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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初入延安，并未能夜安枕席画的欢乐
东北军撤走了，地主武装还依然如故，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保甲叫“铲共义勇队”，仍统治着人民，“剿共”保安队保护着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照常发号施令，作威作福。15元苏票抵1元国民党“法币”，还不能公开合法流行。日用品有点，用什么买呢？小米，2元1斗，白面，15斤1元，但，没有“法币”，又不能征粮，只好先吃进城时背的口粮和分用借到天主堂的杯水车薪似的粮食，不买任何用品，支撑度日。
蒋介石回南京后，捕起张学良，全国大规模内战停止了，小型的、变型的摩擦、土匪、突袭似未稍已。国内的和平尚未完全实现，民主，更遥遥无期。抗日，又为蒋介石的“准备”所拖延。释放全国政治犯，一方面在部分地实现着，一方面有张学良受审判，杨虎城被调职。
党中央以毛主席为中心，可以集体办公了，不似乡间那样分散。成立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特区党委，以林伯渠、张国焘、高自立为主席、副主席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还是原来的装扮，党政人员也以戴个红五角星军帽为荣，为区别于国民党党政保甲保安队人员。
张杨从西安送来了一批大米、洋面，把些人乐的口都合不住了。党中央领导特区党委召开了苏区党代表大会，坚持抗日，争取国内首先实现和平、民主，以便进行抗日。毛主席做了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反动分子，并未规规矩矩，诱骗革命战士、干部开小差。夜晚乘黑夜不防备，绑架革命工作人员。晚间藏在宝塔山宝塔内向城内射击，打冷枪，僻巷拐角潜伏，狙击和暗杀革命人员。散发反动传单，偷写反动标语，更不算什么稀罕。周恩来、董必武在赴西安途中，反革命化装成土匪潜追于茶坊狙击，幸司机和警卫员应战得当，免于险难。
这样危险环境中，革命阵营内，居然骄傲、腐化开始。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周昆，中央给3万“法币”要他送给南方新四军，并传达中央抗日政治路线，他却带着3万元，开了小差，投降蒋介石去了。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又日益发展与昂扬起来了。敌人用软化、收买、挑拨、瓦解、绑架、暗杀进行瓦解，用编组保甲、收复失地侵夺苏区，而且自己内部党政军干部不团结。首先爆发的是西北军事干部中的一些人为1935年的错误肃反而算账。在党代表大会内部，各弄一番。接着是张国焘还不悔过。借口困难，把长征到西北的几百名女同志遣散，逼到哭哭啼啼，大街上呼天抢地，骂街、祷告，见者掩面路过，不忍目睹。谁是领袖自有心数。与此同时，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潮水一般，奔向延安，许多是弃富贵如敝屣，丢安乐来吃艰苦，一股朝气、正气，冲淡了一些人的麻痹、享乐、腐化、不求进步、高傲自满。不久，张国焘开了小差，跟特务去拜见蒋介石，认错投降了。右倾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潜滋暗长起来。日寇的横肆无忌，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坚持正确方针，紧紧地团结在中央和毛主席周围的主流在日新月异，在艰苦奋斗，把革命和抗日运动推动得愈益高涨。逆流，邪气，只像小股溪流入海一样，在发源处还有点行踪，到海中，不过点滴，所带泥沙，也被沉淀，惨淡得无影无踪了。
我自己虽然在沙漠中和语言不通、生活不一的蒙古同志们日夜奔走，跋涉于沙扒垃，和日寇特务、国民党暗探、革命叛徒作斗争。和蔽天风沙、饮食困难磨日月。听到一家老幼团聚到延安。父亲又搞机关合作社工作，母亲劳动养活一家人，她的病残身体反被革命浪潮激动到兴奋到可以仍操旧业，生豆芽，做豆腐，喂猪，照料孩子们。尤其听到三弟经我1936年初在瓦窑堡陈家洼龙王庙（西北军委和办事处的交际处）请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营救二弟和三弟后，初夏，三弟在张学良将军到绥德活动高桂滋参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为张派栗又文同志带到西安，在张之司令部刘澜波同志领导下在洛川一带散账，于“双一二”事变后，冲过蒋介石宪兵阻止，跑回延安。我的心情，更是乐不可支。二弟牺牲，祖父及侄子饿死，给母亲带来难以喻解的悲痛，给父亲带来无以解劝的悲愤，一家老小，又怕三弟有个惊险长短。悲、愤、忧是这几年内，我一家男女老幼一致难以刻安的心情。父母的头发为这三种交织的心情而白了，二弟妇的明哭暗泣，更增加父母和小侄女的悲伤。二弟妇的哭泣，激动和感動三弟妇的忧惧不安更甚。一家人除我个人在外不顾一切工作外，父亲偶而公余回家，还被家中以泪洗面的悲哀气氛逼得不敢多息一时。三弟归来，使母亲安心了，快乐了，父亲也宽慰了。我得到家中这些消息如释背上万钧重负，也觉得轻快许多。与父母相见，也觉得比二弟牺牲后三弟无音讯时好见面了。过去父亲虽不言语，自己总觉得似有人责问：“你到底干的个啥？一家人把男女老小折磨死多少？还要往死折磨多少才行？”
陕北有党已十余年，经历过大革命及其失败，经历过五六年的艰苦秘密潜伏、斗争、游击才形成新的革命浪潮，土地革命和江西及全国各苏区互相响应配合。党的代表会开过几次，政权在1934年底、1935年年初，才匆匆在敌人大军“围剿”中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一切还在草创，还在茫无头绪中，才在模仿、仿照南方的文件动作中。当然，在敌人的逼迫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在吴家坪战斗、玉家湾祝捷大会后，才有了安定、延川、安塞、保安、延长、靖边六县城几乎没白点的整块根据地，和绥德、吴堡、佳县、神木、府谷、米西、横山七县中的部分地区乡村，沿黄河及山僻区乡为革命根据地，互相连贯，形成近百万人口、纵横数万平方公里地区的雄厚壮大小国家一样的天地。驻在永坪，1935年6月，端阳节后，才有了初具雏形的办公制度、集体生活，才是三四个部一孔窑，七八个人支一扇门板当桌子，人无两日粮，马无计日料，时时准备搬家，逃避敌人的围剿，跟游击队行动的流动模样。九月七日（农历）搬入瓦窑堡，才一部一孔窑，每日三餐，虽不准时，不丰盛，可以有点菜吃，可以小米、荞面、杂面夹杂着吃，不占民房，不用老百姓锅灶，可以有三五天到十天半月的粮吃，牲口也可以定时定量给草料。党政各级工作人员从玉家湾大会后的高级干部一个二尺布的公文袋（布挂包）外，发展成可以补充成一套或一件单夹棉衣服，从乡贫农会长起，人各一个二三尺、三四层多的布挂包。从永坪有了的红军干校扩大了，从年前有了的苏维埃训练班和党的训练班也扩大了。党委和军委、省政府由原来各无十人，扩大到各近百人，甚至百余人二百人。区干部起，有支铅笔或毛笔、墨盒、砚台，三五张麻纸订一个本子在挂包中。乡苏维埃以上的主要党政干部人各一顶军式红五星帽子，代替了过去头上的羊肚子手巾（毛巾），衣服鞋袜还是五颜二色，各式各样的原来各人当老百姓的衣服，个别在打土豪分田地中，斗争分得一件两件穿着的也有。 中央和毛主席到了瓦窑堡，才实行每天每人二分菜金，一斤小米，办公用品政府供给，每晚每灯二钱油，一月一人两张纸。这之前，只有伤病员才能给点钱，多少不定，视各人情况及当时打土豪收入而定，可以买点鸡蛋和肉吃。吴家坪战役和打开延长，俘得无线电人员，才对医生技术人员优待。驻永坪、瓦窑堡，因街上有卖小食品，个别人偶尔私自买吃一点，既不合法，又不公开。中央到瓦窑堡，实行了菜金，办起了机关合作社，人们才可能用一二毛钱大吃一顿。由于物价便宜，一个人一毛钱吃得很好。一元钱八个人可以有八个肉、菜、汤、猪、羊、鸡蛋、面、米饭、酒，吃个不亦乐乎，酒醉饭饱，杯盘狼藉。退出瓦窑堡后，这点水平也没有了。初入延安，比在保安好些，但既不打土豪，又不分田地，又不斗争贪官污吏、反动保安队，又不能进行抗日募捐（抗日战争尚未爆发），青黄不接。有人愁苦，有人只能减员，减少开支，消极紧缩方面打主意，不计迎接更大局面开展时缺人问题如何准备。我在定边及蒙地采取自己打柴，扫马粪烧，打盐卖，开支工作经费和办公费及工作人员一切需费，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救。但人们的积习不易改变，都认为参加革命工作了，还要自己搞生产？搞生产何苦来革命？
