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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因新冠疫情而被延期数月的“高更与印象派画家”艺术展将于伦敦皇家美术学院开幕。这场将持续至10月18日的展览着重展出丹麦奥德罗普格园林博物馆收藏的高更画作，完整回顾其从早期印象派到后期主观色彩表现及简化形体轮廓个性画风的转变。
这是英国首都今年第二次举办以高更为主题的大型画展。
高更是国际博物馆的票房热门。仅2017年以来，以他的作品为主的重要国际展览就有近十次。然而，在公众对女权、殖民和种族主义问题愈发敏感的今天，高更的艺术遗产开始被重新评估，而他本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审查”。
在今年初落幕的由伦敦国家美术馆举办的“高更肖像”展览上，悬挂着画作的墙上标着这样一则醒目的注释：“该画家反复与很年轻的女孩们发生性关系，娶了其中两个，并生了孩子。高更无疑利用了他西方白人的特权，最大限度地享受了摆在他面前的性自由。”在语音导览里，参观者们还可以听到这样一个问题：“是时候彻底停止欣赏高更了吗？”
这一切，还得从画家本人颇具传奇色彩的私生活说起。
后印象派绘画大师保罗·高更1848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共和派激进记者，母亲是秘鲁名门千金。他童年的一部分在秘鲁度过，7岁回到法国。结束水手兵役后，凭借家族丰厚的人脉，高更得到了一份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并娶了一名丹麦富商的女儿为妻。二十出头的这段时期，高更开始画画，后师从印象派大师毕沙罗。没过几年，股市暴跌，高更家境衰落。他放弃了股票经纪人的职业，与妻儿分居，全心从事艺术创作。
1891年，厌倦“文明社会”的高更来到了位于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余生的12年，高更大部分时光都在法屬波利尼西亚度过。在这片有着天堂般景色的野性异域，他深深被毛利人的原始、纯粹与热情所吸引，灵感迸发，创作了其艺术生涯中最具标志性的大师之作。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先后娶了两名13岁和14岁的少女为妻，并与多名土著女孩保持着情人关系。1903年，高更因梅毒性心脏病去世。
伦敦国家美术馆对高更的“另类解说”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去年11月，“高更肖像”的联合策展人克里斯托弗·里奥佩尔（Christopher Riopelle）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放在几十年前，同一主题的展览“会更注重形式创新”。而现在，所有内容都必须“放到一种更微妙的语境中”去看。
保罗·高更。
那么，我们应该因其私生活的污点而抵制高更吗？这其实又回到了是否应该将作品与作者分而视之这一话题。
“对于这个人，我可以完全憎恶和讨厌，但作品就是作品。一旦艺术家创造了某种东西，它便不再属于这个艺术家——它属于世界。”曾任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馆长、并举办过高更大型作品展的维森特·托多利（Vicente Todolí）对《纽约时报》说。
早在2017年，高更就曾在其祖国——文艺与自由至上的法国引发广泛争议。争议的导火索是一部由文森特·卡索主演的传记电影《高更：爱在他乡》。影片不但模糊了高更在塔希提所娶的土著娇妻的年龄——13岁（由一名17岁的女演员饰演），而且还对画家后来患上梅毒做了淡化处理——主人公在片中仅被诊断为糖尿病……
法国新闻杂志《年轻的非洲》于电影上映之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恋童癖在热带地区不是事儿》的评论，猛烈抨击了该片导演对“白人在殖民地所犯罪行”的沉默。
此文一出，随即引发媒体热评。此次论战起底了高更私生活不为公众熟知的细节，例如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所娶的娇妻的真实年龄、他一夫多妻的经历、他在与友人的信中炫耀自己拥有众多“温顺”且“多情”的土著情人、他染上梅毒的具体年份及之后的情事等。神坛上的高更被打上了“恋童”“重婚”“性病传播者”的标签。
激烈的论战迫使该片主演、凯撒奖影帝文森特·卡索在多家主流媒体平台穿梭“救火”。“那个时代的13岁，或许不等同于今天的13岁。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失意和文明冲突的故事。”卡索为高更辩护称。
法国历史学家、《19～21世纪恋童癖史》一书作者安·克劳德·安布罗伊斯·伦杜（Anne-Claude Ambroise-Rendu）认为，拿当今的道德标准去衡量100多年前的个体行为是对历史的错误解读。
文艺界这一新清教主义的兴起令法国创作自由观察研究所深感焦虑。在一份声明中，该机构提醒说：“艺术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描绘与呈现。它固有的距离性使其可以被接受而不与现实混淆。”
当我们以21世纪的角度重新审视从前的艺术家的生活时，可以发现很多“三观不正”的人：高乃依和莫里哀是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达·芬奇偏爱美少年;伏尔泰和塞利纳有强烈的反犹倾向;卓别林曾使两名未成年少女怀孕……
