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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GDP支出法需求结构和世界典型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其未来演变趋势进行了展望，指出了改善宏观需求结构的相关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大致经历了从消费主导型向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型，再到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的演变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需求动力差异明显。从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和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结构在不断改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占比显著提升，服务消费、服务投资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短期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宏观需求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投资率的提升幅度可能会超过消费率，净出口率会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
关键词：宏观需求结构;经济增长动力;扩大内需战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7-0082-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理论内涵、测度和路径分析”（718731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质性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19ZDA069）。
作者简介：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冀承（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如无特别说明，下文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的总需求决定了一国的产出规模，也即支出法核算的GDP。因此，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是凯恩斯主义对宏观需求的短期分析基本框架。中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234美元一路攀升至2019年的10 276美元①，4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令人瞩目，但是奇迹的背后，也存在宏观需求结构失衡等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一度过分倚重短期投资刺激和出口带动，以高储蓄维持大量投資，以大规模出口弥补内需不足，国内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但是持续增加投资会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困局，出口也仅能在短期内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因此依赖投资和净出口“两驾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先后爆发，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疲软态势，经济复苏缓慢，在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价值链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由于国内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制造业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再加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原有的投资和出口占据主导地位、消费存在动力不足短板的宏观需求结构已难以在短期内拉动经济企稳回升。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分析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探寻其理论逻辑，有助于缓解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失衡问题并优化其结构，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进一步发挥宏观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20年伊始，中央相关会议多次强调要推动消费升级，适应数字消费新需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另外，近年来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优化宏观需求结构，如《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等。
虽然近年来有关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宏观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和动态冲击效应[1-4]、宏观需求的协调率和结构失衡分析[5-8]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9-11]等，运用的方法和模型以自回归模型、联立方程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为主，而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宏观需求结构分析的文献数量较少，仅有沈利生[12]、刘瑞翔和晏维龙[7]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最终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绩效，卓玛草将投入产出表中的需求结构进行分解并系统估算了宏观需求的增加值[13]，倪红福、冀承利用中美两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宏观需求中消费结构的历史变迁和升级趋势[14]。总体来看，还缺乏基于投入产出数据对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和逻辑的深入探讨，运用该数据对世界多个国家的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鉴于此，本文基于GDP支出法需求结构数据探究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依据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逻辑和特征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2000—2014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比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宏观需求结构的变迁，从三次产业和经济部门层面细分各国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以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上典型国家在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特征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并对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最后剖析宏观需求结构改善的政策含义。
一、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与逻辑
这里利用GDP支出法和中国投入产出表两套数据，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与逻辑进行分析。
（一）基于GDP支出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这里运用GDP支出法核算恒等式即GDP=消费+投资（资本形成）+净出口，计算基于GDP支出法的1978—2018年各项细分数据以及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结果如表1（下页）和表2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拉动力差异明显，呈现不同的逻辑和特征。 1.第一阶段（1978—2002年）：消费主导型
在这一阶段，消费占主导地位，最终消费率平均在60%以上，远大于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之和，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1.9%下降至2002年的61.2%。资本形成率总体上略有上升，但波动幅度较大。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多数年份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如198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5.0%，拉动经济增长8.1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0%，拉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拉动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199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6%，拉动经济增长5.1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7.7%，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发现：每当经济受到较大外部冲击时，投资额就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较大，如1978年受到改革开放重大利好政策的影响，国内投资剧增，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0%，拉动经济增长7.8个百分点，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8.7%，拉动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拉动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