我在瓦窑堡二弟牺牲后，白天办公，黑夜自己磨豆腐，母亲做，供应一家十余口的生活，毫不觉苦，精神方面，非常爽快，觉得这才叫自食其力，纯洁为国为民，爱国爱民，前无古人，问心无愧。而工农出身的警卫团连长侯凤翔，亦不谓然，劝我不要从自苦劳，告以革命的艰难困苦，来日方长，和帝国主义、蒋介石斗，非自力更生不可，他才如有所悟。在部队整编、退出瓦窑堡后，他又潜入延安，利用哥老会关系，进行活动，给我父亲通消息。到延安解放，抗日战争起他才病死。他在延安，一本自力更生之精神，未要公家分文支助。我在蒙汉交界的自力生存、工作、发展，虽然扩大了工作地區和关系，人们都笑，连延安的人听了都笑，笑我以蚊力负出。直到1939年和1940年生产运动展开，才没有人笑我过去的做法是傻痴行为了。进了延安后，并非革命的完全最后胜利。革命还有更艰巨的，争取与团结全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全国社会主义的艰巨历史任务。进了延安比不进延安好的多。退出瓦窑堡后，是否又来个长征？若干万里？何处起止？做了结论。毛主席和党中央，还要在延安抗日。至少蒋介石得给个比延安好点的城市或者日寇打到延安，才退出延安。也有人看到了延安，中国革命将有了光明的前途。自从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后，虽然也有许多不如意事件，但是开始全国范围内释放政治犯。1930年以来，被捕入狱、没有叛变投敌、坚持苦斗的同志们，身心被牢狱折磨，意志还坚强。有多年单独工作，经过右倾，经过盲动、左倾，经过敌人牢狱考验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能一一活回来，到延安，公开研究马列主义，亲聆毛主席的教诲，亲受党中央领导恢复战斗。这，对中国、全人类是莫大的财富。全国零散存在的秘密党支部、党员，能够一一有人到延安，接续关系，得到方针策略、工作方法的指导，秘密党与根据地互相结合，呼应配合，对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团结全国，起着无法核计的标杆作用和革命的轴心作用。
全国散存的根据地和抗日、革命武力，东北的抗日联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的秘密党员和党团支部，借着根据地的存在和党中央的公然存在，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接受中央统一领导，对于促成抗日胜利，制止蒋介石倒退逆流，胜过古人的锦囊妙计。中央由延安派人到苏联去，到新疆去，到全国各个省，或公开或秘密，没有打仗胜利那样大，普遍深入地把党的团结全国抗日救国传播到各阶层各角落，也是不可比拟的收益。
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仍然回到各省各地。海外华侨子女和国内学生、工人、男女青年，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人士的往来，国际进步新闻记者、国际友人的来往，都给我国坚持抗日，带来了很大的贡献。
中央虽已明定争取和平、民主抗日，仍有人提出抗日，在抗日中实行民主与和平（国共合作），投降动摇不断出现。中央致国民党书，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保证与要求实行诺言。
蒋介石到南京，又把当年在上海当流氓的手段使出来，不承认陕甘宁特区，不承认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合法公开存在，不承认红军。把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调遣改编，收买特务，暗杀了东北军王以哲将军和高福源团长，把张学良将军判了十年徒刑，减半押起来了。把蒋鼎文、胡宗南派在陕西，朱绍良派在甘肃，封锁陕甘宁特区，阻止青年到延安。组织土匪、兵变和拉拢、收买，配合瓦解革命部队和党政军民工作人员。开小差、逃亡、投敌、回家、落伍的干部、工作人员、男女皆有。“防共”、“限共”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在实行。不许使用苏票及苏维埃银行存在。天天叫嚣军令、政令统一，取消特区，取消红军，甚至有“根绝赤祸决议案”在推行公布。
“七七”卢沟桥炮响了，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战争开始了。北平、天津、太原很快被日寇攻陷了，蒋介石国民党军一败再败，如山倒海倾，一夜之间逃北千里。在敌人压力下，才扭扭捏捏承认陕北30县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月5万人只给50万元的饷费，实行包干制。对南方的红军还不承认。毛主席虽然提出了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动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建立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日，准备力量，从战略退却到相持阶段，到最后反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
但，却有人想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方针，想尝尝正规阵地战，显显本领，充一充好汉，用自己的血肉和日本的坦克、大炮、飞机拼个死活存亡，看不到蒋介石的“借抗日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诡计，觉不着蒋介石不叫我们扩军，不给增加弹药、武器、军装、饷械是什么居心用意。同时，久经战斗的战士、干部们还浸润在左稚病中，不愿换去红五星帽。到底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大家抗日救国呢？还是自己去领导中央、毛主席跟上自己，由自己任意乱搞呢？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未解决，甚至不明确。干部从一元五到四元的津贴，战士一人一月一元津贴。战士，部队每人每日斤半小米，二分菜金，月以30日计，二月不论平闰皆以28日计。党政工作人员，每人每日一斤小米，一切与部队同。 女同志开始有产假了，奶费、小孩子津贴。医院伤病员可以吃到大米、牛奶。团以上，地委，可以有无线电台。游击习气，开始逐渐被纠正。
右倾、享乐、腐化、宗派、教条、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只知自己的不科学、非无产阶级、反马列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前线上因为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和炮火无情，所以，人们只顾战斗，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日寇的弹雨中不大容易横行。后方因为炮火惨景离得远点，一月两月内还可以和平无险。所以，在两种人中，最容易滋长不正确倾向。一种虽经过战斗，艰苦磨练，而是时势造的英雄，虽然身在革命营垒之中，但，许多思想问题，未得明确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他。自参加革命之日，时时的战斗、战争逼得他喘不过气来。虽然许多战争和斗争的经验装满了他的头脑，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科学规律，社会、国家、阶级的发展变化规律，还是茫无所知。蒋介石的追、截、堵、围、剿、炸，弄得他神魂惊骇，连他的爸爸妈妈或哥哥弟弟、妹妹姊姊也甚至忘记了。战争把他磨铸成只知有己。所以，这种人的自以为是、经验主义、狭隘宗派、拾人牙慧的一些教条主义、党八股，在一定情况下，无怪其然，还可以原谅和难怪的。另一种少不更事，强不知为知，胸怀叵测，或者是心有大志，来革命或为出于好奇、好玩，或者为了出人头地，或者为了怄气赌气，或者为了从新开辟名利之途，或者也想当个中国列宁。但是，武不能扛枪作战，文不懂世理物情，一切从自己出发，利己则为所欲为，不利己则损人何妨？损公为何不可？欲达此目的，能搬动什么就搬什么，管他什么教条不教条、宗派不宗派、主观不主观？今日之霜，唯我独尊。为何不可祭此法宝呢？万一败露，相机而动，因人而施，择时而处，选地进退，看风色行事，有何不可？对这种人，确是抗日极易，反动不难，降其心中之贼，大费周折。
