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盛宴及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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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7日,在奥地利出生的电影明星阿诺·施瓦辛格战胜民主党人戴维斯,成为加州新的州长。估计有1000万加州选民参加了此次罢免公投,是加州历史上参加非总统选举人数最多的一次。54%的选民赞成将戴维斯逐出州长宝座,而银幕上的“终结者”施瓦辛格这一次扮演的是现实政治中的终结者。
  热爱快乐的加州人似乎把这场罢免选举当作一个公众节日,当作是一场嘉年华会。然而,很少有加州人意识到,这场“民主大餐”并非是免费的。罢免选举所需费用可能高达6600万美元,这对财政拮据的加州及各县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由于加州有1500万选民,光是选票的印刷费和邮寄费就不菲。其次是计票费也是一笔大开支。更有甚者,这场快乐的民主大餐背后,绝非都是令人轻松的话题。
  
  戴维斯为何失去民心?
  
  如果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加州,那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假如加州独立成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按汇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排在全球第5位或第6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与法国不相仲伯而排在中国之前,如200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万亿美元,而加州就有1.3万亿美元。这个阳光之州是美国乃至世界的粮仓,硅谷更是全球信息科技的龙头,而好莱坞对全球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美国人以居住在加州为荣,对于他们而言,“加州梦”是“美国梦”的梦中之梦。
  然而在最近两年,加州居民感到日子变得紧起来:教育、医疗、照顾孤身老人等公共福利经费下降,学费、医疗费等上扬,房价攀升到天文数字,失业数字每月攀升……加州从一个盈余大州,骤然转变成为入不敷出的赤字大州。
  面对着糟糕的经济状况,本应开源节流。然而,就像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钱没了,架子还不能不摆,日常开销,没有哪一样是轻易可以削减的,教育、医疗、福利,削减任何一个都是会招致选民的怨恨。戴维斯州长非但未紧缩支出,反而为讨好选民而持续大手笔地增加开支。加州的开支以9%的速度每年成长,而收入却在以每年8%的速度逐渐减少。一进一出,以致预算赤字不断地扩大,在2003年度更冲高到380亿美元,超过全美其他各州赤字的总和。就像注定被诅咒了一样,加州面临着破产的命运。目前加州的信誉评级是全美国倒数第二,只好过密西西比州。这个黄金之州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灰尘,在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双重煎熬下苦苦地挣扎。
  在这种大环境下,戴维斯首当其冲,州长的宝座撼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戴维斯为人刻板,并不讨人喜欢。这一点连他的夫人也不否认,戴维斯夫人说:“他是个热情、专注工作的男人,只是不善于表达感情。”其实,他的能力也同样不讨好,早在2000—2001年的加州能源危机时,戴维斯就被抨击为应对不力。而他对加州预算危机的蹩脚处理,更成为千夫所指。但平心而论,加州走到今天的地步,也不能全怪戴维斯。
  首先,“9·11”以后,整个美国经济放缓,尤其是网络泡沫的破灭,加州沦陷为重灾区,导致财政收入的锐减。其实,加州出现的财政危机并非偶然现象。美国联邦政府自布什上台后短短3年,从财政盈余2360亿美元,到赤4560亿美元,赤字是盈余的1.93倍。同期加州从盈余200亿美元变为赤字382亿美元,赤字是盈余的1.91倍。两相比较,加州甚至比联邦政府的状况还稍好一点点。如果说为这个理由而要被罢免,那么布什应当第一个被罢免。不仅如此,目前全美国有41个州面临入不敷出的财政状态。
  其次,加州的政治格局和政府运作也是危机的原因之一。加州的政府花费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以民主党为主要势力的加州,倾向于大政府大社会。健保计划、社会福利,尤其是教育是主要的预算大户。其中一半以上的预算都花在了教育上面:为了缩小课堂规模,加州每年支出16亿美元,K-12教育基金,使从幼儿园到 12年级的学生每人每年的补贴从5340美元增加到7042美元,在高等教育中,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各分校在8年里没有增加学生一分钱的费用。以上便构成今年加州982亿美元预算的主要组成部分。医疗健保计划中也有许多项目州政府也要买单,比如堕胎、无收入者的住院医疗,以及低收入者的抚养子女项目,政府都必须支付相当费用。
  由于加州法律要求预算必须有40位州参议员和80位州众议员中的至少2/3同意才能通过。这样严格的要求美国只有阿肯色州和罗得岛州才有。同时,加州法律要求,州预算必须是平衡的,不能允许出现赤字。目前加州的大部分议员同意州长提出的增税和削减开支的计划,以平衡预算。但是有14个州议员对任何平衡预算的方案都只说“不”,而且不提出任何替代计划,只是一走了事。这使得预算案一拖再拖,使得依靠政府拨款运作的健康医疗中心、福利院等机构无法正常工作,缺医少药,以致民怨沸腾。预算危机最终导致民主党的政治危机,成为这次罢免的导火索,因此被称为加州的“预算门”。
  面对如此的烂摊子,新州长恐怕也无力回天,罢免选举只是白白消耗6600万美元,而这笔钱最后还是要纳税人埋单!
  
