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林区原林小镇，1975年2月降临到父母亲面前，成长在艰苦的八十年代家庭里。父亲是发电厂的一名工人，母亲是一名街道居委会主任，家中一共姊妹六人，我是最小的一个。那时没有幼儿园，没有学前班，直接就能上小学。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1982年上小学那一天，三姐、四姐领着穿着花布衣裳、花布鞋，扎着戴红头绳的两个小抓鬏的我，到学校参加入学报名考试。
　　老师是一位三十多岁、极为朴素的语文老师，月牙般的眼睛一直带着笑意，那和蔼可亲的笑容瞬间让我喜欢上了她。她就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当时写“毛主席万岁”，从1数到100就算通过。由于从小字写得好，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并当上了班干部。
　　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庆祝毛主席诞辰，在家乡唯一最热闹又简陋的电影院表演节目，老师选我读一篇课文《八角楼上》。那个年月没有什么化妆品，我还记得父亲用烧过的火柴棍给我画眉毛，之后用线绳把六根火柴棍绑起来蘸点红色印泥，在眉心点一个梅花图案，这就算舞台妆了。几十年了，“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这句话至今还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我们正在教室上第四节音乐课，学习的歌曲是《少年先锋队队歌》，当时音乐老师正带领同学们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地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教室的棚顶突然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我没管是否在上课，第一个冲出教室一探究竟。我循声望去，此刻校园里师生已经围满了一架直升飞机。为了近距离地看看真飞机到底是啥模样的，我仗着自己人儿小不停地往人群里挤。飞机的螺旋桨不停地转动，风势狂暴地把地面的沙子毫不客气地卷了起来，飞沙扬砾，打到脸上我也顾不上疼痛了。那架飞机是临时降落处理故障，待故障消除后又起飞了。当同学们和老师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花布鞋挤丢了一只，是一个邻居家的姐姐把我背回家的。父母谢过人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我一顿训斥。当然下午也没有逃过老师的批评和教育，训我无组织、无纪律。那个年月只有在语文书上、小人书上看到飞机图案，包括那些老师们，哪见过什么真飞机啊！那是我7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飞机。2016年11月我坐飞机去天津看病，在我坐在机舱里的一瞬间，思绪一直停留在童年时代为了看飞机挤丢鞋子的一幕。
　　那时学校没有统一校服，同学们穿的衣服可谓是五花八门，有新有旧，多数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兄弟姐妹又多，衣服都是大的穿小了再给下面弟妹穿，袖子短了接袖子，裤子短了接裤腿，再穷过年还是有一件新衣服穿的。那时候常常听到大人们流行的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管衣服新旧，只要有衣服穿就行，我们全不讲究新旧。那个年代所有的母亲都一样，手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到了晚上母亲中指上总是戴个顶针，不是在纳鞋底，就是在缝衣服、补袜子。家家炕头都会有个针线簸箕，里面盛满了各种小东西。有上面缠着一头白线、一头黑线的那种小木板的线桄，缝袜子的木托、大小顶针，还有旧的袜装（就是袜子脚脖那块呢绒，袜子穿坏了可以把脚脖那块好的剪下来，缝到孩子们的棉袄袖口上，以便拆洗）和小布头啥的。
　　当年再穷家里每个人都有一件压箱底的衣服，只有在过节、出门走亲戚时才能穿，式样永远不会过时。童年的我长得比较高，和姐姐们就差一点点儿，总是和三姐、四姐争抢新衣服穿。每到新年，我们姐几个会排队在厨房炉子旁边，父亲会把炉钩子放进炉子里加热，给我们姐几个卷刘海儿，热度火候儿必须要掌握好，烧太热容易烫焦，不热还不出卷。记忆中的童年父亲给我们的爱是文字无法替代的。说起除夕的年夜饭，那是期待已久的晚餐，父亲亲自掌勺，晚饭过后在我们心里隐藏着无限的失落，因为一年当中，只有中秋、除夕才能吃到这样特别丰盛的饭菜。
　　我们的书包也是各式各样，学生中只有很少数的同学才买得起漂亮的帆布书包，上面带着五角星，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那种。我们的书包基本都是父母自己亲手做的，做书包的布料是百货商店买的布头。女孩子是花布做的，男孩子是深色布做的，就像现在的环保袋（俗称兜子的那种），只不过两根带长一些，可以背在肩上。我的书包是邮递员送信的那种包。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来了一个推销书包的南方人。书包是红色皮革双肩背的那种，两块五一个，书包的正面带着一对黄色的金属卡扣，像一个小箱子那样方方正正的，女孩子用特别漂亮。好多孩子都留了一个，当时由班任垫付的钱，望着同学们拿到手里的红书包，虚荣的我没想任何后果也留了一个。