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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被誉为西班牙文学界最伟大的作家。其现实主义杰作《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宝之一。但你可能不知道，塞万提斯生前曾在阿尔及尔度过了五年的囚徒时光，这次囚禁经历，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门。
学者玛丽亚·安东尼娅·加茜丝也曾经被扣为人质，她现身说法，向我们讲述痛苦的囚禁生涯如何影响了塞万提斯，让他写出了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研究人员根据一根肋骨，确认了塞万提斯的身份。法医鉴定专家弗朗西斯科·埃克特布里亚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说：“见到那根肋骨时，我心想，‘我们终于找到（他）了！’”埃克特布里亚注意到棺材的碎片上刻有MC这两个字母，发现了一段已剥落的肋骨，还有塞万提斯在勒班陀战役中致残的左臂。
2015年，考古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在一座修道院的地下开展考古发掘。这座修道院建于17世纪，目前有12名与世隔绝的修女静居于此。为了不打扰她们，考古队员悄无声息地工作着。他们找到了至少15具遗骸，最后才无意中发现了塞万提斯那口残破的棺材。
“在地下深处，我们仔细研究发现的物品——虽然大家默不作声，不过我们都很清楚发现了什么。”甚至早在拿到DNA？分析报告前，埃克特布里亚就胸有成竹了。西班牙伟大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骨骸，就埋葬在马德里这座赤足三一会修道院地下的墓穴中。
1575？年，西班牙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上鏖战，塞万提斯为国参战。战后，他被巴巴里海盗抓捕，随后押解到阿尔及尔（现阿尔及利亚首都），在那里被关押了五年。后来，修道院（塞万提斯死后尸骨就安葬于此）三一会的修士筹集了赎金，换回了他的自由。重获自由后，塞万提斯成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伟大小说家。
“阿尔及尔的五年囚禁经历，在其小说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他重获自由后创作第一批作品起，比如戏剧《生活在阿尔及尔》（约1581—1583）和小说《伽拉泰亚》（1585），到遗作《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1617），无一不反复多次重述了他的这段痛苦经历。”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玛丽亚·安东尼娅·加茜丝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文化频道的记者。
救命的文学
加茜丝是西班牙研究教授，供职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她对囚禁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深有感触。1982年12月至1983年7月期间，加茜丝被哥伦比亚游击队扣押为人质。“我总是忘我地阅读，终于在文学中找到了慰藉。”她说，“回想起来，我能熬过囚禁岁月，多亏了抓我的人带给我的那些书。是我跟他们要的书，其中还有一本破旧的《奥斯卡·王尔德全集》，西班牙语译本……没有别的书可读时，我索性把一本《拉鲁斯西班牙语词典》从头读到尾。那些奇妙的文字总能吸引我。”
她也读了塞万提斯的书，认为正是这些书，帮她熬过了随后的几年。获释后，加茜丝开始研究塞万提斯的作品。“恢复自由、重获新生后，我成为学者，”她接着说，“我是个幸存者。在被囚禁的那七个月，我被锁在一间不见天日的狭小牢房里，荷枪实弹的狱卒日夜监守，生命安全常常受到绑架者的威胁。我因为热爱文学，才活了下来。我要好好利用有生之年……我做到了，现在成了一名学者，专门研究塞万提斯。”
2005？年，加茜丝出版了《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一个俘虏的故事》。该书探讨了这样一个观点：幸存者经历创伤性事件后，有重述经历的欲望。她向读者描绘了塞万提斯如何利用多种文学体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被囚禁的经历，其中有戏剧、诗歌以及《英格兰裔西班牙女孩》和《慷慨的情人》等中篇小说，还有《堂吉诃德》第一部分中一个俘虏讲述的故事，加茜丝称之为“塞万提斯最重要的自传性叙述”。
为生存而复述
