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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吉拉·卡特是英国当代文坛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独具特色，与传统小说相较具有突出的后现代性表征。作为卡特代表作品之一的小说《爱》，综合运用了多种后现代写作手法，其人物主体性消解叙事策略尤其值得注意与探究。
[关键词]后现代；主体消解；解构；荒谬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5）02-0117-03
[收稿日期]2015-01-12
[作者简介]唐伟， 黑龙江工业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教学理论及英美文学。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国当代“最具独创性”作家之一，其写作风格独特，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哥特风格及后现代主义等多种艺术特色。在短暂的一生中，卡特曾获 “切特南文学节奖”、“约翰·勒维林·里斯奖”、“詹姆斯·泰特·布雷克纪念奖”和“桑姆塞·毛姆奖” 等多种文学奖。1969年卡特正是凭借毛姆文学奖奖金得以离开第一任丈夫迁居日本。旅居日本期间是卡特人生及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期，短短的两年内她创作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小说《爱》（Love，1971）也创作于这一时期，与卡特另两部小说《影舞》（Shadow Dance，1966）和《数种知觉》（Several Perceptions，1968）并称为 “布里斯托尔三部曲”（“Bristol Trilogy”），是卡特写作风格成熟时期的一部代表作。《爱》后现代性表征突出，综合运用了象征、反讽、戏仿和主体性消解等多种后现代写作手法和叙事策略，体现了卡特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部小说深入探讨了背叛、自我厌恶、自杀和情感隔离等多重主题，所表现的是一个具有心理缺陷的女孩与她极具魅力的丈夫和反复无常的小叔子之间具有毁灭性的三角爱情故事。正如洛娜·赛奇所说，《爱》是“一段极度风格的故事，有关发生于波西米亚外省的一场致命三角恋”。故事中的三个主人公因采取不同的方式与现实社会疏离而不得不以一种不健康的固化关系紧紧依靠在一起。这种不良关系侵蚀着三人各自的独立性，最后终于以吞噬了他们自己这样一个悲剧性结局而告终[1] 。
在讨论《爱》中的人物主体性消解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略地看一下主体性及主体性消解的基本概念。主体性消解问题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畴，是后现代文字作品常常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和叙述手法。一般来说，主体性是指人的主体意识和倾向以及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属性的总和，是每个个体人的个性核心，主要表现为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主导性和意识性。具备主体性的人能够自觉、主动地认识和调控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对自己的行为指向、目的、方式很明确。而主体性消解的人以分裂和迷失的方式存在，其存在的本质是身体化，即追求快感和原始欲望，人完全被欲望、需要和行动所操控。主体性消解导致疯狂和理性相融合，人会堕落回动物的境地，独立、统一、理性和超然的主体完全消解[2]。
《爱》这部小说体现了卡特小说一贯背景模糊、情节简单和人物较少等特点，其人物主体性消解叙事策略尤其值得注意。下文将从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两方面来探讨卡特这部小说人物主体性消解这一后现代叙事手法。
一、《爱》中主要人物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消解
《爱》中主要人物为安娜贝尔、李和巴兹等三人。卡特在展开故事叙述时，采用了多种后现代叙事手法，尤其是有意识地对人物的主体性进行了非确定性处理，从而导致人物主体性消解，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文学特征。这使得小说主人公失去了传统小说所规定的明确身份属性，转变为主体消解后背负抽象痛苦的“非人”。 正如卡特在小说后记中所说，他们是“社会流动性与性放纵时代纯洁而完美的产物”。
《爱》这部小说中人物主体性消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量非理性疯狂意象中。故事中李、巴兹和安娜贝尔只能按照欲望和本能的驱使行事。沦为身体化的李导致自己的堕落的同时，也导致与之最为亲近的他者的不可避免的最终毁灭。作为理性和非身体化而存在的那部分李无法参与或改变后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安娜贝尔因他的非理性和身体化的那部分而最终毁灭，并感觉深深地带有矛盾特性的自责。主体消解的根源在于丑陋的社会现实，在这样丑陋的现实中人的主体性消解是必然的，智慧、思想、理性毫无作用，人物主体，甚至人物的前途与生命都不可避免地沦为丑陋现实的牺牲品。
