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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陵的长篇小说《大风雪》描写了沦陷前夕哈尔滨的民族、社会危机以及在这危机下生活的众生相，以东北作家所具有的粗犷雄壮的力度和爱恨分明的情感对主题进行了多层次的刻画，批判、讽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阴暗面和民众自身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表现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抗战小说的重要收获。
关键词：孙陵；抗战小说；《大风雪》；主题分析
孙陵（1914-1983），原是山东黄县人，11岁时跟随父母前往东北，后定居"东方莫斯科"哈尔滨，由于身在这东三省的重镇，孙陵在他成长中的重要时期亲眼目睹了接二连三的政治大事件的发生。其中，对他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无疑是“九·一八”事变，而事变前后的哈尔滨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影响在孙陵紧接着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例如1936年刊登在《文学》（第六卷·第六号）上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宝祥哥的胜利》，同年开始连续发表于上海《光明》的报告文学《边声》，以及长篇代表作《大风雪》等，无不是以其为背景，向读者讲述着发生在那片黑土地上的一幕幕血与泪的故事。
《大风雪》于1947年4月15日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收入万叶文艺新辑。故事以逃离小站的东方曙、松花江大饭店老板发杨鲤亭夫妇及女儿杨耀兰、历史教授李昂、教育名士蓝沧海等人物为主线，描写了“九·一八”前后岌岌可危的H埠。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走向半殖民半封建，在抗战爆发之前，由于历史遗留和个人经验的缘故，反封建的主题更受作家青睐；战争爆发后，救亡反帝的主题就逐渐替代了前者，成为了主要书写对象。这时，许多知名作家还身处安全地带，虽呼吁抗日救亡，但比起那些正在亲历故土沦陷、家破人亡的东北青年作家们着实难有更直接、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所以由于地理“优势”，东北作家群（此处指流亡作家群）注定要因“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集中、鲜明、强烈地揭示出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而成为抗战文学的先锋。毫无疑问，作为东北流亡作家，孙陵的《大风雪》也是这一时代主题的“催生物”，并从多个层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释。
一
首先，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统治的主题。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侵蚀原本是把双刃剑，《大风雪》主要通过表现其阴暗面来完成对主题的书写。殖民的侵蚀伴随着宗主国带来的火车，从远方深入腹地，辐射开来。“庄稼人将他们这一年辛苦的所得，都集中到铁路沿线的大小城镇来，不管是怎样一个偏远的小站，每天都有流水一样的牛车，装满了豆子涌上来。”但这些看似繁荣的小站、丰收的盛况却成为了捐税局腐败的摇篮。每一任局长都大额度地贪污，捐税局上下又以金钱与监督衙门交换着官职，一边来年再赚一笔，卑鄙的勾当满目横行。与此同时，这样一列又一列的火车正将人们加速送进殖民的空间语境中。这骤变环境中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被浓缩到一节车厢内展开。这节车厢内杂聚着三教九流，他们自身的封建旧质仍很浓厚，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开始变异。他们退不回去，也很难成为新人。但他们的格格不入却恰恰符合这原本就畸形的时代和社会。“那梳着喜鹊尾巴的女人，那小狮毛狗，那三瓣嘴，那百灵鸟，那吃鼻涕的小孩，那秃拉头，那乳尿和脚垢的恶臭……就简直要将人们熏死了”。作者用令人读罢作呕的语言描写了人类的丑陋，揭示了一种看似无罪的罪恶，这种罪恶正在铁路所经之处传播开来，而根源更多来自半殖民地的性质。对于这恶质的泛滥，作者给予坚决的否定。当然，火车绝不会轻易停下，在它经过的“乡村和城镇中，变化得最快而最大的，第一个要算是这阿勒楚喀底荒村，现在号称东方莫斯科的H埠了。西洋人，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所有的各色各样的冒险者和野心家们都顺从着这条横贯东西大陆的大动脉，汇集到H埠来。面粉厂，制革厂，造酒厂，……邮局，海关，道尹衙门……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制造厂，和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机关，都飞快地在松花江畔牛羊悲鸣着的草原上建立起来了”。当这来自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带着相应的价值观念，在这片封建余音依旧高亢的黑土地上，势如破竹般地扩散开来时，那腐化堕落的官僚，那畸形丑陋的百姓必定也会普遍开来。这是一出无奈但又必然的历史剧，作者对这异化深恶痛绝，但隐藏在愤恨之后的更是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畸形和恶质非但不会凭空消失，反会随着殖民性质的深化而站稳脚跟，那么健康和美质该怎样躲避蚕食，何去何从呢？
