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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广作”红木家具行业的形成历史，分析了当代“广作”家具行业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广作”家具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粗略探讨了“广作”家具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广作；广作家具；广东红木家具
中图分类号：J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7-200-3
在中国红木家具行业发展史上，“广作”红木家具毋庸置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传统家具三大流派之一的“广作”，与“苏作”、“京作”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代表了中国红木家具最高的制作水平。“旧广式”风格鲜明、自成一派，直接促进了清式宫廷家具的发展与成熟；“新广式”也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了中国红木家具发展的潮流。无论是在艺术风格层面还是在产业集群层面，在明清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广作家具行业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广作家具深具岭南文化底蕴，同时打上了挥之不去的“西洋”烙印，是典型的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广作家具行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红木家具行业最值得研究的特殊现象之一。
一、广作家具行业的形成
（一）“广作”的定义
“广作”泛指在广东地区制作的古典家具，始于明末清初。清中期后，广州作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在原料来源及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使其在兼顾传统造型美感、糅合岭南工艺美术特色的同时，在造型风格和装饰手法中吸取了很多西方巴洛克、洛可可等绘画、建筑艺术风格，造型秾丽绚烂，意蕴静穆奢华，使红木家具风格由明代的清新简约转向清代的绮靡浓郁。炽烈的岭南文化与奔放的西方艺术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广式家具风格，开一时风气之先。这种新式家具的出现，由材料的优质、制作工艺的高超以及用料豪奢形成的广式风格，深受从平民到王公贵族各类人士的喜爱。
（二）“广作”“苏作”“京作”之比较
传统红木家具随着时代与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主要有三大流派，分别是江南地区的苏式家具即“苏作”、岭南地区的广式家具即“广作”、北方地区的京式家具即“京作”[1]。作为明式家具主流的“苏作”，是指明代中叶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能工巧匠们主要以花梨木制成的家具。“造型隽秀、结构严谨，线条流畅，工艺精良，漆泽柔和”是苏式家具的主要审美特征。“苏作”糅合了明代文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品味，颇具民族特色和古典意蕴，是典型的汉文化产品，现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然而中国古典家具传承到了清代，却呈现出一种与明式家具的朴素典雅之风大不相同的端庄、大方、绚丽和豪华的新风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又是“广作”与“京作”。[2]“广作”上文已有论述，此不赘言。这里重点讲讲“京作”。京作家具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主要是指清代盛世内务府宫廷造办处在北京制造的家具，小部分指内务府下令在江浙两广等地监督制作的供宫廷使用的家具。“京作”充分吸取了“广作”雍容大气的艺术风格，受到了“广作”的深刻影响，同时因为是“皇家特供”，又具有更为深厚的宫廷意味。由于宫廷造办处财力、物力雄厚，“京作”有“工不厌精，料不厌细”的美誉，即京作家具制作时不惜工本和用料，外观上注重陈设效果，装饰上力求张扬和华丽，以彰显皇家的赫赫皇权。
在清代家具史上，广作家具与京作家具关系密切，但也易让人混淆。相比于“广作”，“京作”的工艺略显繁缛、粗犷，融合了当时满族统治者的一些风格要求。南方文化之灵动，北方文化之厚重，在当时的“广作”与“京作”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在用料方面，“京作”较广作家具要小，也较少采用“一木一器”的做法。但是，“广作”的流行无疑为它的北上奠定了基础。又因为“京作”主要由招募入京的苏广地区的工匠（特别是岭南工匠）制作，因此，它的定型乃至成熟都有“广作”挥之不去的影子。为了从学理上有效区分这两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来界定两者的关系：“广作”塑造了“京作”的风骨，直接促进了清式宫廷家具的发展与成熟；“京作”则规范了广作的表达语言，将“广作”从西洋艺术中吸纳的装饰、做法都进行了规范，是更深层次、更系统的“中国化”。
（三）西风吹拂岭南