其逻辑可能是：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活力逐步发挥出来，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带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拉动力。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工业生产水平和劳动力水平较低，需要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和原材料，资本积累速度较为缓慢，而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产品，消费增长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和投资，但是轻工业的投资规模总体较小，且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消费，且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没有，甚至为负。
2.第二阶段（2003—2013年）：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型
在这一阶段，最终消费率逐渐下降，从2003年的58.1%下降到2010年的49.3%，而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率有所上升;资本形成率从2003年的39.7%上升到2010年的47.0%，而后有所下降;净出口率从2003年的2.2%快速上升至最高峰2007年的8.7%，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2.5%。同时，2003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8%，拉动经济增长6.9个百分点;2006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5%，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随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85.3%，拉动经济增长8.0个百分点。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刚开始的几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2003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9%，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到2005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0.1%，拉动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一直到200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为正，200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7%，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但2009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到-42.9%，拉动经济增长-4.0个百分点，到2013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拉动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
其逻辑可能是：这一阶段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国际贸易的大规模增长带动国内工业企业迅速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加快铁路、公路与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使政府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总体上，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迅速上升，并且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成为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3.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
在这一阶段，最终消费率重拾上升趋势，从2014年的52.3%上升到2018年的55.3%。资本形成率保持相对稳定，从2014年的45.6%缓慢下降到2016年的42.7%，而后资本形成率开始略有上升，到2018年达到44.0%。净出口率从2014年的2.1%下降到2018年的0.7%，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相对处于历史高位，从2014年的56.3%上升至2015年的69.0%，此后有所回落，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66.5%、57.5%和65.9%。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贡献率从2014年的45.0%下降到2018年的41.5%。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为负，除2015年（8.4%）和2017年（4.8%）为正外，其他年份均为负贡献，其中2016年的贡献率为-11.6%，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9个百分点。总之，这一阶段消费率回到历史高位，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较高，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大部分年份为负。
其逻辑可能是：这一阶段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加快，新兴消费领域的热潮正在加速，促使消费和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新常態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贸易顺差增速下降，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年份为负。考虑到未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未来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将减弱，经济增长将回归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以消费拉动经济为主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相对较低。因此，未来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处于下行通道。 （二）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分析
除了运用GDP支出法数据来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历程外，还可以从投入产出视角来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逻辑。投入产出表反映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供求关系及投入产出等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数据，直接刻画了宏观需求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数量关系。基于1987—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最终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可将中国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与基于GDP支出法分析宏观需求的三个阶段基本相同（见表3）。第一阶段（1987—2002年）：消费主导型。消费率始终在59%以上，远远超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之和，消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支柱。第二阶段（2003—2012年）：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型。2002年后投资率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同时净出口率也迅速上升，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点（8.2%），随后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净出口率开始下降，而消费率在2002年后则逐渐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之和在2007年超过了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消费在最终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2012年后重新开始上升，并且预计其占比会伴随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的提高而持续上升，投资占比依然保持着高位但略有下降，而净出口率明显下滑，甚至贡献为负，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分析
为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上典型国家在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特征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这里选取全球多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分析，而WIOD涵盖了世界43个国家或地区的投入产出表，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共计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5]，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数据。在典型国家的选择上，选取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以及与中国处于同样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巴西，对上述国家宏观需求结构的总体情况、三次产业以及17个细分行业结构进行对比，以此预判和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
（一）宏观需求结构的总体比较
