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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成同志的《从海瑞说到周作人》(《新华文摘》第九期，转载自《南风》第十二期)，文末例举周作人为被“贬之入地”的人物——
“周作人，至今仍然是‘黑人黑户’，似乎已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他在‘五四’时期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业绩，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都被一笔抹杀，再也不能提起了。”
我以为，这么说与事实不符。
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的《辞海·文学分册》中、“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栏内，载有“周作人”这一条目，内容如下：
“〔周作人〕(1885—1968)现代散文家。原名遐寿，又名启明。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学日本。五四运动时任北大等校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作小品散文，力主平和冲淡，恬静闲适。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三十年代和林语堂一起鼓吹‘闲适幽默’小品。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解放后，译有《日本狂言选》等，著有《知堂随感录》等。”
这一介绍，除周作人卒年有误，应为“一九六七”年外(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二八○页)，其余均属实。据此，周作人并未被“贬之入地”(条目中的轻微贬语只有“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一句)，成为“黑人黑户”(既名入《辞海》，而又称之为“现代散文家”，就不得谓之“黑”)，或“似乎已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建国后，周作人以曾经附逆之身，能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能有著译不断出版，且不止两三本，有的著作又可送到香港去出，近如今年《大地》(《人民日报》出版社)第四期上还发表了郁达夫在二十——三十年代给他的四封信，这些，怕都不是“被打入地狱”的人所能享受的吧？由于他当过汉奸，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即已被送进监狱。解放后念他过去作过贡献，待遇已不同了，并未把他一生全部打入“地狱”，这是十分清楚的。
据我接触从五十年代到现今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印象，也不是对周作人“一笔抹杀”或“不能提起”。它们在写到“文学研究会”、“语丝社”、“诗体解放”或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作品时，总要提到他，而对他四十年代的作品则概不提起。如有一本北京大学等九院校协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作教材之用，其中有一章专门列出“朱自清、冰心、周作人的创作”一节，对周作人“五四”以后所写杂感、随笔、散文做了分析，认为他“有一部分文章里”，“抨击了某些社会不良现象，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介绍了外国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和文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如一些重要资料介绍，象《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之介绍“文学研究会”，原原本本，多处有周作人的名字在。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业绩”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该当如何评价，这是专家们研究的题目，篇把短文很难说得清楚(即如论一下他从三十年代以来直到晚年对鲁迅思想、作品的谬评，两三千字就不行)。由于周作人的历史情况，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对他的事迹叙述简略，特别是对他的作品(包括早期的好作品)分析不够(也有不提他的)，这自然使读者不能满足。这是事实。但根本说不上对他“不能提起”，把他“一笔抹杀”了。
至于周作人附逆以后的文字，毋须在这里加以讨论。他这一时期的那几本集子，倒“并非全不足观”，似乎也并没有如罗振玉搞的甲骨文那样算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东西；手头上有呢，翻翻也好，不必厌弃。那里面历史的、文学的、伦理学的、抄纂自正史、笔记中的故事、个人回忆、以至谈“蚊虫药”、“炒栗子”等等，用于聊天以助谈兴，或者，做个查找资料的线索、了解其人思想的材料，都无不可；我想，不但对这些书里许多知识性的内容，不要“因人废言”，即使错误的如“共存共荣”之类，也不必“废”，因为那是反映了周作人笔墨的历史真实，废也废不了。倒是我们在使用它派什么用场时，得稍为想得妥贴些才好。
我很同意此文提出的要“客观地、全面地对一个人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如实地反映人物的本来面目，是品评人物的一个重要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比方，章太炎、刘半农和周作人，同样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其业绩，其作用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而他们同样的不是“完人”，周作人之不“完”，与“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的章太炎和“很打了几次大仗”(均鲁迅语)的刘半农的不“完”相比，更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各各做具体分析。多年来，“左”的空气很影响了我们评人论事中实事求是的作风(包括对一些作家的绍介和评价在内)，看来，要纠正它，决不是一年半载可了之事，要使这项工作收到良好效果，也还是必须采取“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态度，偏颇之论，言之过当，把已经明白的事实搞得模糊起来，难免会引起读者的误解。
作为一个读者，顺便说点由此引伸出来的题外的想法：周作人，在文学、思想方面，历史上终究是有过一定影响的人物，需要研究他，如能在什么著作中，给他稍多篇幅，考其一生，历史地解剖其作品、思想的变迁——曾有过的积极作用的方面，好的作品，不因其下过水而避讳介绍、评论，消极的方面，也给予适当的批判，这并非不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他个人思想发展的历程、在社会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从他与同时代人物(比如鲁迅)的比较中(和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周作人并不是孤立的一个)，看到一些人物的升沉变迁及其规律、以及现代各种文化思潮发展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从而得到有社会意义的、科学的、因而才是有益的启示。
