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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阿勇已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二十多年了，他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就像我刚刚看到的天上那朵云，说没有就没有了，也就仅仅是一阵风的工夫。
1997年底，祖母病危，我和二弟将攒下的一万元寄回雷州家里，以防祖母不测之需。一万元，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所工作的宝安那时房价也就两千多元一平方米，相较于现在动辄十万八万元的单价，可以想象当时的钱真是一分顶一分用的。
钱存进母亲的存折还没有被焐热，阿勇来了，说要临时借用一下，也就几天就可以还回来，不会误事。阿勇是我大姑妈的大儿子，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我自己就在大姑妈家生活了四年，与他同住同睡同学习，他为人做事谦和礼貌，而且一直非常尊重我这个大表哥。母亲问我这事咋办，我想都不想就说，给他吧，我了解他，也相信他，他一定是非常急需，才会这样提出的。阿勇当时中专毕业没有多久，读的是会计专业，他同家人说在蛇口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毕业后就可以进入银行这样金黄色的单位，而且是在经济特区。蛇口与我工作的宝安也就十多公里的车程，我没去过他所说的银行，他倒曾来到我单位几回，但穿着朴素寒碜，脚下的那双皮鞋仿佛涂了一层灰尘，让人觉得他是刚从泥地里蹚过来，而不是如他所言从工作的银行来的。这样明显不相符的细节，我也不在意，因为他原本就是对吃穿不怎么讲究的人，况且他是我的至亲，我找不到怀疑他的理由。母亲将存折给了阿勇，让他自己到镇里取了钱，还一再叮嘱他，尽快还回来，你外祖母一躺下，可是要用上这笔钱的。躺下，是我们家乡对老人去世的一种避讳的说法，从买棺木、入土，到丧事期间大大小小的法事，都是要花钱的。但过了一个星期，母亲联系阿勇，却再也无法联系上了。问大姑妈，她吞吞吐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1998年初，祖母去世，祖母的丧葬费还是我们另外借来的，也是希望老人家走得体面点。阿勇应该是祖母最亲近的外孙，因为这事，二弟还生气了好一阵子，当时说，看到他，一定狠狠揍他一顿。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祖母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就有十多人找上大姑妈的门来，说阿勇借了他们很多钱，要求还钱，至于是借了多少，大姑妈、大姑父没有与我们说起过。听旁人说，有几十万。这个数目在當时算是大额了。大姑妈也在电话里一再追问阿勇钱哪儿去了，他说用于投资了，但投资做什么，却是死都不肯说出。那是一个传销活动非常盛行的年代，我猜想着，阿勇应该是参与传销去了，钱花光了，路也绝了。大姑妈回忆说，阿勇在1998年好几次给她打电话，让转点钱给他，她让阿勇先回来，并告诉他家里没有钱给他了，有钱也要还给人家，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当时说话间，可能都在气头上，针尖对麦芒，颇是火暴。在这之后，阿勇就再也没有往家里打电话了，他扯断了与家里联系的最后一条线，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他是挂到哪棵树上，落到哪片地上，甚至掉进了哪条河里，无人知晓。
在最初的几年，大姑妈每次同我通电话，都会问到阿勇是否联系过我。大姑妈是我父亲唯一的姐姐，自小就是大姐大，做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在小孩的管理上算是挺严厉的。阿勇自小听话，她对阿勇的期望也最大。我当时想着，只要阿勇来深圳，他是肯定会联系我的，他从来就没有开口向我借过一分钱，就是他借用母亲的钱一事，我也没有同他有过什么交流，大家骂他，我还想办法为他开脱。我在那家单位工作了近十年，他要联系我，是非常容易的事。虽然时代变了，我的BP机再没有使用了，但单位在那里，他随时都可以联系上我的，这是我一直所期待的。况且，他是我的表弟，是我的至亲，他确实做错了一些事，却也是我所能包容的。世间有太多的东西不是钱所能买到的。我同二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二弟的气也渐渐消了。一个人，漂泊在外，如同一棵树被斩断了根脉，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们都担心起他来。
坊间都在传着，阿勇可能因为欠人家的钱，被人弄死了，要不怎么可能不回家呢？这是挺可怕的事，但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估计大姑妈、大姑父也是听过的，只是他们却不以为然，一直坚信阿勇不会有事，至少他是活着的。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知道阿勇的消息，向我们隐瞒什么。大姑妈后来买了一套新房，还特别写上了阿勇和阿勇唯一的弟弟——我的另一个表弟阿坚的名字。她说，阿勇总会回来的，属于他这一份，不能少。