从总体上对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的宏观需求结构进行比较（见表4，下页），可以发现：第一，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消费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2012年后又有所上升;投资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近年来虽有下降，但依然保持着高位;受国际市场环境、贸易政策等影响，净出口率波动剧烈。总体上，与前述数据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第二，从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始终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消费率总体呈现高位变动的趋势，保持在60%以上。投资率为20%左右，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就净出口率而言，美国始终保持着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是负贡献;韩国一直是贸易顺差的状况，净出口率自2008年后迅速提升;日本则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净出口率由2000年的2.2%下降至2014年的-1.7%。第三，巴西的最终需求结构与发达国家较为类似，消费率保持在80%左右，并略呈上升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幅度较小。第四，当前发达国家宏观需求结构的特征可能会是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发展方向。从长期来看，未来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结构会不断优化，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
（二）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2000—2014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三驾马车”各自占比的变动较为剧烈，波动幅度远超美国、日本、韩国、巴西，但呈现明显优化的趋势（见表5、表6，下页）。研究发现：第一，从消费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第一产业消费占比（第一产业的消费额占总消费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17.1%下降至2014年的6.7%;第二产业消费占比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消费占比则一路攀升，从2000年的54.8%上升至2014年的67.8%。这说明服务消费已成为中国消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呈现显著的消费结构升级态势，较好地支撑了产业结构优化和新经济发展。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均达到80%以上，且占比略有上升。巴西的第三产业消费占比也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消费占比之和，并呈现增长的趋势。第二，从投资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巴西等国的结构较为类似，第二产业投资占比总体上非常高，平均占比超过80%，且变化幅度较小，表明投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投资，旨在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美国的结构与上述国家有较大差异，其第三产业投资占比相对较高，2014年为42.7%，远超其他国家，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说明美国的服务业投资（或者无形资产）规模较大，现代化程度高，也可能预示着未来无形资产（主要是无形的服务产品投资）是中国投资的重要方向。第三，从净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第一产业净出口率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3.8%下降到2014年的-11.0%，从世界各国进口的农产品规模大幅度增长。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第三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达到75.5%，以出口服务类产品为主，而在加入WTO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第二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一路攀升，第三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则大幅度下降，说明现阶段中国以出口制造业所需原材料和产品为主。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净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总体变动幅度比消费和投资要大，第二产业净出口率远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同时，以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当前的净出口结构基本相同，主要出口和进口制造业产品，且第二产业占比还在持续上升。第四，伴随着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產业结构升级的加速，服务消费、服务投资已成为中国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未来服务业将会是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支撑。 （三）宏观需求的细分行业结构比较
WIOD是基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方法（ISIC）而编制的，包含了56个行业，本文对此进行了归并处理，经过统一归并后的行业部门共17个，其中农业1个部门，制造业10个部门，服务业6个部门。这里利用更加细致的行业部门数据对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国际比较。
从表7（下页）和表8可以发现：第一，总的来看，2000—2014年，中国各细分行业宏观需求结构的波动幅度较大，而美国、日本、韩国、巴西四个典型经济体的各细分行业宏观需求结构基本稳定，波动幅度远小于中国，表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各细分行业的宏观需求结构在不断变化。第二，从消费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农林牧渔业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20.2%下降到2014年的7.9%，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等行业的消费所占比重均呈上升趋势，而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印刷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的消费占比则持续下降，这说明以新兴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重点领域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三，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消费的细分行业结构中服务行业产品消费占比均略有提高，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行业，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价格上升、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发达国家教育和卫生支出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另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与直观相悖，其原因可能是该行业的技术进步较快，导致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第四，从投资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日本、韩国、巴西的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行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占比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二者之和在2000年和2014年均超过70%。同时，上述国家的投资流向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等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占比略有上升。而美国的投资结构则较为多元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专业和科技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等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占比之和达到40%，且占比在持续上升，反映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美国主要是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投资。第五，从净出口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行业部门的进出口规模和涉及领域日益扩大，净出口结构波动幅度较大，农林牧渔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印刷产品等低附加值的行业净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而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等高附加值的行业净出口占比在不断上升。美国的农业和服务业在净出口中占比相对较高，出口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其制造业大量外迁，制造空心化趋势明显，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制造类产品。日本和韩国的净出口结构与美国有较大差异，其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行业的净出口占比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与两国向国外大规模出口电子设备密切相关。
三、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
从上述的国际比较来看，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宏观需求结构的特征可能会是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但是在不同阶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短期和长期的宏观需求结构变迁方向会有一定差异。由于路径依赖和调整的粘性，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变迁和优化难以在短期内实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蔓延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行造成了较大冲击，居民消费下滑，投资额和进出口总值也显著减少，使得需求结构调整优化的速度有所放缓。因此，从短期来看，中国宏观需求的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刺激政策可能导致投资率急速上升，投资的提升幅度会超过消费，而外需下滑会拖累中国出口，净出口率则会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伴随着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并且三次产业和各细分行业的宏观需求结构将发生较大调整，服务消费和服务投资的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并将在长期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
