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形成却是千百年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相互斗争、相互交融、逐渐磨合的结果。我们都以炎黄子孙自许，五千年前发生在黄河流域的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兼并战争，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鼻祖。至于由夏代的“万有余国”到商代的“千有余国”，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直到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的出现，三千多年间战争不断，每一次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都是进一步相互融合的过程。

　　这里我们想就北部中国大同地区的民族融合做一番简单的梳理。
　　大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军事地位，也决定了它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地位。
　　大同地处蒙古高原南端，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汉民族的交汇地，是连接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纽带。“自昔用武地也”。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大小战争多达一千多次。然而更多的时间还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这种民族间的交流、交融才是历史的主流。
　　这里我们仅就历史上几次有影响的事件，看一看大同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所占的历史地位。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民族融合的先行者

　　战国时期，七雄纷争，或变法以图强，或改革以兴邦。其中最成功的改革当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战国时期战争形成以车战为主，中原地区传统的服装是宽袍大袖。赵武灵王在战争实践中发现“胡人”的服装，上衣下裳，紧身短袖很适合作战，而“胡人”不用战车，单人单骑，这远比战车便捷。于是赵武灵王从战争需要实行了一次彻底的史称“胡服骑射”的改革。这次改革的成果《史记·匈奴传》中有详细的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赵武灵王的这次改革，不但使赵国“括地千里”国力大增，也推动了车战时代向骑战时代的转变。赵武灵王所置三郡，其中代郡大部，雁门郡一部在今大同地区。这是历史上汉人学习胡人的一次极为有影响的军事改革，也是民族融合的开山之作。后代史家称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代伟大的改革家，我们认为说赵武灵王是民族融合的先行者更为贴切。

汉高祖和亲政策——民族融合的践行者

　　汉朝建国之初，汉高祖刘邦兴致勃勃地想解决北部威胁，于是亲率大军30万进军平城（今大同市），结果被40万匈奴大军包围在平城东北方的白登山（即今马铺山）七天七夜。战士战死冻死者十之二、三，后用陈平“奇计”才得以解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战”。
　　白登之战后，刘邦深感北方匈奴的实力不可小觑，于是改征讨政策为和亲政策。这个国策践行的结果，终西汉一朝，汉朝和匈奴的联姻二十余起。平城的人们见证了一个个公主盛装嫁到匈奴。从此汉族和匈奴结为连理，边境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日盛。这个和亲政策中流传最广的当数昭君出塞的故事。大同的琵琶老店就是因昭君当年出塞曾驻跸此店而驰名的。此店原名“东胜店”，因昭君在此入住并将琵琶赠与店主，聪明的店主遂将“东胜店”更名为“琵琵老店”。直到唐代柳公权亲笔手书“琵琵老店”牌匾，使此店名噪一时。尽管有专家对此匾提出质疑，然而昭君出塞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史及《大同府志》《左云县志》对此都有记载。至今流传在这一带有关昭君出塞的故事，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汉初的“和亲政策”历史影响是很深远的。直到唐代仍实行对突厥的和亲政策。这一政策践行的结果，使边境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潜移默化的相互渗透，使大同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发祥地。

北魏孝文帝改制——民族融合的巅峰

　　规模最为宏大、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北魏时期。
　　北魏自公元398年将都城由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后，在近一个世纪里完成了很多大业。
　　首先，东征西讨统一了北方，其次，学习汉民族的先进文化、行政管理。最突出的便是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共同推进“太和改制”。太和改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当数颁布了“均田制”。均田制的颁布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唐朝后来实行的均田制、租庸调制，乃至后来辽、金时代的田制，都由北魏首创的均田制而来。均田制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感于此，提出了“由北魏走向盛唐”的著名论断。这是鲜卑族推行汉化政策的一个伟大创举。
　　我們所以说：北魏是推进民族融合最为彻底的一个朝代，孝文帝改制中，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果断的彻底的改革。这便是“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语”全盘“汉化”的重大改制。
　　孝文帝下令，所有拓跋族一律改为汉姓，拓跋鲜卑带头改姓为“元”，其余王公大臣分别改为“穆”“库”“刘”“石”等不一而足。对此《魏书·官氏志》中有专志记载，兹不详述。
　　孝文帝还下令所有王公大臣上朝一律穿汉服，这一命令当时遭到一些元老派的坚决抵制。孝文帝亲自登门，做这些长辈的工作。今天看来这很简单的改姓易服、推广汉语，在北魏的当时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一些守旧的皇族甚至因此互相串连，想籍此推翻朝政，一些顽固大臣也因此掉了脑袋——这是一次腥风血雨的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改革。
　　一个统治了北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鲜卑族，为了实现“汉化”，为了最彻底的民族融合，他们不惜牺牲了本民族，悄然消失了。试问现在谁还能指认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哪个是鲜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即自觉地彻底与汉民族融合为一体了。今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其中做出最伟大贡献的当数鲜卑族。所以说，孝文帝推行的彻底“汉化”的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巅峰。

