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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说：“李白与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双子星座。”李杜之间的交往历来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李杜于天宝三载（744）洛阳初逢，天宝四载（745）分手，终生再未谋面。此间二人曾有梁宋之游和齐鲁之游，并互有酬赠，李白有《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二首，均作于天宝四载;杜甫则有作于天宝三载的《赠李白》以及作于天宝四载的《赠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二人分手后，杜甫陆续作诗怀念李白，提及李白的作品共计十二首。而据传世文本，李白并无一诗回赠。据此，人们对李杜关系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两人分手后，杜甫一直没有停止对李白的怀念，始终关注着李白的命运，直到李白去世前一年的上元二年（761），杜甫还写了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不见》。对李白的怀念几乎贯穿了杜甫的后半生，这才是格外值得研究的。这与其说是杜甫对李白的怀念过程，毋宁说是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如果仔细辨析，就会发现，杜甫前后的赠怀诗存在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有感情的变化，更有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杜甫自身的命运沉浮密切相关。可以说，李白的品质与人格深深地影响了杜甫，杜甫则用后半生时间解读李白，这是精神的解读，是心灵的碰撞。在这种精神的交流中，杜甫更深刻地理解了李白，也深刻剖析着自身，甚至因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杜甫对李白的怀赠诗，根据其创作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识洛阳、共游齐鲁阶段;二是杜甫困居长安阶段;三是“安史之乱”后杜甫居官和漂泊阶段。下面从这三个阶段出发，结合杜甫的经历及相应的思想状况，考察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
一、初逢洛阳——从激情的崇拜到冷静的反思
天宝三载，李白从长安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初识于洛阳。天宝四载，李杜同游齐鲁。共游期间，杜甫与李白形影不离，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两句诗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二人倾心交往的证据而被津津乐道。实际上，这两句诗与其说是他们心心相印的表现，不如说是杜甫对李白的崇拜和追随的写照。李白入长安前已是声名大噪，经贺知章的延誉更是名满天下，供奉翰林的经历使李白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相比之下，杜甫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这一现状决定了二人的交往必然是李主杜从。杜甫追随李白寻仙访道的行为亦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作于天宝三载的第一首《赠李白》中，杜甫表达了与李白相似的求仙之趣，“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在作于天宝四载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则表达了同样的归隐之志：“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咏怀五百字》）之语，幽栖山林并非杜甫思想的主流。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搜罗许多诗句，证明杜甫的求仙之欲甚于李白，但多为断章取义，不足为证。杜甫追随李白寻仙访道的行为及相关诗句，与其说表达了杜甫的理想，不如说表达了他对李白的附和。因而，此期杜甫随同李白游历齐鲁，寻仙访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崇拜心理支配下的随机行为。这类行为同时也是探幽览胜，既与当时壮游天下的社会风尚相呼应，也颇为契合杜甫观览山水的志趣，而此时杜甫仍未结束“裘马颇清狂”（《壮游》）的壮游生活，于是便欣然追随李白于其后，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由上述二人关系状况看出，杜甫还不可能对李白有太深入的了解。第二首《赠李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其中“空度日” 三字明确表达了杜甫对李白的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的否定性评价，如此直言不讳，表明二人关系确实非同寻常，但关系的亲密并不等于深入的交流和理解。李白以放浪形骸对抗现实，杜甫则以“致君尧舜” 衡量李白，由此必然造成思想的冲突，并使杜甫进而转入对李白的反思，《赠李白》一诗可视为作为朋友的杜甫对李白反思的結果。显然，杜甫并不认同李白的生活方式，因而对其求仙炼丹的荒诞和痛饮狂歌的放浪流露出规劝之意;但李白“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事实上，此时的李白极其苦闷，在其与杜甫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作于同时的《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中，诗人写道：“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理想落空，寄身东鲁，独对无边秋色，茫然无所依归，“客心不自得” 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为排遣寂寞与苦闷，李白才“忽忆范野人”，寻幽纵酒，以求一乐。