相比于消费和净出口，投资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更为明显，是拉动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并且可以长期有效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现阶段，通过需求管理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大规模的投资政策，有助于应对外生冲击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这里主要从投资的三个视角（传统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以及专项债）重点分析其潜力和趋势。
（一）传统基建投资仍是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工具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因其依赖国家财政支出和长期融资，天然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工具。2008年后中國推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投资对象就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2008—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超过20%，三次产业的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速。2013年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逐年下降，2019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见表9，下页）。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导致国内大范围的停工停产，投资积极性严重受挫，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以及中央和地方基础设施申报金额下降幅度较大，出现了历史最低增速。随着2020年3月以来国内疫情的好转，复工复产进度迅速加快，一批重大的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4月份的三次产业基建投资增速相比第一季度有所提升，预计在国内相关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基础设施将会继续保持较大的投资规模和较高的增长速度。
（二）“新基建”投资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日趋完善，其长期盈利能力较弱，以致地方政府出现了较大的隐性债务问题。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备受各方关注。新基建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传统基础设施面临饱和下的重要转变，可以通过对不同领域和相关产业的渗透、辐射和融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壮大以及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互相融合，并且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助力产业升级以及增添新动能，形成庞大的投资需求，从而加速扩大国内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6]。
2020年2月以来的中央相关会议频繁提及“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内涵作出了阐述，认为其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的内容，具体涵盖了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基础设施。新基建也被正式写入了2020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从表10（下页）可以看到，相较于2019年下半年，2020年3月、4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申报金额明显大幅度增长，增速超过200%，总计高达13万亿元，创造历史新高，这与各级政府大幅度增加新基建的申报建设密切相关。
（三）专项债助力新旧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国内政策持续加码新旧基建投资，专项债作为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其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有效改善基建资金供给状况。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专项债发行规模大幅度提升，全国新增专项债的发行金额为1.08万亿元，已达到财政部提前下达的1.29 万亿元专项债额度的 84%，且2020年1月和2月新增专项债规模分别同比增长406.4%和40.9%，远超2019年同期發行规模，发行进度大幅度提前。2020年第一季度新增专项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达到78.2%，规模已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而2017—2019年新增专项债用于基建的比例最高仅为34.1%（见表11）。假设 2020 年全年专项债规模保持第一季度的增长趋势，全年发行的专项债规模有望达到3.5万亿元，其中投向基建领域的专项债将会高达2.45万亿元。专项债的大幅度扩容将扩大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有效改善资金面，推动基建投资进入确定性的加速期。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GDP支出法需求结构数据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WIOD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比分析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的宏观需求的总体结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细分行业结构。研究发现：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大致经历了从消费主导型到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型，再到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的演变，且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差异。第二，从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和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构成在不断改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占比显著提升，未来服务消费、服务投资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第三，总体上，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未来变迁在不同阶段会有一定差异。从短期来看，中国宏观需求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且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投资可能大规模增加，投资率的提升幅度会超过消费率，净出口率会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现阶段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完善优化以及更好地发挥“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持续增大，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国消费潜力和空间较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持续增大，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但是，也应看到，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型投资的需求将增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会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因此，今后投资率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一定水平。受外生冲击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一些年份投资可能出现较大波动，进而消费率也将在波动中上升。
第二，引导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方向发展，是宏观需求结构改善的应有之义。随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日益增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就需要政府引导产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推动金融保险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专业和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制造业服务化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利用高端研发服务延长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增强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价值增值能力。