延安，成为抗日、团结、救国的神经中枢，是主流。谁是领袖，是有暗潮的。一种暗流说：毛主席被蒋介石从江西赶到陕北，过黄河，到山西，又被蒋介石、阎锡山挡回陕北了。现在，前面有日本，后面有蒋介石。打不了日本，蒋介石从后面追赶，只有跳黄河去。打了日本，日本往回跑，蒋介石又在后面追，夹在中间，只有跳东海去。一种暗流说：江西没占一个省，走了二万五千里。陕北不出大米，还不如江西。往东走六千里就要入海，给秦始皇求不死药。往北走，二万里用不了就到北极了，冰天雪地，怎活呢？往西走，戈壁滩怎过呢？到了苏联算哪国呢？能在那里住多少年？往南走，五六千里是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江西还不许住，如何能许在蒋介石的家门口呢？另一种暗流说：江西的大米还不行，陕北的小米怎行？江西有桌子，有椅子，没坐稳。陕北人穷，没有桌椅，只在炕上蹲，怎能蹲住呢？有的说中国人搞些洋圣人，自己愿意，别人怎能愿意呢？有的说，毛主席和中央既不是工人出身，也不是农民出身。有的说孙中山走遍全世界，蒋介石留学日本，毛主席哪一国也没有去。有的说毛主席到过大城市，走过草地，没有过过日子。有的说毛主席没见过马克思，没学过德文，没到过德国。有的说毛主席没见过列宁、斯大林，没学过俄文。有的说毛主席没住过军官学校。有的说毛主席没坐过官，不会坐官。有的说中央不要中国的一切，一切只学苏联……这些暗流，既没报纸，又没学校，也没什么团体名称或组织系统，但却各自在实际上影响着一部分人，而且是很深入人心着。在革命阵营中还有“毛主席怎么老在延安，不上前线去作战呢？”有的甚至说：西安、太原、济南、天津、沈阳……都不得手。到手之后，蒋介石也要，怎弄呢？教条主义者，哪管这些？满足于寻章摘句，满足于几条几项。主观主义者，满足于自以为是，满足于只知有己和陶醉于唯我独尊。右倾高调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左稚病患者是“我在国民党区域横冲直撞，国民党把我抓起来是国共分裂，党中央立即向国民党蒋介石宣战，往回打得夺我！”经验主义者又疑神疑鬼，蹑手蹑足，什么事不敢做，什么人也弄不来。党八股更是从报刊、会议、文件中泛滥盛行。至于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小广播……更不消说。所有一切乱七八糟的邪风怪气、暗流妄论，一直到1943年整风之后和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后才息止了。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各根据地全中国的革命，才没有异议和怪话了。也才真正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团结，一心一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抗日胜利，争取解放全中国。
毛主席从1937年初进入延安，到1947年春退出延安，生活是极艰难险苦的。每天晚间，他要办公，前线和日本作战的军事战斗电报，根据地周围蒋介石等反共军事摩擦，根据地内部奸细的活动，没有一件不惊扰他。有两年，日本飞机还白天来轰炸，最小的是一千磅炸弹，一弹落地，炸一丈六七尺深坑，坑口有百余步的圆周。六七立方尺块石垒的延安城墙，一弹炸一二丈大的缺口。群弹雨下，山摇地震，二三里长，密如栉篦的延安大街，在敌人一次轰炸之下，皆成瓦砾。死伤学员、工作人员、老百姓百余人。我的父亲右手被炸弹炸伤成残废，我的三弟在炸塌的院墙和炸死的尸首行列中爬起来逃回来。白天毛主席还要忙着给各种会议和走前方的干部讲话。他和大家一样吃小米，穿粗布军衣。一月四元津贴，不够他的烟钱，稿费填补他的吸烟。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和勤务员变工，和大家一样在工余时参加生产。华侨送他一辆小汽车，常没汽油。朱德总司令，一直在前线和部队一起作战，在日寇扫荡战争中，几乎遇险，到1940年才从前线回到延安。在生产运动中，把他的战马拉出来给机关生产，种地种棉花，打柴烧木炭，搞副业。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不论谁出门，只骑一匹马，一个警卫员一匹马。中央一共养不到150匹马，在节约运动中还要减这减那。在1939年，蒋介石停止给五万人的军费后，从上自下，更窘得厉害，还来了个反资本主义。到生产运动起来后，丰衣足食只是战士两套单衣，两套衬衣，一套棉衣，一月每人二斤肉，自己另外生产增加二斤肉，一块肥皂，两张麻纸，一季一块毛巾、一双鞋。干部只有墨笔纸多点，肉由机关生产解决。五十以上老年人，月给四斤或六斤肉钱的津贴，干部月给二斤肉钱的津贴。小孩和妇女，从没待遇改成优待。比土地革命时代，生活优裕的多了。比解放以后，百不及一。解放这几年来，最简朴的会议也比“七大”浪费得多。一次晚会，花不到现在的百八十元。生活虽然简朴，人人精神愉快、焕发。最初因日机炸后，住房困难，向原始人学习，挖极简陋的土窑，大约是我国五六千年前的“穴居”式土窑住，还得自己动手挖。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在露天上课，膝盖是桌子。有一本练习薄、笔记本，一定是外边住学校家境好的学生带来的。一二张有光纸，自己订个笔记本，已是高级干部。几张马兰纸订个笔记本子用，都是久在延安、曾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干部。有些人用成分论作宗派主义的获符。因为有少数混入的特务分子，误认凡是外来的青年，尤其知识分子，必然也都有问题。陈云、李富春、康生同志亲自接见他们谈话，了解他们蕴于心底的爱国热情。很多是个别接见，少数是分批或集体接见，每天他们要和数十百人谈话。成千成万的青年经他们一晤胜十年，英勇地走上抗日前线或工作岗位。后来又有了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生活仍是自己动手，生产解决困难。人们提倡读《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哥達纲领批判》《什么是人民之友》《斯大林选集》一至五册、《资本论》《联共党史》，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提倡看《史记》《吕氏春秋》《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列国志》等史学及小说，改造人们的文风、思路、作风。同时也进行孙中山的成功与失败之经验研究，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后之惨遇。提倡秧歌、京剧、杂技、秦腔。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倡整风，改造了党政军民的主干。 党中央在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修订了党纲，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修改了党章，把马列主义具体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实践论》《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等名著。朱总司令发表了《论抗日战争》。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修改党章报告》。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具体实际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名著。实行了三三制的直接民权和工农民主及各爱国阶级的联合民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蒋介石舌剑唇枪，当面锣对面鼓，有时化干戈为玉帛，有时制止蒋介石的对日投降和对内摩擦。他和美国大使赫尔利、马歇尔折衡樽俎，有团结，有斗争，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配合全党全军各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进行团结全国，支持抗日，保护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今日的十帅，都在火线上和日寇肉搏，林彪、贺龙甚至负伤中毒。虽然延安偏僻，为全国之穷乡僻壤，虽然大家都生活很苦，开一次会得花一天，往返少则跑十余里，多则三四十里，还要跋山涉水。但，连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人员，无不一致承认“兴中国者，延安中国共产党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说：“走到南京、武汉、重庆，一见蒋介石，看到他们的一切，给人的印象是：祖国怎样不争气，还和满清末年的衰颓一样，使人很失望。走到延安，见到毛主席，看到解放区人民和党政军的朝气蓬勃、勤俭苦干，给人的印象是：祖国不会亡，祖国必将复兴、强大、繁荣，有共产党，有劳动人民。”