作于同年（天宝四载）的《沙丘城下寄杜甫》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我来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 惆怅之情溢于言表，故而醉饮放歌以自遣，无奈“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自我麻醉而不能，苦闷中对友人的思念油然而生，“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而此时杜甫似乎尚未真正理解李白寻仙访道的意义，更没有体察到李白放浪形骸的生活之下所深藏的痛苦，以至于有可能把李白排遣痛苦的手段看作李白生活的全部，并试图以“奉儒守官” 的人生理想对李白的生活进行矫正。但杜甫无力改变李白，只能改变自身，《赠李白》一诗既是对李白的反思，也是杜甫的自我反省。正是在与李白分手后，杜甫长达十几年的壮游生活宣告结束，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是耐人寻味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代表着李杜前期的友谊，可谓一段佳话，而李杜的“飞蓬各自远”（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也并不意味着双方友谊的结束。李白无可匹敌的诗才、傲岸不羁的性格、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凝聚成巨大的人格力量，深深吸引着初出茅庐的杜甫;杜甫的才华、志趣和境界亦必然不同凡俗而让李白青眼相待。但二人的关切在此时是如此不同：李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解政治出局的痛苦，而杜甫的首要任务却是尽早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李白需要休整，杜甫需要前行。杜甫在与李白分手后，毅然西入长安求仕这一事实，表明杜甫只有经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才能体悟李白的人生境界，从而与李白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休整中的李白似乎与杜甫渐行渐远，入世中的杜甫对李白则是念念不忘。杜甫一直怀念着、关注着、解读着李白，并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而不断修正着对李白的认识，最终成为李白真正的知己。
二、困居长安——从求仕的屈辱到对自由的感悟
杜甫初到长安后，求仕无成，生活困窘，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写了三首怀念或呈送李白的诗。这三首诗所显示的感情状态及认识程度基本等同于前面第一阶段，但其中仍然有一些信息可以印证前面的分析。
第一，在分手后的怀念诗作中，杜甫对访道幽隐之类生活几乎只字不提，重在谈诗论文，并赞美李白卓异的诗才。在《冬日有怀李白》中，杜甫以“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 表达对李白的思念。在《春日忆李白》中，更是高度评价李白的诗才：“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这表明，杜甫心目中李白“谪仙人” 的色彩在渐渐消退，而大诗人的本来面目越发清晰。杜甫逐渐认识到李白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狂放不羁、不同凡响的诗歌创作，而非荒诞虚无的求仙活动和“痛饮狂歌” 的“颓废” 人生。因而，杜甫此期的诗作远离访道隐逸的内容而极力突出李白的诗才，进一步印证了第二首《赠李白》对李白的认识和评价。前后诗歌创作侧重点的不同显示出杜甫对李白认识的深化，但有意无意间滤除李白的“放诞”又恰恰表明杜甫此时仍然没有真正读懂李白。
第二，杜甫到长安后，生活困窘，如他所自述的那样是“短褐风霜入”（《冬日有怀李白》），但这并未动摇杜甫求仕的决心。他既不对炼丹成仙感兴趣，“还丹日月迟”，也不准备归隐山林，“空有鹿门期”。这与前面追随李白寻仙访道恰成反照，透露出杜甫真实的人生理想。虽然《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对孔氏归隐表示赞叹，但对恭奉儒道的杜甫而言，那只是一种可以言说而不会践行的套话。杜甫的当务之急是入仕为官、兼济天下。这正是李杜二人浪漫与理性的分野。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
此期杜甫对李白的认识尚未发生本质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安所作的《饮中八仙歌》。按仇兆鳌注：“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虽未详何年，但此诗不可能是杜甫到长安之前所作的。长安作为通都大邑，人文荟萃，消息灵通，只有在这里杜甫才能得到有关“八仙” 的足够丰富的资料而创作成篇。又，仇引“蔡梦弼曰：‘按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在长安时，时人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由上可以看出，该诗所依据的材料显系来自民间传说。杜甫诗中无裴周南，则表明民间流传的“八仙” 故事有不同的版本，这更证明了民间传说的丰富性。可以想象，民间关于“八仙” 的传说故事生动传神，且对八仙潇洒脱俗的风度完全是一种正面评价，这无疑会影响到杜甫对八仙的感情倾向，并可能使杜甫对李白的“飞扬跋扈” 进行新的思考和再认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诗中对李白的描述引人注目，前两句侧重其流连诗酒的生活及其豪纵不羁的诗才，后两句则突出其傲视权贵的桀骜不驯。而后者正是李白富于魅力、令人倾倒、高踞中国诗坛而赢得千秋万岁名的秘密之所在。李白日常的诗酒放浪，在权贵面前的傲岸自雄，使李白形象迸出奇光异彩，这才是真实的李白。李白曾不无得意地说：“抑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这正是李白的自我写照。这些来自民间的信息无疑能够帮助杜甫更充分地认识李白。而此时的杜甫正为求仕谋官四处干谒，饱尝悲辛，李白的傲岸风骨无疑会给他极大的触动，也必然使他对李白的“痛饮狂歌空度日”恍然有悟，因而，《饮中八仙歌》对李白风采神韵的描绘显示出杜甫对李白已由前期的不满与规劝渐转为欣赏与肯定。
