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至解放前夕，上海地区各类保险机构超过241家，其中外商为63家。
提及美国国际集团（AIG），大多数人或许都晓得这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保险公司之一。然而，人们却未必清楚，这个资产百亿美元计的“金融保险帝国”，诞生于近百年前的上海。
而那个时期的旧上海，不仅有外资“保险帝国”， 华商保险公司也纷纷破土而出，逐渐发展壮大，甚至一度与外资分庭抗礼。
“远东保险王”
1918年，年仅26岁的芝加哥小伙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原本志在参军，却没能赶上“一战”风云。为了满足自己旺盛的好奇心与冒险欲，他作为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职员来到了日本横滨，希望探索他心目中陌生的东亚。
在聽说上海才是当时远东经济、贸易中心，也是最繁华都市的传闻后，他义无反顾地辞去了邮轮公司的工作，怀揣300日元只身前往传说中的“冒险家乐园”，开始了自己的闯荡。
年轻的史带在上海开了一家保险代理公司——美亚（American Asiatic），为中外企业提供水火灾害保险服务。这也成为了日后友邦保险及美国国际集团的肇始，拉开了百年保险事业的序幕。
与固执、傲慢的英国人不同，史带的保险公司并不排斥中国雇员，他竭力推动“本土化”。其职员大多都是中国人，甚至会在管理层乃至董事会中主动吸纳中国人。
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口碑，史带在上海乃至中国的保险事业越做越大。到了20世纪30年代，史代的保险公司占据了当时中国30%以上的保险市场，他甚至赢得了“远东保险王”的称号。
抗战爆发后，他才不得不将公司总部迁往美国，并在拉美开拓业务。之后，更是缔造了以美国国际集团为代表的另一个“新保险帝国”。
摩登都市生活的应有之物
史带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本人的精明能干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早已是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保险业、金融业中心。
身处上海，史带还能较便捷地通过从当地延伸的贸易网络，将自己“保险帝国”的触角伸向广袤的中国内地乃至东南亚华人聚集之地。而当时出入上海的商人乃至普通民众，也早已晓得“保险”的好处，将这种源自欧美的金融服务视为摩登都市生活的应有之物。
早在1850年开埠之初，保险便跟着外商洋行进入了上海。当时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已经能看到保险服务的商业广告，出现了扬子江保险之类的专业保险公司。如怡和洋行这样的知名机构，也拿出了自己的保险招揽客户。
1865年，第一家华人保险机构——义和公司保险行——同样出现在上海。而真正有规模的商业保险机构则始于洋务运动中兴起的轮船招商局。1875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为了扩展业务，又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官办保险机构——保险招商局，由盛宣怀主导，唐应星、徐雨之负责具体经营事宜。保险招商局的章程与运营方式基本仿效欧美保险行业，承办轮船招商局运输保险业务。此时，上海已渐成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保险招商局于1885年改组为“济和”与“仁和”两家彼此独立的保险公司，但两年后又重组合并，并开始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1912年，华安和群保寿公司在上海成立，成为国内最早的华资人寿保险公司。不同于以往以商人、企业为对象的商业经营类保险，华安主要为普通市民提供保险服务，各类险种名目繁多，尽可能迎合社会大众需要，例如安家保寿、资富保寿、婚嫁立业保寿、教育年金保寿、终身保寿、额定加增保款保寿、一年定期纯粹保寿、意外保险等不下几十种寿险品种。
更重要的是，这些保险服务并不昂贵，价位覆盖上海各阶层的市民，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
由于针对大众的经营策略的成功，资本并不算雄厚的华安迅速崛起，广大中国人的保险知识也因此得到普及，逐渐养成了保险金融的消费习惯。这个华安，更引领了上海新一轮华资保险公司的创立热潮。
20世纪20年代，史带（右）创立的友邦保险发展迅速，之后甚至买下了外滩上历史悠久的北华捷报大楼（左）
第一部保险专门法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保险业以上海为中心迎来了第二轮发展热潮。当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国外保险业对欧美经济大萧条中的经济事业帮助甚大，因此主张中国也应重视建设自己的保险事业。
不久后，全国各类官私银行便开始大量投资于保险业，其中既有国家资本，也有民间资本，还有中外合资建立的保险机构。
1929年12月，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保险专门法律——《中华民国保险法》。该法从国家法律的角度明确了保险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935年和1937年，国民政府曾根据实际市场情况两度修订通过《保险业法》《保险业法施行法》。这期间，保险行业的监管主要由实业部下设的保险监理局负责。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当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复兴、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商以及整体保险业的发展壮大。
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通过各部保险法规也对洋商保险公司进行了政策限制，例如规定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各通商口岸，不准其进入内地经营;又例如要求外商保险公司的资金与80%责任准备金必须存放于中国境内。