第三，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并将会是下一阶段国民经济的关键拉动力。服务消费的增长也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因此，中国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并且要健全社会保障政策，解除居民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后顾之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第四，优化投资结构，赋予投资新的内涵，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的投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短期内能够直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仍将是投资，应该在保持投资规模的基础上，注重传统投资领域的优化升级，发挥投资在创新驱动中的关键作用，扩大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培育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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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需求结构;经济增长动力;扩大内需战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7-0082-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理论内涵、测度和路径分析”（718731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质性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19ZDA069）。
作者简介：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冀承（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如无特别说明，下文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的总需求决定了一国的产出规模，也即支出法核算的GDP。因此，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是凯恩斯主义对宏观需求的短期分析基本框架。中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234美元一路攀升至2019年的10 276美元①，4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令人瞩目，但是奇迹的背后，也存在宏观需求结构失衡等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一度过分倚重短期投资刺激和出口带动，以高储蓄维持大量投資，以大规模出口弥补内需不足，国内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但是持续增加投资会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困局，出口也仅能在短期内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因此依赖投资和净出口“两驾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先后爆发，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疲软态势，经济复苏缓慢，在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价值链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由于国内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制造业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再加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原有的投资和出口占据主导地位、消费存在动力不足短板的宏观需求结构已难以在短期内拉动经济企稳回升。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分析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探寻其理论逻辑，有助于缓解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失衡问题并优化其结构，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进一步发挥宏观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拉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2020年伊始，中央相关会议多次强调要推动消费升级，适应数字消费新需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另外，近年来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优化宏观需求结构，如《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等。
虽然近年来有关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多，但是主要集中于宏观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和动态冲击效应[1-4]、宏观需求的协调率和结构失衡分析[5-8]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9-11]等，运用的方法和模型以自回归模型、联立方程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为主，而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宏观需求结构分析的文献数量较少，仅有沈利生[12]、刘瑞翔和晏维龙[7]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最终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绩效，卓玛草将投入产出表中的需求结构进行分解并系统估算了宏观需求的增加值[13]，倪红福、冀承利用中美两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宏观需求中消费结构的历史变迁和升级趋势[14]。总体来看，还缺乏基于投入产出数据对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和逻辑的深入探讨，运用该数据对世界多个国家的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鉴于此，本文基于GDP支出法需求结构数据探究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依据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逻辑和特征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2000—2014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比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宏观需求结构的变迁，从三次产业和经济部门层面细分各国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最终需求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以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上典型国家在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特征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并对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最后剖析宏观需求结构改善的政策含义。
一、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与逻辑
这里利用GDP支出法和中国投入产出表两套数据，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与逻辑进行分析。
（一）基于GDP支出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这里运用GDP支出法核算恒等式即GDP=消费+投资（资本形成）+净出口，计算基于GDP支出法的1978—2018年各项细分数据以及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结果如表1（下页）和表2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拉动力差异明显，呈现不同的逻辑和特征。 1.第一阶段（1978—2002年）：消费主导型
在这一阶段，消费占主导地位，最终消费率平均在60%以上，远大于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之和，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1.9%下降至2002年的61.2%。资本形成率总体上略有上升，但波动幅度较大。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多数年份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如198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5.0%，拉动经济增长8.1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0%，拉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拉动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199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6%，拉动经济增长5.1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7.7%，拉动经济增长2.2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发现：每当经济受到较大外部冲击时，投资额就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较大，如1978年受到改革开放重大利好政策的影响，国内投资剧增，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0%，拉动经济增长7.8个百分点，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8.7%，拉动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拉动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
其逻辑可能是：这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活力逐步发挥出来，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带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拉动力。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工业生产水平和劳动力水平较低，需要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和原材料，资本积累速度较为缓慢，而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产品，消费增长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和投资，但是轻工业的投资规模总体较小，且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消费，且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没有，甚至为负。