十年困居长安对杜甫更大的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才不为识和才不为用的残酷现实，并因此感到极大的无奈与痛苦，而这也恰恰是李白的经历和感受。李白在入仕之前，同样是四处干谒、结交权贵，在《与韩荆州书》中便吹嘘韩朝宗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经过十几年的活动，李白名满天下，终于待诏翰林，但已是人到中年，耗尽青春，可谓代价巨大。孰料玄宗只是将其视为御用文人，使李白日日伴侍君侧吟诗作赋而已。理想与现实的背反使李白失望不已，更兼其狂傲不羁招致权贵的嫉恨，傲岸的李白只好自请放还，重新开始其浪迹天涯的生活。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李白才会在诗作中反复表达才不为用、信而见疑的愤懑：“直木忌先伐，芳兰哀自焚”（《古风》三十六），“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三十七），“自古妒娥眉，胡沙埋皓齿”（《于阗采花》），“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相比而言，入京前杜甫尚未涉足政治，除了开元二十三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而“忤下考功第”（《壮游》）外，并无其他政治经历，因而杜甫对官场的诡谲、政治的阴暗没有切身體验和充分认识，所以也就难以理解李白放还后感情的复杂性，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李白怀才不遇的痛苦。但长安十年的生活却给杜甫深刻认识社会提供了机会。与李白不同，杜甫名声低微，不可能像李白那样以其飘逸的诗才、非凡的气质倾动时人而得到名流的汲引。杜甫只能四处干谒，忍辱含垢，尝尽辛酸。十年中，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投赠韦济的诗流传后世者即有三篇，诗中充满哀告乞怜之意，但最终却毫无结果。杜甫深感明珠暗投的痛苦，为此而满腔悲愤：“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天育骠图歌》）同时，杜甫饱尝世态炎凉：“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无情流逝的岁月，穷困无聊的生活，求仕无果的颓丧使杜甫饱受煎熬，不免叹老嗟贫：“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哪抛得？百罚深杯辞不辞！”（《乐游园歌》）在这种困境中，杜甫甚至对修齐治平的儒术也产生出厌倦与绝望情绪：“儒术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杜甫的不平正是对李白不自觉的回应，也是在不同的时空下与李白的共鸣。 三、乱世漂泊——从心灵的共振到人格的追随
杜甫对李白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其人生经历与李白的人生经历逐渐趋同的过程。十年困居长安、得官复而弃官、长期漂泊流离，这一坎坷而苦难的人生与李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人生历程的相似，使杜甫日渐贴近李白的心灵，并获得对李白的真正理解。
杜甫困居长安十年，好不容易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安史乱起，杜甫陷贼，乘间冒死奔赴行在，虽获命左拾遗，却又因仗义执言被贬。这种才而不用、忠而不察的冷酷现实对杜甫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有悲往事》）。同时杜甫感到难言的孤独，“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独立》）。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在困居长安时期的诗作中即有流露，“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这同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的孤独的悲叹何其相似！只有在这种打击之下，杜甫才能读懂李白在醉酒狂歌背后孤独的心灵。李白怀着热切的报国之情加入永王幕府，却坐罪系狱，长流夜郎。李白为此悲愤难抑，“万愤结缉，忧从中催”（《上崔相百忧章》），“南冠君子，呼天而啼”（《万愤词投魏郎中》）。这又与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何其相似。所以他们不仅有忠而不察的痛苦，亦有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正因为这种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感受，杜甫不仅理解了屈原，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与之相似的李白，所以在《天末怀李白》中，杜甫才会将屈原与李白并提，“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这表明杜甫真正理解了李白的远大的理想、忠诚的品质与天真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恰恰又是因为杜甫自身与李白、屈原有类似的遭遇。李白对屈原推崇备至，赞颂其诗才，仰慕其不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暗寓历史将证明一切的自信。李白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屈原，当然更为自信;杜甫以现实的高度平视李白，只能感慨万端。因为“千秋万岁名” 毕竟是“寂寞身后事”，伟大的灵魂总要经过苦难的炼狱，声名与幸福总是不可得兼，只能令人感慨“运命不可寻”。在《梦李白二首》（其一）中，杜甫对李白蒙冤流放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在《梦李白二首》（其二）中，杜甫则对其理想落空的痛苦表达了深深的不平和无限的感慨：“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平生志” 正是李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之志，但历史的阴差阳错，却使李白华发满头，壮志成空。根本原因则是李白自由的天性、傲岸的性格与尊卑分明、强调恭顺服从的专制制度水火不容，所以才“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造成人生的悲剧。同时代者鲜有真正理解李白者，“世人皆欲杀”（《不见》）;而杜甫与李白则别有会心，“吾意独怜才”（《不见》）。如果说李白是屈原的隔代知音，那么杜甫则是李白的同代知己。