小说的两个相反相成的男性主人公李和巴兹为同母异父兄弟，在整部作品中很难从话语叙述中对二人身份属性进行准确定位，而只能依靠对一些暗示性话语碎片进行拼接来揣测。首先，尽管二人都有名字，但姓氏信息相对比较模糊，甚至二人的名字也并不是出生后父母所起的名字。故事中为数不多地提到了他们在被姨妈收养后获得的姓——柯林斯，这似乎是他们的母姓。其实如果从二人各自的父亲角度来看，二人的姓氏是不同的。对李来说情况稍好一些，故事交代他的父亲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巴兹就很不幸了，通过小说所给出的信息只能获知他的生父是一名美国大兵，至于姓名等其他具体信息无从可考。二人的身世在小说中只能通过散乱各处的只言片语来推断。这也许正是李和巴兹悲剧命运的宿因所在。
故事中唯一的女主人，“疯了的”安娜贝尔没有确定身份，就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主体性也是缺失的。如在处理与丈夫李和小叔子巴兹复杂的爱情关系中，她始终表现得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一直难以融入情境之中。安娜贝尔永远也不会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的主体性是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得以表现出来的。一旦主体性消解，人则只能任凭“非身体化的自我”作为身体化行为的旁观者，无法直接参与其中，其作用只能是观察、控制和批评身体的经验与行为，从事那些通常所谓的“精神活动”[3] 。
在小说中，“疯了的”安娜贝尔自始至终都活在她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中，而并非活在现实的外在世界。用卡特的话说，安娜贝尔是一个“用异想天开重建世界的孩子”，她会把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一切都编织进自己头脑中的神话世界中。例如，安娜贝尔一直本能地将她的丈夫李想象为一件存在于她的精神世界中且不断变幻外形的外在之物。她眼中的李不断变幻外在形态，是断断续续存在着，有时是“一头食草的狮子”，有时是“一只肉食的独角兽”。 二、《爱》中次要人物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消解
在《爱》这部小说人生缩微型的舞台上，围绕在李、安娜贝尔和巴兹等三个主人公周围的次要人物有十几个。这些次要人物主体性消解的特征也很明显，甚至已融入模糊的背景之中，只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主人公命运转变和故事叙述话语展开的辅助功能。
小说中对这些次要人物的描述具有从清晰到模糊渐弱的排列次序。对李和巴兹的母亲、姨妈及李的三个情人和最终的妻子的描述相对比较清楚。可以说，这六个女性次要人物对小说故事情节发展至关重要。其次，安娜贝尔和那个女性心理医生的作用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一）李和巴兹的母亲、姨妈
小说中，李和巴兹兄弟俩不幸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造成他们人生不幸的深刻根源，处在两个相对极端的母亲与姨妈对李和巴兹二人的成长和命运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影响甚为深刻、挥之不去。李在小学六年级时，一天他所在的小学正举行帝国纪念日活动，就在庆典达到高潮时，李的母亲突然赤裸着冲进拥挤的操场，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高呼自己是“巴比伦的娼妓”， 并倒在地上打滚、哭泣[4] 。
这一“事件”对李幼小心灵的影响是致命的，在那一刻他的心里深深埋下了恶的种子，并成为导致《爱》这部小说悲剧结局的主要原因。在小说接近结尾时，安娜贝尔自杀前，李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隐约意识到童年时期母亲的影响是间接导致安娜贝尔自杀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只不过他自己原来不自知而已。这就使得小说的结局浸染了一定程度宿命的悲剧色彩。李和巴兹的母亲疯掉后，收养二人的姨妈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从小说的话语叙述中可以看到，她尽管身困贫穷的社会底层，但却是一个“自尊正派坚强甚至对自己要求严苛的”女人。从姨妈那里，李和巴兹得到了短暂的爱的温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兄弟俩自童年开始缺失的亲情之爱。但姨妈患病去世后，二人再一次被遗弃在了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相依为命。
尽管李和巴兹的母亲和姨妈在整部小说中可以算得上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但不难看到卡特对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主体性消解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力地突出了小说主题，使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二）李的三个情人
在小说中，李共有三个情人，她们是卡洛琳、乔安妮和李的哲学导师的妻子。在小说的叙事文本中，李的三个情人都具有主体性消解的倾向。卡洛琳是李除了他的妻子安娜贝尔之外投入最多真实情感的一个情人。乔安妮·戴维斯是李的学生。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名姓的“哲学导师的妻子”，她在李的三个情人中主体性消解的程度最大。
（三）极具神秘感的女心理医生