负山带海的地理优势，使广州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便于经南洋直接航行到欧洲的城市。两千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发祥。即便单从晚明“隆庆开关”算起，到1842年“一口通商”体系的终结，广州的开放也有270多年，足足超过了美国的建国历史。1683年，清廷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开设海关。其中，凭借悠久的外贸传统和与南洋的濒近，广州成为最繁荣的口岸。来自南洋各地的大量硬木材料不断输入中国，直接促进了中国硬木家具的生产。印度的紫檀木，南洋的酸枝木等各种硬木源源不断地运抵广州。这些木料有些是特意采办的，更有大量的硬木是作为船舶的“压舱木”，顺手捎带而来。而为寻求廉价的加工成本和精湛的工艺技术，西方国家的一些商人将西方工艺品和家具样式挪到广东及其他沿海地区制造，再将成品返销本土或其他国家。海内外商贸业的兴起促使当时的广东红木家具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广州城内富庶奢华、盛产家具的濠畔街，“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全国各地的会馆和银庄荟萃这里，工商业及手工业均十分发达，酸枝家具行业也在其中。[3]
广州持久的开放状态使得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得以充分交融。当地人对外国人的衣食住行用从最初的好奇，转变为之后的见惯不怪。精明的广州商人发现，街头林立的洋庄商行以及越来越多的欧式建筑需要摆设新式家具，这为广作家具的创造和传播提供了动力，也使得广式家具在传统红木家具之外，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来自西洋的绘画、珐琅、玻璃等工艺制品及其技术，客观上发展了广作家具的许多装饰艺术。而为了方便出口运输，红木家具中的横榫几乎不再使用，在装饰花纹上多采用西方人喜欢的西番莲花纹及中国的喜鹊花鸟纹等，舶来的巴洛克、洛可可艺术被匠师用心地融入广作家具中。广东的工匠在不断的仿造中，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制造了形式崭新的出口家具，并逐步形成了自己较为成熟的风格特色。 满清定鼎中原后，面对人数众多，文明程度远高于己的汉人，不自觉陷入一种文化上尴尬、自卑的心理状态，所以崇尚礼仪的威严肃穆，用来抬升自己。对于家具的审美，也不外如此，偏于沉穆的色调，偏于堂皇大气的风范，这足足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家具制作基调，也促成了广作家具的崛起。广作家具因此受到清代统治者的青睐。因为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全方位优势，广作家具的市场空间得到快速的扩大。为让造型厚重、雕饰奇巧的广作家具“为我所用”，宫廷造办处甚至直接设立“广木作”，招录并厚待岭南工匠。[4]中国几大家具流派汇聚于此，相互借鉴和影响，特别是广作家具以其创新性的突破，主导了宫廷家具风格的形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清式家具风格体系在广作家具的影响下确立了。二、广作家具行业的发展
（一）新时期的“起飞”
明清时期，广作家具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产物，走向了历史巅峰，但是也深刻地染上了浓厚的殖民色彩，并开始不断自我重复。自古以来，家具业作为一种匠人的营生，未能进入文化艺术的范畴，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家具的文化内涵被人遗忘、备受冷落。这种“天然的”脆弱的文化地位，使得广作家具即使“入了宫”，在风雨飘摇的近现代史上依旧难逃“厄运”，整个红木家具行业在历史中也并没有得到线性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传统家具文化几乎丧失殆尽，广作家具也未能幸免。
不过，“旧广式”终究还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世人面前“重见天日”。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把部分残存的明清家具图片整理出版，以此来唤醒人们保护研究数百年前流下的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古典家具。随着国门的再次开放，王世襄等人的书籍开始流传到海外，中国的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的艺术一下子就震动了世界。得地利之便，广东既成为良木进口的口岸，也成为了传统红木家具外流的集散地，甚至还可以说成为了中国当代红木家具产业群的萌发之地。出于敬佩与好奇，老外开始大量收购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奇异文化产品，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广作家具珍品。然而，“古董”是有限的，随着“古董”的逐步减少，也为了修复和弥补部分残缺的红木家具，仿古家具应运而生，即用红木材料和使用传统工艺来模仿明清时代的款型进行制作。随着制作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仿古家具又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家具消费市场的仿古，另一类则是针对古玩收藏行业的高仿。如果说仿古只是工匠与机器的产品，带有点山寨气息的话，那么高仿则的确与明清时期的“古董”相差无几了。
产生于海外市场的这种“热度”直接催生了仿古行业的繁荣，带动了传统红木家具行业的“复兴”。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开始有零零星星的几家仿古家具作坊。那时全国加起来也非常少，更没有红木家具行业可言，只能算是红木家具的作坊。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大陆这边人工成本低、政策优惠，有一批港澳台的商家和企业陆续在大陆开厂设店，比如说在中山、佛山、江门、新会、深圳等广东一带，开设家具厂。而随着红木家具的“走红”，面对广阔的“海外”市场，这些商家和企业纷纷投身于广作家具的设计与生产行列中来。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广作家具行业也随之“起飞”。流水线的批量化生产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仿古家具行业才开始面向国内，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出口+内销”成为一个趋势。美联、友联、深发等在深企业，越做越大，直至成为中国当代红木家具行业里头航母级别的企业。