解放以来，人们并不要求我国的党政人员，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的办公楼内再种西红柿或玉米棉花，但延安的简朴、勤敏、精干、用钱用人少而收效大的优良传统不要忘掉。我国虽已胜利，台湾等问题尚未解决，尤其朝鲜、越南沉血初停，埃及炮火虽止，中东紧张又急。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中，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将胜利完成。但，全国人民，才刚免于饥寒，部分还未免于饥寒。建设、教育、海防、海军、空军、工业种种后人，要向苏联那样自卫力量，还差得远。现在是美帝还不能胁裹日本来侵犯，还不是我们可以立即把敌人赶过太平洋。当然，我也不是就因此而说中国毫无力量，在敌人面前只有投降。而是说，我们的胜利与成功，才是草创，根基还不够雄厚与结实。现在还是凭着六亿条人命的力量，还没有把六亿人的智力、劳力和现代科学、机器、钢铁结合和发挥出来。延安时代的歪戴帽、党八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残余，不须要再版或发掘。勤奋简朴，则应大力提倡。延安，围绕着他的30个县，150万人民，用他们的心力、血汗，支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支持蒋介石倾全国反革命的压力，给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干部，起了抗日、民主、示范区域的作用。
全国解放后，延安又成了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物产稀乏，自然灾害——风灾、雹灾、霜灾、虫灾、旱灾、山洪的频繁之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东通太原，西通宁夏，南通西安，北达包头的铁路，黄河渡口上的大铁桥，黄河航运的机船，农村、牧业的改良，水土保持，防旱防洪，治河的工程，煤油的开采，煤铁的开采，绥德银矿的开采，小型电厂、小型粮食加工厂的兴建，教育的发展，处处需要全省及全国之补助。当地人民在30年中，人力、物力消耗于战争中最多最惨，物产有限，资源不多，积累很难很少。解放全国，延安30多县，和平快10年了。由于天灾，经济恢复得水平，与全国各地相比，还是最慢最低之区。
初婚由于父母包办，年幼，夫妻关系刚由不好转好，她因病不幸短命死了。我因大革命高潮到来，为国为党顾不来家庭私事，三年夫妻的名义，实际和好了不及两个月（因两年我出门在外）。接着大革命失败，反动军队借端敲诈我二叔父，实际是侦察我与石谦、李象九、谢子长间的关系。由于我未直接出面，授意我父亲化贿赂赎人，敌人未敢对我下手（1927年6月）。到白色恐怖笼罩西北，西安政变，绥德四师与延安四中被封闭，我抱病到绥德，刚把绥德县委成立起来，农历八月上旬，敌军要搜捕我，我父亲得到消息，从瓦窑堡一夜赶到绥德（约200里）给我送信。我开会决定在绥德坚持，当时的同志们劝我到汾阳去避一下，到延安去治病。我父亲给我200个铜板做路费，送到无定河船上，嘱我到汾阳找安定脚户兑钱用。时清涧起义尚未决定，石谦尚未赴榆，在清涧起义前一月多。从此完全做地下秘密工作，和家庭也无往来。家中年年月月媒人接踵上门给我说媒，父母为我无信息，几次急、气、怕、病，好言劝走媒人，我当三年光棍。1929年在枣树坪谢子长家，谢、白明善和我三人会议决定要我到北京去，找北方局，保证不能找成托派，而且一切费用要我通过家庭社会关系去自筹。虽然也曾和两位党员同志通信恋爱，她们又各有通不过之思想及时间差错，致未成婚。家中父母请下许多亲友劝我，只要自己有，可以迎回来，要行婚礼，花钱开口，说日期，家中照办。无法答复父母。母亲又因我的婚事而在生妹妹的产期中受急受气致病，竟成残废。公私煎迫，出于无奈，依允父母之请，只好举行改良婚礼。婚夜打架，几乎遭了人命，误却大计，只好草草结婚，等于给家中老幼留个人质，以得父亲向高利贷者借贷給我路费。因为父母恐我一走再无音信，年年在外，暑假抽空回来，在家难得一月。1935年虽一家老幼男女，极受惊恐与危险，但自瓦窑堡城开以后，家居约五六月，在中央退出瓦窑堡时，幸得有孕，在瓦窑堡的苦难生活中，孩子降生。在安边孩子没有奶，我亲手给调制代乳食品。中央进了延安，有了医药。孩子回延安，不幸因病夭死。父亲因为哭孩子而病，病后不能吃面（由于哭孩子正悲伤时，亲友劝吃面，碍于情面，勉强吃而悲未止，致得此疾）。母亲更因哭孩子残废更甚。聪明伶俐的孩子，我因奔波于沙漠荒草之间，未暇照顾，不幸夭殇。又有人说小产了一个、两个。抗日，我忙个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由包头来的汉奸来刺我，我被炸中。日寇由大同起飞40架飞机去炸兰州，路过把我光顾了一下。蒙古同胞的千余牛羊，替我挨了三个炸弹，死了一百多牛羊。何暇顾私？
延安，由于一家老幼团聚，三弟平安返回，把二弟的牺牲冲淡了一些。孩子的不幸，父亲被日机炸伤，又给一家带来了不愉快。1940年日寇飞机炸延安，回蒙藏同志和我同危险，千磅炸弹，距我们咫尺，幸有山沟阻挡，仍将一些同志震倒打滚瑟缩和面色惨白。好多人向我学习危险之神色自若，使我精神非常兴奋。1941年暴雨洪水中，藏蒙回汉同志们又和我一同在猛涨洪水捞河柴，改善生活，同苦同甘，笑谈：“法国在43日中亡国。我们苦干20余年，正越干越有劲。”有的人在河内夏天清水中洗澡，被水淹死。我们在秋雨中，山洪时刻猛涨中，每人推着数百斤、甚至千余斤的大木柴，互相嬉笑竞赛。
1946年秋末，我不幸遇险，又给全家老幼种下了日夜以泪洗脸的悲愤忧惧。
1947年母亲被胡宗南部逼死，父亲在瓦窑堡老家被胡宗南部吊拷一夜。一家老小，东奔西走，三弟和小游击队坚持战争。28个月的囚徒生活，使我身心受损。1948年延安收复，父亲和三弟一家老小，团圆了。1949年初，北京解放，我得生还，在子长县故乡，得与老父亲及侄子团圆欢聚，怀着喜悲交织的心情，到达延安，得与彭贺两帅及西北党政军民隔别三年的同志们会见，得知党中央毛朱周早已进驻北京，定都北京，得见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一年内解放绥远，修改土地法，解放全国的动员令，暂时停止土改，待解放战争结束，再行土改等统一全国各大措施。得与坚持延安市工作十余年之三弟等欢晤，却又遭原来不自由婚姻的别扭。泪伤未止，逼不得已，使又演生离苦剧。自己为私人家庭纠纷苦恼烦痛，别有居心者，又乘此给我种种为难。侄女虹霓奉我之命，夫妇到故乡迁葬她祖母，移葬与合葬她父母（我的二弟仰轨夫妇）。我怀着悲哀母亲的心胸养伤，庆祝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大胜利，刘帅领导的淮海战役，林罗领导的百万雄师过江，南京解放，彭贺主持的西安解放……革命的胜利，冲淡了我哀恸母亲的悲伤。
延安使我忧，使我哭，使我乐，使我1940年至1945年初，五年精读马列斯重要名著，一一读过，学过，运用过毛刘朱周陈李等党中央的一切决议和指示、著作。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一家老幼男女，有的从死中得生，全家从乱散逃亡中得以团圆欢聚。疾病得以治愈，生活得以幸福愉快。
延安，对我有三四代的血肉、性命、忧乐关系，不只我一人活着永远记忆她，延安，今后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将成为和平、巩固、安乐、愉快、幸福的山区。一旦右述各项建设一一实现，人们的生活将更幸福，世界各国来我国的贵宾、嘉宾们将不断游览参观，瞻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遗风遗迹。