在舆论层面，国内金融行业内外要求彻底打破外商保险公司垄断的呼声也与日俱增，呼吁“除提倡国货外，尤应提倡华商保险，不使有用之金钱，流溢于外人之手”。
华商保险公司的黄金十年
在国家政策扶持与民族主义话语兴起的背景下，华商保险企业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得以迅速壮大。 整个江浙的经济社会环境较为稳定，政治动荡较少，在客观上也保障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保险业之发展。
各类大大小小的华商保险公司一度达到近百家之多，已能在外商强大的市场压力下赢得存续发展的空间。马寅初便曾将保险业称为当时中国金融界“四大事业之一”。各类华商保险公司的相关保险业务一度涵盖了工商、财产、水火、人寿、运输、信用担保等多个方面，还从城市发展至农村承办种植、耕牛、禽畜等险种业务。
以上海地区为例，十年间共出现了14家新兴的华商保险公司，主要有太平保险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天一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等等。
這一期间，上海地区各华商保险企业实收资本合计1580万元，每家保险公司平均资本均在100万元以上。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的记录显示，当时中国境内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已达126家之多，而各类代理处亦有1688家，基本遍布全国各主要省份和重要城市。
与之相较，清末成立的华商保险公司不过3家，而北洋时期出现的华商保险公司有13家，但实际资本仅有823万元。新兴的保险企业中规模较大者多有国家资本的背景，如1931年11月中国银行在上海独资创办的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500万元（实收200万元），主要经营火灾险、交通险及寿险等。1935年由中央信托局出资500万元成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则几乎垄断了各类政府特种险，例如白银保险、战时运输兵险、盐运险等。
不过，客观而言，华商保险公司尤其是民营保险公司的资本相对薄弱，难以与资本雄厚的洋商保险公司相提并论，因此其所能开展的保险业务种类有限且规模较小。若是遇到金额重大的保险业务，往往需要多家华商保险公司联合承保。
久而久之，这些华商背景的保险机构便开始酝酿成立专业的分保机构与集团，借此提升华商保险业整体的经营能力。而在当时各类民间的华商保险公司中，实力最雄厚、声誉最显赫、市场份额最大的联合分保机构是太平保险公司。
曾与外商保险分庭抗礼
太平保险公司的创建、发展与壮大完全是各类民族资本彼此整合的结果。其前身是1929年金城银行独资创立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主营水火险、船险及车险等，资本为100万元（实收50万元）。就规模来看，它在当时上海保险业并不算庞大，只能算是中等规模，无法与国资背景或外商背景的保险机构相提并论。
时至1931年，金城银行分别与中南、大陆、交通、国华、东莱银行进行协商，商讨联合组建更大规模保险企业的事宜。
最终，五家银行达成共识，共同出资注入太平水火保险公司，继而将其改组为太平保险公司。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担任总经理，丁雪农任协理。
在中国近代金融家的名录上，周作民绝对是最引人注目的名字之一。其早年因受熊希龄赏识，进入交通银行工作。积累了军政人脉后，他便自立门户创建了民营银行——金城银行，并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为与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等大行齐名的“北四行”之一。
1924年，金城银行正式进入上海滩，财大气粗地在江西路福州路上大兴土木兴建银行大楼，与马路对面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做起了邻居。这座英国古典风格的大楼成为华资银行兴建建筑中最考究、最精美的一座。在改组成立太平保险公司后，周作民更是将金城银行总部从天津迁往上海，而太平保险公司也入驻了这栋大楼。
工部局大厦对面的金城银行大楼
此后，太平保险公司先后收购了安平、丰盛、天一等国内知名保险企业，一跃成为全国实力最雄厚的保险机构之一，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保险集团，在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全国各主要省市都设有分支机构与代理处，并且还在新加坡、马尼拉、雅加达、西贡等地设有分公司。1933年时，太平保险公司在各地的代理机构约有250处，至1934年时则达到400家以上。
抗战爆发前夕，太平保险公司在各地的代理机构已发展至900余处。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印有太平保险公司商标“太极图”的海报与“太平保险、保险太平”的广告标语随处可见。
作为当时全国规模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企业，太平保险公司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经营业绩：自1930年至1936年的六年间，企业盈余总额从近6万元猛增至近30万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太平保险仅人寿业务的保额就已达到3500余万元之多，已成为一个能与外商保险分庭抗礼的华人自己的“保险帝国”。
抗战爆发后，渐有起色的保险事业遭受了战火的严重侵害。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宝丰保险公司、兴华保险公司等都迁至重庆，但由于经营范围因战争原因而受限制，各自业务的开展皆陷入困境，沦陷区更是无法开展正规的保险业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收复区商营保险公司复原办法》，这些战时内迁的保险公司方才得以迁回原地继续经营。