而因为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此时已开始规模化生产的广东红木家具，又不完全是复制明清风格，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仿古”往往与“创新”结合起来。红木家具企业把红木材料和那一段时期的家具环境相结合，推陈出新，设计和生产了全新的红木家私，受到了市场的极大欢迎。比如说用红木做电视柜、酒柜、沙发等生活中的实用器具，做了再加雕花和软的靠垫。他们把红木当做材料，结合中国的雕刻工艺、榫卯和木工技术，设计出一大批符合那个时期所需要的红木家具。这种家具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准确定位，可以说就是新古典家具的范畴，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新广式”家具。这些企业在那个历史时期引领了整个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潮流，很多企业以他们的产品作为模板来进行生产和改良。它们不但推出了全新的家具体系，也率先在全国引入和建立了连锁营销体系，输入了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因此，不管是仿古还是新古典，广东红木家具行业见证的是整个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
（二）广作家具行业的若干问题
“广作”家具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潮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广作家具在传统家具里面的影响力、地位和附加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比如说现在明式家具拍卖价格非常高，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清式宫廷家具也是天价，但广作家具从来没有这样的标杆，从来没有说哪几个家具拍卖价格非常高，创造了拍卖奇迹。现在一个广式老家具和同等材质的广式新家具价格差不多，有些价格还要低。京作家具和苏作家具不存在这个问题，价格差异非常大。所以虽然是三大流派之一，但是它的文化溢出性价值是远远没体现出来的。而综观当前广作家具行业，一些问题也是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业者的精神风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广作家具行业的发展。广东有着浓墨重彩的红木家具行业发展历史，在八九十年代也一度走在全国之先，中山大涌、深圳观澜等地成为红木家具的“重镇”，但是，尽管如此，诸如福建仙游等地的红木家具行业则后来居上，目前已拥有四五千家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全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有人甚至开始大谈“仙作”。在仿古家具行业如火如荼的时候，广东区域内一批有制作能力的、仿古家具做得很好的企业还停留在小作坊的阶段，真正做大的基本就是那几家港资企业。这种两头脱节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多数从业者缺少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拼劲”，他们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如今迈入或即将迈入中年，“小富即安”的心理开始冒头，进取心和创造性在不断减退，一些有制作能力和制作经验的人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钱挣得差不多了，甚至就退出江湖了。 二是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危机重重，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再次创新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红木家具企业建立了新古典家具的标准和概念。但是发展到今天，整个行业缺乏了清晰的目标，方向有点迷失了。怎么从粗放式的加工生产制作转向整个生产流程的优化和品牌形象的建立？怎么提升产品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林木资源是有限的，如果靠林木资源拼命的滥用和砍伐来换取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利润，这显然是不长久的。80年代初期的广作家具很具有革新性，但这批家具放到现在，又是一种新的落伍，越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被淘汰。应该怎么做？怎么体现出当今的文化，实现再次创新？现在再次创新的难度比以前大，因为以前的创新无非是把西方家具的功能和款型拉过来，和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和木材工艺进行结合。但这种中西的融汇和创新是停留在表象的，不是深层的，并不是根植于一个时代的发展，也不是消化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并结合现代生活体验和经验进行全盘消化，能够推出的一个成熟体系。如果说不完成这个转化，新古典红木家具、新广式家具还是会面临与老广式家具同样的命运，历史文化价值无法兑现，会被忽略和忽视，红木家具又沦为商品，而不是艺术品、收藏品。这里面说怎么转型？整个市场还缺乏方向，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大刀阔斧的成功的行动。