杜甫不仅读懂了李白的理想，而且更为深刻地悟出了李白追求自由的天性。这正是李白思想的核心，也是李白的悲剧之源。李白寻仙访道是渴望摆脱自然寿数的局限而能生存于时空之外，淡泊名利则是渴望摆脱世俗之累而能获得心灵的闲适与安宁，其核心是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虽可望而不可即，却并不排除某种程度的实现。李白的辞官归隐、寻仙访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由的靠拢。杜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了李白，这种理解同样来自杜甫自身的经历及思想的变化。长安十年的困顿、四处干谒的屈辱、冒死投奔的忠诚与无端被贬的打击使杜甫日渐心灰意冷，而“安史之乱”后的时局使理想的实现越发渺茫，于是杜甫的政治热情日渐降温，归隐之志不时浮上心头，“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曲江对酒》）。其实在困居长安、求仕无成的日子里，这种隐逸之志便时有流露，“扁舟吾已僦，把钓待秋风”（《送裴二虬尉永嘉》）。然而只有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杜甫才开始真正考虑退出政治，这无疑是艰难的抉择。在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被贬的愤懑、理想的落空及生活的压力使杜甫终于下定了弃官的决心，“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开始了漂泊生涯。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早已自述心迹：“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如君非尧舜，未尝不可归隐山林。杜甫本对肃宗中兴大唐满怀希望，而肃宗不信忠谏，排挤打击玄宗旧臣的冷酷与专横很快让杜甫灰心失望，其先前在杜甫心中的“尧舜” 形象此时已是面目全非。
杜甫弃官出走的人生抉择固然是因为对昏昧的肃宗丧失了信心，而深层次上则是出于对自由人格的追求。陶潜的吟唱响在耳边，而李白的影子更是在他心中晃动。因而，杜甫自华州弃官，奔赴秦州不久便连续写下《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便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历经磨难，杜甫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心性受到了怎样的压抑与摧残，所以，漂泊辗转的生活虽然艰苦，杜甫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发秦州》）。而且杜甫对自然界中一切生机勃勃、无拘无束的生命总是那样由衷地喜爱和赞叹，“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 （《卜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对自然万物的热爱，本质上是对自由的热爱。只有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杜甫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才能感到轻松与快乐。也只有这样，杜甫才能理解李白辞京归山背后那酷爱自由的心性。杜甫不仅毅然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而且寄居成都期间，在严武幕府短暂供职后，很快又辞职归田。杜甫历经变故，身心俱疲，豪情已然不再，理想日渐落空，因而淡泊于用世，钟情于山水，更乐于守护心性的自由和心灵的安宁。如果说陶潜选择了归隐，李白选了游仙，那么，也可以说杜甫选择了漂泊。尽管形式不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都表现出诗人对心性自由的捍卫与追求。当然，杜甫漂泊江湖并不等于淡漠世情，他仍然忧心时局，甚至仍如放还后的李白一样残存侥幸的入仕之念，但混乱的政局及其暮年的衰病使这一潜藏的梦想最终归于幻灭。
杜甫饱经忧患，其处境之艰难与李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后期的怀念诗作虽是记述李白，未尝不是自身的写照;虽是怀念友人，未尝没有自伤自悼之意。唯其如此，杜甫才能贴近李白的心灵。此时的诗作关注的不再是诗酒仙道，而是李白浪跡四方一事无成的悲剧人生：“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其二）当年的李白斗酒百篇，狂歌大呼，笑傲王侯，不可一世。即使面对挫折，仍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如今华发满头，壮志成空，酒阑人散，无限凄凉。这岂止是李白的悲剧，也是日暮途穷的杜甫的悲剧，只有度尽劫波，蓦然回首，才能看到昔日的朋友那孤独而凄凉的背影。
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为《不见》，这首诗极其明确地表达了晚年的杜甫对李白的深刻理解和深深的惋惜，“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杜甫初识李白时，眼中的李白是“痛饮狂歌空度日”，经过人生的苦难，杜甫才懂得了李白是佯作癫狂，是以癫狂排遣痛苦，虽是“空度日”，其实“真可哀”。杜甫反观自身，真切地感到了李白一生的悲剧性。李白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社会的悲剧。正因为这样，杜甫才会在“世人皆欲杀”的严酷社会环境中，超越世俗的粗鄙而“吾意独怜才”，发现了一个怀才不遇而无限痛苦的心灵。
