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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信经过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亲自整理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着无可替代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地位。诸般样式总关情,考证中国音乐史和欧洲音乐史,笔者认为,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与文学相伴共生,另一类是贯穿于整个文学史和音乐史的音乐以文学为母体。音乐与文学“姐妹”情深,音乐为什么与文学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音乐之母”(见2005年8月16日《中国艺术报》第一版对著名女书法家林岫的专访),笔者不敢夸大其词,在这里,仅仅把文学与音乐形容成姐妹。
关键词 浅议音乐 文学 关系
翻开人类历史,揭示文学与音乐密切关系的事实随处可见。据信经过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亲自整理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着无可替代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地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能够进入文学史的范畴,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入音乐史,如果那样的话,人类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这两种专业史学了。然而无论如何,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毋庸置疑的和不可有丝毫轻视的。考证中国音乐史和欧洲音乐史,笔者认为,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与文学相伴共生,另一类是贯穿于整个文学史和音乐史的音乐以文学为母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虽然同样可以肯定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却无法证明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在这方面,包括音乐理论家兼音乐教育家夏野、思想家兼文学家鲁迅先生等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有力的理由。的确,当涂山氏遥望远方发自内心地唱出“候人猗兮”的时候,当众多的早期人类在劳动中唱出“杭育杭育”的号子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判断作为文学作品的歌词和以节奏、音高等因素为组成的音乐作品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夏野先生正是据此才提出了音乐甚至早于文学产生的论点。
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的历史更加悠久,現象更加常见。这无疑是人类对于其音乐活动和文学活动进行了足够的反思和足够的总结的结果,而不管这种反思和总结是否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以我国而论,产生《诗经》(大体说来,《诗经》中的“风”是民间创作,而“雅”和“颂”则是文人的作品)的周朝决不是音乐的发源时期,它与产生了据信是有文字记载的、从侧面歌颂大禹治水的我国第一首民歌《涂山氏歌》的虞舜时代相距至少有千年之久,因而即使是《诗经》中的“风”,也毫无疑问地具有先词后曲的创作程序性。需要说明的是,就其主流而言,《诗经》时期的民间创作虽然称之为民间创作,但并不是说这些歌曲的作者们不具备音乐家的修养,只不过他们或身份卑微,或创作量小,加之记录的困难、历史的久远等原因,他们的姓名被埋没了。这丝毫不能抹杀他们是严格按照先词后曲的顺序进行创作的这一事实。而当音乐创作进入文人化时代后,起到今天,先词后曲的创作行为,或者说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行为,无疑就更加普遍。在反映我国当代著名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生平及创作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人生断裂层》中,朋友拿来歌词、由他谱曲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方的音乐创作无疑跟我国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声部比较单一、伴奏比较简陋的史诗、戏剧、情歌等等,以及黑暗中世纪那比较怪异的圣咏之后,近代以来,欧洲音乐史上所有的大音乐家就几乎都最最直接地“拿来”过文学作品,进行再度的创作:莫扎特把英国诗人的长诗《唐璜》改编成歌剧,罗西尼把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和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戏剧改编成歌剧(前者为《塞维尔的理发师》,后者为《威廉•退尔》),柏辽兹把德国文学家歌德的戏剧《浮世德》改编成歌剧(《浮世德的责罚》),瓦格纳把北欧民间传说《尼伯龙根之歌》改编成系列歌剧,威尔第把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同名歌剧(前者为《哀那尼》,后者为《麦克白斯》),格林卡把“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柴可夫斯基把普希金的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改编成同名歌剧和同名交响乐……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证明了音乐创作对于文学创作的深深依赖。
这里有件事需要加以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大约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好多业已定型的曲子,人们只要按照曲牌划定的规矩创作出歌词(也即所谓“填词”),一首新歌曲就诞生了。在这方面,苏轼、辛弃疾、岳飞、柳咏以及稍早一些的李白等很多著名诗人都是高手。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说明作为音乐作品的歌曲的创作可以曲在后词在先,因为,首先毫无疑问,由于最初词和曲浑然一体的一首特殊的、具体的歌曲得以流行,一个以后被用来“填词”的曲牌才固定下来,其次就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词”不过是“诗”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在音乐作品的所有样式中,除开上述那些含有文学要素的特殊例子(如歌曲、歌剧等)外,即使在面对山川、事件、历史、现实等生活内容有感而发、激情澎湃,从而创作出器乐性音乐作品时,中外音乐家们也无不深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氛围的熏陶和影响,无不严格遵循着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规律。我们在中外音乐史上能够找到非常多的音乐家以文学家为友、其器乐作品从文学家的小说、诗歌、剧本等作品中获得启发或营养的事例。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如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的变种“狂飙运动”的诞生,如果它没有席卷德国的思想界、文学界和科学界,没有孕育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和席勒,就不可能有德国音乐界的革命,不可能产生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而如果没有从密茨凯维兹等波兰文学家们的身上吸收大量的营养,世界上也就当然不可能有“钢琴诗人”肖邦。