  不菲的民主成本
  
  观察这次罢免选举,不难看出美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加州政治制度的设计存在着许多弊端。其中一些是民主制度的内在弊端,而更有一些是民主的滥用。
  首先,是直接民主和创制权利的滥用。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除了有间接的代议民主外,也应有民众直接参与的民主形式。如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过,民众应当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民众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家的基本条件。从表面上看,加州可以说是民主典范。加州法律订有创制、复决及罢免等三类公民投票的制度,虽然彰显直接民主的精神,但也造成州政府施政的困难。而且,加州的创制权及复决权受到政客和金钱的操纵,有钱人可以出钱请专门运作创制立法的公司协助推动对其有利的法案。加州通过的很多减税法案,大多是巨商富贾在背后运作。
  很多政治人物亦将争议性话题“运作”成公投议题,从中攫取政治利益。据《经济学人》周刊报道,从1980年到2000年,加州总计有620个议题被诉诸公投,其中123个成案并进行公投。这种由少数人及政治人物背后操作、动辄就将公共议题诉诸公投的风气愈演愈烈,已严重影响到加州政府的正常运作,这也是今日加州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源头之一。
  其中最典型的如13号法案公投。1978年6月,加州居民以高票通过降低地方房产税和限制加税的13号法案。此后州财政收入立刻锐减61亿美元,接近当时加州财政收入的10%,法案同时提出限制增加税收的规定,要求只有超过2/3的立法者投票赞同,才能提税。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 1 3号法案的支持者包括各种收入阶层和教育层次的选民,从而成为最显示民主的法案之一。然而,这个提案在加州财政史上被视作分水岭,其结果导致加州财政无法获得稳定来源,被视为酿成目前财政危机的远因。
  面对现在的财政困境,施瓦辛格的智囊巴菲特重提1 3号法案的弊病,被视为拯救加州财政的真知灼见,但面对选票却被嘲笑为巨大的政治败笔。施瓦辛格见风使舵,对媒体打哈哈:“巴菲特要是再提 13号法案,就罚他做500个俯卧撑。”幽默也许可以挽回些许竞选影响,却解决不了加州面临的财政困境,更无法弥补民主制度中的弊端。
  其实,施瓦辛格本人也难免其俗。2002年,早有雄心窥视州长宝座的施瓦辛格初涉政坛,推动并通过了“课后活动提案”。美国的中小学生放学很早,下午一点钟就要放学。学生们下课后如何活动,一直是广大家长的头痛问题。由政府出资安排自己孩子的课外时间,没有人会不愿意,于是这个法案顺利通过。结果是2002年州政府在预算紧张的状态下还得拿出5,5亿美元开展学生的课后活动,结果给整个财政带来的却是糟糕的连锁效应: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全面提价,学费最高暴涨30%,部分社区大学被迫裁减教师,更有甚者,一些中小学被迫停招2004年春季学生。
  在这种制度下,人人投票,无人负责。所有党派都拿各种提案收买民心,没有人会预示危害,贡献逆耳的忠言。出了问题后,下一拨政客以更多、更大的美丽承诺篡得权力,之后到底怎样谁都不会在意,只要问题不出现在自己的任期就可以了。
  其次,存在着“选票政治”的痼疾。政客为了赢得选票,赢得民意,而牺牲民众将来的和整体的利益。减税,就是一个廉价的、百试不爽的选举灵丹。共和党总统布什就已经使美国从克林顿时期创纪录的财政盈余,跌至创纪录的财政赤字,并在短短3年制造出6920亿美元的财政差额。在这个“奇迹”中,他竞选时就拟定的核心政策——退税——“功不可没”。尽管2000年克林顿留下的2360亿美元盈余瞬间化为乌有,但选民还是开心地拿着退回手中的几百块税金,对布什感恩不已,很少人会关心明年的赤字预计会达到 4750亿美元。
  同样的事情也在加州发生。为了博取民意,1998年州政府开始削减车辆牌照税,从原来的约100多美元,降至只须几十美元。车牌收费本来是加州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可用来支付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减税后,改由州政府支付因减税不足的部分。民众当然对此交口称赞,但不出意料,所引发的财政困境接踵而至,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解雇大批警察和消防员——以民众的生命安全为代价:二是将车辆牌照税再次提高。戴维斯选择了第二种,在今年又将车牌税提高3倍。这当然是一种政治自杀行为。戴维斯在第—任期内因这项削减车牌税取说了民心,又在自己的第二任期内因增加车牌而失去了民心。
  加州的民主制度为加州人提供了福利盛宴,但也引发了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到罢免州长,也许能够转换问题,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对于不菲的民主运作成本,以及金钱势力在民主政治中的泛滥,加州人该好好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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