从天宝三载与李白初逢洛阳，到上元二年流寓成都，杜甫历经磨难，在经历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之后，终于达到了与李白平等对话的高度，实现了对李白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也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如果度尽劫波的李杜再次相逢，相信李白一定会饱蘸辛酸与血泪，酬赠杜甫更多动情的诗篇。
（选自《社会科学研究》）
两人分手后，杜甫一直没有停止对李白的怀念，始终关注着李白的命运，直到李白去世前一年的上元二年（761），杜甫还写了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不见》。对李白的怀念几乎贯穿了杜甫的后半生，这才是格外值得研究的。这与其说是杜甫对李白的怀念过程，毋宁说是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如果仔细辨析，就会发现，杜甫前后的赠怀诗存在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有感情的变化，更有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杜甫自身的命运沉浮密切相关。可以说，李白的品质与人格深深地影响了杜甫，杜甫则用后半生时间解读李白，这是精神的解读，是心灵的碰撞。在这种精神的交流中，杜甫更深刻地理解了李白，也深刻剖析着自身，甚至因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杜甫对李白的怀赠诗，根据其创作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识洛阳、共游齐鲁阶段;二是杜甫困居长安阶段;三是“安史之乱”后杜甫居官和漂泊阶段。下面从这三个阶段出发，结合杜甫的经历及相应的思想状况，考察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
一、初逢洛阳——从激情的崇拜到冷静的反思
天宝三载，李白从长安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初识于洛阳。天宝四载，李杜同游齐鲁。共游期间，杜甫与李白形影不离，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两句诗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二人倾心交往的证据而被津津乐道。实际上，这两句诗与其说是他们心心相印的表现，不如说是杜甫对李白的崇拜和追随的写照。李白入长安前已是声名大噪，经贺知章的延誉更是名满天下，供奉翰林的经历使李白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相比之下，杜甫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这一现状决定了二人的交往必然是李主杜从。杜甫追随李白寻仙访道的行为亦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作于天宝三载的第一首《赠李白》中，杜甫表达了与李白相似的求仙之趣，“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在作于天宝四载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则表达了同样的归隐之志：“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咏怀五百字》）之语，幽栖山林并非杜甫思想的主流。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搜罗许多诗句，证明杜甫的求仙之欲甚于李白，但多为断章取义，不足为证。杜甫追随李白寻仙访道的行为及相关诗句，与其说表达了杜甫的理想，不如说表达了他对李白的附和。因而，此期杜甫随同李白游历齐鲁，寻仙访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崇拜心理支配下的随机行为。这类行为同时也是探幽览胜，既与当时壮游天下的社会风尚相呼应，也颇为契合杜甫观览山水的志趣，而此时杜甫仍未结束“裘马颇清狂”（《壮游》）的壮游生活，于是便欣然追随李白于其后，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由上述二人关系状况看出，杜甫还不可能对李白有太深入的了解。第二首《赠李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其中“空度日” 三字明确表达了杜甫对李白的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的否定性评价，如此直言不讳，表明二人关系确实非同寻常，但关系的亲密并不等于深入的交流和理解。李白以放浪形骸对抗现实，杜甫则以“致君尧舜” 衡量李白，由此必然造成思想的冲突，并使杜甫进而转入对李白的反思，《赠李白》一诗可视为作为朋友的杜甫对李白反思的結果。显然，杜甫并不认同李白的生活方式，因而对其求仙炼丹的荒诞和痛饮狂歌的放浪流露出规劝之意;但李白“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事实上，此时的李白极其苦闷，在其与杜甫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作于同时的《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中，诗人写道：“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理想落空，寄身东鲁，独对无边秋色，茫然无所依归，“客心不自得” 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为排遣寂寞与苦闷，李白才“忽忆范野人”，寻幽纵酒，以求一乐。作于同年（天宝四载）的《沙丘城下寄杜甫》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我来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 惆怅之情溢于言表，故而醉饮放歌以自遣，无奈“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自我麻醉而不能，苦闷中对友人的思念油然而生，“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而此时杜甫似乎尚未真正理解李白寻仙访道的意义，更没有体察到李白放浪形骸的生活之下所深藏的痛苦，以至于有可能把李白排遣痛苦的手段看作李白生活的全部，并试图以“奉儒守官” 的人生理想对李白的生活进行矫正。