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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利害相关者”理论原是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的一种学说，20世纪末被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发展为一种政治理念。“利害相关者”道路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制定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保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形成维护社会平等、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利益分享机制；依据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断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利害相关者” 和谐社会 启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3－0176－04
20世纪末，一种关于“利害相关者”道路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在西方悄然兴起。作为对全球化进程中右翼极端市场主义流行意识形态的一种制衡，“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ing capita-lism)开始取代“股东资本主义”(stockholdingcapitalism)，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民主党主政欧洲政坛的“第三条道路”实践中，“利害相关者”道路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体现。
所谓“利害相关者”道路，其根本点就是把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个个人都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利益相关方，目标是倡导社会平等与社会包容，反对社会排斥，在全球化引发的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分裂的背景下加强社会凝聚力，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西方国家的“利害相关者”道路所提供的理念和实践是一种新的思想和政策资源。这些尝试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关键时期的中国，显然具有可资借鉴的重要启迪作用。
一、“利害相关者”理论的历史源流与当代创新
“利害相关者”(也称“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治理的实践中，是众多治理模式中的一种，20世纪末才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家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选择。
“利害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论词汇，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安索夫(Ansoff)使用的。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就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害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利害相关者”一词的一般性使用更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杜特在驳斥贝利和米恩斯关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理论时，责备他们只关心股东的重要性，忽视了公司的其他构成要素的作用，认为除了股东以外，公司集体的其他“利害相关者”也很重要。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对“利害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20世纪70年代，“利害相关者”理论开始逐步被西方企业所接受。人们开始理解，企业存在的目的不能只为股东服务，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着许多关系到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在80年代的公司治理热潮中，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扩展了“利害相关者”的定义，认为这一概念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或群体。这是一个普遍的“利害相关者”概念，突破了以往只把影响企业生存的人看作是“利害相关者”的狭隘观点，将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利害相关者”。广义的“利害相关者”概念特别强调全球化竞争中公司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此时的“利害相关者”概念不仅包括了公司企业内部的雇员，也包括了外部的供应商和其他压力集团，如社区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也包括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媒体、政党和宗教群体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尔进一步界定了“利害相关者”概念，认为它应包括所有那些向公司和企业贡献了专有资产，真正具有某种形式的投资，并且共同处于风险状况中的人和集团。她认为，不能只把“所有者”作为公司治理的出发点，通常关于“‘股东’是大公司的‘所有者’的说法是一个高度使人迷误的说法”。公司不是仅属于股东的一种物质资产，而是对那些支配公司企业这一“特殊财产”的所有各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当时对“股东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就曾提出，在一个小时内持有股票的人无权决定一家公司的命运。布莱尔的“利害相关者”观念只是把这种认为“股东资本主义”合法不合理的观点理论化，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利害相关者”的契约集合体，企业的责任在于把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所提供的独特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整合。这样，她的“利害相关者”概念包括：提供了风险资本的股东；贡献了才能的雇员；提供了协作和配合的商业伙伴；关照生意的顾客；提供了基础设施服务的政府等。布莱尔的“利害相关者”观点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司企业治理理念，对自由放任、损害公众利益的“股东资本主义”是一种修正和限制。
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在因应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接过经济学界关于公司治理模式的“利害相关者”理论，把它改造为社会政治概念，提出了“利害相关者”道路。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自1996年始，就大力倡导“利害相关者经济”、“利害相关者社会”和“利害相关者政治”，把“利害相关者”道路作为“新工党”的重要标志，即工党新政府实现对保守党政策替代的主要依据。这样，布莱尔就把“利害相关者”概念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公司治理模式扩大到国家治理方式，从一种企业治理的经济手段提升到国家的公共政策平台，极大地扩展了“利害相关者”的内涵。
托尼·布莱尔把国家和社会看作是一个大公司。他指出，“经济的成功需要统一合作伙伴、职工、公众、政府和投资者的利益。把它看作一个‘公司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通过为共同的成功贡献力量而受益。”这种“把市场造成的创造性的破坏与合作带来的社会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民主企业”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布莱尔认为，面对全球秩序变迁，“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到社会的团结与繁荣”。
原德国总理施罗德明确指出，全体人民都是社会民主党主政下的德国的“利害相关者”。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宣告：“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技术高度熟练的、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社会中为我们子女的教育承担责任的男子和妇女，依靠富于远见、投身事业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间等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出色的、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从事大量发明创造的技师和科学家，依靠具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利害相关者”道路，说到底就是由一个国家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即各个社会阶层的负责的公民(与组织)和负责的政府相互依赖、共同创建的团结和谐的“新中间”道 路。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指出的那样，“利害相关道路并不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尝试”，而是“创立一种社会市场民主主义的另一种尝试”，是“战后出现的社会市场民主主义观点的一种新版本”。
二、“利害相关者”理论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政策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公共政策，社会民主党人的“利害相关者”道路主要包含了社会平等与包容的基本理念和一整套向新中间阶层倾斜的公共政策。