2010年1月，阿坚因病去世。但阿勇还是没有出现。这让我相信，大姑妈他们确实也是联系不上阿勇了。老年丧子，该是人间多大的痛啊。春节前，我与一名相熟的、在某知名报社当记者的朋友刘兄聊起此事，他甚是同情，说你弄个资料给我吧，我整理一下，在我们寻亲栏目上发一发，我们报纸的影响力大，此人只要在人间，总有人认识的。我手头中只有一张阿勇十年前留下的彩色相片。相片中的阿勇，笑容可掬，这是他习惯性的笑，没有一点点造作。那篇文章在报纸上整版刊登，文末就留下了我二弟的手机和QQ号。此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二弟接了几十个电话，收到了数十条留言，听了很多建议，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但最后都证实了这些与他同名的人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阿勇本人。我也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让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通过阿勇所持有的身份证号寻找活动记录，但始终找不到对得上号的信息。
2012年，大姑父是在对阿勇的思念中去世的，这份隐匿的情感熬干了他的残年。死前，他说自己梦到阿勇是活在一个靠近水的地方。一个活着的阿勇，这是他留给这个世间最后的念想，他带着这份梦走了。水是人生存之本，是生命之源泉，有人的地方就有水，没有大河，必有小溪涓脉。大姑父用梦给所牵挂的孩子祈求了一个生的愿景，也在虚幻中，在回光返照中给自己圆梦，但愿他去世时了无牵挂。
在阿勇生与死的问题上，其实我更倾向于前者。一个人死去，有无数的可能性，而一个人活着，却只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他没有必要就这样死去。从那些借钱者的家庭情况来看，都是一些平日里看上去很实诚的人家，而且摊到每家，所借钱的数量也是到不了要抵上一条生命的。况且，这种失踪多年后又活着回来的，就仿佛时间磨平了消弭了一般，在我的祖辈中就有先例。这也是我一直相信阿勇活在这个世上的理由。 昌隆公是我父亲的祖父的祖父，出生于1848年，在书面上，我应称他为天祖。昌隆公年轻时是一名出色的水手，长年出海，漂泊在外。但在约二十岁那年，出去后就杳无音讯。他的父亲文华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失踪令整个家庭几近崩溃。时间过了二十五年，家里为昌隆公做了法事，希望这个无家的亡灵得以超度，甚至灵台上都为他刻制了灵位。文华公更是为当时没有阻止儿子的那次远行而痛苦自责。巧的是，某天，我们村里一名族亲前往澳门送货，没想到竟然在那里碰到了已经四十多岁的昌隆公。在族亲的帮助下，昌隆公终于得以还乡。至于他是怎么到了澳门，在那里以何为营生，现在已无记载。但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令家人如此挂想，昌隆公甚是后悔。像“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类的励志诗，估计他是没有读过的，但因为立志出人头地，直至无所作为，乃至于无颜去面对父老，而差点毁掉了一个家庭。其实对于父母亲而言，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子女健康平安地生活更重要呢？昌隆公娶妻生子，自此安居乐业，就他这一脉，现在已有后世子孙约两百人了。他当年归来，虽然没有像我的另一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外出谋生的族亲“荒公”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西装革履，带着一个十余人的大家庭从新加坡衣锦还乡，但昌隆公毕竟还是回来了。这是情感的回笼，一种生的希望的失而复得，同样弥足珍贵。
前年，父亲同我说起村里的一件事，说，阿根你还记得吗？他不知哪儿去了。阿根是个单身汉，村里的人多叫他“疯根”，他父母早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常常捡别人丢掉的死鸡死鸭回来吃。但我从来就没觉得他是疯，最多是智商低弱一点而已。我外出念书，直至工作后，每次他在路上看到我，就远远地喊我的乳名。我的乳名很久沒有人叫了，或者在他的记忆中，我与小时候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与流动的时间是无关的。每次，我叫他一声“根哥”，他都很知足开心的样子，傻傻地笑着。估计村里没有几个人叫他“根哥”的。他也不知同我说什么，在我的印象中，问得最多的是“吃饭了吗”，不管什么时间，上午十点或下午三点，他都这样说着。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一个智力有点障碍的人失踪了，对他本人来说，肯定是死路一条。但去年的某一天，回到老家的父亲同我说，他到镇里，看到阿根了。他扶着一个约七十岁的老太，好像夫妻一样。我忙问父亲，你确定吗？