尽管小说中卡特对那个“漂染过头发的精神病医生”着墨不多，但她却是小说中身份属性最为神秘的一个次要人物，其身上所承担的隐喻意味很值得注意。在小说后记中，卡特对她进行了补充叙述，提到她在离开国民保健所去私人诊所工作之前，并在之前为李开了剂量很大、药力极强的镇静剂，从而导致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这个女心理医生对小说叙事的发展起到了含而不露的重要作用。但相对其重要性而言，她的主体性却是极其模糊的，甚至具有一定神秘色彩。
（四）其他次要人物
一是安娜贝尔的父母。二人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李和安娜贝尔同居的公寓，一次是在二人的婚礼上。二人在小说中没有明确身份信息，主体性消失，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直接导致李和安娜贝尔结婚，成为法律契约规定的“合法”夫妻。
二是三个男性次要人物。小说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李和巴兹各自的父亲及李的伦理学老师（李一个情人的丈夫）这几个人。这三个男性次要人物已完全隐入故事背景中，但却潜在地影响了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发展的趋向。李的父亲是一个底层社会的工人，早早地因工伤去世了，之后他的母亲因现实的残酷相逼，为了生存“操起了皮肉生涯”。巴兹更为不幸，几乎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知道的信息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一个照顾他母亲“皮肉生意”的一个美国大兵。巴兹对父亲的全部感情与想象只是寄托在一枚极具讽刺意味与荒谬性的那个带有骷髅头的廉价戒指上。
三是李最后的妻子萝丝这个人物出现在小说的“后记”之中，是在安娜贝尔自杀后李回归正常生活以后出现的。尽管在小说中萝丝有固定的身份属性，但可以看出她的身上同样具有作者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消解倾向处理。
在安吉拉·卡特《爱》这部小说中，人物主体性消解叙事策略和手法可以说运用得相当出色，突出体现了卡特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和蕴含。《爱》中人物主体消解根源于权力和丑陋的现实。卡特用高超的写作手法再一次提醒人们，在后现代语境下，所有尝试通过对爱的追寻来实现主体回归的努力最终都是要归于失败的。因为一旦人物主体迷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陷入绝望的境地，就会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哪里是痛苦的尽头[5]。
正如江腊生所提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性的目的在于消解主体理性统治下的中心权威，将个体从理性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真实存在。在《爱》中，作者卡特在对故事人物的处理方面正是这样去设计的。她之所以在故事叙述手法上有意消解人物的主体性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蔑视权威和理性，极力消解人物主体，但她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消解、解构之后的重新建构。值得思考的是，主体性消解的身体化的人依赖身体而不是思想来做判断，并且受物欲或情欲的驱使和控制，他们的伦理道德感被彻底抛弃，社会属性丧失，已经完成变成了物化的、身体化的活体，堕落回人的原初状态，最后一点点沉入罪恶的渊薮，直至毁灭。这也许也正是安吉拉·卡特力图通过《爱》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的。
[参 考 文 献]
[1]Dani Cavallaro. Angela Carter：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M].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1.
[2]侯斌.《李尔王》中主体的消解[J].外国语言文学，2012（1）.
[3][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M].林和生，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英]安吉拉·卡特爱[M].柴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writers， Angela Carter enjoys a high prestige and occupie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Love is a novelette written by Carter during her stay in Japan between 1969 and 1971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ovels by Carter. This novelette has quirky plot， mysterious atmosphere， gorgeous language， ingenious metaphors and profound implication and employs comprehensively postmodernism narrative techniques， namely symbolization， irony， parodying and etc.， displaying distinct postmodernism characterization， representing Carter’s unique writing features.
