有价值的资产。”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曾表示：“文化交流影响的是精英，一两个关键的联系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争夺人才
燕京学堂计划在2015年初秋迎来全世界最好的学生。62所全球顶尖高校的校长，将成为这些青年精英的推荐人。
学生遴选以推荐和公开招生相结合，近期，学院还将举办一次夏令营，与候选者近距离接触。
王博对即将到来的学生充满期待。“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中第二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对于老师来说，能够教到世界上最好的学生，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事实上，燕京学堂的教师也来自全球精选。学堂将通过设立“讲席教授”，打造70人的教师团队，其中30人来自北京大学现有教师，20名面向全球招聘，另邀请顶尖国际访问教授20名。
长期聘任的教师采取双聘制---除了给燕京学堂的学生上课，还会进入北大其他院系的教学系统。
“这是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高端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聘任，会产生集群效应，肯定能推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张旭东说。
燕京学堂教师的薪资标准将与国际水准对接。“我们的预算是按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做的。如果一位学者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我们又给出了足够的尊重和经济上体面的安排，还能参与体制创新，这样的教职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呢？”刘伟说。
对于“哈佛标准”，刘伟进一步解释：“你现在打拼，就是在和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争夺人才。不敢说我们现在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有目标，有进展，至少现在和我们竞争的，都是世界一流大学。”
呼应高校体制改革
王博认为，燕京学堂的设立适逢其时，有不少创新空间。“正好赶上高等教育改革，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一年制硕士在中国高教界并非燕京学堂首创，北大以前就曾经设置过一年制硕士，因需教育部特别批准，所以数量很少。刘伟告诉本刊记者，希望以燕京学堂设置一年期硕士为契机，与主管部门探讨授权北大自主设置学科。
“燕京学堂的很多事务，涉及改革传统的高校体制。”刘伟说。
教育部已批准北大、清华两校及上海市作为全国高校改革试点，北大目前也正在制定报请教育部乃至更高机构的改革方案。
“为什么要给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招生为例，一个国家几千所大学，为什么高考录取的分数线一致，高考科目设置一致，高考的标准答案和课题内容一致，高考时间统一设定？由学术规律决定的事情，为什么要由行政命令决定？我们大家所熟悉的MBA、EMBA项目，招生数额都由行政部门决定，导致某些高校招不满，某些高校名额远不够用，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刘伟说。
他还以北大数学学院为例：由于多年来数学系组成了专家团队，从中学开始就对一些学生常年跟踪，挑选最有潜力的学生招入数学系，所以学生质量很高。
“现在是放松一些管制，给大学独立自主权的时候了。”刘伟说，“如果没有大学自主改革浪潮的推进，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信心去办燕京学堂。”
他告诉本刊记者，就燕京学堂项目，从目前与教育部沟通的情况看，一路都是支持的声音。“我们一步步朝着一流在走，有信心把这里打造成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学’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