但杜甫无力改变李白，只能改变自身，《赠李白》一诗既是对李白的反思，也是杜甫的自我反省。正是在与李白分手后，杜甫长达十几年的壮游生活宣告结束，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应是耐人寻味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代表着李杜前期的友谊，可谓一段佳话，而李杜的“飞蓬各自远”（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也并不意味着双方友谊的结束。李白无可匹敌的诗才、傲岸不羁的性格、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凝聚成巨大的人格力量，深深吸引着初出茅庐的杜甫;杜甫的才华、志趣和境界亦必然不同凡俗而让李白青眼相待。但二人的关切在此时是如此不同：李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解政治出局的痛苦，而杜甫的首要任务却是尽早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李白需要休整，杜甫需要前行。杜甫在与李白分手后，毅然西入长安求仕这一事实，表明杜甫只有经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才能体悟李白的人生境界，从而与李白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休整中的李白似乎与杜甫渐行渐远，入世中的杜甫对李白则是念念不忘。杜甫一直怀念着、关注着、解读着李白，并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而不断修正着对李白的认识，最终成为李白真正的知己。
二、困居长安——从求仕的屈辱到对自由的感悟
杜甫初到长安后，求仕无成，生活困窘，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写了三首怀念或呈送李白的诗。这三首诗所显示的感情状态及认识程度基本等同于前面第一阶段，但其中仍然有一些信息可以印证前面的分析。
第一，在分手后的怀念诗作中，杜甫对访道幽隐之类生活几乎只字不提，重在谈诗论文，并赞美李白卓异的诗才。在《冬日有怀李白》中，杜甫以“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 表达对李白的思念。在《春日忆李白》中，更是高度评价李白的诗才：“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这表明，杜甫心目中李白“谪仙人” 的色彩在渐渐消退，而大诗人的本来面目越发清晰。杜甫逐渐认识到李白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狂放不羁、不同凡响的诗歌创作，而非荒诞虚无的求仙活动和“痛饮狂歌” 的“颓废” 人生。因而，杜甫此期的诗作远离访道隐逸的内容而极力突出李白的诗才，进一步印证了第二首《赠李白》对李白的认识和评价。前后诗歌创作侧重点的不同显示出杜甫对李白认识的深化，但有意无意间滤除李白的“放诞”又恰恰表明杜甫此时仍然没有真正读懂李白。
第二，杜甫到长安后，生活困窘，如他所自述的那样是“短褐风霜入”（《冬日有怀李白》），但这并未动摇杜甫求仕的决心。他既不对炼丹成仙感兴趣，“还丹日月迟”，也不准备归隐山林，“空有鹿门期”。这与前面追随李白寻仙访道恰成反照，透露出杜甫真实的人生理想。虽然《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对孔氏归隐表示赞叹，但对恭奉儒道的杜甫而言，那只是一种可以言说而不会践行的套话。杜甫的当务之急是入仕为官、兼济天下。这正是李杜二人浪漫与理性的分野。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
此期杜甫对李白的认识尚未发生本质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安所作的《饮中八仙歌》。按仇兆鳌注：“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虽未详何年，但此诗不可能是杜甫到长安之前所作的。长安作为通都大邑，人文荟萃，消息灵通，只有在这里杜甫才能得到有关“八仙” 的足够丰富的资料而创作成篇。又，仇引“蔡梦弼曰：‘按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在长安时，时人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由上可以看出，该诗所依据的材料显系来自民间传说。杜甫诗中无裴周南，则表明民间流传的“八仙” 故事有不同的版本，这更证明了民间传说的丰富性。可以想象，民间关于“八仙” 的传说故事生动传神，且对八仙潇洒脱俗的风度完全是一种正面评价，这无疑会影响到杜甫对八仙的感情倾向，并可能使杜甫对李白的“飞扬跋扈” 进行新的思考和再认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诗中对李白的描述引人注目，前两句侧重其流连诗酒的生活及其豪纵不羁的诗才，后两句则突出其傲视权贵的桀骜不驯。而后者正是李白富于魅力、令人倾倒、高踞中国诗坛而赢得千秋万岁名的秘密之所在。李白日常的诗酒放浪，在权贵面前的傲岸自雄，使李白形象迸出奇光异彩，这才是真实的李白。李白曾不无得意地说：“抑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这正是李白的自我写照。这些来自民间的信息无疑能够帮助杜甫更充分地认识李白。而此时的杜甫正为求仕谋官四处干谒，饱尝悲辛，李白的傲岸风骨无疑会给他极大的触动，也必然使他对李白的“痛饮狂歌空度日”恍然有悟，因而，《饮中八仙歌》对李白风采神韵的描绘显示出杜甫对李白已由前期的不满与规劝渐转为欣赏与肯定。