Key words：postmodernity；subject dispelling；deconstruction；ridiculousness
[责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后现代；主体消解；解构；荒谬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5）02-0117-03
[收稿日期]2015-01-12
[作者简介]唐伟， 黑龙江工业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教学理论及英美文学。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国当代“最具独创性”作家之一，其写作风格独特，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哥特风格及后现代主义等多种艺术特色。在短暂的一生中，卡特曾获 “切特南文学节奖”、“约翰·勒维林·里斯奖”、“詹姆斯·泰特·布雷克纪念奖”和“桑姆塞·毛姆奖” 等多种文学奖。1969年卡特正是凭借毛姆文学奖奖金得以离开第一任丈夫迁居日本。旅居日本期间是卡特人生及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期，短短的两年内她创作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小说《爱》（Love，1971）也创作于这一时期，与卡特另两部小说《影舞》（Shadow Dance，1966）和《数种知觉》（Several Perceptions，1968）并称为 “布里斯托尔三部曲”（“Bristol Trilogy”），是卡特写作风格成熟时期的一部代表作。《爱》后现代性表征突出，综合运用了象征、反讽、戏仿和主体性消解等多种后现代写作手法和叙事策略，体现了卡特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部小说深入探讨了背叛、自我厌恶、自杀和情感隔离等多重主题，所表现的是一个具有心理缺陷的女孩与她极具魅力的丈夫和反复无常的小叔子之间具有毁灭性的三角爱情故事。正如洛娜·赛奇所说，《爱》是“一段极度风格的故事，有关发生于波西米亚外省的一场致命三角恋”。故事中的三个主人公因采取不同的方式与现实社会疏离而不得不以一种不健康的固化关系紧紧依靠在一起。这种不良关系侵蚀着三人各自的独立性，最后终于以吞噬了他们自己这样一个悲剧性结局而告终[1] 。
在讨论《爱》中的人物主体性消解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略地看一下主体性及主体性消解的基本概念。主体性消解问题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畴，是后现代文字作品常常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和叙述手法。一般来说，主体性是指人的主体意识和倾向以及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属性的总和，是每个个体人的个性核心，主要表现为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主导性和意识性。具备主体性的人能够自觉、主动地认识和调控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对自己的行为指向、目的、方式很明确。而主体性消解的人以分裂和迷失的方式存在，其存在的本质是身体化，即追求快感和原始欲望，人完全被欲望、需要和行动所操控。主体性消解导致疯狂和理性相融合，人会堕落回动物的境地，独立、统一、理性和超然的主体完全消解[2]。
《爱》这部小说体现了卡特小说一贯背景模糊、情节简单和人物较少等特点，其人物主体性消解叙事策略尤其值得注意。下文将从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两方面来探讨卡特这部小说人物主体性消解这一后现代叙事手法。
一、《爱》中主要人物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消解
《爱》中主要人物为安娜贝尔、李和巴兹等三人。卡特在展开故事叙述时，采用了多种后现代叙事手法，尤其是有意识地对人物的主体性进行了非确定性处理，从而导致人物主体性消解，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文学特征。这使得小说主人公失去了传统小说所规定的明确身份属性，转变为主体消解后背负抽象痛苦的“非人”。 正如卡特在小说后记中所说，他们是“社会流动性与性放纵时代纯洁而完美的产物”。
《爱》这部小说中人物主体性消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大量非理性疯狂意象中。故事中李、巴兹和安娜贝尔只能按照欲望和本能的驱使行事。沦为身体化的李导致自己的堕落的同时，也导致与之最为亲近的他者的不可避免的最终毁灭。作为理性和非身体化而存在的那部分李无法参与或改变后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安娜贝尔因他的非理性和身体化的那部分而最终毁灭，并感觉深深地带有矛盾特性的自责。主体消解的根源在于丑陋的社会现实，在这样丑陋的现实中人的主体性消解是必然的，智慧、思想、理性毫无作用，人物主体，甚至人物的前途与生命都不可避免地沦为丑陋现实的牺牲品。
小说的两个相反相成的男性主人公李和巴兹为同母异父兄弟，在整部作品中很难从话语叙述中对二人身份属性进行准确定位，而只能依靠对一些暗示性话语碎片进行拼接来揣测。首先，尽管二人都有名字，但姓氏信息相对比较模糊，甚至二人的名字也并不是出生后父母所起的名字。故事中为数不多地提到了他们在被姨妈收养后获得的姓——柯林斯，这似乎是他们的母姓。其实如果从二人各自的父亲角度来看，二人的姓氏是不同的。对李来说情况稍好一些，故事交代他的父亲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巴兹就很不幸了，通过小说所给出的信息只能获知他的生父是一名美国大兵，至于姓名等其他具体信息无从可考。二人的身世在小说中只能通过散乱各处的只言片语来推断。这也许正是李和巴兹悲剧命运的宿因所在。