父亲说：“千真万确，我还叫他名字，他看了我，还‘嗯’了一声，但那个老太太紧紧攥着他的手，示意他尽快离去，我再看一眼，他们已被裹挟并流散于人流中了。”父亲告诉我，那老太太的眼神惊惶，好像怕他抢走阿根一样。在我们村里，很多人都讨厌阿根，而在这里，却有人将他宠着，像宝贝一样。父亲同村里一些人说起这事，不过没有几人相信，他们更愿意那是另一个人，因为“疯根”是不会有人要的。但我还是相信，或者希望这是真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苦老人，可以找到自己的爱情，找到一个安稳的家，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结局。那天我非常开心，并打心底里祝福他。甚至，我也希望自己在某一天，在某一个城市，在某一条道路上可以遇到阿勇，就像父亲遇到根哥一样。我知道，就是再过三十、五十年，我们一定是彼此一眼认得的。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说到，每个人的一生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肉身死去，这是生理上的死亡;第二次死亡，是他的葬礼，亲朋好友都来正式道别，宣告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死亡;第三次死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死亡时，时光将他活过的痕迹完全抹去，那他就彻底消失，真正死了。按照这三种说法，阿勇第一次死去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第二次死去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他至今还没有举办葬礼;而像我这样的一大批认识他的人还活着，想着他，念着他，包括他自己的母亲，因此，他的第三次死亡同样是不存在的。故而，大姑妈坚定不移地说他活着，是有依据的。
大姑父去世时，是带着这个念想走的，当时在场的人都告诉他，阿勇将风风光光地回来，一定会回来，我们都在期待着。人都是要活在希望中，有希望才有未来，这是活着的大姑妈的未来。
昨天有一个美好的清晨。阳光柔软地抚过宝安灵芝公园的树、草、花，以及在这座公园里行走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就在这里散步的我。我停下脚步，看到一粒晶莹剔透的晨露正挂在叶尖上，向我眨着眼。但我再走一圈回来的时候，却再也看不到它了。晨露哪儿去了呢？这似乎是一个无聊无味的问题，但明天再看到另一粒晨露的时候，我肯定还是这样追问的，如同面对一些莫名消失的人。
人间富贵花间露，纸上功名水上沤。草丛间一刻钟，人世间该是好几年了。我想着，像阿勇这样的人，或许是把自己藏起来，已经升腾并化为水汽了，而我们则被晾在阳光下。我们是透明的。
责任编辑：田静
1997年底，祖母病危，我和二弟将攒下的一万元寄回雷州家里，以防祖母不测之需。一万元，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我所工作的宝安那时房价也就两千多元一平方米，相较于现在动辄十万八万元的单价，可以想象当时的钱真是一分顶一分用的。
钱存进母亲的存折还没有被焐热，阿勇来了，说要临时借用一下，也就几天就可以还回来，不会误事。阿勇是我大姑妈的大儿子，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我自己就在大姑妈家生活了四年，与他同住同睡同学习，他为人做事谦和礼貌，而且一直非常尊重我这个大表哥。母亲问我这事咋办，我想都不想就说，给他吧，我了解他，也相信他，他一定是非常急需，才会这样提出的。阿勇当时中专毕业没有多久，读的是会计专业，他同家人说在蛇口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毕业后就可以进入银行这样金黄色的单位，而且是在经济特区。蛇口与我工作的宝安也就十多公里的车程，我没去过他所说的银行，他倒曾来到我单位几回，但穿着朴素寒碜，脚下的那双皮鞋仿佛涂了一层灰尘，让人觉得他是刚从泥地里蹚过来，而不是如他所言从工作的银行来的。这样明显不相符的细节，我也不在意，因为他原本就是对吃穿不怎么讲究的人，况且他是我的至亲，我找不到怀疑他的理由。母亲将存折给了阿勇，让他自己到镇里取了钱，还一再叮嘱他，尽快还回来，你外祖母一躺下，可是要用上这笔钱的。躺下，是我们家乡对老人去世的一种避讳的说法，从买棺木、入土，到丧事期间大大小小的法事，都是要花钱的。但过了一个星期，母亲联系阿勇，却再也无法联系上了。问大姑妈，她吞吞吐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1998年初，祖母去世，祖母的丧葬费还是我们另外借来的，也是希望老人家走得体面点。阿勇应该是祖母最亲近的外孙，因为这事，二弟还生气了好一阵子，当时说，看到他，一定狠狠揍他一顿。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祖母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就有十多人找上大姑妈的门来，说阿勇借了他们很多钱，要求还钱，至于是借了多少，大姑妈、大姑父没有与我们说起过。听旁人说，有几十万。这个数目在當时算是大额了。大姑妈也在电话里一再追问阿勇钱哪儿去了，他说用于投资了，但投资做什么，却是死都不肯说出。那是一个传销活动非常盛行的年代，我猜想着，阿勇应该是参与传销去了，钱花光了，路也绝了。大姑妈回忆说，阿勇在1998年好几次给她打电话，让转点钱给他，她让阿勇先回来，并告诉他家里没有钱给他了，有钱也要还给人家，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当时说话间，可能都在气头上，针尖对麦芒，颇是火暴。在这之后，阿勇就再也没有往家里打电话了，他扯断了与家里联系的最后一条线，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他是挂到哪棵树上，落到哪片地上，甚至掉进了哪条河里，无人知晓。