所以，我们就应该抵制这些“不道德”的艺术家们的作品，或是干脆把他们从人类文化宝库中除名吗？
“当下盛行的道德审查和疯狂的政治正确在冒着贫化人类知识、文化及科学遗产的风险，与它的假想敌搏斗。”法国《电影杂志》如此告诫。
这是英国首都今年第二次举办以高更为主题的大型画展。
高更是国际博物馆的票房热门。仅2017年以来，以他的作品为主的重要国际展览就有近十次。然而，在公众对女权、殖民和种族主义问题愈发敏感的今天，高更的艺术遗产开始被重新评估，而他本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审查”。
在今年初落幕的由伦敦国家美术馆举办的“高更肖像”展览上，悬挂着画作的墙上标着这样一则醒目的注释：“该画家反复与很年轻的女孩们发生性关系，娶了其中两个，并生了孩子。高更无疑利用了他西方白人的特权，最大限度地享受了摆在他面前的性自由。”在语音导览里，参观者们还可以听到这样一个问题：“是时候彻底停止欣赏高更了吗？”
这一切，还得从画家本人颇具传奇色彩的私生活说起。
后印象派绘画大师保罗·高更1848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共和派激进记者，母亲是秘鲁名门千金。他童年的一部分在秘鲁度过，7岁回到法国。结束水手兵役后，凭借家族丰厚的人脉，高更得到了一份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并娶了一名丹麦富商的女儿为妻。二十出头的这段时期，高更开始画画，后师从印象派大师毕沙罗。没过几年，股市暴跌，高更家境衰落。他放弃了股票经纪人的职业，与妻儿分居，全心从事艺术创作。
1891年，厌倦“文明社会”的高更来到了位于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余生的12年，高更大部分时光都在法屬波利尼西亚度过。在这片有着天堂般景色的野性异域，他深深被毛利人的原始、纯粹与热情所吸引，灵感迸发，创作了其艺术生涯中最具标志性的大师之作。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先后娶了两名13岁和14岁的少女为妻，并与多名土著女孩保持着情人关系。1903年，高更因梅毒性心脏病去世。
伦敦国家美术馆对高更的“另类解说”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去年11月，“高更肖像”的联合策展人克里斯托弗·里奥佩尔（Christopher Riopelle）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放在几十年前，同一主题的展览“会更注重形式创新”。而现在，所有内容都必须“放到一种更微妙的语境中”去看。
那么，我们应该因其私生活的污点而抵制高更吗？这其实又回到了是否应该将作品与作者分而视之这一话题。
“对于这个人，我可以完全憎恶和讨厌，但作品就是作品。一旦艺术家创造了某种东西，它便不再属于这个艺术家——它属于世界。”曾任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馆长、并举办过高更大型作品展的维森特·托多利（Vicente Todolí）对《纽约时报》说。
早在2017年，高更就曾在其祖国——文艺与自由至上的法国引发广泛争议。争议的导火索是一部由文森特·卡索主演的传记电影《高更：爱在他乡》。影片不但模糊了高更在塔希提所娶的土著娇妻的年龄——13岁（由一名17岁的女演员饰演），而且还对画家后来患上梅毒做了淡化处理——主人公在片中仅被诊断为糖尿病……
法国新闻杂志《年轻的非洲》于电影上映之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恋童癖在热带地区不是事儿》的评论，猛烈抨击了该片导演对“白人在殖民地所犯罪行”的沉默。
此文一出，随即引发媒体热评。此次论战起底了高更私生活不为公众熟知的细节，例如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所娶的娇妻的真实年龄、他一夫多妻的经历、他在与友人的信中炫耀自己拥有众多“温顺”且“多情”的土著情人、他染上梅毒的具体年份及之后的情事等。神坛上的高更被打上了“恋童”“重婚”“性病传播者”的标签。
激烈的论战迫使该片主演、凯撒奖影帝文森特·卡索在多家主流媒体平台穿梭“救火”。“那个时代的13岁，或许不等同于今天的13岁。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失意和文明冲突的故事。”卡索为高更辩护称。
法国历史学家、《19～21世纪恋童癖史》一书作者安·克劳德·安布罗伊斯·伦杜（Anne-Claude Ambroise-Rendu）认为，拿当今的道德标准去衡量100多年前的个体行为是对历史的错误解读。
文艺界这一新清教主义的兴起令法国创作自由观察研究所深感焦虑。在一份声明中，该机构提醒说：“艺术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描绘与呈现。它固有的距离性使其可以被接受而不与现实混淆。”
当我们以21世纪的角度重新审视从前的艺术家的生活时，可以发现很多“三观不正”的人：高乃依和莫里哀是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达·芬奇偏爱美少年;伏尔泰和塞利纳有强烈的反犹倾向;卓别林曾使两名未成年少女怀孕……
所以，我们就应该抵制这些“不道德”的艺术家们的作品，或是干脆把他们从人类文化宝库中除名吗？
“当下盛行的道德审查和疯狂的政治正确在冒着贫化人类知识、文化及科学遗产的风险，与它的假想敌搏斗。”法国《电影杂志》如此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