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对《药》的主题争论不休,至今仍难有一说令人信服,只好求助于鲁迅先生本人及其友人的只言片语。本文试图从《药》之人物命名来解释其主题,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1934年11月,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曰:“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面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其实,我们仔细读一读鲁迅的小说,认真琢磨其中的人物名字,就不难发现,它们绝不仅仅具有排除“消息家”或“谣言家”“穿凿”的作用,还应有耐人寻味的深意。
　　《药》中的人物一共有十一个,分别是“夏家”三人:夏瑜、夏四奶奶、夏三爷;“华家”三人:华老栓、华小栓、华大妈;“看客”五人:康大叔、阿义、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青年。
　　夏瑜,其原型是1907年7月15日在浙江绍兴城内古轩亭口被杀的同盟会成员秋瑾。“瑜”和“瑾”都是美玉,都比喻人的美德。《楚辞·九章·怀沙》中有“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由“古□亭口”可知,夏瑜暗指秋瑾。他是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是一位勇敢的革命战士,他有一定的觉悟及政治理想,他知道“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他有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精神,“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作者对这个革命战士予以肯定,没有丝毫的批判。“夏瑜”实为“华夏之美玉也”。而烈士的母亲“夏四奶奶”觉得儿子被杀,是无脸见人的事,上坟时“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夏四奶奶”则含有“夏死”之意,得到二十五两银子的告密者“夏三爷”则是“夏散也”之意。
　　华老栓是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他一家三口靠开茶馆糊口度日,贫困拮据的经济状况,卑微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他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对周围一切都漠不关心。他和老伴饱经沧桑,把生活的全部希望都“栓系”和寄托在唯一的爱子小栓身上,希望爱子能“健康”成长。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偏偏不以老栓的希望为转移,儿子染上了痨病,是一种在旧中国被视为不可治愈的病。当他从康大叔那里得到“信息”,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起早贪黑、节衣缩食积攒的一包洋钱交给杀害革命者的刽子手,换回了一个令他满心欢喜的人血馒头。于是,“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人血馒头终于让小栓吃下了,小栓的命却最终没有“栓牢”而夭亡了。华小栓所得的“痨病”寓意“整个民族都得了不治之症”,华家为治这“不治之症”所抓之药——人血馒头,含有“这绝不是疗救华夏之药方”的深意。
　　康大叔是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和爪牙,他贪婪、蛮横,对革命者充满刻骨仇恨,他“满脸横肉”,“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地捆在腰间”。他到茶馆,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巴结尊重,华大妈在给康大叔送出茶碗茶叶时还特意加上了一个橄榄;在人血馒头交易中,他凭着“信息灵”促成了买卖交易;他说话高喉咙大嗓子,既声明自己“没有得到好处”,又艳羡夏三爷“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对夏瑜则狠之入骨,大骂“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在康大叔身上,既表现出病态社会中少有的健“康”体魄,又表现出病入膏肓的不“康”灵魂。这种“体康心不康”的人物,是最难治愈的。
　　小说中似乎不起眼的人物命名也有其非同寻常的寓意,阿义不“义”,“花白胡子”像山羊,寓意“软弱可欺”的羊性特质,“驼背五少爷”像鞠躬,寓意“不思进取、驯服恭顺”的奴性特质,“二十多岁的青年”则象征被愚弄毒害的青年。
　　《药》的故事情节给我们展示了本为一家的“华”“夏”两家而相噬,华家“栓者”早夭,夏家“瑜者”瓦碎,“康者”体康而心朽,“义者”言义而行不义。统治阶级“病入膏肓”但外表体势仍然强大,被统治者则或“羊相”,或“奴态”,或充爪牙而不义,或受毒害而麻木。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社会中具有各种病痛的人们共同演绎了一幕意蕴深刻的民族悲剧,说明华夏民族已经到了群体病态的严重地步,封建统治阶级病入膏肓,灵魂至朽,但形体仍像“康大叔”一样康健,民族资产阶级“夏之瑜”并不能开出一剂救治中国的良药,因而必须另求新药,欲医其“体”,先治其“心”,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从思想上医治愚昧,从心灵上唤醒民众。这正是以“药”为标题的深刻意蕴。
　　
　　王全民,语文教师,现居四川广元。本文编校:左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