在最初的几年，大姑妈每次同我通电话，都会问到阿勇是否联系过我。大姑妈是我父亲唯一的姐姐，自小就是大姐大，做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在小孩的管理上算是挺严厉的。阿勇自小听话，她对阿勇的期望也最大。我当时想着，只要阿勇来深圳，他是肯定会联系我的，他从来就没有开口向我借过一分钱，就是他借用母亲的钱一事，我也没有同他有过什么交流，大家骂他，我还想办法为他开脱。我在那家单位工作了近十年，他要联系我，是非常容易的事。虽然时代变了，我的BP机再没有使用了，但单位在那里，他随时都可以联系上我的，这是我一直所期待的。况且，他是我的表弟，是我的至亲，他确实做错了一些事，却也是我所能包容的。世间有太多的东西不是钱所能买到的。我同二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二弟的气也渐渐消了。一个人，漂泊在外，如同一棵树被斩断了根脉，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们都担心起他来。
坊间都在传着，阿勇可能因为欠人家的钱，被人弄死了，要不怎么可能不回家呢？这是挺可怕的事，但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估计大姑妈、大姑父也是听过的，只是他们却不以为然，一直坚信阿勇不会有事，至少他是活着的。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知道阿勇的消息，向我们隐瞒什么。大姑妈后来买了一套新房，还特别写上了阿勇和阿勇唯一的弟弟——我的另一个表弟阿坚的名字。她说，阿勇总会回来的，属于他这一份，不能少。
2010年1月，阿坚因病去世。但阿勇还是没有出现。这让我相信，大姑妈他们确实也是联系不上阿勇了。老年丧子，该是人间多大的痛啊。春节前，我与一名相熟的、在某知名报社当记者的朋友刘兄聊起此事，他甚是同情，说你弄个资料给我吧，我整理一下，在我们寻亲栏目上发一发，我们报纸的影响力大，此人只要在人间，总有人认识的。我手头中只有一张阿勇十年前留下的彩色相片。相片中的阿勇，笑容可掬，这是他习惯性的笑，没有一点点造作。那篇文章在报纸上整版刊登，文末就留下了我二弟的手机和QQ号。此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二弟接了几十个电话，收到了数十条留言，听了很多建议，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但最后都证实了这些与他同名的人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阿勇本人。我也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让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通过阿勇所持有的身份证号寻找活动记录，但始终找不到对得上号的信息。
2012年，大姑父是在对阿勇的思念中去世的，这份隐匿的情感熬干了他的残年。死前，他说自己梦到阿勇是活在一个靠近水的地方。一个活着的阿勇，这是他留给这个世间最后的念想，他带着这份梦走了。水是人生存之本，是生命之源泉，有人的地方就有水，没有大河，必有小溪涓脉。大姑父用梦给所牵挂的孩子祈求了一个生的愿景，也在虚幻中，在回光返照中给自己圆梦，但愿他去世时了无牵挂。
在阿勇生与死的问题上，其实我更倾向于前者。一个人死去，有无数的可能性，而一个人活着，却只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他没有必要就这样死去。从那些借钱者的家庭情况来看，都是一些平日里看上去很实诚的人家，而且摊到每家，所借钱的数量也是到不了要抵上一条生命的。况且，这种失踪多年后又活着回来的，就仿佛时间磨平了消弭了一般，在我的祖辈中就有先例。这也是我一直相信阿勇活在这个世上的理由。 昌隆公是我父亲的祖父的祖父，出生于1848年，在书面上，我应称他为天祖。昌隆公年轻时是一名出色的水手，长年出海，漂泊在外。但在约二十岁那年，出去后就杳无音讯。他的父亲文华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失踪令整个家庭几近崩溃。时间过了二十五年，家里为昌隆公做了法事，希望这个无家的亡灵得以超度，甚至灵台上都为他刻制了灵位。文华公更是为当时没有阻止儿子的那次远行而痛苦自责。巧的是，某天，我们村里一名族亲前往澳门送货，没想到竟然在那里碰到了已经四十多岁的昌隆公。在族亲的帮助下，昌隆公终于得以还乡。