这种反复讲述的需要，與其他创伤者的经历相符。根据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访谈录，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劳德瑞写了一篇题为《见证或倾听世间沧桑》的文章。该文指出，受创者“陷于苦痛回忆的煎熬之中，在不经意间，经受着苦痛不间断的重复与复现”。劳德瑞认为，历经苦痛的人，“所背负着的，不是过去的记忆，而是一桩无法终结且尚未得到终结的事件，没有结果，亦无交代。所以，对于幸存者而言，当时的一切时时涌现，延续至今，无休无止”。
复述苦痛经历，绝非仅仅只是冲动，这么做或许还能帮助创伤幸存者康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家普里莫·莱维在一次访谈中说：“一有机会，我就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人听，讲给任何人听，无论对方是经理还是工人……就像柯勒律治《老舟子行》中的‘老水手’一样。”据加茜丝讲，“一次又一次地复述同一个故事，或许有治疗的功效；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每一次复述，都是在做出改变。对于塞万提斯，我认为复述使他自省，也激发了他对疯癫行为机理的兴趣。塞万提斯的不朽作品中，《堂吉诃德》和《玻璃研究生》刻画了狂人形象。”
或许正因如此，《堂吉诃德》才脱颖而出，成为欧洲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塞万提斯从不掩饰对疯狂问题的兴趣，我认为，这源于他当俘虏时命悬一线的处境，源于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加茜丝在《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一书中这样写道。他对疯狂的反思，“使他成了探索精神世界的先驱，要比弗洛伊德还早上300年”。
加茜丝指出，塞万提斯关注囚禁生活，一直延伸到了她所说的“比喻性的禁闭”，比如“禁闭”着堂吉诃德的谵妄，或是“钳制”着精神错乱的学者维德瑞拉的疯狂。塞万提斯借助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回忆为奴的艰辛岁月。加茜丝说：“创伤是心灵深处未被医治的伤口。塞万提斯的作品似乎为创伤的反复重演所萦绕，充斥着幸存者脑海中反复出现的幻象与梦魇。”
不过，对塞万提斯而言，讲述内心创伤的意义，超出了发表证言本身。西班牙文化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用“他心灵之旅中最具超验意义的事件”来形容塞万提斯的囚禁生涯。批评家胡安·巴蒂斯塔·阿巴叶-阿塞则称之为“影响塞万提斯一生的重大转折点”。西班牙诗人兼小说家胡安·戈伊蒂索罗认为，它是“伟大文学巨匠内心中的一个空洞、一个漩涡、一股旋风”。戈伊蒂索罗认为，在阿尔及尔的五年时光，改变了塞万提斯的一生：“受困于非洲的那段岁月，塞万提斯在脑海中精心编织着对西班牙复杂而令人钦佩的想象，以此抗拒当时险恶的际遇。”
可以说，塞万提斯被囚禁的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广而言之，也拓展了他小说的范畴。加茜丝认为，《堂吉诃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它纳入了边缘化群体和不同的文化群体”。“其文学世界中的人物”，有西班牙摩尔人（前穆斯林，后皈依或被强迫皈依基督教）、流浪汉（靠小聪明度日的家伙），还有叛教徒等形形色色的人群。这是他囚禁生涯带给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阿尔及尔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海盗。在阿尔及尔牢狱中被囚禁的经历，与穆斯林和叛教徒的私人关系，所接触到的不同文化和宗教，所有这些，都为塞万提斯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使其得以更好地观察这些问题。”
虚幻的人物
加茜丝确信，塞万提斯的痛苦经历“为他开启了创作之门”。反过来，塞万提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中反复讲述的创伤经历，则帮助加茜丝熬过了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大儿子去世后的那段时间，她在阿尔及尔写了这部关于塞万提斯的书。
“在我悲伤与恢复期间，写作关于塞万提斯的书，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她在《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拜读他的小说，为之写作，与此同时，塞万提斯成了我的伟大导师和心灵的治疗师，他帮助我重新连上了‘人生中的断线’，这是其他任何人、任何事都比不上的。他的作品围绕创伤主题，铺陈开来，意义隽永，使我顿悟：化苦痛为欢歌，未尝不可……他的故事揭示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这些故事是他伤口的哭诉，试图呼吁我们讲出那难以言表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看，讲故事确实可以救命。用柯勒律治《老舟子行》中老水手的话说：