2.第二阶段（2003—2013年）：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型
在这一阶段，最终消费率逐渐下降，从2003年的58.1%下降到2010年的49.3%，而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消费率有所上升;资本形成率从2003年的39.7%上升到2010年的47.0%，而后有所下降;净出口率从2003年的2.2%快速上升至最高峰2007年的8.7%，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2.5%。同时，2003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8%，拉动经济增长6.9个百分点;2006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5%，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随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85.3%，拉动经济增长8.0个百分点。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刚开始的几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2003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9%，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到2005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0.1%，拉动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一直到200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为正，200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7%，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但2009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到-42.9%，拉动经济增长-4.0个百分点，到2013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拉动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
其逻辑可能是：这一阶段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国际贸易的大规模增长带动国内工业企业迅速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加快铁路、公路与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使政府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总体上，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迅速上升，并且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成为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3.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
在这一阶段，最终消费率重拾上升趋势，从2014年的52.3%上升到2018年的55.3%。资本形成率保持相对稳定，从2014年的45.6%缓慢下降到2016年的42.7%，而后资本形成率开始略有上升，到2018年达到44.0%。净出口率从2014年的2.1%下降到2018年的0.7%，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相对处于历史高位，从2014年的56.3%上升至2015年的69.0%，此后有所回落，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66.5%、57.5%和65.9%。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贡献率从2014年的45.0%下降到2018年的41.5%。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为负，除2015年（8.4%）和2017年（4.8%）为正外，其他年份均为负贡献，其中2016年的贡献率为-11.6%，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9个百分点。总之，这一阶段消费率回到历史高位，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较高，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大部分年份为负。
其逻辑可能是：这一阶段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加快，新兴消费领域的热潮正在加速，促使消费和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新常態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贸易顺差增速下降，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年份为负。考虑到未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未来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将减弱，经济增长将回归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以消费拉动经济为主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相对较低。因此，未来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处于下行通道。 （二）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分析
除了运用GDP支出法数据来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历程外，还可以从投入产出视角来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逻辑。投入产出表反映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供求关系及投入产出等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数据，直接刻画了宏观需求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数量关系。基于1987—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最终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可将中国宏观需求结构演变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与基于GDP支出法分析宏观需求的三个阶段基本相同（见表3）。第一阶段（1987—2002年）：消费主导型。消费率始终在59%以上，远远超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之和，消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支柱。第二阶段（2003—2012年）：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型。2002年后投资率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同时净出口率也迅速上升，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点（8.2%），随后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净出口率开始下降，而消费率在2002年后则逐渐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之和在2007年超过了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消费在最终需求结构中所占比重2012年后重新开始上升，并且预计其占比会伴随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的提高而持续上升，投资占比依然保持着高位但略有下降，而净出口率明显下滑，甚至贡献为负，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分析
为深入研究中国与世界上典型国家在宏观需求结构演变特征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这里选取全球多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分析，而WIOD涵盖了世界43个国家或地区的投入产出表，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共计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5]，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数据。在典型国家的选择上，选取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以及与中国处于同样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巴西，对上述国家宏观需求结构的总体情况、三次产业以及17个细分行业结构进行对比，以此预判和分析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
（一）宏观需求结构的总体比较
从总体上对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的宏观需求结构进行比较（见表4，下页），可以发现：第一，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消费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2012年后又有所上升;投资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近年来虽有下降，但依然保持着高位;受国际市场环境、贸易政策等影响，净出口率波动剧烈。总体上，与前述数据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第二，从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始终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消费率总体呈现高位变动的趋势，保持在60%以上。投资率为20%左右，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就净出口率而言，美国始终保持着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是负贡献;韩国一直是贸易顺差的状况，净出口率自2008年后迅速提升;日本则由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净出口率由2000年的2.2%下降至2014年的-1.7%。第三，巴西的最终需求结构与发达国家较为类似，消费率保持在80%左右，并略呈上升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幅度较小。第四，当前发达国家宏观需求结构的特征可能会是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发展方向。从长期来看，未来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结构会不断优化，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