至解放前夕，上海地区各类保险机构超过241家，其中外商为63家。虽看似繁荣，但国民政府金融市场秩序崩溃后，保险业随之陷入瘫痪，已难保“太平”。
提及美国国际集团（AIG），大多数人或许都晓得这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保险公司之一。然而，人们却未必清楚，这个资产百亿美元计的“金融保险帝国”，诞生于近百年前的上海。
而那个时期的旧上海，不仅有外资“保险帝国”， 华商保险公司也纷纷破土而出，逐渐发展壮大，甚至一度与外资分庭抗礼。
“远东保险王”
1918年，年仅26岁的芝加哥小伙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原本志在参军，却没能赶上“一战”风云。为了满足自己旺盛的好奇心与冒险欲，他作为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职员来到了日本横滨，希望探索他心目中陌生的东亚。
在聽说上海才是当时远东经济、贸易中心，也是最繁华都市的传闻后，他义无反顾地辞去了邮轮公司的工作，怀揣300日元只身前往传说中的“冒险家乐园”，开始了自己的闯荡。
年轻的史带在上海开了一家保险代理公司——美亚（American Asiatic），为中外企业提供水火灾害保险服务。这也成为了日后友邦保险及美国国际集团的肇始，拉开了百年保险事业的序幕。
与固执、傲慢的英国人不同，史带的保险公司并不排斥中国雇员，他竭力推动“本土化”。其职员大多都是中国人，甚至会在管理层乃至董事会中主动吸纳中国人。
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口碑，史带在上海乃至中国的保险事业越做越大。到了20世纪30年代，史代的保险公司占据了当时中国30%以上的保险市场，他甚至赢得了“远东保险王”的称号。
抗战爆发后，他才不得不将公司总部迁往美国，并在拉美开拓业务。之后，更是缔造了以美国国际集团为代表的另一个“新保险帝国”。
摩登都市生活的应有之物
史带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本人的精明能干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早已是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保险业、金融业中心。
身处上海，史带还能较便捷地通过从当地延伸的贸易网络，将自己“保险帝国”的触角伸向广袤的中国内地乃至东南亚华人聚集之地。而当时出入上海的商人乃至普通民众，也早已晓得“保险”的好处，将这种源自欧美的金融服务视为摩登都市生活的应有之物。
早在1850年开埠之初，保险便跟着外商洋行进入了上海。当时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已经能看到保险服务的商业广告，出现了扬子江保险之类的专业保险公司。如怡和洋行这样的知名机构，也拿出了自己的保险招揽客户。
1865年，第一家华人保险机构——义和公司保险行——同样出现在上海。而真正有规模的商业保险机构则始于洋务运动中兴起的轮船招商局。1875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为了扩展业务，又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官办保险机构——保险招商局，由盛宣怀主导，唐应星、徐雨之负责具体经营事宜。保险招商局的章程与运营方式基本仿效欧美保险行业，承办轮船招商局运输保险业务。此时，上海已渐成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保险招商局于1885年改组为“济和”与“仁和”两家彼此独立的保险公司，但两年后又重组合并，并开始经营水火保险业务。
1912年，华安和群保寿公司在上海成立，成为国内最早的华资人寿保险公司。不同于以往以商人、企业为对象的商业经营类保险，华安主要为普通市民提供保险服务，各类险种名目繁多，尽可能迎合社会大众需要，例如安家保寿、资富保寿、婚嫁立业保寿、教育年金保寿、终身保寿、额定加增保款保寿、一年定期纯粹保寿、意外保险等不下几十种寿险品种。
更重要的是，这些保险服务并不昂贵，价位覆盖上海各阶层的市民，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
由于针对大众的经营策略的成功，资本并不算雄厚的华安迅速崛起，广大中国人的保险知识也因此得到普及，逐渐养成了保险金融的消费习惯。这个华安，更引领了上海新一轮华资保险公司的创立热潮。
第一部保险专门法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保险业以上海为中心迎来了第二轮发展热潮。当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国外保险业对欧美经济大萧条中的经济事业帮助甚大，因此主张中国也应重视建设自己的保险事业。
不久后，全国各类官私银行便开始大量投资于保险业，其中既有国家资本，也有民间资本，还有中外合资建立的保险机构。
1929年12月，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保险专门法律——《中华民国保险法》。该法从国家法律的角度明确了保险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935年和1937年，国民政府曾根据实际市场情况两度修订通过《保险业法》《保险业法施行法》。这期间，保险行业的监管主要由实业部下设的保险监理局负责。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当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复兴、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商以及整体保险业的发展壮大。
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通过各部保险法规也对洋商保险公司进行了政策限制，例如规定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各通商口岸，不准其进入内地经营;又例如要求外商保险公司的资金与80%责任准备金必须存放于中国境内。
在舆论层面，国内金融行业内外要求彻底打破外商保险公司垄断的呼声也与日俱增，呼吁“除提倡国货外，尤应提倡华商保险，不使有用之金钱，流溢于外人之手”。