二
将反帝反殖民的主题单独出来说，是为了强调《大风雪》在主题上的突出特征，但从文本内在结构来看，救亡反帝与反封建始终是一个连续、统一的逻辑。这是一个外部矛盾导致内部矛盾激化的关系，当整个民族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人与人之间，思想和行动上的差异才会暴露完全。而导致差异中落后面的原因，在这部小说中，往往可以解释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作用下的双重戕害。不过，作者也很明确地再解释了他的观点：虽然戕害来自于二者的相互作用，但相较于帝国主义的冲击，封建主义对灵魂的蚕食更为根本和可怖。
例如发生在煮雪斋里的“迎接宣统”的事件。这本是一个荒谬的无稽之谈，倘若仅是老仆人李福激动又放肆地惊叹“李淳风底《推背图》果然应验了”，尚且能够见惯不怪地付之一笑；但面对学界“大腕”蓝沧海的肯定，在场其他知识分子的失声默认，这恐怕就不得不令人颤栗了。又如代表着商人的杨鲤亭，听着父亲口中洋鬼子的故事长大，成年后又为着洋人做事。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东三省，这种经历可能算不上特殊。但为什么偏偏就是他，“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汉奸之路呢？这就不得不追究到他从作为山东农民的祖辈、父辈那儿承袭下来的理性的、实用的内在心理结构了。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重现实、重实用、重理性的价值观。从好的方面来讲，它可以是支撑着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和内在文明；从坏的角度来看，它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又极易演化为狭隘自私，只顾眼前利益等带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处事原则。这就难怪杨鲤亭在遇到张桂花之后，迅速成为汉奸“伉俪”，毫无障碍地卑躬屈膝。因为 “卖国贼”的骂名并不丢脸，对于他们来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他们看来真正有损廉耻的是祖祖辈辈的挨饿受穷。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杨鲤亭从祖辈身上继承下来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不但没有帮助他平衡极端情况下的变异心理，反而助纣为虐，让他开始了不辞辛劳的卖国活动。东方曙和梅冷月的爱情故事，粗看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故事似乎相仿，但前者归根结底讲述了一个由现代性的爱情婚姻错位所引出的思想命题；后者则强调了思想上新与旧的冲突，立意更为浅显、普遍，但却突现了作者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和痛恨。梅冷月和东方曙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结合、出走原本是对封建势力的迎头痛击，但他们却将单纯的自由恋爱观混淆地等同于了彻底的反封建意识。也许东方曙并不见得彻底，但他的革新思想让他懂得反省，可梅冷月却恰恰相反，自欺欺人裹挟着潜意识当中的腐朽，最终梅冷月充满惰性的落后面使两人渐行渐远。这不正是那些虽然反对，但长期浸淫在封建意识之中，不幸将其转化为自我合法性意识的青年们的悲剧之所在么？这可能正是作者对于反封建中思想启蒙这个环节进行得不彻底的一个反省和思考。 三
说到抗战小说，还有一个绕不过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但是许久以来，爱国主义一直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由于内涵和外延的容量大，常常未加区分界定就被用来解释作品。例如，首先国家就可以分为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国家，物质意义上的实体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等等；而爱民族、爱故土、爱历史传统……经常又与爱国的含义重合、交叉。纵观本时期抗战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四世同堂》的爱国主义侧重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之精华的赞美与捍卫；无论是《山野》还是《故乡》，我们都能从艾芜笔下读出，他的爱国激情必然源于对家乡故土的深深依恋、热爱；而路翎在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将爱国主义内化为个人为了生命的基本尊严而进行的灵魂激战。《大风雪》的爱国主义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基本出发点是对故土的爱恋。当整个中国版图上的绝大多数地域还在酣睡时，东三省已被侵略的炮火惊醒，所以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故土的沦陷，并非国家的覆灭。同时，抗战初期的舆论少有从开始就认为整个国家岌岌可危，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失地的收复上，整个民族表现出的对故土概念的明晰程度远远高于祖国。所以，在这一背景下的作品，多数是从对故土的生存状况和文化环境的描写出发，如同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以及孙陵的《大风雪》，再升华到民族解放、政治民主的大义上去，他们的基本落脚点还是对故土的情结。另外，孙陵曾在不止一篇文章（《边声》系列、《兴安岭探胜》等）中毫无保留地赞美过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可见他对脚下的一片黑土地是真实地热爱和珍惜的。试想作者亲眼看着土地被蹂躏、占领甚至买卖，会爆发出一种怎样的悲鸣？