延安，将永久载入中国人民的史册，永久光荣，永传不朽！
全中国的革命后代将更向延安学习！
东北军撤走了，地主武装还依然如故，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保甲叫“铲共义勇队”，仍统治着人民，“剿共”保安队保护着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照常发号施令，作威作福。15元苏票抵1元国民党“法币”，还不能公开合法流行。日用品有点，用什么买呢？小米，2元1斗，白面，15斤1元，但，没有“法币”，又不能征粮，只好先吃进城时背的口粮和分用借到天主堂的杯水车薪似的粮食，不买任何用品，支撑度日。
蒋介石回南京后，捕起张学良，全国大规模内战停止了，小型的、变型的摩擦、土匪、突袭似未稍已。国内的和平尚未完全实现，民主，更遥遥无期。抗日，又为蒋介石的“准备”所拖延。释放全国政治犯，一方面在部分地实现着，一方面有张学良受审判，杨虎城被调职。
党中央以毛主席为中心，可以集体办公了，不似乡间那样分散。成立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特区党委，以林伯渠、张国焘、高自立为主席、副主席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还是原来的装扮，党政人员也以戴个红五角星军帽为荣，为区别于国民党党政保甲保安队人员。
张杨从西安送来了一批大米、洋面，把些人乐的口都合不住了。党中央领导特区党委召开了苏区党代表大会，坚持抗日，争取国内首先实现和平、民主，以便进行抗日。毛主席做了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反动分子，并未规规矩矩，诱骗革命战士、干部开小差。夜晚乘黑夜不防备，绑架革命工作人员。晚间藏在宝塔山宝塔内向城内射击，打冷枪，僻巷拐角潜伏，狙击和暗杀革命人员。散发反动传单，偷写反动标语，更不算什么稀罕。周恩来、董必武在赴西安途中，反革命化装成土匪潜追于茶坊狙击，幸司机和警卫员应战得当，免于险难。
这样危险环境中，革命阵营内，居然骄傲、腐化开始。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周昆，中央给3万“法币”要他送给南方新四军，并传达中央抗日政治路线，他却带着3万元，开了小差，投降蒋介石去了。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又日益发展与昂扬起来了。敌人用软化、收买、挑拨、瓦解、绑架、暗杀进行瓦解，用编组保甲、收复失地侵夺苏区，而且自己内部党政军干部不团结。首先爆发的是西北军事干部中的一些人为1935年的错误肃反而算账。在党代表大会内部，各弄一番。接着是张国焘还不悔过。借口困难，把长征到西北的几百名女同志遣散，逼到哭哭啼啼，大街上呼天抢地，骂街、祷告，见者掩面路过，不忍目睹。谁是领袖自有心数。与此同时，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潮水一般，奔向延安，许多是弃富贵如敝屣，丢安乐来吃艰苦，一股朝气、正气，冲淡了一些人的麻痹、享乐、腐化、不求进步、高傲自满。不久，张国焘开了小差，跟特务去拜见蒋介石，认错投降了。右倾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潜滋暗长起来。日寇的横肆无忌，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坚持正确方针，紧紧地团结在中央和毛主席周围的主流在日新月异，在艰苦奋斗，把革命和抗日运动推动得愈益高涨。逆流，邪气，只像小股溪流入海一样，在发源处还有点行踪，到海中，不过点滴，所带泥沙，也被沉淀，惨淡得无影无踪了。
我自己虽然在沙漠中和语言不通、生活不一的蒙古同志们日夜奔走，跋涉于沙扒垃，和日寇特务、国民党暗探、革命叛徒作斗争。和蔽天风沙、饮食困难磨日月。听到一家老幼团聚到延安。父亲又搞机关合作社工作，母亲劳动养活一家人，她的病残身体反被革命浪潮激动到兴奋到可以仍操旧业，生豆芽，做豆腐，喂猪，照料孩子们。尤其听到三弟经我1936年初在瓦窑堡陈家洼龙王庙（西北军委和办事处的交际处）请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营救二弟和三弟后，初夏，三弟在张学良将军到绥德活动高桂滋参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为张派栗又文同志带到西安，在张之司令部刘澜波同志领导下在洛川一带散账，于“双一二”事变后，冲过蒋介石宪兵阻止，跑回延安。我的心情，更是乐不可支。二弟牺牲，祖父及侄子饿死，给母亲带来难以喻解的悲痛，给父亲带来无以解劝的悲愤，一家老小，又怕三弟有个惊险长短。悲、愤、忧是这几年内，我一家男女老幼一致难以刻安的心情。父母的头发为这三种交织的心情而白了，二弟妇的明哭暗泣，更增加父母和小侄女的悲伤。二弟妇的哭泣，激动和感動三弟妇的忧惧不安更甚。一家人除我个人在外不顾一切工作外，父亲偶而公余回家，还被家中以泪洗面的悲哀气氛逼得不敢多息一时。三弟归来，使母亲安心了，快乐了，父亲也宽慰了。我得到家中这些消息如释背上万钧重负，也觉得轻快许多。与父母相见，也觉得比二弟牺牲后三弟无音讯时好见面了。过去父亲虽不言语，自己总觉得似有人责问：“你到底干的个啥？一家人把男女老小折磨死多少？还要往死折磨多少才行？”
陕北有党已十余年，经历过大革命及其失败，经历过五六年的艰苦秘密潜伏、斗争、游击才形成新的革命浪潮，土地革命和江西及全国各苏区互相响应配合。党的代表会开过几次，政权在1934年底、1935年年初，才匆匆在敌人大军“围剿”中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一切还在草创，还在茫无头绪中，才在模仿、仿照南方的文件动作中。当然，在敌人的逼迫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在吴家坪战斗、玉家湾祝捷大会后，才有了安定、延川、安塞、保安、延长、靖边六县城几乎没白点的整块根据地，和绥德、吴堡、佳县、神木、府谷、米西、横山七县中的部分地区乡村，沿黄河及山僻区乡为革命根据地，互相连贯，形成近百万人口、纵横数万平方公里地区的雄厚壮大小国家一样的天地。驻在永坪，1935年6月，端阳节后，才有了初具雏形的办公制度、集体生活，才是三四个部一孔窑，七八个人支一扇门板当桌子，人无两日粮，马无计日料，时时准备搬家，逃避敌人的围剿，跟游击队行动的流动模样。九月七日（农历）搬入瓦窑堡，才一部一孔窑，每日三餐，虽不准时，不丰盛，可以有点菜吃，可以小米、荞面、杂面夹杂着吃，不占民房，不用老百姓锅灶，可以有三五天到十天半月的粮吃，牲口也可以定时定量给草料。党政各级工作人员从玉家湾大会后的高级干部一个二尺布的公文袋（布挂包）外，发展成可以补充成一套或一件单夹棉衣服，从乡贫农会长起，人各一个二三尺、三四层多的布挂包。从永坪有了的红军干校扩大了，从年前有了的苏维埃训练班和党的训练班也扩大了。党委和军委、省政府由原来各无十人，扩大到各近百人，甚至百余人二百人。区干部起，有支铅笔或毛笔、墨盒、砚台，三五张麻纸订一个本子在挂包中。乡苏维埃以上的主要党政干部人各一顶军式红五星帽子，代替了过去头上的羊肚子手巾（毛巾），衣服鞋袜还是五颜二色，各式各样的原来各人当老百姓的衣服，个别在打土豪分田地中，斗争分得一件两件穿着的也有。 中央和毛主席到了瓦窑堡，才实行每天每人二分菜金，一斤小米，办公用品政府供给，每晚每灯二钱油，一月一人两张纸。这之前，只有伤病员才能给点钱，多少不定，视各人情况及当时打土豪收入而定，可以买点鸡蛋和肉吃。吴家坪战役和打开延长，俘得无线电人员，才对医生技术人员优待。驻永坪、瓦窑堡，因街上有卖小食品，个别人偶尔私自买吃一点，既不合法，又不公开。中央到瓦窑堡，实行了菜金，办起了机关合作社，人们才可能用一二毛钱大吃一顿。由于物价便宜，一个人一毛钱吃得很好。一元钱八个人可以有八个肉、菜、汤、猪、羊、鸡蛋、面、米饭、酒，吃个不亦乐乎，酒醉饭饱，杯盘狼藉。退出瓦窑堡后，这点水平也没有了。初入延安，比在保安好些，但既不打土豪，又不分田地，又不斗争贪官污吏、反动保安队，又不能进行抗日募捐（抗日战争尚未爆发），青黄不接。有人愁苦，有人只能减员，减少开支，消极紧缩方面打主意，不计迎接更大局面开展时缺人问题如何准备。我在定边及蒙地采取自己打柴，扫马粪烧，打盐卖，开支工作经费和办公费及工作人员一切需费，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救。但人们的积习不易改变，都认为参加革命工作了，还要自己搞生产？搞生产何苦来革命？