十年困居长安对杜甫更大的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才不为识和才不为用的残酷现实，并因此感到极大的无奈与痛苦，而这也恰恰是李白的经历和感受。李白在入仕之前，同样是四处干谒、结交权贵，在《与韩荆州书》中便吹嘘韩朝宗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经过十几年的活动，李白名满天下，终于待诏翰林，但已是人到中年，耗尽青春，可谓代价巨大。孰料玄宗只是将其视为御用文人，使李白日日伴侍君侧吟诗作赋而已。理想与现实的背反使李白失望不已，更兼其狂傲不羁招致权贵的嫉恨，傲岸的李白只好自请放还，重新开始其浪迹天涯的生活。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李白才会在诗作中反复表达才不为用、信而见疑的愤懑：“直木忌先伐，芳兰哀自焚”（《古风》三十六），“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三十七），“自古妒娥眉，胡沙埋皓齿”（《于阗采花》），“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相比而言，入京前杜甫尚未涉足政治，除了开元二十三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而“忤下考功第”（《壮游》）外，并无其他政治经历，因而杜甫对官场的诡谲、政治的阴暗没有切身體验和充分认识，所以也就难以理解李白放还后感情的复杂性，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李白怀才不遇的痛苦。但长安十年的生活却给杜甫深刻认识社会提供了机会。与李白不同，杜甫名声低微，不可能像李白那样以其飘逸的诗才、非凡的气质倾动时人而得到名流的汲引。杜甫只能四处干谒，忍辱含垢，尝尽辛酸。十年中，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投赠韦济的诗流传后世者即有三篇，诗中充满哀告乞怜之意，但最终却毫无结果。杜甫深感明珠暗投的痛苦，为此而满腔悲愤：“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天育骠图歌》）同时，杜甫饱尝世态炎凉：“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无情流逝的岁月，穷困无聊的生活，求仕无果的颓丧使杜甫饱受煎熬，不免叹老嗟贫：“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哪抛得？百罚深杯辞不辞！”（《乐游园歌》）在这种困境中，杜甫甚至对修齐治平的儒术也产生出厌倦与绝望情绪：“儒术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杜甫的不平正是对李白不自觉的回应，也是在不同的时空下与李白的共鸣。 三、乱世漂泊——从心灵的共振到人格的追随
杜甫对李白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其人生经历与李白的人生经历逐渐趋同的过程。十年困居长安、得官复而弃官、长期漂泊流离，这一坎坷而苦难的人生与李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人生历程的相似，使杜甫日渐贴近李白的心灵，并获得对李白的真正理解。
杜甫困居长安十年，好不容易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安史乱起，杜甫陷贼，乘间冒死奔赴行在，虽获命左拾遗，却又因仗义执言被贬。这种才而不用、忠而不察的冷酷现实对杜甫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有悲往事》）。同时杜甫感到难言的孤独，“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独立》）。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在困居长安时期的诗作中即有流露，“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这同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的孤独的悲叹何其相似！只有在这种打击之下，杜甫才能读懂李白在醉酒狂歌背后孤独的心灵。李白怀着热切的报国之情加入永王幕府，却坐罪系狱，长流夜郎。李白为此悲愤难抑，“万愤结缉，忧从中催”（《上崔相百忧章》），“南冠君子，呼天而啼”（《万愤词投魏郎中》）。这又与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何其相似。所以他们不仅有忠而不察的痛苦，亦有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正因为这种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感受，杜甫不仅理解了屈原，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与之相似的李白，所以在《天末怀李白》中，杜甫才会将屈原与李白并提，“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这表明杜甫真正理解了李白的远大的理想、忠诚的品质与天真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恰恰又是因为杜甫自身与李白、屈原有类似的遭遇。李白对屈原推崇备至，赞颂其诗才，仰慕其不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暗寓历史将证明一切的自信。李白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屈原，当然更为自信;杜甫以现实的高度平视李白，只能感慨万端。因为“千秋万岁名” 毕竟是“寂寞身后事”，伟大的灵魂总要经过苦难的炼狱，声名与幸福总是不可得兼，只能令人感慨“运命不可寻”。在《梦李白二首》（其一）中，杜甫对李白蒙冤流放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在《梦李白二首》（其二）中，杜甫则对其理想落空的痛苦表达了深深的不平和无限的感慨：“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平生志” 正是李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之志，但历史的阴差阳错，却使李白华发满头，壮志成空。根本原因则是李白自由的天性、傲岸的性格与尊卑分明、强调恭顺服从的专制制度水火不容，所以才“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造成人生的悲剧。同时代者鲜有真正理解李白者，“世人皆欲杀”（《不见》）;而杜甫与李白则别有会心，“吾意独怜才”（《不见》）。如果说李白是屈原的隔代知音，那么杜甫则是李白的同代知己。