故事中唯一的女主人，“疯了的”安娜贝尔没有确定身份，就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主体性也是缺失的。如在处理与丈夫李和小叔子巴兹复杂的爱情关系中，她始终表现得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一直难以融入情境之中。安娜贝尔永远也不会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的主体性是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得以表现出来的。一旦主体性消解，人则只能任凭“非身体化的自我”作为身体化行为的旁观者，无法直接参与其中，其作用只能是观察、控制和批评身体的经验与行为，从事那些通常所谓的“精神活动”[3] 。
在小说中，“疯了的”安娜贝尔自始至终都活在她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中，而并非活在现实的外在世界。用卡特的话说，安娜贝尔是一个“用异想天开重建世界的孩子”，她会把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遭遇的一切都编织进自己头脑中的神话世界中。例如，安娜贝尔一直本能地将她的丈夫李想象为一件存在于她的精神世界中且不断变幻外形的外在之物。她眼中的李不断变幻外在形态，是断断续续存在着，有时是“一头食草的狮子”，有时是“一只肉食的独角兽”。 二、《爱》中次要人物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消解
在《爱》这部小说人生缩微型的舞台上，围绕在李、安娜贝尔和巴兹等三个主人公周围的次要人物有十几个。这些次要人物主体性消解的特征也很明显，甚至已融入模糊的背景之中，只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主人公命运转变和故事叙述话语展开的辅助功能。
小说中对这些次要人物的描述具有从清晰到模糊渐弱的排列次序。对李和巴兹的母亲、姨妈及李的三个情人和最终的妻子的描述相对比较清楚。可以说，这六个女性次要人物对小说故事情节发展至关重要。其次，安娜贝尔和那个女性心理医生的作用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一）李和巴兹的母亲、姨妈
小说中，李和巴兹兄弟俩不幸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造成他们人生不幸的深刻根源，处在两个相对极端的母亲与姨妈对李和巴兹二人的成长和命运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影响甚为深刻、挥之不去。李在小学六年级时，一天他所在的小学正举行帝国纪念日活动，就在庆典达到高潮时，李的母亲突然赤裸着冲进拥挤的操场，当着全校师生的面高呼自己是“巴比伦的娼妓”， 并倒在地上打滚、哭泣[4] 。
这一“事件”对李幼小心灵的影响是致命的，在那一刻他的心里深深埋下了恶的种子，并成为导致《爱》这部小说悲剧结局的主要原因。在小说接近结尾时，安娜贝尔自杀前，李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隐约意识到童年时期母亲的影响是间接导致安娜贝尔自杀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只不过他自己原来不自知而已。这就使得小说的结局浸染了一定程度宿命的悲剧色彩。李和巴兹的母亲疯掉后，收养二人的姨妈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从小说的话语叙述中可以看到，她尽管身困贫穷的社会底层，但却是一个“自尊正派坚强甚至对自己要求严苛的”女人。从姨妈那里，李和巴兹得到了短暂的爱的温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兄弟俩自童年开始缺失的亲情之爱。但姨妈患病去世后，二人再一次被遗弃在了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相依为命。
尽管李和巴兹的母亲和姨妈在整部小说中可以算得上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但不难看到卡特对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主体性消解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力地突出了小说主题，使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更加明显。
（二）李的三个情人
在小说中，李共有三个情人，她们是卡洛琳、乔安妮和李的哲学导师的妻子。在小说的叙事文本中，李的三个情人都具有主体性消解的倾向。卡洛琳是李除了他的妻子安娜贝尔之外投入最多真实情感的一个情人。乔安妮·戴维斯是李的学生。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名姓的“哲学导师的妻子”，她在李的三个情人中主体性消解的程度最大。
（三）极具神秘感的女心理医生
尽管小说中卡特对那个“漂染过头发的精神病医生”着墨不多，但她却是小说中身份属性最为神秘的一个次要人物，其身上所承担的隐喻意味很值得注意。在小说后记中，卡特对她进行了补充叙述，提到她在离开国民保健所去私人诊所工作之前，并在之前为李开了剂量很大、药力极强的镇静剂，从而导致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这个女心理医生对小说叙事的发展起到了含而不露的重要作用。但相对其重要性而言，她的主体性却是极其模糊的，甚至具有一定神秘色彩。