我在瓦窑堡二弟牺牲后，白天办公，黑夜自己磨豆腐，母亲做，供应一家十余口的生活，毫不觉苦，精神方面，非常爽快，觉得这才叫自食其力，纯洁为国为民，爱国爱民，前无古人，问心无愧。而工农出身的警卫团连长侯凤翔，亦不谓然，劝我不要从自苦劳，告以革命的艰难困苦，来日方长，和帝国主义、蒋介石斗，非自力更生不可，他才如有所悟。在部队整编、退出瓦窑堡后，他又潜入延安，利用哥老会关系，进行活动，给我父亲通消息。到延安解放，抗日战争起他才病死。他在延安，一本自力更生之精神，未要公家分文支助。我在蒙汉交界的自力生存、工作、发展，虽然扩大了工作地區和关系，人们都笑，连延安的人听了都笑，笑我以蚊力负出。直到1939年和1940年生产运动展开，才没有人笑我过去的做法是傻痴行为了。进了延安后，并非革命的完全最后胜利。革命还有更艰巨的，争取与团结全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全国社会主义的艰巨历史任务。进了延安比不进延安好的多。退出瓦窑堡后，是否又来个长征？若干万里？何处起止？做了结论。毛主席和党中央，还要在延安抗日。至少蒋介石得给个比延安好点的城市或者日寇打到延安，才退出延安。也有人看到了延安，中国革命将有了光明的前途。自从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后，虽然也有许多不如意事件，但是开始全国范围内释放政治犯。1930年以来，被捕入狱、没有叛变投敌、坚持苦斗的同志们，身心被牢狱折磨，意志还坚强。有多年单独工作，经过右倾，经过盲动、左倾，经过敌人牢狱考验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能一一活回来，到延安，公开研究马列主义，亲聆毛主席的教诲，亲受党中央领导恢复战斗。这，对中国、全人类是莫大的财富。全国零散存在的秘密党支部、党员，能够一一有人到延安，接续关系，得到方针策略、工作方法的指导，秘密党与根据地互相结合，呼应配合，对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团结全国，起着无法核计的标杆作用和革命的轴心作用。
全国散存的根据地和抗日、革命武力，东北的抗日联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的秘密党员和党团支部，借着根据地的存在和党中央的公然存在，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接受中央统一领导，对于促成抗日胜利，制止蒋介石倒退逆流，胜过古人的锦囊妙计。中央由延安派人到苏联去，到新疆去，到全国各个省，或公开或秘密，没有打仗胜利那样大，普遍深入地把党的团结全国抗日救国传播到各阶层各角落，也是不可比拟的收益。
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仍然回到各省各地。海外华侨子女和国内学生、工人、男女青年，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人士的往来，国际进步新闻记者、国际友人的来往，都给我国坚持抗日，带来了很大的贡献。
中央虽已明定争取和平、民主抗日，仍有人提出抗日，在抗日中实行民主与和平（国共合作），投降动摇不断出现。中央致国民党书，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保证与要求实行诺言。
蒋介石到南京，又把当年在上海当流氓的手段使出来，不承认陕甘宁特区，不承认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合法公开存在，不承认红军。把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调遣改编，收买特务，暗杀了东北军王以哲将军和高福源团长，把张学良将军判了十年徒刑，减半押起来了。把蒋鼎文、胡宗南派在陕西，朱绍良派在甘肃，封锁陕甘宁特区，阻止青年到延安。组织土匪、兵变和拉拢、收买，配合瓦解革命部队和党政军民工作人员。开小差、逃亡、投敌、回家、落伍的干部、工作人员、男女皆有。“防共”、“限共”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在实行。不许使用苏票及苏维埃银行存在。天天叫嚣军令、政令统一，取消特区，取消红军，甚至有“根绝赤祸决议案”在推行公布。
“七七”卢沟桥炮响了，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战争开始了。北平、天津、太原很快被日寇攻陷了，蒋介石国民党军一败再败，如山倒海倾，一夜之间逃北千里。在敌人压力下，才扭扭捏捏承认陕北30县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月5万人只给50万元的饷费，实行包干制。对南方的红军还不承认。毛主席虽然提出了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动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建立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日，准备力量，从战略退却到相持阶段，到最后反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
但，却有人想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方针，想尝尝正规阵地战，显显本领，充一充好汉，用自己的血肉和日本的坦克、大炮、飞机拼个死活存亡，看不到蒋介石的“借抗日消灭共产党”的阴谋诡计，觉不着蒋介石不叫我们扩军，不给增加弹药、武器、军装、饷械是什么居心用意。同时，久经战斗的战士、干部们还浸润在左稚病中，不愿换去红五星帽。到底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大家抗日救国呢？还是自己去领导中央、毛主席跟上自己，由自己任意乱搞呢？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未解决，甚至不明确。干部从一元五到四元的津贴，战士一人一月一元津贴。战士，部队每人每日斤半小米，二分菜金，月以30日计，二月不论平闰皆以28日计。党政工作人员，每人每日一斤小米，一切与部队同。 女同志开始有产假了，奶费、小孩子津贴。医院伤病员可以吃到大米、牛奶。团以上，地委，可以有无线电台。游击习气，开始逐渐被纠正。
右倾、享乐、腐化、宗派、教条、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只知自己的不科学、非无产阶级、反马列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前线上因为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和炮火无情，所以，人们只顾战斗，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日寇的弹雨中不大容易横行。后方因为炮火惨景离得远点，一月两月内还可以和平无险。所以，在两种人中，最容易滋长不正确倾向。一种虽经过战斗，艰苦磨练，而是时势造的英雄，虽然身在革命营垒之中，但，许多思想问题，未得明确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他。自参加革命之日，时时的战斗、战争逼得他喘不过气来。虽然许多战争和斗争的经验装满了他的头脑，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科学规律，社会、国家、阶级的发展变化规律，还是茫无所知。蒋介石的追、截、堵、围、剿、炸，弄得他神魂惊骇，连他的爸爸妈妈或哥哥弟弟、妹妹姊姊也甚至忘记了。战争把他磨铸成只知有己。所以，这种人的自以为是、经验主义、狭隘宗派、拾人牙慧的一些教条主义、党八股，在一定情况下，无怪其然，还可以原谅和难怪的。另一种少不更事，强不知为知，胸怀叵测，或者是心有大志，来革命或为出于好奇、好玩，或者为了出人头地，或者为了怄气赌气，或者为了从新开辟名利之途，或者也想当个中国列宁。但是，武不能扛枪作战，文不懂世理物情，一切从自己出发，利己则为所欲为，不利己则损人何妨？损公为何不可？欲达此目的，能搬动什么就搬什么，管他什么教条不教条、宗派不宗派、主观不主观？今日之霜，唯我独尊。为何不可祭此法宝呢？万一败露，相机而动，因人而施，择时而处，选地进退，看风色行事，有何不可？对这种人，确是抗日极易，反动不难，降其心中之贼，大费周折。