华商保险公司的黄金十年
在国家政策扶持与民族主义话语兴起的背景下，华商保险企业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得以迅速壮大。 整个江浙的经济社会环境较为稳定，政治动荡较少，在客观上也保障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保险业之发展。
各类大大小小的华商保险公司一度达到近百家之多，已能在外商强大的市场压力下赢得存续发展的空间。马寅初便曾将保险业称为当时中国金融界“四大事业之一”。各类华商保险公司的相关保险业务一度涵盖了工商、财产、水火、人寿、运输、信用担保等多个方面，还从城市发展至农村承办种植、耕牛、禽畜等险种业务。
以上海地区为例，十年间共出现了14家新兴的华商保险公司，主要有太平保险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天一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等等。
這一期间，上海地区各华商保险企业实收资本合计1580万元，每家保险公司平均资本均在100万元以上。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的记录显示，当时中国境内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已达126家之多，而各类代理处亦有1688家，基本遍布全国各主要省份和重要城市。
与之相较，清末成立的华商保险公司不过3家，而北洋时期出现的华商保险公司有13家，但实际资本仅有823万元。新兴的保险企业中规模较大者多有国家资本的背景，如1931年11月中国银行在上海独资创办的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500万元（实收200万元），主要经营火灾险、交通险及寿险等。1935年由中央信托局出资500万元成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则几乎垄断了各类政府特种险，例如白银保险、战时运输兵险、盐运险等。
不过，客观而言，华商保险公司尤其是民营保险公司的资本相对薄弱，难以与资本雄厚的洋商保险公司相提并论，因此其所能开展的保险业务种类有限且规模较小。若是遇到金额重大的保险业务，往往需要多家华商保险公司联合承保。
久而久之，这些华商背景的保险机构便开始酝酿成立专业的分保机构与集团，借此提升华商保险业整体的经营能力。而在当时各类民间的华商保险公司中，实力最雄厚、声誉最显赫、市场份额最大的联合分保机构是太平保险公司。
曾与外商保险分庭抗礼
太平保险公司的创建、发展与壮大完全是各类民族资本彼此整合的结果。其前身是1929年金城银行独资创立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主营水火险、船险及车险等，资本为100万元（实收50万元）。就规模来看，它在当时上海保险业并不算庞大，只能算是中等规模，无法与国资背景或外商背景的保险机构相提并论。
时至1931年，金城银行分别与中南、大陆、交通、国华、东莱银行进行协商，商讨联合组建更大规模保险企业的事宜。
最终，五家银行达成共识，共同出资注入太平水火保险公司，继而将其改组为太平保险公司。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担任总经理，丁雪农任协理。
在中国近代金融家的名录上，周作民绝对是最引人注目的名字之一。其早年因受熊希龄赏识，进入交通银行工作。积累了军政人脉后，他便自立门户创建了民营银行——金城银行，并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为与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等大行齐名的“北四行”之一。
1924年，金城银行正式进入上海滩，财大气粗地在江西路福州路上大兴土木兴建银行大楼，与马路对面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做起了邻居。这座英国古典风格的大楼成为华资银行兴建建筑中最考究、最精美的一座。在改组成立太平保险公司后，周作民更是将金城银行总部从天津迁往上海，而太平保险公司也入驻了这栋大楼。
此后，太平保险公司先后收购了安平、丰盛、天一等国内知名保险企业，一跃成为全国实力最雄厚的保险机构之一，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保险集团，在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全国各主要省市都设有分支机构与代理处，并且还在新加坡、马尼拉、雅加达、西贡等地设有分公司。1933年时，太平保险公司在各地的代理机构约有250处，至1934年时则达到400家以上。
抗战爆发前夕，太平保险公司在各地的代理机构已发展至900余处。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印有太平保险公司商标“太极图”的海报与“太平保险、保险太平”的广告标语随处可见。
作为当时全国规模数一数二的华商保险企业，太平保险公司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经营业绩：自1930年至1936年的六年间，企业盈余总额从近6万元猛增至近30万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太平保险仅人寿业务的保额就已达到3500余万元之多，已成为一个能与外商保险分庭抗礼的华人自己的“保险帝国”。
抗战爆发后，渐有起色的保险事业遭受了战火的严重侵害。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宝丰保险公司、兴华保险公司等都迁至重庆，但由于经营范围因战争原因而受限制，各自业务的开展皆陷入困境，沦陷区更是无法开展正规的保险业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布《收复区商营保险公司复原办法》，这些战时内迁的保险公司方才得以迁回原地继续经营。
至解放前夕，上海地区各类保险机构超过241家，其中外商为63家。虽看似繁荣，但国民政府金融市场秩序崩溃后，保险业随之陷入瘫痪，已难保“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