第二个特点表现为：对祖国现状的态度是失望中又不失希望，对祖国未来的态度是乐观中却带着怀疑。兵临城下的哈尔滨（抽象意义上祖国的缩影），走狗汉奸如鱼得水，病态丑陋肆意横行，以邪压正随处可见……作者分明对整个社会状态充满了失望。但这个城市也同样有着募集抗日捐款的师生，期待着救世“英雄”出现的老百姓，以及像东方曙一样觉醒的人，让作者也感受到了希望。所以乍看下，整部作品对爱国主义与祖国的态度似乎更倾向于乐观，但我们又不能不读出作者试图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怀疑。也许作者自己也没能意识到，对祖国实情最真实的审美体验会出卖他的爱国激情，后者让他创造出了觉醒的人，他正准备义无反顾地投身未来的爱国主义事业，但前者却残酷地让觉醒者——东方曙形单影只，有那么一点倪焕之的味道，但境况更为险恶。这就让我们不禁深深怀疑，反帝抗日的爱国主义道路是否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一腔热情而一帆风顺下去？事实是历史早已对这份怀疑做出了解答。其实，早在1936年，孙陵发表在《光明》（上海）上的《祖国》就通过讲述一对爱国父子在沦陷区与大后方的悲惨遭遇，提出了自己对爱国主义与祖国的关系的怀疑与态度，虽可能被冠以消极爱国之名，但正是因了孙陵对爱国主义的独到理解，才换来《大风雪》对于那个时代更为真实和深刻的书写与记录。
《大风雪》以浓墨重彩的笔墨描写了沦陷前夕哈尔滨的民族、社会危机以及在这危机下生活的众生相，以东北作家所具有的粗犷雄壮的力度和爱恨分明的情感对主题进行了多层次的刻画，批判、讽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阴暗面，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表现了独具特色的爱国思想。其中渗透出的是作者在面对战争危难时，对民族、国家以及个人的特立独行的思考与态度。小说不仅具有历经抗日前线洗礼的伟力，而且也获得了抗日大后方沉淀下的从容，是抗战小说的重要收获。
参考文献：
[1]王培元. 论东北作家群[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1）.
[2]说明：本文所依据的《大风雪》版本为1947年4月15日万叶书店本。
[3]丘立才. 抗日时期的孙陵[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01）.
（作者简介：刘 笛，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关键词：孙陵；抗战小说；《大风雪》；主题分析
孙陵（1914-1983），原是山东黄县人，11岁时跟随父母前往东北，后定居"东方莫斯科"哈尔滨，由于身在这东三省的重镇，孙陵在他成长中的重要时期亲眼目睹了接二连三的政治大事件的发生。其中，对他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无疑是“九·一八”事变，而事变前后的哈尔滨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影响在孙陵紧接着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例如1936年刊登在《文学》（第六卷·第六号）上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宝祥哥的胜利》，同年开始连续发表于上海《光明》的报告文学《边声》，以及长篇代表作《大风雪》等，无不是以其为背景，向读者讲述着发生在那片黑土地上的一幕幕血与泪的故事。
《大风雪》于1947年4月15日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收入万叶文艺新辑。故事以逃离小站的东方曙、松花江大饭店老板发杨鲤亭夫妇及女儿杨耀兰、历史教授李昂、教育名士蓝沧海等人物为主线，描写了“九·一八”前后岌岌可危的H埠。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走向半殖民半封建，在抗战爆发之前，由于历史遗留和个人经验的缘故，反封建的主题更受作家青睐；战争爆发后，救亡反帝的主题就逐渐替代了前者，成为了主要书写对象。这时，许多知名作家还身处安全地带，虽呼吁抗日救亡，但比起那些正在亲历故土沦陷、家破人亡的东北青年作家们着实难有更直接、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所以由于地理“优势”，东北作家群（此处指流亡作家群）注定要因“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集中、鲜明、强烈地揭示出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而成为抗战文学的先锋。毫无疑问，作为东北流亡作家，孙陵的《大风雪》也是这一时代主题的“催生物”，并从多个层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释。
一