延安，成为抗日、团结、救国的神经中枢，是主流。谁是领袖，是有暗潮的。一种暗流说：毛主席被蒋介石从江西赶到陕北，过黄河，到山西，又被蒋介石、阎锡山挡回陕北了。现在，前面有日本，后面有蒋介石。打不了日本，蒋介石从后面追赶，只有跳黄河去。打了日本，日本往回跑，蒋介石又在后面追，夹在中间，只有跳东海去。一种暗流说：江西没占一个省，走了二万五千里。陕北不出大米，还不如江西。往东走六千里就要入海，给秦始皇求不死药。往北走，二万里用不了就到北极了，冰天雪地，怎活呢？往西走，戈壁滩怎过呢？到了苏联算哪国呢？能在那里住多少年？往南走，五六千里是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江西还不许住，如何能许在蒋介石的家门口呢？另一种暗流说：江西的大米还不行，陕北的小米怎行？江西有桌子，有椅子，没坐稳。陕北人穷，没有桌椅，只在炕上蹲，怎能蹲住呢？有的说中国人搞些洋圣人，自己愿意，别人怎能愿意呢？有的说，毛主席和中央既不是工人出身，也不是农民出身。有的说孙中山走遍全世界，蒋介石留学日本，毛主席哪一国也没有去。有的说毛主席到过大城市，走过草地，没有过过日子。有的说毛主席没见过马克思，没学过德文，没到过德国。有的说毛主席没见过列宁、斯大林，没学过俄文。有的说毛主席没住过军官学校。有的说毛主席没坐过官，不会坐官。有的说中央不要中国的一切，一切只学苏联……这些暗流，既没报纸，又没学校，也没什么团体名称或组织系统，但却各自在实际上影响着一部分人，而且是很深入人心着。在革命阵营中还有“毛主席怎么老在延安，不上前线去作战呢？”有的甚至说：西安、太原、济南、天津、沈阳……都不得手。到手之后，蒋介石也要，怎弄呢？教条主义者，哪管这些？满足于寻章摘句，满足于几条几项。主观主义者，满足于自以为是，满足于只知有己和陶醉于唯我独尊。右倾高调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左稚病患者是“我在国民党区域横冲直撞，国民党把我抓起来是国共分裂，党中央立即向国民党蒋介石宣战，往回打得夺我！”经验主义者又疑神疑鬼，蹑手蹑足，什么事不敢做，什么人也弄不来。党八股更是从报刊、会议、文件中泛滥盛行。至于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小广播……更不消说。所有一切乱七八糟的邪风怪气、暗流妄论，一直到1943年整风之后和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后才息止了。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各根据地全中国的革命，才没有异议和怪话了。也才真正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团结，一心一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抗日胜利，争取解放全中国。
毛主席从1937年初进入延安，到1947年春退出延安，生活是极艰难险苦的。每天晚间，他要办公，前线和日本作战的军事战斗电报，根据地周围蒋介石等反共军事摩擦，根据地内部奸细的活动，没有一件不惊扰他。有两年，日本飞机还白天来轰炸，最小的是一千磅炸弹，一弹落地，炸一丈六七尺深坑，坑口有百余步的圆周。六七立方尺块石垒的延安城墙，一弹炸一二丈大的缺口。群弹雨下，山摇地震，二三里长，密如栉篦的延安大街，在敌人一次轰炸之下，皆成瓦砾。死伤学员、工作人员、老百姓百余人。我的父亲右手被炸弹炸伤成残废，我的三弟在炸塌的院墙和炸死的尸首行列中爬起来逃回来。白天毛主席还要忙着给各种会议和走前方的干部讲话。他和大家一样吃小米，穿粗布军衣。一月四元津贴，不够他的烟钱，稿费填补他的吸烟。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和勤务员变工，和大家一样在工余时参加生产。华侨送他一辆小汽车，常没汽油。朱德总司令，一直在前线和部队一起作战，在日寇扫荡战争中，几乎遇险，到1940年才从前线回到延安。在生产运动中，把他的战马拉出来给机关生产，种地种棉花，打柴烧木炭，搞副业。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不论谁出门，只骑一匹马，一个警卫员一匹马。中央一共养不到150匹马，在节约运动中还要减这减那。在1939年，蒋介石停止给五万人的军费后，从上自下，更窘得厉害，还来了个反资本主义。到生产运动起来后，丰衣足食只是战士两套单衣，两套衬衣，一套棉衣，一月每人二斤肉，自己另外生产增加二斤肉，一块肥皂，两张麻纸，一季一块毛巾、一双鞋。干部只有墨笔纸多点，肉由机关生产解决。五十以上老年人，月给四斤或六斤肉钱的津贴，干部月给二斤肉钱的津贴。小孩和妇女，从没待遇改成优待。比土地革命时代，生活优裕的多了。比解放以后，百不及一。解放这几年来，最简朴的会议也比“七大”浪费得多。一次晚会，花不到现在的百八十元。生活虽然简朴，人人精神愉快、焕发。最初因日机炸后，住房困难，向原始人学习，挖极简陋的土窑，大约是我国五六千年前的“穴居”式土窑住，还得自己动手挖。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在露天上课，膝盖是桌子。有一本练习薄、笔记本，一定是外边住学校家境好的学生带来的。一二张有光纸，自己订个笔记本，已是高级干部。几张马兰纸订个笔记本子用，都是久在延安、曾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干部。有些人用成分论作宗派主义的获符。因为有少数混入的特务分子，误认凡是外来的青年，尤其知识分子，必然也都有问题。陈云、李富春、康生同志亲自接见他们谈话，了解他们蕴于心底的爱国热情。很多是个别接见，少数是分批或集体接见，每天他们要和数十百人谈话。成千成万的青年经他们一晤胜十年，英勇地走上抗日前线或工作岗位。后来又有了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生活仍是自己动手，生产解决困难。人们提倡读《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哥達纲领批判》《什么是人民之友》《斯大林选集》一至五册、《资本论》《联共党史》，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提倡看《史记》《吕氏春秋》《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列国志》等史学及小说，改造人们的文风、思路、作风。同时也进行孙中山的成功与失败之经验研究，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后之惨遇。提倡秧歌、京剧、杂技、秦腔。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倡整风，改造了党政军民的主干。 党中央在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修订了党纲，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修改了党章，把马列主义具体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实践论》《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等名著。朱总司令发表了《论抗日战争》。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修改党章报告》。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具体实际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名著。实行了三三制的直接民权和工农民主及各爱国阶级的联合民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蒋介石舌剑唇枪，当面锣对面鼓，有时化干戈为玉帛，有时制止蒋介石的对日投降和对内摩擦。他和美国大使赫尔利、马歇尔折衡樽俎，有团结，有斗争，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配合全党全军各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进行团结全国，支持抗日，保护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今日的十帅，都在火线上和日寇肉搏，林彪、贺龙甚至负伤中毒。虽然延安偏僻，为全国之穷乡僻壤，虽然大家都生活很苦，开一次会得花一天，往返少则跑十余里，多则三四十里，还要跋山涉水。但，连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人员，无不一致承认“兴中国者，延安中国共产党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说：“走到南京、武汉、重庆，一见蒋介石，看到他们的一切，给人的印象是：祖国怎样不争气，还和满清末年的衰颓一样，使人很失望。走到延安，见到毛主席，看到解放区人民和党政军的朝气蓬勃、勤俭苦干，给人的印象是：祖国不会亡，祖国必将复兴、强大、繁荣，有共产党，有劳动人民。”