“周作人，至今仍然是‘黑人黑户’，似乎已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他在‘五四’时期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业绩，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都被一笔抹杀，再也不能提起了。”
我以为，这么说与事实不符。
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的《辞海·文学分册》中、“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栏内，载有“周作人”这一条目，内容如下：
“〔周作人〕(1885—1968)现代散文家。原名遐寿，又名启明。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学日本。五四运动时任北大等校教授，并从事新文学写作。作小品散文，力主平和冲淡，恬静闲适。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三十年代和林语堂一起鼓吹‘闲适幽默’小品。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解放后，译有《日本狂言选》等，著有《知堂随感录》等。”
这一介绍，除周作人卒年有误，应为“一九六七”年外(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二八○页)，其余均属实。据此，周作人并未被“贬之入地”(条目中的轻微贬语只有“后来思想日趋消极”一句)，成为“黑人黑户”(既名入《辞海》，而又称之为“现代散文家”，就不得谓之“黑”)，或“似乎已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建国后，周作人以曾经附逆之身，能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能有著译不断出版，且不止两三本，有的著作又可送到香港去出，近如今年《大地》(《人民日报》出版社)第四期上还发表了郁达夫在二十——三十年代给他的四封信，这些，怕都不是“被打入地狱”的人所能享受的吧？由于他当过汉奸，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即已被送进监狱。解放后念他过去作过贡献，待遇已不同了，并未把他一生全部打入“地狱”，这是十分清楚的。
据我接触从五十年代到现今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印象，也不是对周作人“一笔抹杀”或“不能提起”。它们在写到“文学研究会”、“语丝社”、“诗体解放”或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作品时，总要提到他，而对他四十年代的作品则概不提起。如有一本北京大学等九院校协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作教材之用，其中有一章专门列出“朱自清、冰心、周作人的创作”一节，对周作人“五四”以后所写杂感、随笔、散文做了分析，认为他“有一部分文章里”，“抨击了某些社会不良现象，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介绍了外国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和文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如一些重要资料介绍，象《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之介绍“文学研究会”，原原本本，多处有周作人的名字在。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业绩”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该当如何评价，这是专家们研究的题目，篇把短文很难说得清楚(即如论一下他从三十年代以来直到晚年对鲁迅思想、作品的谬评，两三千字就不行)。由于周作人的历史情况，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对他的事迹叙述简略，特别是对他的作品(包括早期的好作品)分析不够(也有不提他的)，这自然使读者不能满足。这是事实。但根本说不上对他“不能提起”，把他“一笔抹杀”了。
至于周作人附逆以后的文字，毋须在这里加以讨论。他这一时期的那几本集子，倒“并非全不足观”，似乎也并没有如罗振玉搞的甲骨文那样算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东西；手头上有呢，翻翻也好，不必厌弃。那里面历史的、文学的、伦理学的、抄纂自正史、笔记中的故事、个人回忆、以至谈“蚊虫药”、“炒栗子”等等，用于聊天以助谈兴，或者，做个查找资料的线索、了解其人思想的材料，都无不可；我想，不但对这些书里许多知识性的内容，不要“因人废言”，即使错误的如“共存共荣”之类，也不必“废”，因为那是反映了周作人笔墨的历史真实，废也废不了。倒是我们在使用它派什么用场时，得稍为想得妥贴些才好。
我很同意此文提出的要“客观地、全面地对一个人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如实地反映人物的本来面目，是品评人物的一个重要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比方，章太炎、刘半农和周作人，同样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其业绩，其作用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而他们同样的不是“完人”，周作人之不“完”，与“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的章太炎和“很打了几次大仗”(均鲁迅语)的刘半农的不“完”相比，更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各各做具体分析。多年来，“左”的空气很影响了我们评人论事中实事求是的作风(包括对一些作家的绍介和评价在内)，看来，要纠正它，决不是一年半载可了之事，要使这项工作收到良好效果，也还是必须采取“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态度，偏颇之论，言之过当，把已经明白的事实搞得模糊起来，难免会引起读者的误解。
作为一个读者，顺便说点由此引伸出来的题外的想法：周作人，在文学、思想方面，历史上终究是有过一定影响的人物，需要研究他，如能在什么著作中，给他稍多篇幅，考其一生，历史地解剖其作品、思想的变迁——曾有过的积极作用的方面，好的作品，不因其下过水而避讳介绍、评论，消极的方面，也给予适当的批判，这并非不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他个人思想发展的历程、在社会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从他与同时代人物(比如鲁迅)的比较中(和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周作人并不是孤立的一个)，看到一些人物的升沉变迁及其规律、以及现代各种文化思潮发展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从而得到有社会意义的、科学的、因而才是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