（二）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2000—2014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三驾马车”各自占比的变动较为剧烈，波动幅度远超美国、日本、韩国、巴西，但呈现明显优化的趋势（见表5、表6，下页）。研究发现：第一，从消费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第一产业消费占比（第一产业的消费额占总消费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17.1%下降至2014年的6.7%;第二产业消费占比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消费占比则一路攀升，从2000年的54.8%上升至2014年的67.8%。这说明服务消费已成为中国消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呈现显著的消费结构升级态势，较好地支撑了产业结构优化和新经济发展。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均达到80%以上，且占比略有上升。巴西的第三产业消费占比也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消费占比之和，并呈现增长的趋势。第二，从投资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巴西等国的结构较为类似，第二产业投资占比总体上非常高，平均占比超过80%，且变化幅度较小，表明投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投资，旨在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美国的结构与上述国家有较大差异，其第三产业投资占比相对较高，2014年为42.7%，远超其他国家，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说明美国的服务业投资（或者无形资产）规模较大，现代化程度高，也可能预示着未来无形资产（主要是无形的服务产品投资）是中国投资的重要方向。第三，从净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第一产业净出口率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3.8%下降到2014年的-11.0%，从世界各国进口的农产品规模大幅度增长。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第三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达到75.5%，以出口服务类产品为主，而在加入WTO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第二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一路攀升，第三产业净出口所占比重则大幅度下降，说明现阶段中国以出口制造业所需原材料和产品为主。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净出口的三次产业结构总体变动幅度比消费和投资要大，第二产业净出口率远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同时，以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当前的净出口结构基本相同，主要出口和进口制造业产品，且第二产业占比还在持续上升。第四，伴随着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產业结构升级的加速，服务消费、服务投资已成为中国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未来服务业将会是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支撑。 （三）宏观需求的细分行业结构比较
WIOD是基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方法（ISIC）而编制的，包含了56个行业，本文对此进行了归并处理，经过统一归并后的行业部门共17个，其中农业1个部门，制造业10个部门，服务业6个部门。这里利用更加细致的行业部门数据对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国际比较。
从表7（下页）和表8可以发现：第一，总的来看，2000—2014年，中国各细分行业宏观需求结构的波动幅度较大，而美国、日本、韩国、巴西四个典型经济体的各细分行业宏观需求结构基本稳定，波动幅度远小于中国，表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各细分行业的宏观需求结构在不断变化。第二，从消费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农林牧渔业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的20.2%下降到2014年的7.9%，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等行业的消费所占比重均呈上升趋势，而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印刷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的消费占比则持续下降，这说明以新兴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重点领域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三，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消费的细分行业结构中服务行业产品消费占比均略有提高，上升幅度最大的是教育、医疗和社会工作行业，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价格上升、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发达国家教育和卫生支出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另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与直观相悖，其原因可能是该行业的技术进步较快，导致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第四，从投资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日本、韩国、巴西的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行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占比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二者之和在2000年和2014年均超过70%。同时，上述国家的投资流向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等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占比略有上升。而美国的投资结构则较为多元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专业和科技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等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占比之和达到40%，且占比在持续上升，反映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美国主要是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投资。第五，从净出口的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行业部门的进出口规模和涉及领域日益扩大，净出口结构波动幅度较大，农林牧渔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印刷产品等低附加值的行业净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而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等高附加值的行业净出口占比在不断上升。美国的农业和服务业在净出口中占比相对较高，出口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其制造业大量外迁，制造空心化趋势明显，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制造类产品。日本和韩国的净出口结构与美国有较大差异，其机械、交通运输、电子电气及其他设备行业的净出口占比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与两国向国外大规模出口电子设备密切相关。
三、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
从上述的国际比较来看，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宏观需求结构的特征可能会是中国未来宏观需求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但是在不同阶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短期和长期的宏观需求结构变迁方向会有一定差异。由于路径依赖和调整的粘性，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变迁和优化难以在短期内实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蔓延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行造成了较大冲击，居民消费下滑，投资额和进出口总值也显著减少，使得需求结构调整优化的速度有所放缓。因此，从短期来看，中国宏观需求的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刺激政策可能导致投资率急速上升，投资的提升幅度会超过消费，而外需下滑会拖累中国出口，净出口率则会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伴随着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并且三次产业和各细分行业的宏观需求结构将发生较大调整，服务消费和服务投资的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并将在长期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