三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足够重视这个行业转型升级后的潜力。按照广东省的发展规划，特别是深圳、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发展规划，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产业是不被政府所重视的，所以红木家具行业也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举个例子来说，深圳观澜，如果做红木家具，它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天时”就是珠三角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非常充足；“地利”就是深圳观澜木材市场拥有全国最大的名贵木材交易市场，同时珠三角地区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人和”就是广东作为传统红木家具的重镇，有着消费文化理念和生产制作工艺的传承。但是，这种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这个行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边缘化”了，传统家具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在整个文化产业中的份量被低估了。
四是广东的产业集群区域广，但是却各自为政。这里面讲各自为政，就是说企业与企业之间、老板跟老板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和互补性，没有太多实际来往，没有凝聚力，地域整体规划缺乏共同发展的意识。别看广东省产业区域这么大，广作家具这么出名，有这么多知名红木家具品牌，但不管是新古典企业还是仿古家具企业，几乎没有共同搞过什么大的活动，从来没有共同在一块儿研究行业的问题、商讨怎么发展。这里面的几个“没有”，其实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各个地域之间，包括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比如台山、江门和新会都是自己做自己的，缺乏统一规划、合理衔接和有效交流。现在广东省虽然说品牌多、路子广，但一盘散沙，在业内的话语权还远远不够。
（三）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然，“广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留下了很多的艺术珍品和器行，而是它汇融古今、锐意革新、面向时代、示范引领的精神。它不是僵化的套路、固定的形式，也不是封闭性地域文化的体现。“广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中西方文化交融渐变、互为影响的产物，这就注定了“广作”带有探索性和原创性，同时不成熟。随着那个历史时期的消失和消费人群的变化，广式家具更多反映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融合渐变所产生出来的现象，而不是一个成熟的结果。这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广式家具在传统家具里面的影响力、地位和附加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此外，广作家具的优势也颇为明显，比如在大陆最早经受市场的考验，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有现实的产业基础；在珠三角地区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并且可以纳入文化产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仍然存在。那广作家具行业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是新古典家具企业要勇于再次创新。再次创新不仅仅是推出一批新款型，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发展模式。我们当时那一套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工模式是否适应于当代？我们在各个生产环节中应该怎么结合现代家具企业的经营方法？包括我们的营销体系和宣传意识，整个系统都需要更新，不是微调，也不是说用新瓶子装旧酒。二是仿古家具企业也要逐渐强调差异化和精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市场在哪里。因为小企业只有做精品才会有出路，大企业是做规模、做市场的。三是产业区区域内的企业应该立足于本区域，同时综合全国同行进行对比、调研，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而不要盲目跟风。现在其实有一些地方整个发展是非常盲目的，或者是一哄而上的，没有考虑到市场需求和方向的时候，这样就相当于大家都在挤着走独木桥，里面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将广东红木家具行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未来的清晰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王士龙.广式红木家具的前世今生[J].艺术市场，2013，（18）.
[2]温耀龙.浅谈清式家具三大名作[J].现代交际，2010，（08）.