至于他是怎么到了澳门，在那里以何为营生，现在已无记载。但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令家人如此挂想，昌隆公甚是后悔。像“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类的励志诗，估计他是没有读过的，但因为立志出人头地，直至无所作为，乃至于无颜去面对父老，而差点毁掉了一个家庭。其实对于父母亲而言，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子女健康平安地生活更重要呢？昌隆公娶妻生子，自此安居乐业，就他这一脉，现在已有后世子孙约两百人了。他当年归来，虽然没有像我的另一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外出谋生的族亲“荒公”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西装革履，带着一个十余人的大家庭从新加坡衣锦还乡，但昌隆公毕竟还是回来了。这是情感的回笼，一种生的希望的失而复得，同样弥足珍贵。
前年，父亲同我说起村里的一件事，说，阿根你还记得吗？他不知哪儿去了。阿根是个单身汉，村里的人多叫他“疯根”，他父母早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常常捡别人丢掉的死鸡死鸭回来吃。但我从来就没觉得他是疯，最多是智商低弱一点而已。我外出念书，直至工作后，每次他在路上看到我，就远远地喊我的乳名。我的乳名很久沒有人叫了，或者在他的记忆中，我与小时候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与流动的时间是无关的。每次，我叫他一声“根哥”，他都很知足开心的样子，傻傻地笑着。估计村里没有几个人叫他“根哥”的。他也不知同我说什么，在我的印象中，问得最多的是“吃饭了吗”，不管什么时间，上午十点或下午三点，他都这样说着。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一个智力有点障碍的人失踪了，对他本人来说，肯定是死路一条。但去年的某一天，回到老家的父亲同我说，他到镇里，看到阿根了。他扶着一个约七十岁的老太，好像夫妻一样。我忙问父亲，你确定吗？父亲说：“千真万确，我还叫他名字，他看了我，还‘嗯’了一声，但那个老太太紧紧攥着他的手，示意他尽快离去，我再看一眼，他们已被裹挟并流散于人流中了。”父亲告诉我，那老太太的眼神惊惶，好像怕他抢走阿根一样。在我们村里，很多人都讨厌阿根，而在这里，却有人将他宠着，像宝贝一样。父亲同村里一些人说起这事，不过没有几人相信，他们更愿意那是另一个人，因为“疯根”是不会有人要的。但我还是相信，或者希望这是真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苦老人，可以找到自己的爱情，找到一个安稳的家，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结局。那天我非常开心，并打心底里祝福他。甚至，我也希望自己在某一天，在某一个城市，在某一条道路上可以遇到阿勇，就像父亲遇到根哥一样。我知道，就是再过三十、五十年，我们一定是彼此一眼认得的。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说到，每个人的一生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肉身死去，这是生理上的死亡;第二次死亡，是他的葬礼，亲朋好友都来正式道别，宣告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死亡;第三次死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死亡时，时光将他活过的痕迹完全抹去，那他就彻底消失，真正死了。按照这三种说法，阿勇第一次死去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第二次死去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他至今还没有举办葬礼;而像我这样的一大批认识他的人还活着，想着他，念着他，包括他自己的母亲，因此，他的第三次死亡同样是不存在的。故而，大姑妈坚定不移地说他活着，是有依据的。
大姑父去世时，是带着这个念想走的，当时在场的人都告诉他，阿勇将风风光光地回来，一定会回来，我们都在期待着。人都是要活在希望中，有希望才有未来，这是活着的大姑妈的未来。
昨天有一个美好的清晨。阳光柔软地抚过宝安灵芝公园的树、草、花，以及在这座公园里行走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就在这里散步的我。我停下脚步，看到一粒晶莹剔透的晨露正挂在叶尖上，向我眨着眼。但我再走一圈回来的时候，却再也看不到它了。晨露哪儿去了呢？这似乎是一个无聊无味的问题，但明天再看到另一粒晨露的时候，我肯定还是这样追问的，如同面对一些莫名消失的人。
人间富贵花间露，纸上功名水上沤。草丛间一刻钟，人世间该是好几年了。我想着，像阿勇这样的人，或许是把自己藏起来，已经升腾并化为水汽了，而我们则被晾在阳光下。我们是透明的。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