等放学回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家里，母亲正在自家的园子干活，看到我手里分外醒目的书包，盘问了起来，没等我结结巴巴地说完事情的原委，一个巴掌已经火辣辣地贴在了脸上。母亲教训我说：“两块五够咱们家八口人多少天的菜钱，这么小就会擅自做主花钱，是谁给你的胆量！”我委屈地哭了，更恨母亲那一巴掌，可当时我根本没注意到母亲掉下的眼泪，下午就把书包返回了老师那里。当“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那个红色书包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母亲慈祥地对我说：“老疙瘩啊，你还太小，什么事情都要回家征得大人同意才能去做知道吗？妈妈那天是不该打你的。只要你好好学习，妈妈一样不会少你的。”原来，那天下午母亲偷偷地去了学校，在老师那把书包买了回来。每次下班经过校区看见上学的孩子们，看到孩子们肩上五颜六色的品牌书包，那段难忘的回忆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
　　说起我们的学习用具，更是不能再简单的了，文具盒是长方形薄铁皮做的，上面印着各种花卉、故事图案和小动物，文具盒内印有乘法口诀。从一年级一直用到小学毕业再到初中，最后文具盒的图案都磨光了，要是文具盒用坏了都是家长给修一下，接着再用。条件好一些的会用那种塑料宽面夹层有海绵的多用文具盒，铅笔用秃了，都是自己拿铅笔刀削，家长很少帮忙。笔使短了套上笔帽又可以握住了，继续使用直到用得没法削时才丢掉。
　　我们上一二年级时，因为那时作业本都是有数的，正反面都要写字，写一页下面要垫上垫板，作业本都是用得一页不剩，就是剩下几页也都是订起来重新利用。我们学毛笔字，上课时要自己带上墨盒墨汁，然后在红模格子上描大字。三年级后才能在大字本上自己写毛笔字。老师把认为写得好的大字拿红毛笔画上红圈，得红圈多的当然是大字写得好的。写生字时，老师手中拿一枚方章，上面有“整洁”两个字，你写的生字整齐、清洁，老师会在你的作业本上盖个“整洁”章，章越多说明你学习越认真。我们上珠算课时，需要自己带算盘，老师是大算盘，可以挂在黑板上。算盘柱上有棕毛，老师演示时算盘珠推上去不会掉下来。那时候家里都穷，很多同学买不起算盘，都是自己做的，用杏仁核两面磨平钻眼做成算盘珠。珠算口诀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只是有年头不用了，现在都用计算器了。我們到了三四年级后，不光要学习还要帮父母减轻生活重担。因为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困难。那时要早早起床提上筐捡煤块，放学后和姐姐们上山砍柴，割猪牙草，挖婆婆丁。生活困难的同学，晚上在路灯底下砸石子或在家里糊纸盒、火柴盒以补贴家用。辛辛苦苦为自己挣点学杂费，谁也没有觉得委屈过。
　　那时同学之间没有讲吃、讲穿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是父母言传身教传给我们的，在我们童年时已经蔚然成风。红领巾是我们的最爱，只有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在我们学生身上是完全统一的。当时粮食、副食品短缺，家家都使供应粮票。我们家人口多，根本吃不饱饭，菜也没有油水，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肉。父母更惨，看着孩子们吃不饱饭，从自己的碗里拨出一些给孩子，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也不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挨饿。
　　虽然我们小时候物质条件很差，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玩具可言。吃的东西也比较简单。但我们业余生活却是丰富多彩，捉泥鳅，玩泥巴，跳皮筋，打布口袋，坐在炕头抓嘎拉哈玩。学习没有压力，只要语文数学满90分，父母会笑着说，爱咋玩咋玩去。没有天天补这课、上那课的。精神上更无忧无虑。所以，我们儿时所拥有的种种乐趣，也是现在的小孩儿体会不到的。
　　虽然儿时的童年快乐无忧，但终究还是给我留下了毕生的遗憾。我从小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做梦都想穿着一身袭地白裙，优雅地在舞台上弹奏着钢琴，在公园角落一个人静静地拉着小提琴，悠扬的琴声游走于山水间，洗涤心灵。可那个年月饭都吃不饱，梦想也只能是梦想……
　　这就是80年代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几十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都已步入了中年行列，鬓发已有了斑斑银丝。思绪蓦然转到窗外的孩子们身上，对于我的儿子，我也可借用龙应台写给安德烈的一段话，告诉他：“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开始。”作为妈妈，我更希望你每天健康快乐地成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一起走过的童年美好时光里，追忆那难忘的童年，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没有说完，这些故事不会随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有丝毫褪色或消失，因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最开心快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