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音乐之母”(见2005年8月16日《中国艺术报》第一版对著名女书法家林岫的专访),笔者不敢夸大其词,在这里,仅仅把文学与音乐形容成姐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创造性精神劳动中,毫无疑问文学是姐、音乐是妹;而且“姐妹”。
参考文献 :
[1]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
[2]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
关键词 浅议音乐 文学 关系
翻开人类历史,揭示文学与音乐密切关系的事实随处可见。据信经过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亲自整理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着无可替代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地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能够进入文学史的范畴,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入音乐史,如果那样的话,人类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这两种专业史学了。然而无论如何,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毋庸置疑的和不可有丝毫轻视的。考证中国音乐史和欧洲音乐史,笔者认为,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与文学相伴共生,另一类是贯穿于整个文学史和音乐史的音乐以文学为母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虽然同样可以肯定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却无法证明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在这方面,包括音乐理论家兼音乐教育家夏野、思想家兼文学家鲁迅先生等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有力的理由。的确,当涂山氏遥望远方发自内心地唱出“候人猗兮”的时候,当众多的早期人类在劳动中唱出“杭育杭育”的号子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判断作为文学作品的歌词和以节奏、音高等因素为组成的音乐作品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夏野先生正是据此才提出了音乐甚至早于文学产生的论点。
相比之下,后一种情况的历史更加悠久,現象更加常见。这无疑是人类对于其音乐活动和文学活动进行了足够的反思和足够的总结的结果,而不管这种反思和总结是否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以我国而论,产生《诗经》(大体说来,《诗经》中的“风”是民间创作,而“雅”和“颂”则是文人的作品)的周朝决不是音乐的发源时期,它与产生了据信是有文字记载的、从侧面歌颂大禹治水的我国第一首民歌《涂山氏歌》的虞舜时代相距至少有千年之久,因而即使是《诗经》中的“风”,也毫无疑问地具有先词后曲的创作程序性。需要说明的是,就其主流而言,《诗经》时期的民间创作虽然称之为民间创作,但并不是说这些歌曲的作者们不具备音乐家的修养,只不过他们或身份卑微,或创作量小,加之记录的困难、历史的久远等原因,他们的姓名被埋没了。这丝毫不能抹杀他们是严格按照先词后曲的顺序进行创作的这一事实。而当音乐创作进入文人化时代后,起到今天,先词后曲的创作行为,或者说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行为,无疑就更加普遍。在反映我国当代著名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生平及创作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人生断裂层》中,朋友拿来歌词、由他谱曲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方的音乐创作无疑跟我国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声部比较单一、伴奏比较简陋的史诗、戏剧、情歌等等,以及黑暗中世纪那比较怪异的圣咏之后,近代以来,欧洲音乐史上所有的大音乐家就几乎都最最直接地“拿来”过文学作品,进行再度的创作:莫扎特把英国诗人的长诗《唐璜》改编成歌剧,罗西尼把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和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戏剧改编成歌剧(前者为《塞维尔的理发师》,后者为《威廉•退尔》),柏辽兹把德国文学家歌德的戏剧《浮世德》改编成歌剧(《浮世德的责罚》),瓦格纳把北欧民间传说《尼伯龙根之歌》改编成系列歌剧,威尔第把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同名歌剧(前者为《哀那尼》,后者为《麦克白斯》),格林卡把“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柴可夫斯基把普希金的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罗米欧与朱丽叶》改编成同名歌剧和同名交响乐……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证明了音乐创作对于文学创作的深深依赖。
这里有件事需要加以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大约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好多业已定型的曲子,人们只要按照曲牌划定的规矩创作出歌词(也即所谓“填词”),一首新歌曲就诞生了。在这方面,苏轼、辛弃疾、岳飞、柳咏以及稍早一些的李白等很多著名诗人都是高手。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说明作为音乐作品的歌曲的创作可以曲在后词在先,因为,首先毫无疑问,由于最初词和曲浑然一体的一首特殊的、具体的歌曲得以流行,一个以后被用来“填词”的曲牌才固定下来,其次就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词”不过是“诗”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在音乐作品的所有样式中,除开上述那些含有文学要素的特殊例子(如歌曲、歌剧等)外,即使在面对山川、事件、历史、现实等生活内容有感而发、激情澎湃,从而创作出器乐性音乐作品时,中外音乐家们也无不深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氛围的熏陶和影响,无不严格遵循着先进行理性与感性合一的形象思维、再诉诸声音材料的创作规律。我们在中外音乐史上能够找到非常多的音乐家以文学家为友、其器乐作品从文学家的小说、诗歌、剧本等作品中获得启发或营养的事例。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如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的变种“狂飙运动”的诞生,如果它没有席卷德国的思想界、文学界和科学界,没有孕育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和席勒,就不可能有德国音乐界的革命,不可能产生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而如果没有从密茨凯维兹等波兰文学家们的身上吸收大量的营养,世界上也就当然不可能有“钢琴诗人”肖邦。
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音乐之母”(见2005年8月16日《中国艺术报》第一版对著名女书法家林岫的专访),笔者不敢夸大其词,在这里,仅仅把文学与音乐形容成姐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创造性精神劳动中,毫无疑问文学是姐、音乐是妹;而且“姐妹”。
参考文献 :
[1]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
[2]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