[3]叶志远，吴智慧，商宝龙.清代“三作”家具的比较研究[J].家具，2007，（01）.
[4]刘子川.影响广府木雕艺术文化内涵之重要因素[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作者简介：
池诗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学院。
关键词：广作；广作家具；广东红木家具
中图分类号：J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7-200-3
在中国红木家具行业发展史上，“广作”红木家具毋庸置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传统家具三大流派之一的“广作”，与“苏作”、“京作”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代表了中国红木家具最高的制作水平。“旧广式”风格鲜明、自成一派，直接促进了清式宫廷家具的发展与成熟；“新广式”也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了中国红木家具发展的潮流。无论是在艺术风格层面还是在产业集群层面，在明清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广作家具行业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广作家具深具岭南文化底蕴，同时打上了挥之不去的“西洋”烙印，是典型的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广作家具行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红木家具行业最值得研究的特殊现象之一。
一、广作家具行业的形成
（一）“广作”的定义
“广作”泛指在广东地区制作的古典家具，始于明末清初。清中期后，广州作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在原料来源及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使其在兼顾传统造型美感、糅合岭南工艺美术特色的同时，在造型风格和装饰手法中吸取了很多西方巴洛克、洛可可等绘画、建筑艺术风格，造型秾丽绚烂，意蕴静穆奢华，使红木家具风格由明代的清新简约转向清代的绮靡浓郁。炽烈的岭南文化与奔放的西方艺术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广式家具风格，开一时风气之先。这种新式家具的出现，由材料的优质、制作工艺的高超以及用料豪奢形成的广式风格，深受从平民到王公贵族各类人士的喜爱。
（二）“广作”“苏作”“京作”之比较
传统红木家具随着时代与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主要有三大流派，分别是江南地区的苏式家具即“苏作”、岭南地区的广式家具即“广作”、北方地区的京式家具即“京作”[1]。作为明式家具主流的“苏作”，是指明代中叶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能工巧匠们主要以花梨木制成的家具。“造型隽秀、结构严谨，线条流畅，工艺精良，漆泽柔和”是苏式家具的主要审美特征。“苏作”糅合了明代文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品味，颇具民族特色和古典意蕴，是典型的汉文化产品，现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然而中国古典家具传承到了清代，却呈现出一种与明式家具的朴素典雅之风大不相同的端庄、大方、绚丽和豪华的新风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又是“广作”与“京作”。[2]“广作”上文已有论述，此不赘言。这里重点讲讲“京作”。京作家具不是一般的民间用品，主要是指清代盛世内务府宫廷造办处在北京制造的家具，小部分指内务府下令在江浙两广等地监督制作的供宫廷使用的家具。“京作”充分吸取了“广作”雍容大气的艺术风格，受到了“广作”的深刻影响，同时因为是“皇家特供”，又具有更为深厚的宫廷意味。由于宫廷造办处财力、物力雄厚，“京作”有“工不厌精，料不厌细”的美誉，即京作家具制作时不惜工本和用料，外观上注重陈设效果，装饰上力求张扬和华丽，以彰显皇家的赫赫皇权。
在清代家具史上，广作家具与京作家具关系密切，但也易让人混淆。相比于“广作”，“京作”的工艺略显繁缛、粗犷，融合了当时满族统治者的一些风格要求。南方文化之灵动，北方文化之厚重，在当时的“广作”与“京作”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在用料方面，“京作”较广作家具要小，也较少采用“一木一器”的做法。但是，“广作”的流行无疑为它的北上奠定了基础。又因为“京作”主要由招募入京的苏广地区的工匠（特别是岭南工匠）制作，因此，它的定型乃至成熟都有“广作”挥之不去的影子。为了从学理上有效区分这两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来界定两者的关系：“广作”塑造了“京作”的风骨，直接促进了清式宫廷家具的发展与成熟；“京作”则规范了广作的表达语言，将“广作”从西洋艺术中吸纳的装饰、做法都进行了规范，是更深层次、更系统的“中国化”。
（三）西风吹拂岭南
负山带海的地理优势，使广州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便于经南洋直接航行到欧洲的城市。两千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发祥。即便单从晚明“隆庆开关”算起，到1842年“一口通商”体系的终结，广州的开放也有270多年，足足超过了美国的建国历史。1683年，清廷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开设海关。其中，凭借悠久的外贸传统和与南洋的濒近，广州成为最繁荣的口岸。来自南洋各地的大量硬木材料不断输入中国，直接促进了中国硬木家具的生产。印度的紫檀木，南洋的酸枝木等各种硬木源源不断地运抵广州。这些木料有些是特意采办的，更有大量的硬木是作为船舶的“压舱木”，顺手捎带而来。而为寻求廉价的加工成本和精湛的工艺技术，西方国家的一些商人将西方工艺品和家具样式挪到广东及其他沿海地区制造，再将成品返销本土或其他国家。海内外商贸业的兴起促使当时的广东红木家具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广州城内富庶奢华、盛产家具的濠畔街，“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全国各地的会馆和银庄荟萃这里，工商业及手工业均十分发达，酸枝家具行业也在其中。[3]