此后常来一阵剧痛
盘踞在我的心头，
必要前事重述一遍，
心灵内方觉自由。
（本文选自：译林 2016年06期）
学者玛丽亚·安东尼娅·加茜丝也曾经被扣为人质，她现身说法，向我们讲述痛苦的囚禁生涯如何影响了塞万提斯，让他写出了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研究人员根据一根肋骨，确认了塞万提斯的身份。法医鉴定专家弗朗西斯科·埃克特布里亚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说：“见到那根肋骨时，我心想，‘我们终于找到（他）了！’”埃克特布里亚注意到棺材的碎片上刻有MC这两个字母，发现了一段已剥落的肋骨，还有塞万提斯在勒班陀战役中致残的左臂。
2015年，考古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在一座修道院的地下开展考古发掘。这座修道院建于17世纪，目前有12名与世隔绝的修女静居于此。为了不打扰她们，考古队员悄无声息地工作着。他们找到了至少15具遗骸，最后才无意中发现了塞万提斯那口残破的棺材。
“在地下深处，我们仔细研究发现的物品——虽然大家默不作声，不过我们都很清楚发现了什么。”甚至早在拿到DNA？分析报告前，埃克特布里亚就胸有成竹了。西班牙伟大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骨骸，就埋葬在马德里这座赤足三一会修道院地下的墓穴中。
1575？年，西班牙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上鏖战，塞万提斯为国参战。战后，他被巴巴里海盗抓捕，随后押解到阿尔及尔（现阿尔及利亚首都），在那里被关押了五年。后来，修道院（塞万提斯死后尸骨就安葬于此）三一会的修士筹集了赎金，换回了他的自由。重获自由后，塞万提斯成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伟大小说家。
“阿尔及尔的五年囚禁经历，在其小说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他重获自由后创作第一批作品起，比如戏剧《生活在阿尔及尔》（约1581—1583）和小说《伽拉泰亚》（1585），到遗作《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1617），无一不反复多次重述了他的这段痛苦经历。”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玛丽亚·安东尼娅·加茜丝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文化频道的记者。
救命的文学
加茜丝是西班牙研究教授，供职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她对囚禁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深有感触。1982年12月至1983年7月期间，加茜丝被哥伦比亚游击队扣押为人质。“我总是忘我地阅读，终于在文学中找到了慰藉。”她说，“回想起来，我能熬过囚禁岁月，多亏了抓我的人带给我的那些书。是我跟他们要的书，其中还有一本破旧的《奥斯卡·王尔德全集》，西班牙语译本……没有别的书可读时，我索性把一本《拉鲁斯西班牙语词典》从头读到尾。那些奇妙的文字总能吸引我。”
她也读了塞万提斯的书，认为正是这些书，帮她熬过了随后的几年。获释后，加茜丝开始研究塞万提斯的作品。“恢复自由、重获新生后，我成为学者，”她接着说，“我是个幸存者。在被囚禁的那七个月，我被锁在一间不见天日的狭小牢房里，荷枪实弹的狱卒日夜监守，生命安全常常受到绑架者的威胁。我因为热爱文学，才活了下来。我要好好利用有生之年……我做到了，现在成了一名学者，专门研究塞万提斯。”
2005？年，加茜丝出版了《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一个俘虏的故事》。该书探讨了这样一个观点：幸存者经历创伤性事件后，有重述经历的欲望。她向读者描绘了塞万提斯如何利用多种文学体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被囚禁的经历，其中有戏剧、诗歌以及《英格兰裔西班牙女孩》和《慷慨的情人》等中篇小说，还有《堂吉诃德》第一部分中一个俘虏讲述的故事，加茜丝称之为“塞万提斯最重要的自传性叙述”。
为生存而复述
这种反复讲述的需要，與其他创伤者的经历相符。根据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访谈录，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劳德瑞写了一篇题为《见证或倾听世间沧桑》的文章。该文指出，受创者“陷于苦痛回忆的煎熬之中，在不经意间，经受着苦痛不间断的重复与复现”。劳德瑞认为，历经苦痛的人，“所背负着的，不是过去的记忆，而是一桩无法终结且尚未得到终结的事件，没有结果，亦无交代。所以，对于幸存者而言，当时的一切时时涌现，延续至今，无休无止”。
