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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党政机关一两年来的新闻做梳理，中纪委上头条的频率或许是其他部门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哪怕中纪委只是在官网上新开个专栏，都会吸引舆论的关注和解读。
2015年10月12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学思践悟”专栏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系列——建设忠诚干净有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在一篇题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文章中，中纪委将炮口调向自家，直指一些纪检监察干部的不正之风：有的人作风漂浮、衙门习气重，有的人不敢监督、失职失责，有的人违反审查纪律、以案谋私。文章毫不讳言，纪检监察系统绝非净土，面临的形势同样严峻复杂。
“纪委不是净土”
这样的表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系列发表19天前的一次会议报道。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的发言保持了一贯的犀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纪委也不是净土，有的纪检干部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审查纪律和保密纪律，跑风漏气甚至以案谋私。”
20天内，中纪委两提“纪委不是净土”，对于违纪纪检干部并未护短，让外界管窥到中纪委直面问题的勇气。用晒“内鬼”的方式，自揭家短，也透出其涤清系统内部风气的决心。
根据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违纪纪检监察干部为3400多人，中纪委机关查处处置14人。
通过王岐山讲话内容可以推断，违纪纪检监察干部多与纪委办理的贪腐案件有关，向被调查的官员通风报信，而“受益”官员自然会投桃报李，纪检监察干部也就“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
中纪委机关的“内鬼”
在中纪委机关这个层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和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
2008年，魏健接任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负责联系云贵川渝藏五省区的纪检监察工作。然而，正是分管范围涵盖四川，为其日后落马埋下伏笔。
在一次内部会议中，王岐山用了二十多分钟时间来谈他对“谁来监督中纪委”的思考。其中提到，中纪委对李春城的调查长达一年多，中纪委办案室一名对口四川的干部，曾发生“跑风漏气”的问题，这位干部甚至在四川住了近一周，全程由李春城和其秘书接待。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中纪委加大监督执纪、审查办案全过程的管理力度，对跑风漏气、以案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查处，绝不手软。两个月后，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在任内落马的中纪委机关最高级别的官员。
魏健落马仅十天后，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也被调查。曹立新曾任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三处处长，六室主要负责联系华北片区，其中包括山西。2011年10月，曹立新曾担任组长，率中纪委调研组在山西多地进行调研。尽管曹立新违纪违法具体内容未公布，但根据他的分管工作来看，其被查或与他分管山西时期的工作有关。因为在2014年，山西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拔“烂树”清门户
地方纪检监察系统内，也潜伏有“内鬼”。
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都曾是地方的纪检大员。李崇禧曾在四川省纪委书记任上干满五年，金道铭也担任了三年半的山西省纪委书记。两人可算是纪检监察系统的老兵，本应是地方反腐的中流砥柱，反而首当其冲，被贪腐冲垮。
在调任山西之前，金道铭在中纪委深耕近16年，从副局级监察专员起步，入晋前已是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从工作履历上看，与其他系统官员相比，金道铭对办案手段、方式、流程极为稔熟，反组织调查能力更强，中纪委取证调查的难度可想而知。
与金道铭履历相似的还有杨森林和钟世坚。前者是在山西省纪委副书记任上的第八个年头，政治生命戛然而止的；而后者只在纪委系统工作了四年，即被中纪委立案调查。
在中纪委的通报中，钟世坚违反保密纪律，向被审查人泄露案情，并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部分行贿人员串供，并将巨额财物转移藏匿。这是纪检监察系统“内鬼”的标准版。
谁来监督“武松”
2015年中秋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剖析了北京市怀柔区纪委公款旅游问题。怀柔区纪委书记周燕对公款旅游负主要责任，被撤销党内职务。尽管被撤职的只是一名副局级的纪委书记，但这个案例引发了诸多关注，人们关心的是，当“打虎”成为常态之后，谁又来监督“武松”。
早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提出如何解决“谁监督纪委”的问题；在之后的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及“灯下黑”的问题；而在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要求纪检监察系统“清理门户”。
实际上，2014年3月，中纪委就启动了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二轮机构改革，着手自我革新。在整合了六个内设机构、重新组建两个机构的同时，还新设了三个内设机构，其中包括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就是为了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纪检监察系统自身的监督，防止纪检监察队伍内部出现“蛀虫”，及时清理“害群之马”。很快，多地纪检监察部门增设此机构，省级纪委已全部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2014年1月至8月，中纪委就对部委机关240多名干部实行了交流，并对不适合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予以调离。
中纪委自我监督的另一个举措是，建立贯通到县级纪委的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掌握基层案件查办进展。一位县级纪检干部透露，其所在纪委已安装相关设备，正式运转后将有专人录入。“原来的线索只做初核了结，就不再往下查了，可有了这套系统之后，上级部门能掌握案件全部办理过程，出了问题会被追责”。