广州持久的开放状态使得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得以充分交融。当地人对外国人的衣食住行用从最初的好奇，转变为之后的见惯不怪。精明的广州商人发现，街头林立的洋庄商行以及越来越多的欧式建筑需要摆设新式家具，这为广作家具的创造和传播提供了动力，也使得广式家具在传统红木家具之外，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来自西洋的绘画、珐琅、玻璃等工艺制品及其技术，客观上发展了广作家具的许多装饰艺术。而为了方便出口运输，红木家具中的横榫几乎不再使用，在装饰花纹上多采用西方人喜欢的西番莲花纹及中国的喜鹊花鸟纹等，舶来的巴洛克、洛可可艺术被匠师用心地融入广作家具中。广东的工匠在不断的仿造中，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制造了形式崭新的出口家具，并逐步形成了自己较为成熟的风格特色。 满清定鼎中原后，面对人数众多，文明程度远高于己的汉人，不自觉陷入一种文化上尴尬、自卑的心理状态，所以崇尚礼仪的威严肃穆，用来抬升自己。对于家具的审美，也不外如此，偏于沉穆的色调，偏于堂皇大气的风范，这足足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家具制作基调，也促成了广作家具的崛起。广作家具因此受到清代统治者的青睐。因为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全方位优势，广作家具的市场空间得到快速的扩大。为让造型厚重、雕饰奇巧的广作家具“为我所用”，宫廷造办处甚至直接设立“广木作”，招录并厚待岭南工匠。[4]中国几大家具流派汇聚于此，相互借鉴和影响，特别是广作家具以其创新性的突破，主导了宫廷家具风格的形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清式家具风格体系在广作家具的影响下确立了。二、广作家具行业的发展
（一）新时期的“起飞”
明清时期，广作家具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产物，走向了历史巅峰，但是也深刻地染上了浓厚的殖民色彩，并开始不断自我重复。自古以来，家具业作为一种匠人的营生，未能进入文化艺术的范畴，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家具的文化内涵被人遗忘、备受冷落。这种“天然的”脆弱的文化地位，使得广作家具即使“入了宫”，在风雨飘摇的近现代史上依旧难逃“厄运”，整个红木家具行业在历史中也并没有得到线性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传统家具文化几乎丧失殆尽，广作家具也未能幸免。
不过，“旧广式”终究还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世人面前“重见天日”。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把部分残存的明清家具图片整理出版，以此来唤醒人们保护研究数百年前流下的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古典家具。随着国门的再次开放，王世襄等人的书籍开始流传到海外，中国的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的艺术一下子就震动了世界。得地利之便，广东既成为良木进口的口岸，也成为了传统红木家具外流的集散地，甚至还可以说成为了中国当代红木家具产业群的萌发之地。出于敬佩与好奇，老外开始大量收购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奇异文化产品，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广作家具珍品。然而，“古董”是有限的，随着“古董”的逐步减少，也为了修复和弥补部分残缺的红木家具，仿古家具应运而生，即用红木材料和使用传统工艺来模仿明清时代的款型进行制作。随着制作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仿古家具又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家具消费市场的仿古，另一类则是针对古玩收藏行业的高仿。如果说仿古只是工匠与机器的产品，带有点山寨气息的话，那么高仿则的确与明清时期的“古董”相差无几了。
产生于海外市场的这种“热度”直接催生了仿古行业的繁荣，带动了传统红木家具行业的“复兴”。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开始有零零星星的几家仿古家具作坊。那时全国加起来也非常少，更没有红木家具行业可言，只能算是红木家具的作坊。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大陆这边人工成本低、政策优惠，有一批港澳台的商家和企业陆续在大陆开厂设店，比如说在中山、佛山、江门、新会、深圳等广东一带，开设家具厂。而随着红木家具的“走红”，面对广阔的“海外”市场，这些商家和企业纷纷投身于广作家具的设计与生产行列中来。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广作家具行业也随之“起飞”。流水线的批量化生产成为这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仿古家具行业才开始面向国内，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出口+内销”成为一个趋势。美联、友联、深发等在深企业，越做越大，直至成为中国当代红木家具行业里头航母级别的企业。