从理念上，“利害相关者”道路对全球化时代社会平等与包容的强调，是要给被极端市场自由主义撕裂了的社会注入社会团结的凝固剂，维护社会的凝聚力。如果说，经济学的“利害相关者”理论主要关注谁是公司的主体，公司对谁负责；那么，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利害相关者”道路则关注谁是国家的主体，国家对谁负责。追求社会平等，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价值观；通过国家为大众创造更加平等的机会，是社会民主党人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社会民主党人“利害相关者”道路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对传统的社会平等的理解，由追求阶级平等转向追求每一个“利害相关者”的平等。也就是说，“利害相关者”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体，社会民主党执政不能仅仅代表雇员和退休者的利益，而且要代表所有的“利害相关者”即全体人民的利益，其中特别是中间阶层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竞选纲领所指出的：“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社会福利鸿沟，最终完成我们国家的内部统一。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利害相关者”道路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它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仅追求工人阶级利益，更不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强调“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加文·凯利等人指出，“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的区别在于，为了减缓社会两极分化和包容社会大多数群体，它力求限制市场运作。其核心内容是帮助个体获得技能和财产，鼓励公司和组织中的文化向更加合作、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利害相关者”道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政府要最大程度地维护和提高公共利益，建立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互信，实现社会和谐。
正是基于上述“利害相关者”的新理念，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中积极推行公共政策变革，倡导走“利害相关者”的新道路。
在经济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从原来强调限制大资本、大企业的扩张行为，转向支持企业的自主与创新，加大企业私营化的程度，重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强调企业的积极性和竞争能力。“利害相关者”道路在经济领域的政策特别强调构建和贯彻一种“新个人主义”的理念。这种新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对社会的义务二者的统一性，主张“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要求在个人和政府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通过新的社会契约把权利和义务捆绑在一起。因此，“利害相关者”道路要求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实行消极福利政策的福利国家转变成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变救济福利为工作福利，使福利政策成为促进工作的“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民主党认为，只有突出就业和福利等方面的公民责任，才能照顾到各个“利害相关者”的利益，真正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与公正，从而激发创造新生产力的新中间阶层的活力；才能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对全球化的控制，从而变挑战为机遇，利用国际竞争压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利害相关者”道路强调个人和企业在发展竞争中的社会责任，如：实现对生态负责的增长，坚持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关系方面，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从原来向工人和工会倾斜，转而向中间阶层倾斜。“利害相关者”道路在社会领域的政策特别强调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的社会关系，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协调劳资关系，协调国内居民与外来居民的联系。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利害相关者”道路倡导的平等被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不平等被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所谓“包容性”在广义上意味着公民资格，尤其是指维护个人基本的自尊和生活水平的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教育能给人们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选择，因此，“利害相关者”道路强调信息社会的教育公平，关注教育领域的社会排斥，认为“被剥夺者是竞争的失败者，而被排斥者甚至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提高普遍的教育水准”的教育政策，要求“确保我们的教育体制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面向精英教育，建立一种包容而不是排斥人的教育体制”。“利害相关者”道路把教育视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重点，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由此人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社会的方案。他们反对把教育交给市场，强调国家投资教育，强调政府的战略责任，并致力于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教育方面的通力合作。
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从原来依靠工人阶级作为党的社会基础，转向主要依靠中间阶层，不再突出自身的阶级特征，并重新确定了依靠力量。社会民主党人把中间阶层看作是“利害相关者”道路的基石，试图通过中间阶层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建立凝聚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从而促进社会团结和文化宽容，实现国家在稳定基础上的调整发展和改革创新。
三、“利害相关者”理论对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尽管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利害相关者”道路的实践结果不完全尽如人意，但从总体上看，“利害相关者”道路是对撒切尔主义出现以来流行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一种修正，也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等社会不平等现象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促进了社会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因此，“利害相关者”道路对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多方面的启示，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利害相关者”道路提倡社会团结和文化宽容，制定了一系列减缓社会两极分化、保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这一做法启发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与不和谐现象，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些矛盾的性质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解决得不及时，也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社会民主党的“利害相关者”道路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公众利益的做法给我们以启示。比如，倡导变救济福利为工作福利的积极的福利政策；实施反对教育机会排斥的大众普及教育政策等等。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不存在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的对抗性质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更有条件通过公共政策的平台处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达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推动财税改革、调整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建设的进程。各级政府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决定，针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积极运用公共政策杠杆努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劳动就业、教育平等、住房需求等问题，提出了诸如政府重点支持廉租房建设、加大政府财政对高校贫困生的资助、加强税收管理等新政策。公共政策的这些新举措将有力地遏制社会的两极分化，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缓解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些以社会和谐为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平等原则，是加强社会团结的纽带，是强化社会凝聚力的凝固剂。