解放以来，人们并不要求我国的党政人员，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的办公楼内再种西红柿或玉米棉花，但延安的简朴、勤敏、精干、用钱用人少而收效大的优良传统不要忘掉。我国虽已胜利，台湾等问题尚未解决，尤其朝鲜、越南沉血初停，埃及炮火虽止，中东紧张又急。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中，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将胜利完成。但，全国人民，才刚免于饥寒，部分还未免于饥寒。建设、教育、海防、海军、空军、工业种种后人，要向苏联那样自卫力量，还差得远。现在是美帝还不能胁裹日本来侵犯，还不是我们可以立即把敌人赶过太平洋。当然，我也不是就因此而说中国毫无力量，在敌人面前只有投降。而是说，我们的胜利与成功，才是草创，根基还不够雄厚与结实。现在还是凭着六亿条人命的力量，还没有把六亿人的智力、劳力和现代科学、机器、钢铁结合和发挥出来。延安时代的歪戴帽、党八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残余，不须要再版或发掘。勤奋简朴，则应大力提倡。延安，围绕着他的30个县，150万人民，用他们的心力、血汗，支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支持蒋介石倾全国反革命的压力，给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干部，起了抗日、民主、示范区域的作用。
全国解放后，延安又成了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物产稀乏，自然灾害——风灾、雹灾、霜灾、虫灾、旱灾、山洪的频繁之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东通太原，西通宁夏，南通西安，北达包头的铁路，黄河渡口上的大铁桥，黄河航运的机船，农村、牧业的改良，水土保持，防旱防洪，治河的工程，煤油的开采，煤铁的开采，绥德银矿的开采，小型电厂、小型粮食加工厂的兴建，教育的发展，处处需要全省及全国之补助。当地人民在30年中，人力、物力消耗于战争中最多最惨，物产有限，资源不多，积累很难很少。解放全国，延安30多县，和平快10年了。由于天灾，经济恢复得水平，与全国各地相比，还是最慢最低之区。
初婚由于父母包办，年幼，夫妻关系刚由不好转好，她因病不幸短命死了。我因大革命高潮到来，为国为党顾不来家庭私事，三年夫妻的名义，实际和好了不及两个月（因两年我出门在外）。接着大革命失败，反动军队借端敲诈我二叔父，实际是侦察我与石谦、李象九、谢子长间的关系。由于我未直接出面，授意我父亲化贿赂赎人，敌人未敢对我下手（1927年6月）。到白色恐怖笼罩西北，西安政变，绥德四师与延安四中被封闭，我抱病到绥德，刚把绥德县委成立起来，农历八月上旬，敌军要搜捕我，我父亲得到消息，从瓦窑堡一夜赶到绥德（约200里）给我送信。我开会决定在绥德坚持，当时的同志们劝我到汾阳去避一下，到延安去治病。我父亲给我200个铜板做路费，送到无定河船上，嘱我到汾阳找安定脚户兑钱用。时清涧起义尚未决定，石谦尚未赴榆，在清涧起义前一月多。从此完全做地下秘密工作，和家庭也无往来。家中年年月月媒人接踵上门给我说媒，父母为我无信息，几次急、气、怕、病，好言劝走媒人，我当三年光棍。1929年在枣树坪谢子长家，谢、白明善和我三人会议决定要我到北京去，找北方局，保证不能找成托派，而且一切费用要我通过家庭社会关系去自筹。虽然也曾和两位党员同志通信恋爱，她们又各有通不过之思想及时间差错，致未成婚。家中父母请下许多亲友劝我，只要自己有，可以迎回来，要行婚礼，花钱开口，说日期，家中照办。无法答复父母。母亲又因我的婚事而在生妹妹的产期中受急受气致病，竟成残废。公私煎迫，出于无奈，依允父母之请，只好举行改良婚礼。婚夜打架，几乎遭了人命，误却大计，只好草草结婚，等于给家中老幼留个人质，以得父亲向高利贷者借贷給我路费。因为父母恐我一走再无音信，年年在外，暑假抽空回来，在家难得一月。1935年虽一家老幼男女，极受惊恐与危险，但自瓦窑堡城开以后，家居约五六月，在中央退出瓦窑堡时，幸得有孕，在瓦窑堡的苦难生活中，孩子降生。在安边孩子没有奶，我亲手给调制代乳食品。中央进了延安，有了医药。孩子回延安，不幸因病夭死。父亲因为哭孩子而病，病后不能吃面（由于哭孩子正悲伤时，亲友劝吃面，碍于情面，勉强吃而悲未止，致得此疾）。母亲更因哭孩子残废更甚。聪明伶俐的孩子，我因奔波于沙漠荒草之间，未暇照顾，不幸夭殇。又有人说小产了一个、两个。抗日，我忙个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由包头来的汉奸来刺我，我被炸中。日寇由大同起飞40架飞机去炸兰州，路过把我光顾了一下。蒙古同胞的千余牛羊，替我挨了三个炸弹，死了一百多牛羊。何暇顾私？
延安，由于一家老幼团聚，三弟平安返回，把二弟的牺牲冲淡了一些。孩子的不幸，父亲被日机炸伤，又给一家带来了不愉快。1940年日寇飞机炸延安，回蒙藏同志和我同危险，千磅炸弹，距我们咫尺，幸有山沟阻挡，仍将一些同志震倒打滚瑟缩和面色惨白。好多人向我学习危险之神色自若，使我精神非常兴奋。1941年暴雨洪水中，藏蒙回汉同志们又和我一同在猛涨洪水捞河柴，改善生活，同苦同甘，笑谈：“法国在43日中亡国。我们苦干20余年，正越干越有劲。”有的人在河内夏天清水中洗澡，被水淹死。我们在秋雨中，山洪时刻猛涨中，每人推着数百斤、甚至千余斤的大木柴，互相嬉笑竞赛。
1946年秋末，我不幸遇险，又给全家老幼种下了日夜以泪洗脸的悲愤忧惧。
1947年母亲被胡宗南部逼死，父亲在瓦窑堡老家被胡宗南部吊拷一夜。一家老小，东奔西走，三弟和小游击队坚持战争。28个月的囚徒生活，使我身心受损。1948年延安收复，父亲和三弟一家老小，团圆了。1949年初，北京解放，我得生还，在子长县故乡，得与老父亲及侄子团圆欢聚，怀着喜悲交织的心情，到达延安，得与彭贺两帅及西北党政军民隔别三年的同志们会见，得知党中央毛朱周早已进驻北京，定都北京，得见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一年内解放绥远，修改土地法，解放全国的动员令，暂时停止土改，待解放战争结束，再行土改等统一全国各大措施。得与坚持延安市工作十余年之三弟等欢晤，却又遭原来不自由婚姻的别扭。泪伤未止，逼不得已，使又演生离苦剧。自己为私人家庭纠纷苦恼烦痛，别有居心者，又乘此给我种种为难。侄女虹霓奉我之命，夫妇到故乡迁葬她祖母，移葬与合葬她父母（我的二弟仰轨夫妇）。我怀着悲哀母亲的心胸养伤，庆祝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大胜利，刘帅领导的淮海战役，林罗领导的百万雄师过江，南京解放，彭贺主持的西安解放……革命的胜利，冲淡了我哀恸母亲的悲伤。
延安使我忧，使我哭，使我乐，使我1940年至1945年初，五年精读马列斯重要名著，一一读过，学过，运用过毛刘朱周陈李等党中央的一切决议和指示、著作。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一家老幼男女，有的从死中得生，全家从乱散逃亡中得以团圆欢聚。疾病得以治愈，生活得以幸福愉快。
延安，对我有三四代的血肉、性命、忧乐关系，不只我一人活着永远记忆她，延安，今后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将成为和平、巩固、安乐、愉快、幸福的山区。一旦右述各项建设一一实现，人们的生活将更幸福，世界各国来我国的贵宾、嘉宾们将不断游览参观，瞻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遗风遗迹。
延安，将永久载入中国人民的史册，永久光荣，永传不朽！
全中国的革命后代将更向延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