首先，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统治的主题。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侵蚀原本是把双刃剑，《大风雪》主要通过表现其阴暗面来完成对主题的书写。殖民的侵蚀伴随着宗主国带来的火车，从远方深入腹地，辐射开来。“庄稼人将他们这一年辛苦的所得，都集中到铁路沿线的大小城镇来，不管是怎样一个偏远的小站，每天都有流水一样的牛车，装满了豆子涌上来。”但这些看似繁荣的小站、丰收的盛况却成为了捐税局腐败的摇篮。每一任局长都大额度地贪污，捐税局上下又以金钱与监督衙门交换着官职，一边来年再赚一笔，卑鄙的勾当满目横行。与此同时，这样一列又一列的火车正将人们加速送进殖民的空间语境中。这骤变环境中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被浓缩到一节车厢内展开。这节车厢内杂聚着三教九流，他们自身的封建旧质仍很浓厚，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开始变异。他们退不回去，也很难成为新人。但他们的格格不入却恰恰符合这原本就畸形的时代和社会。“那梳着喜鹊尾巴的女人，那小狮毛狗，那三瓣嘴，那百灵鸟，那吃鼻涕的小孩，那秃拉头，那乳尿和脚垢的恶臭……就简直要将人们熏死了”。作者用令人读罢作呕的语言描写了人类的丑陋，揭示了一种看似无罪的罪恶，这种罪恶正在铁路所经之处传播开来，而根源更多来自半殖民地的性质。对于这恶质的泛滥，作者给予坚决的否定。当然，火车绝不会轻易停下，在它经过的“乡村和城镇中，变化得最快而最大的，第一个要算是这阿勒楚喀底荒村，现在号称东方莫斯科的H埠了。西洋人，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所有的各色各样的冒险者和野心家们都顺从着这条横贯东西大陆的大动脉，汇集到H埠来。面粉厂，制革厂，造酒厂，……邮局，海关，道尹衙门……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制造厂，和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机关，都飞快地在松花江畔牛羊悲鸣着的草原上建立起来了”。当这来自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带着相应的价值观念，在这片封建余音依旧高亢的黑土地上，势如破竹般地扩散开来时，那腐化堕落的官僚，那畸形丑陋的百姓必定也会普遍开来。这是一出无奈但又必然的历史剧，作者对这异化深恶痛绝，但隐藏在愤恨之后的更是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畸形和恶质非但不会凭空消失，反会随着殖民性质的深化而站稳脚跟，那么健康和美质该怎样躲避蚕食，何去何从呢？
二
将反帝反殖民的主题单独出来说，是为了强调《大风雪》在主题上的突出特征，但从文本内在结构来看，救亡反帝与反封建始终是一个连续、统一的逻辑。这是一个外部矛盾导致内部矛盾激化的关系，当整个民族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人与人之间，思想和行动上的差异才会暴露完全。而导致差异中落后面的原因，在这部小说中，往往可以解释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作用下的双重戕害。不过，作者也很明确地再解释了他的观点：虽然戕害来自于二者的相互作用，但相较于帝国主义的冲击，封建主义对灵魂的蚕食更为根本和可怖。
例如发生在煮雪斋里的“迎接宣统”的事件。这本是一个荒谬的无稽之谈，倘若仅是老仆人李福激动又放肆地惊叹“李淳风底《推背图》果然应验了”，尚且能够见惯不怪地付之一笑；但面对学界“大腕”蓝沧海的肯定，在场其他知识分子的失声默认，这恐怕就不得不令人颤栗了。又如代表着商人的杨鲤亭，听着父亲口中洋鬼子的故事长大，成年后又为着洋人做事。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东三省，这种经历可能算不上特殊。但为什么偏偏就是他，“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汉奸之路呢？这就不得不追究到他从作为山东农民的祖辈、父辈那儿承袭下来的理性的、实用的内在心理结构了。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重现实、重实用、重理性的价值观。从好的方面来讲，它可以是支撑着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和内在文明；从坏的角度来看，它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又极易演化为狭隘自私，只顾眼前利益等带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处事原则。这就难怪杨鲤亭在遇到张桂花之后，迅速成为汉奸“伉俪”，毫无障碍地卑躬屈膝。因为 “卖国贼”的骂名并不丢脸，对于他们来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他们看来真正有损廉耻的是祖祖辈辈的挨饿受穷。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杨鲤亭从祖辈身上继承下来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不但没有帮助他平衡极端情况下的变异心理，反而助纣为虐，让他开始了不辞辛劳的卖国活动。东方曙和梅冷月的爱情故事，粗看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故事似乎相仿，但前者归根结底讲述了一个由现代性的爱情婚姻错位所引出的思想命题；后者则强调了思想上新与旧的冲突，立意更为浅显、普遍，但却突现了作者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和痛恨。梅冷月和东方曙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结合、出走原本是对封建势力的迎头痛击，但他们却将单纯的自由恋爱观混淆地等同于了彻底的反封建意识。也许东方曙并不见得彻底，但他的革新思想让他懂得反省，可梅冷月却恰恰相反，自欺欺人裹挟着潜意识当中的腐朽，最终梅冷月充满惰性的落后面使两人渐行渐远。这不正是那些虽然反对，但长期浸淫在封建意识之中，不幸将其转化为自我合法性意识的青年们的悲剧之所在么？这可能正是作者对于反封建中思想启蒙这个环节进行得不彻底的一个反省和思考。 三