其二，“利害相关者”道路以利害相关者为目的，作出了维护社会平等、实现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索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确立利益共享的基本原则，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慎重对待和处理该时期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党中央在当前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举措的主要目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全社会各个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协调，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矛盾，从而使全社会的各个成员能够密切合作，同心同德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而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协调和理顺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每个人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西方“利害相关者”道路处理社会利益冲突的做法很有创意，能启发我们的思维。比如，倡扬一种以社会包容为中心的新平等观，强调各方共赢，即风险共担、成果共享，也即社会的每一个利害相关方都对社会既拥有权利，也承担义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平等观，更要求建立一种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利益分享新理念和新机制：一方面扶助弱势群体，防止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强势群体公平地实现其权益，同时对社会履行责任和义务。妥善地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实现普遍的社会平等和包容的基础。建立以人为本的“利益分享”的新理念，既能充分尊重社会各个主体的权益，承认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能充分兼顾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只要认真处理好各利害相关者的关系，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利益分享机制，我们就能化解种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三，“利害相关者”道路关注当代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在整合新的社会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争取利害相关者的广泛支持。这一点也启发我们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去理顺社会关系，不断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不断完善和巩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样化，各类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强。我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社会因素，形成了新的主体；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体如工人阶级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呈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新格局。正确分析新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西方“利害相关者”道路在对待新的社会因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方社会民主党在执政道路上十分注意团结和吸收新中间阶级，巩固、扩大并优化了自身的执政资源和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对社会结构新变化的迅速反应很值得我们学习。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更广泛的执政资源和群众基础，在整合新的社会因素方面有着更强的优势。“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扩大执政资源方面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前瞻性，为进一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则进一步开放了扩大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思考空间，表明党在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同时，也注意吸纳新的社会力量。根据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断扩展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将保证我国社会在急剧变化的转型期中稳定发展、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心]
[关键词]“利害相关者” 和谐社会 启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3－0176－04
20世纪末，一种关于“利害相关者”道路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在西方悄然兴起。作为对全球化进程中右翼极端市场主义流行意识形态的一种制衡，“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ing capita-lism)开始取代“股东资本主义”(stockholdingcapitalism)，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民主党主政欧洲政坛的“第三条道路”实践中，“利害相关者”道路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体现。
所谓“利害相关者”道路，其根本点就是把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个个人都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利益相关方，目标是倡导社会平等与社会包容，反对社会排斥，在全球化引发的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分裂的背景下加强社会凝聚力，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西方国家的“利害相关者”道路所提供的理念和实践是一种新的思想和政策资源。这些尝试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关键时期的中国，显然具有可资借鉴的重要启迪作用。
一、“利害相关者”理论的历史源流与当代创新
“利害相关者”(也称“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司治理的实践中，是众多治理模式中的一种，20世纪末才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家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选择。
“利害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论词汇，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安索夫(Ansoff)使用的。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就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害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利害相关者”一词的一般性使用更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杜特在驳斥贝利和米恩斯关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理论时，责备他们只关心股东的重要性，忽视了公司的其他构成要素的作用，认为除了股东以外，公司集体的其他“利害相关者”也很重要。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对“利害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20世纪70年代，“利害相关者”理论开始逐步被西方企业所接受。人们开始理解，企业存在的目的不能只为股东服务，在企业的周围还存在着许多关系到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
在80年代的公司治理热潮中，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扩展了“利害相关者”的定义，认为这一概念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或群体。这是一个普遍的“利害相关者”概念，突破了以往只把影响企业生存的人看作是“利害相关者”的狭隘观点，将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利害相关者”。广义的“利害相关者”概念特别强调全球化竞争中公司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此时的“利害相关者”概念不仅包括了公司企业内部的雇员，也包括了外部的供应商和其他压力集团，如社区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也包括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媒体、政党和宗教群体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尔进一步界定了“利害相关者”概念，认为它应包括所有那些向公司和企业贡献了专有资产，真正具有某种形式的投资，并且共同处于风险状况中的人和集团。她认为，不能只把“所有者”作为公司治理的出发点，通常关于“‘股东’是大公司的‘所有者’的说法是一个高度使人迷误的说法”。公司不是仅属于股东的一种物质资产，而是对那些支配公司企业这一“特殊财产”的所有各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当时对“股东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就曾提出，在一个小时内持有股票的人无权决定一家公司的命运。布莱尔的“利害相关者”观念只是把这种认为“股东资本主义”合法不合理的观点理论化，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利害相关者”的契约集合体，企业的责任在于把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所提供的独特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整合。这样，她的“利害相关者”概念包括：提供了风险资本的股东；贡献了才能的雇员；提供了协作和配合的商业伙伴；关照生意的顾客；提供了基础设施服务的政府等。布莱尔的“利害相关者”观点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司企业治理理念，对自由放任、损害公众利益的“股东资本主义”是一种修正和限制。