（四）其他次要人物
一是安娜贝尔的父母。二人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李和安娜贝尔同居的公寓，一次是在二人的婚礼上。二人在小说中没有明确身份信息，主体性消失，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直接导致李和安娜贝尔结婚，成为法律契约规定的“合法”夫妻。
二是三个男性次要人物。小说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李和巴兹各自的父亲及李的伦理学老师（李一个情人的丈夫）这几个人。这三个男性次要人物已完全隐入故事背景中，但却潜在地影响了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发展的趋向。李的父亲是一个底层社会的工人，早早地因工伤去世了，之后他的母亲因现实的残酷相逼，为了生存“操起了皮肉生涯”。巴兹更为不幸，几乎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知道的信息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一个照顾他母亲“皮肉生意”的一个美国大兵。巴兹对父亲的全部感情与想象只是寄托在一枚极具讽刺意味与荒谬性的那个带有骷髅头的廉价戒指上。
三是李最后的妻子萝丝这个人物出现在小说的“后记”之中，是在安娜贝尔自杀后李回归正常生活以后出现的。尽管在小说中萝丝有固定的身份属性，但可以看出她的身上同样具有作者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消解倾向处理。
在安吉拉·卡特《爱》这部小说中，人物主体性消解叙事策略和手法可以说运用得相当出色，突出体现了卡特作品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和蕴含。《爱》中人物主体消解根源于权力和丑陋的现实。卡特用高超的写作手法再一次提醒人们，在后现代语境下，所有尝试通过对爱的追寻来实现主体回归的努力最终都是要归于失败的。因为一旦人物主体迷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陷入绝望的境地，就会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哪里是痛苦的尽头[5]。
正如江腊生所提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性的目的在于消解主体理性统治下的中心权威，将个体从理性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真实存在。在《爱》中，作者卡特在对故事人物的处理方面正是这样去设计的。她之所以在故事叙述手法上有意消解人物的主体性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蔑视权威和理性，极力消解人物主体，但她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消解、解构之后的重新建构。值得思考的是，主体性消解的身体化的人依赖身体而不是思想来做判断，并且受物欲或情欲的驱使和控制，他们的伦理道德感被彻底抛弃，社会属性丧失，已经完成变成了物化的、身体化的活体，堕落回人的原初状态，最后一点点沉入罪恶的渊薮，直至毁灭。这也许也正是安吉拉·卡特力图通过《爱》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的。
[参 考 文 献]
[1]Dani Cavallaro. Angela Carter：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M].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1.
[2]侯斌.《李尔王》中主体的消解[J].外国语言文学，2012（1）.
[3][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M].林和生，侯东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英]安吉拉·卡特爱[M].柴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writers， Angela Carter enjoys a high prestige and occupie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Love is a novelette written by Carter during her stay in Japan between 1969 and 1971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ovels by Carter. This novelette has quirky plot， mysterious atmosphere， gorgeous language， ingenious metaphors and profound implication and employs comprehensively postmodernism narrative techniques， namely symbolization， irony， parodying and etc.， displaying distinct postmodernism characterization， representing Carter’s unique writing features.
Key words：postmodernity；subject dispelling；deconstruction；ridiculousness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