而因为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此时已开始规模化生产的广东红木家具，又不完全是复制明清风格，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仿古”往往与“创新”结合起来。红木家具企业把红木材料和那一段时期的家具环境相结合，推陈出新，设计和生产了全新的红木家私，受到了市场的极大欢迎。比如说用红木做电视柜、酒柜、沙发等生活中的实用器具，做了再加雕花和软的靠垫。他们把红木当做材料，结合中国的雕刻工艺、榫卯和木工技术，设计出一大批符合那个时期所需要的红木家具。这种家具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准确定位，可以说就是新古典家具的范畴，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新广式”家具。这些企业在那个历史时期引领了整个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潮流，很多企业以他们的产品作为模板来进行生产和改良。它们不但推出了全新的家具体系，也率先在全国引入和建立了连锁营销体系，输入了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因此，不管是仿古还是新古典，广东红木家具行业见证的是整个中国红木家具行业的发展。
（二）广作家具行业的若干问题
“广作”家具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潮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广作家具在传统家具里面的影响力、地位和附加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比如说现在明式家具拍卖价格非常高，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清式宫廷家具也是天价，但广作家具从来没有这样的标杆，从来没有说哪几个家具拍卖价格非常高，创造了拍卖奇迹。现在一个广式老家具和同等材质的广式新家具价格差不多，有些价格还要低。京作家具和苏作家具不存在这个问题，价格差异非常大。所以虽然是三大流派之一，但是它的文化溢出性价值是远远没体现出来的。而综观当前广作家具行业，一些问题也是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业者的精神风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广作家具行业的发展。广东有着浓墨重彩的红木家具行业发展历史，在八九十年代也一度走在全国之先，中山大涌、深圳观澜等地成为红木家具的“重镇”，但是，尽管如此，诸如福建仙游等地的红木家具行业则后来居上，目前已拥有四五千家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全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有人甚至开始大谈“仙作”。在仿古家具行业如火如荼的时候，广东区域内一批有制作能力的、仿古家具做得很好的企业还停留在小作坊的阶段，真正做大的基本就是那几家港资企业。这种两头脱节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多数从业者缺少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拼劲”，他们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如今迈入或即将迈入中年，“小富即安”的心理开始冒头，进取心和创造性在不断减退，一些有制作能力和制作经验的人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钱挣得差不多了，甚至就退出江湖了。 二是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危机重重，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再次创新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红木家具企业建立了新古典家具的标准和概念。但是发展到今天，整个行业缺乏了清晰的目标，方向有点迷失了。怎么从粗放式的加工生产制作转向整个生产流程的优化和品牌形象的建立？怎么提升产品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林木资源是有限的，如果靠林木资源拼命的滥用和砍伐来换取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利润，这显然是不长久的。80年代初期的广作家具很具有革新性，但这批家具放到现在，又是一种新的落伍，越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被淘汰。应该怎么做？怎么体现出当今的文化，实现再次创新？现在再次创新的难度比以前大，因为以前的创新无非是把西方家具的功能和款型拉过来，和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和木材工艺进行结合。但这种中西的融汇和创新是停留在表象的，不是深层的，并不是根植于一个时代的发展，也不是消化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并结合现代生活体验和经验进行全盘消化，能够推出的一个成熟体系。如果说不完成这个转化，新古典红木家具、新广式家具还是会面临与老广式家具同样的命运，历史文化价值无法兑现，会被忽略和忽视，红木家具又沦为商品，而不是艺术品、收藏品。这里面说怎么转型？整个市场还缺乏方向，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大刀阔斧的成功的行动。