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在因应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接过经济学界关于公司治理模式的“利害相关者”理论，把它改造为社会政治概念，提出了“利害相关者”道路。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自1996年始，就大力倡导“利害相关者经济”、“利害相关者社会”和“利害相关者政治”，把“利害相关者”道路作为“新工党”的重要标志，即工党新政府实现对保守党政策替代的主要依据。这样，布莱尔就把“利害相关者”概念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公司治理模式扩大到国家治理方式，从一种企业治理的经济手段提升到国家的公共政策平台，极大地扩展了“利害相关者”的内涵。
托尼·布莱尔把国家和社会看作是一个大公司。他指出，“经济的成功需要统一合作伙伴、职工、公众、政府和投资者的利益。把它看作一个‘公司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通过为共同的成功贡献力量而受益。”这种“把市场造成的创造性的破坏与合作带来的社会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民主企业”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布莱尔认为，面对全球秩序变迁，“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到社会的团结与繁荣”。
原德国总理施罗德明确指出，全体人民都是社会民主党主政下的德国的“利害相关者”。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宣告：“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技术高度熟练的、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社会中为我们子女的教育承担责任的男子和妇女，依靠富于远见、投身事业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间等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出色的、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从事大量发明创造的技师和科学家，依靠具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利害相关者”道路，说到底就是由一个国家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即各个社会阶层的负责的公民(与组织)和负责的政府相互依赖、共同创建的团结和谐的“新中间”道 路。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指出的那样，“利害相关道路并不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尝试”，而是“创立一种社会市场民主主义的另一种尝试”，是“战后出现的社会市场民主主义观点的一种新版本”。
二、“利害相关者”理论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政策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公共政策，社会民主党人的“利害相关者”道路主要包含了社会平等与包容的基本理念和一整套向新中间阶层倾斜的公共政策。
从理念上，“利害相关者”道路对全球化时代社会平等与包容的强调，是要给被极端市场自由主义撕裂了的社会注入社会团结的凝固剂，维护社会的凝聚力。如果说，经济学的“利害相关者”理论主要关注谁是公司的主体，公司对谁负责；那么，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利害相关者”道路则关注谁是国家的主体，国家对谁负责。追求社会平等，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价值观；通过国家为大众创造更加平等的机会，是社会民主党人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社会民主党人“利害相关者”道路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对传统的社会平等的理解，由追求阶级平等转向追求每一个“利害相关者”的平等。也就是说，“利害相关者”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体，社会民主党执政不能仅仅代表雇员和退休者的利益，而且要代表所有的“利害相关者”即全体人民的利益，其中特别是中间阶层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竞选纲领所指出的：“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社会福利鸿沟，最终完成我们国家的内部统一。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利害相关者”道路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它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仅追求工人阶级利益，更不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强调“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加文·凯利等人指出，“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的区别在于，为了减缓社会两极分化和包容社会大多数群体，它力求限制市场运作。其核心内容是帮助个体获得技能和财产，鼓励公司和组织中的文化向更加合作、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利害相关者”道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政府要最大程度地维护和提高公共利益，建立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互信，实现社会和谐。
正是基于上述“利害相关者”的新理念，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中积极推行公共政策变革，倡导走“利害相关者”的新道路。
在经济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从原来强调限制大资本、大企业的扩张行为，转向支持企业的自主与创新，加大企业私营化的程度，重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强调企业的积极性和竞争能力。“利害相关者”道路在经济领域的政策特别强调构建和贯彻一种“新个人主义”的理念。这种新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对社会的义务二者的统一性，主张“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要求在个人和政府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通过新的社会契约把权利和义务捆绑在一起。因此，“利害相关者”道路要求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实行消极福利政策的福利国家转变成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变救济福利为工作福利，使福利政策成为促进工作的“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民主党认为，只有突出就业和福利等方面的公民责任，才能照顾到各个“利害相关者”的利益，真正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与公正，从而激发创造新生产力的新中间阶层的活力；才能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对全球化的控制，从而变挑战为机遇，利用国际竞争压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利害相关者”道路强调个人和企业在发展竞争中的社会责任，如：实现对生态负责的增长，坚持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关系方面，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从原来向工人和工会倾斜，转而向中间阶层倾斜。“利害相关者”道路在社会领域的政策特别强调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的社会关系，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协调劳资关系，协调国内居民与外来居民的联系。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利害相关者”道路倡导的平等被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不平等被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所谓“包容性”在广义上意味着公民资格，尤其是指维护个人基本的自尊和生活水平的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教育能给人们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选择，因此，“利害相关者”道路强调信息社会的教育公平，关注教育领域的社会排斥，认为“被剥夺者是竞争的失败者，而被排斥者甚至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提高普遍的教育水准”的教育政策，要求“确保我们的教育体制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面向精英教育，建立一种包容而不是排斥人的教育体制”。“利害相关者”道路把教育视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重点，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由此人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社会的方案。他们反对把教育交给市场，强调国家投资教育，强调政府的战略责任，并致力于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教育方面的通力合作。