杜甫不仅读懂了李白的理想，而且更为深刻地悟出了李白追求自由的天性。这正是李白思想的核心，也是李白的悲剧之源。李白寻仙访道是渴望摆脱自然寿数的局限而能生存于时空之外，淡泊名利则是渴望摆脱世俗之累而能获得心灵的闲适与安宁，其核心是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虽可望而不可即，却并不排除某种程度的实现。李白的辞官归隐、寻仙访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由的靠拢。杜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了李白，这种理解同样来自杜甫自身的经历及思想的变化。长安十年的困顿、四处干谒的屈辱、冒死投奔的忠诚与无端被贬的打击使杜甫日渐心灰意冷，而“安史之乱”后的时局使理想的实现越发渺茫，于是杜甫的政治热情日渐降温，归隐之志不时浮上心头，“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曲江对酒》）。其实在困居长安、求仕无成的日子里，这种隐逸之志便时有流露，“扁舟吾已僦，把钓待秋风”（《送裴二虬尉永嘉》）。然而只有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杜甫才开始真正考虑退出政治，这无疑是艰难的抉择。在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被贬的愤懑、理想的落空及生活的压力使杜甫终于下定了弃官的决心，“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开始了漂泊生涯。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早已自述心迹：“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如君非尧舜，未尝不可归隐山林。杜甫本对肃宗中兴大唐满怀希望，而肃宗不信忠谏，排挤打击玄宗旧臣的冷酷与专横很快让杜甫灰心失望，其先前在杜甫心中的“尧舜” 形象此时已是面目全非。
杜甫弃官出走的人生抉择固然是因为对昏昧的肃宗丧失了信心，而深层次上则是出于对自由人格的追求。陶潜的吟唱响在耳边，而李白的影子更是在他心中晃动。因而，杜甫自华州弃官，奔赴秦州不久便连续写下《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便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历经磨难，杜甫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心性受到了怎样的压抑与摧残，所以，漂泊辗转的生活虽然艰苦，杜甫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发秦州》）。而且杜甫对自然界中一切生机勃勃、无拘无束的生命总是那样由衷地喜爱和赞叹，“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 （《卜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对自然万物的热爱，本质上是对自由的热爱。只有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杜甫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才能感到轻松与快乐。也只有这样，杜甫才能理解李白辞京归山背后那酷爱自由的心性。杜甫不仅毅然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而且寄居成都期间，在严武幕府短暂供职后，很快又辞职归田。杜甫历经变故，身心俱疲，豪情已然不再，理想日渐落空，因而淡泊于用世，钟情于山水，更乐于守护心性的自由和心灵的安宁。如果说陶潜选择了归隐，李白选了游仙，那么，也可以说杜甫选择了漂泊。尽管形式不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都表现出诗人对心性自由的捍卫与追求。当然，杜甫漂泊江湖并不等于淡漠世情，他仍然忧心时局，甚至仍如放还后的李白一样残存侥幸的入仕之念，但混乱的政局及其暮年的衰病使这一潜藏的梦想最终归于幻灭。
杜甫饱经忧患，其处境之艰难与李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后期的怀念诗作虽是记述李白，未尝不是自身的写照;虽是怀念友人，未尝没有自伤自悼之意。唯其如此，杜甫才能贴近李白的心灵。此时的诗作关注的不再是诗酒仙道，而是李白浪跡四方一事无成的悲剧人生：“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其二）当年的李白斗酒百篇，狂歌大呼，笑傲王侯，不可一世。即使面对挫折，仍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如今华发满头，壮志成空，酒阑人散，无限凄凉。这岂止是李白的悲剧，也是日暮途穷的杜甫的悲剧，只有度尽劫波，蓦然回首，才能看到昔日的朋友那孤独而凄凉的背影。
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为《不见》，这首诗极其明确地表达了晚年的杜甫对李白的深刻理解和深深的惋惜，“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杜甫初识李白时，眼中的李白是“痛饮狂歌空度日”，经过人生的苦难，杜甫才懂得了李白是佯作癫狂，是以癫狂排遣痛苦，虽是“空度日”，其实“真可哀”。杜甫反观自身，真切地感到了李白一生的悲剧性。李白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社会的悲剧。正因为这样，杜甫才会在“世人皆欲杀”的严酷社会环境中，超越世俗的粗鄙而“吾意独怜才”，发现了一个怀才不遇而无限痛苦的心灵。
从天宝三载与李白初逢洛阳，到上元二年流寓成都，杜甫历经磨难，在经历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之后，终于达到了与李白平等对话的高度，实现了对李白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也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如果度尽劫波的李杜再次相逢，相信李白一定会饱蘸辛酸与血泪，酬赠杜甫更多动情的诗篇。
（选自《社会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