复述苦痛经历，绝非仅仅只是冲动，这么做或许还能帮助创伤幸存者康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家普里莫·莱维在一次访谈中说：“一有机会，我就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人听，讲给任何人听，无论对方是经理还是工人……就像柯勒律治《老舟子行》中的‘老水手’一样。”据加茜丝讲，“一次又一次地复述同一个故事，或许有治疗的功效；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每一次复述，都是在做出改变。对于塞万提斯，我认为复述使他自省，也激发了他对疯癫行为机理的兴趣。塞万提斯的不朽作品中，《堂吉诃德》和《玻璃研究生》刻画了狂人形象。”
或许正因如此，《堂吉诃德》才脱颖而出，成为欧洲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塞万提斯从不掩饰对疯狂问题的兴趣，我认为，这源于他当俘虏时命悬一线的处境，源于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加茜丝在《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一书中这样写道。他对疯狂的反思，“使他成了探索精神世界的先驱，要比弗洛伊德还早上300年”。
加茜丝指出，塞万提斯关注囚禁生活，一直延伸到了她所说的“比喻性的禁闭”，比如“禁闭”着堂吉诃德的谵妄，或是“钳制”着精神错乱的学者维德瑞拉的疯狂。塞万提斯借助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回忆为奴的艰辛岁月。加茜丝说：“创伤是心灵深处未被医治的伤口。塞万提斯的作品似乎为创伤的反复重演所萦绕，充斥着幸存者脑海中反复出现的幻象与梦魇。”
不过，对塞万提斯而言，讲述内心创伤的意义，超出了发表证言本身。西班牙文化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用“他心灵之旅中最具超验意义的事件”来形容塞万提斯的囚禁生涯。批评家胡安·巴蒂斯塔·阿巴叶-阿塞则称之为“影响塞万提斯一生的重大转折点”。西班牙诗人兼小说家胡安·戈伊蒂索罗认为，它是“伟大文学巨匠内心中的一个空洞、一个漩涡、一股旋风”。戈伊蒂索罗认为，在阿尔及尔的五年时光，改变了塞万提斯的一生：“受困于非洲的那段岁月，塞万提斯在脑海中精心编织着对西班牙复杂而令人钦佩的想象，以此抗拒当时险恶的际遇。”
可以说，塞万提斯被囚禁的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广而言之，也拓展了他小说的范畴。加茜丝认为，《堂吉诃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它纳入了边缘化群体和不同的文化群体”。“其文学世界中的人物”，有西班牙摩尔人（前穆斯林，后皈依或被强迫皈依基督教）、流浪汉（靠小聪明度日的家伙），还有叛教徒等形形色色的人群。这是他囚禁生涯带给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阿尔及尔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海盗。在阿尔及尔牢狱中被囚禁的经历，与穆斯林和叛教徒的私人关系，所接触到的不同文化和宗教，所有这些，都为塞万提斯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使其得以更好地观察这些问题。”
虚幻的人物
加茜丝确信，塞万提斯的痛苦经历“为他开启了创作之门”。反过来，塞万提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中反复讲述的创伤经历，则帮助加茜丝熬过了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大儿子去世后的那段时间，她在阿尔及尔写了这部关于塞万提斯的书。
“在我悲伤与恢复期间，写作关于塞万提斯的书，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她在《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拜读他的小说，为之写作，与此同时，塞万提斯成了我的伟大导师和心灵的治疗师，他帮助我重新连上了‘人生中的断线’，这是其他任何人、任何事都比不上的。他的作品围绕创伤主题，铺陈开来，意义隽永，使我顿悟：化苦痛为欢歌，未尝不可……他的故事揭示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这些故事是他伤口的哭诉，试图呼吁我们讲出那难以言表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看，讲故事确实可以救命。用柯勒律治《老舟子行》中老水手的话说：
此后常来一阵剧痛
盘踞在我的心头，
必要前事重述一遍，
心灵内方觉自由。
（本文选自：译林 2016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