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从原来依靠工人阶级作为党的社会基础，转向主要依靠中间阶层，不再突出自身的阶级特征，并重新确定了依靠力量。社会民主党人把中间阶层看作是“利害相关者”道路的基石，试图通过中间阶层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建立凝聚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从而促进社会团结和文化宽容，实现国家在稳定基础上的调整发展和改革创新。
三、“利害相关者”理论对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尽管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利害相关者”道路的实践结果不完全尽如人意，但从总体上看，“利害相关者”道路是对撒切尔主义出现以来流行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一种修正，也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等社会不平等现象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促进了社会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因此，“利害相关者”道路对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多方面的启示，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利害相关者”道路提倡社会团结和文化宽容，制定了一系列减缓社会两极分化、保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这一做法启发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与不和谐现象，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些矛盾的性质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解决得不及时，也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社会民主党的“利害相关者”道路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公众利益的做法给我们以启示。比如，倡导变救济福利为工作福利的积极的福利政策；实施反对教育机会排斥的大众普及教育政策等等。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不存在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的对抗性质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更有条件通过公共政策的平台处理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达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推动财税改革、调整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建设的进程。各级政府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决定，针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积极运用公共政策杠杆努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劳动就业、教育平等、住房需求等问题，提出了诸如政府重点支持廉租房建设、加大政府财政对高校贫困生的资助、加强税收管理等新政策。公共政策的这些新举措将有力地遏制社会的两极分化，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缓解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些以社会和谐为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平等原则，是加强社会团结的纽带，是强化社会凝聚力的凝固剂。
其二，“利害相关者”道路以利害相关者为目的，作出了维护社会平等、实现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索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确立利益共享的基本原则，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慎重对待和处理该时期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党中央在当前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举措的主要目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全社会各个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协调，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矛盾，从而使全社会的各个成员能够密切合作，同心同德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而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协调和理顺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每个人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西方“利害相关者”道路处理社会利益冲突的做法很有创意，能启发我们的思维。比如，倡扬一种以社会包容为中心的新平等观，强调各方共赢，即风险共担、成果共享，也即社会的每一个利害相关方都对社会既拥有权利，也承担义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平等观，更要求建立一种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利益分享新理念和新机制：一方面扶助弱势群体，防止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强势群体公平地实现其权益，同时对社会履行责任和义务。妥善地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实现普遍的社会平等和包容的基础。建立以人为本的“利益分享”的新理念，既能充分尊重社会各个主体的权益，承认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能充分兼顾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只要认真处理好各利害相关者的关系，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利益分享机制，我们就能化解种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三，“利害相关者”道路关注当代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在整合新的社会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争取利害相关者的广泛支持。这一点也启发我们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去理顺社会关系，不断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不断完善和巩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样化，各类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强。我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社会因素，形成了新的主体；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体如工人阶级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呈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新格局。正确分析新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西方“利害相关者”道路在对待新的社会因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方社会民主党在执政道路上十分注意团结和吸收新中间阶级，巩固、扩大并优化了自身的执政资源和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对社会结构新变化的迅速反应很值得我们学习。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更广泛的执政资源和群众基础，在整合新的社会因素方面有着更强的优势。“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扩大执政资源方面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前瞻性，为进一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则进一步开放了扩大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思考空间，表明党在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同时，也注意吸纳新的社会力量。根据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断扩展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将保证我国社会在急剧变化的转型期中稳定发展、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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