王岐山赴福建调研时亦提到，要加快信息化步伐，建设从中纪委贯通到县级纪委的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9期）
2015年10月12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学思践悟”专栏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系列——建设忠诚干净有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在一篇题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文章中，中纪委将炮口调向自家，直指一些纪检监察干部的不正之风：有的人作风漂浮、衙门习气重，有的人不敢监督、失职失责，有的人违反审查纪律、以案谋私。文章毫不讳言，纪检监察系统绝非净土，面临的形势同样严峻复杂。
“纪委不是净土”
这样的表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系列发表19天前的一次会议报道。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的发言保持了一贯的犀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纪委也不是净土，有的纪检干部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审查纪律和保密纪律，跑风漏气甚至以案谋私。”
20天内，中纪委两提“纪委不是净土”，对于违纪纪检干部并未护短，让外界管窥到中纪委直面问题的勇气。用晒“内鬼”的方式，自揭家短，也透出其涤清系统内部风气的决心。
根据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违纪纪检监察干部为3400多人，中纪委机关查处处置14人。
通过王岐山讲话内容可以推断，违纪纪检监察干部多与纪委办理的贪腐案件有关，向被调查的官员通风报信，而“受益”官员自然会投桃报李，纪检监察干部也就“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
中纪委机关的“内鬼”
在中纪委机关这个层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和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
2008年，魏健接任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负责联系云贵川渝藏五省区的纪检监察工作。然而，正是分管范围涵盖四川，为其日后落马埋下伏笔。
在一次内部会议中，王岐山用了二十多分钟时间来谈他对“谁来监督中纪委”的思考。其中提到，中纪委对李春城的调查长达一年多，中纪委办案室一名对口四川的干部，曾发生“跑风漏气”的问题，这位干部甚至在四川住了近一周，全程由李春城和其秘书接待。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说，中纪委加大监督执纪、审查办案全过程的管理力度，对跑风漏气、以案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查处，绝不手软。两个月后，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在任内落马的中纪委机关最高级别的官员。
魏健落马仅十天后，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也被调查。曹立新曾任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三处处长，六室主要负责联系华北片区，其中包括山西。2011年10月，曹立新曾担任组长，率中纪委调研组在山西多地进行调研。尽管曹立新违纪违法具体内容未公布，但根据他的分管工作来看，其被查或与他分管山西时期的工作有关。因为在2014年，山西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拔“烂树”清门户
地方纪检监察系统内，也潜伏有“内鬼”。
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都曾是地方的纪检大员。李崇禧曾在四川省纪委书记任上干满五年，金道铭也担任了三年半的山西省纪委书记。两人可算是纪检监察系统的老兵，本应是地方反腐的中流砥柱，反而首当其冲，被贪腐冲垮。
在调任山西之前，金道铭在中纪委深耕近16年，从副局级监察专员起步，入晋前已是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从工作履历上看，与其他系统官员相比，金道铭对办案手段、方式、流程极为稔熟，反组织调查能力更强，中纪委取证调查的难度可想而知。
与金道铭履历相似的还有杨森林和钟世坚。前者是在山西省纪委副书记任上的第八个年头，政治生命戛然而止的；而后者只在纪委系统工作了四年，即被中纪委立案调查。
在中纪委的通报中，钟世坚违反保密纪律，向被审查人泄露案情，并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部分行贿人员串供，并将巨额财物转移藏匿。这是纪检监察系统“内鬼”的标准版。
谁来监督“武松”
2015年中秋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剖析了北京市怀柔区纪委公款旅游问题。怀柔区纪委书记周燕对公款旅游负主要责任，被撤销党内职务。尽管被撤职的只是一名副局级的纪委书记，但这个案例引发了诸多关注，人们关心的是，当“打虎”成为常态之后，谁又来监督“武松”。
早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提出如何解决“谁监督纪委”的问题；在之后的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及“灯下黑”的问题；而在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要求纪检监察系统“清理门户”。
实际上，2014年3月，中纪委就启动了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二轮机构改革，着手自我革新。在整合了六个内设机构、重新组建两个机构的同时，还新设了三个内设机构，其中包括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就是为了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纪检监察系统自身的监督，防止纪检监察队伍内部出现“蛀虫”，及时清理“害群之马”。很快，多地纪检监察部门增设此机构，省级纪委已全部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2014年1月至8月，中纪委就对部委机关240多名干部实行了交流，并对不适合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予以调离。
中纪委自我监督的另一个举措是，建立贯通到县级纪委的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掌握基层案件查办进展。一位县级纪检干部透露，其所在纪委已安装相关设备，正式运转后将有专人录入。“原来的线索只做初核了结，就不再往下查了，可有了这套系统之后，上级部门能掌握案件全部办理过程，出了问题会被追责”。
王岐山赴福建调研时亦提到，要加快信息化步伐，建设从中纪委贯通到县级纪委的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