三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足够重视这个行业转型升级后的潜力。按照广东省的发展规划，特别是深圳、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发展规划，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产业是不被政府所重视的，所以红木家具行业也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举个例子来说，深圳观澜，如果做红木家具，它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天时”就是珠三角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非常充足；“地利”就是深圳观澜木材市场拥有全国最大的名贵木材交易市场，同时珠三角地区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人和”就是广东作为传统红木家具的重镇，有着消费文化理念和生产制作工艺的传承。但是，这种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这个行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边缘化”了，传统家具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在整个文化产业中的份量被低估了。
四是广东的产业集群区域广，但是却各自为政。这里面讲各自为政，就是说企业与企业之间、老板跟老板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和互补性，没有太多实际来往，没有凝聚力，地域整体规划缺乏共同发展的意识。别看广东省产业区域这么大，广作家具这么出名，有这么多知名红木家具品牌，但不管是新古典企业还是仿古家具企业，几乎没有共同搞过什么大的活动，从来没有共同在一块儿研究行业的问题、商讨怎么发展。这里面的几个“没有”，其实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各个地域之间，包括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比如台山、江门和新会都是自己做自己的，缺乏统一规划、合理衔接和有效交流。现在广东省虽然说品牌多、路子广，但一盘散沙，在业内的话语权还远远不够。
（三）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然，“广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留下了很多的艺术珍品和器行，而是它汇融古今、锐意革新、面向时代、示范引领的精神。它不是僵化的套路、固定的形式，也不是封闭性地域文化的体现。“广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中西方文化交融渐变、互为影响的产物，这就注定了“广作”带有探索性和原创性，同时不成熟。随着那个历史时期的消失和消费人群的变化，广式家具更多反映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融合渐变所产生出来的现象，而不是一个成熟的结果。这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广式家具在传统家具里面的影响力、地位和附加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此外，广作家具的优势也颇为明显，比如在大陆最早经受市场的考验，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有现实的产业基础；在珠三角地区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并且可以纳入文化产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仍然存在。那广作家具行业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是新古典家具企业要勇于再次创新。再次创新不仅仅是推出一批新款型，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发展模式。我们当时那一套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工模式是否适应于当代？我们在各个生产环节中应该怎么结合现代家具企业的经营方法？包括我们的营销体系和宣传意识，整个系统都需要更新，不是微调，也不是说用新瓶子装旧酒。二是仿古家具企业也要逐渐强调差异化和精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市场在哪里。因为小企业只有做精品才会有出路，大企业是做规模、做市场的。三是产业区区域内的企业应该立足于本区域，同时综合全国同行进行对比、调研，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而不要盲目跟风。现在其实有一些地方整个发展是非常盲目的，或者是一哄而上的，没有考虑到市场需求和方向的时候，这样就相当于大家都在挤着走独木桥，里面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将广东红木家具行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未来的清晰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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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子川.影响广府木雕艺术文化内涵之重要因素[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作者简介：
池诗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