相比于消费和净出口，投资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更为明显，是拉动中国短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并且可以长期有效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现阶段，通过需求管理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大规模的投资政策，有助于应对外生冲击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这里主要从投资的三个视角（传统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以及专项债）重点分析其潜力和趋势。
（一）传统基建投资仍是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工具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因其依赖国家财政支出和长期融资，天然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工具。2008年后中國推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投资对象就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2008—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超过20%，三次产业的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速。2013年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逐年下降，2019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见表9，下页）。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导致国内大范围的停工停产，投资积极性严重受挫，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以及中央和地方基础设施申报金额下降幅度较大，出现了历史最低增速。随着2020年3月以来国内疫情的好转，复工复产进度迅速加快，一批重大的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4月份的三次产业基建投资增速相比第一季度有所提升，预计在国内相关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基础设施将会继续保持较大的投资规模和较高的增长速度。
（二）“新基建”投资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日趋完善，其长期盈利能力较弱，以致地方政府出现了较大的隐性债务问题。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备受各方关注。新基建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传统基础设施面临饱和下的重要转变，可以通过对不同领域和相关产业的渗透、辐射和融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壮大以及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互相融合，并且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助力产业升级以及增添新动能，形成庞大的投资需求，从而加速扩大国内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6]。
2020年2月以来的中央相关会议频繁提及“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内涵作出了阐述，认为其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的内容，具体涵盖了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基础设施。新基建也被正式写入了2020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从表10（下页）可以看到，相较于2019年下半年，2020年3月、4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申报金额明显大幅度增长，增速超过200%，总计高达13万亿元，创造历史新高，这与各级政府大幅度增加新基建的申报建设密切相关。
（三）专项债助力新旧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国内政策持续加码新旧基建投资，专项债作为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其规模的大幅度增加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有效改善基建资金供给状况。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专项债发行规模大幅度提升，全国新增专项债的发行金额为1.08万亿元，已达到财政部提前下达的1.29 万亿元专项债额度的 84%，且2020年1月和2月新增专项债规模分别同比增长406.4%和40.9%，远超2019年同期發行规模，发行进度大幅度提前。2020年第一季度新增专项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达到78.2%，规模已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而2017—2019年新增专项债用于基建的比例最高仅为34.1%（见表11）。假设 2020 年全年专项债规模保持第一季度的增长趋势，全年发行的专项债规模有望达到3.5万亿元，其中投向基建领域的专项债将会高达2.45万亿元。专项债的大幅度扩容将扩大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有效改善资金面，推动基建投资进入确定性的加速期。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GDP支出法需求结构数据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WIOD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比分析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的宏观需求的总体结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细分行业结构。研究发现：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大致经历了从消费主导型到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型，再到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的演变，且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差异。第二，从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和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构成在不断改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占比显著提升，未来服务消费、服务投资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第三，总体上，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未来变迁在不同阶段会有一定差异。从短期来看，中国宏观需求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且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投资可能大规模增加，投资率的提升幅度会超过消费率，净出口率会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现阶段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完善优化以及更好地发挥“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持续增大，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国消费潜力和空间较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持续增大，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但是，也应看到，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型投资的需求将增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会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因此，今后投资率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一定水平。受外生冲击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一些年份投资可能出现较大波动，进而消费率也将在波动中上升。
第二，引导中国经济向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方向发展，是宏观需求结构改善的应有之义。随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日益增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更为迫切，这就需要政府引导产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推动金融保险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专业和科技服务等高端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制造业服务化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利用高端研发服务延长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增强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价值增值能力。
第三，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并将会是下一阶段国民经济的关键拉动力。服务消费的增长也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因此，中国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整体居民消费水平，并且要健全社会保障政策，解除居民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后顾之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第四，优化投资结构，赋予投资新的内涵，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的投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短期内能够直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仍将是投资，应该在保持投资规模的基础上，注重传统投资领域的优化升级，发挥投资在创新驱动中的关键作用，扩大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培育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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