说到抗战小说，还有一个绕不过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但是许久以来，爱国主义一直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由于内涵和外延的容量大，常常未加区分界定就被用来解释作品。例如，首先国家就可以分为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国家，物质意义上的实体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等等；而爱民族、爱故土、爱历史传统……经常又与爱国的含义重合、交叉。纵观本时期抗战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四世同堂》的爱国主义侧重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之精华的赞美与捍卫；无论是《山野》还是《故乡》，我们都能从艾芜笔下读出，他的爱国激情必然源于对家乡故土的深深依恋、热爱；而路翎在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将爱国主义内化为个人为了生命的基本尊严而进行的灵魂激战。《大风雪》的爱国主义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基本出发点是对故土的爱恋。当整个中国版图上的绝大多数地域还在酣睡时，东三省已被侵略的炮火惊醒，所以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故土的沦陷，并非国家的覆灭。同时，抗战初期的舆论少有从开始就认为整个国家岌岌可危，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失地的收复上，整个民族表现出的对故土概念的明晰程度远远高于祖国。所以，在这一背景下的作品，多数是从对故土的生存状况和文化环境的描写出发，如同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以及孙陵的《大风雪》，再升华到民族解放、政治民主的大义上去，他们的基本落脚点还是对故土的情结。另外，孙陵曾在不止一篇文章（《边声》系列、《兴安岭探胜》等）中毫无保留地赞美过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可见他对脚下的一片黑土地是真实地热爱和珍惜的。试想作者亲眼看着土地被蹂躏、占领甚至买卖，会爆发出一种怎样的悲鸣？
第二个特点表现为：对祖国现状的态度是失望中又不失希望，对祖国未来的态度是乐观中却带着怀疑。兵临城下的哈尔滨（抽象意义上祖国的缩影），走狗汉奸如鱼得水，病态丑陋肆意横行，以邪压正随处可见……作者分明对整个社会状态充满了失望。但这个城市也同样有着募集抗日捐款的师生，期待着救世“英雄”出现的老百姓，以及像东方曙一样觉醒的人，让作者也感受到了希望。所以乍看下，整部作品对爱国主义与祖国的态度似乎更倾向于乐观，但我们又不能不读出作者试图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怀疑。也许作者自己也没能意识到，对祖国实情最真实的审美体验会出卖他的爱国激情，后者让他创造出了觉醒的人，他正准备义无反顾地投身未来的爱国主义事业，但前者却残酷地让觉醒者——东方曙形单影只，有那么一点倪焕之的味道，但境况更为险恶。这就让我们不禁深深怀疑，反帝抗日的爱国主义道路是否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一腔热情而一帆风顺下去？事实是历史早已对这份怀疑做出了解答。其实，早在1936年，孙陵发表在《光明》（上海）上的《祖国》就通过讲述一对爱国父子在沦陷区与大后方的悲惨遭遇，提出了自己对爱国主义与祖国的关系的怀疑与态度，虽可能被冠以消极爱国之名，但正是因了孙陵对爱国主义的独到理解，才换来《大风雪》对于那个时代更为真实和深刻的书写与记录。
《大风雪》以浓墨重彩的笔墨描写了沦陷前夕哈尔滨的民族、社会危机以及在这危机下生活的众生相，以东北作家所具有的粗犷雄壮的力度和爱恨分明的情感对主题进行了多层次的刻画，批判、讽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阴暗面，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表现了独具特色的爱国思想。其中渗透出的是作者在面对战争危难时，对民族、国家以及个人的特立独行的思考与态度。小说不仅具有历经抗日前线洗礼的伟力，而且也获得了抗日大后方沉淀下的从容，是抗战小说的重要收获。
参考文献：
[1]王培元. 论东北作家群[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1）.
[2]说明：本文所依据的《大风雪》版本为1947年4月15日万叶书店本。
[3]丘立才. 抗日时期的孙陵[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01）.
（作者简介：刘 笛，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