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的摇篮

　　契丹是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一个古老的民族，建立辽国后把大同定为西京。辽初“因俗而治”的国策很大程度上是仰慕先进的汉文化而确立的。当时的西京聚集着契丹、奚部、渤海、突厥、沙陀、吐浑、党项等十余个新老部族。虽然每个民族都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群体格局，但是通过军事集结、游牧狩猎、贸易往来等社会活动，各民族之间有着非常频繁的社会交往。当时的西京还规定统一以汉语作为沟通和翻译的工具，这对各民族学习了解汉文化有着极大地推动作用。终辽二百年间契丹、沙陀等很多少数民族大批南迁落户西京。这些南迁民族逐渐转化为西京的土著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各民族逐渐融合在一起。是胡化了的汉化还是汉化了的胡化，有谁能说得清？
　　继辽王朝后，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勃然兴起，吞契丹、控西夏、灭北宋，于公元1115年建立了大金王朝，金王朝建立沿袭辽朝旧制，仍分设五京以大同为西京路。
　　有金120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便是女真统治者推进封建化进程中所制定的国策和雷厉风行的实施。
　　金初，女真族采用汉族封建官制礼仪，崇尚儒学，大兴教育，劝课农桑，制定租税制度。特别是金世宗和金章宗，可以说推进汉化不遗余力。他们对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十分向往，设立了专门译经所，将《诗经》《易经》《论语》《孟子》等书翻译为女真文，并开创女真进士科，鼓励女真人学习汉文化。允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这一系列从意识形态、文化、风俗的全盘汉化，使有金一代西京大同路成为民族融合的摇篮。
　　当时西京大同府设有汉语和女真语的“双语”学校。为了选拔文化人才，金代特开进士课考。浑源刘撝就是金代课考的首名状元。浑源刘氏家族从刘撝始，延续七八代，代有才人出。最有影响的当数刘祁，他所著《归潜志》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金史》很多一手资料都来自该志。
　　金代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大力推广，对西京十多个民族的融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化的交流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
　　元代的大同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商族云集的大都市，其二是制造业的空前繁荣。
　　元代的大同是西域各国、各民族通往元大都（今北京市）的必经之地，商族云集，繁华异常，西域乃至中西亚，欧洲很多商人和传教士纷纷东来。当时大同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四个主教区之一，为了方便商贸往来，从西域到元大都都设有驿站。欧亚商贸文化的频繁往来，使紧临元大都的大同，大受其益。
　　随着经济的发展，元代大同的制造业也应运而起。当时大同的冶金、采矿、军械、制造、陶瓷、造纸、皮草等行业，在全国知名度都很高。怀仁芦子沟铁矿是元世祖忽必烈亲封的全国八大铁矿之一。孙威发明的“蹄筋翎根铠甲”受到成吉思汗的褒奖，在我国兵器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这么多行业工匠来自哪里，来自元代大批的移民。西域、西亚、中亚的大批匠人不但带来了西域的先进工艺，也带来了西域中西亚的文化。这些制造业的管理和业务人员大多是西域的色目人。这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有元一代，尤为突出。
　　民族融合在辽、金、元三代，一直是主旋律，大同是这种融合的摇篮。

由对立到统一——满汉全席天下大同

　　我们在梳理几千年来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真理，民族融合乃是历史的大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即以明清两代为例可见一斑。
　　明朝建国之初，防止蒙古人所建元朝的复辟，是朱明王朝的头等大事，为此有明一代修筑长城成为秦、隋之后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一次。
　　为了加强北方边防，明代大筑长城，设置九边，试图隔断与蒙古族的往来，苛刻到铁器严禁外运的地步。然而，严厉的国策阻当不了民间的经贸往来。沿长城一线民间的商贸往来一直不断，以至发展到武装押运，屡禁不止的地步。

　　有感于此，明朝隆庆年间，大同总督王崇古上书朝廷与蒙古俺答议和，这便是有名的隆庆议和。从此大同在得胜堡等几个关口开通马市，与蒙古互市。大同城内开辟了专门的市场。一时间商贸骤兴，往来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运往蒙古高原，驼、马、牛、羊在通往中原的路上络绎不绝。大同的茶马古道上清脆的驼铃聲奏响了民族交融的和谐乐章。
　　满族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曾对汉人采取高压政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便是一个明证。然而行政手段始终不能阻止民间的往来。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政策也随之松动。比如由原来严禁满汉通婚，变为满汉可以通婚。这种微妙的变化，不但向我们透露出民族逐渐交融的信息。生活中的这种不可抗拒的交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近的，流传至今的大餐满汉全席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它有力地证明：民族间的融合，不是行政手段所能阻挡的了的。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人间正道是沧桑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各民族逐渐融合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是这个融合过程中的重要纽带。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引领是大势所趋，其势如大江东去不可阻挡。
　　在这个漫长的民族融合的长河中，大同一直勇立潮头，特别是最宏大、最彻底的北魏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作为首都的平城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这才是大同在民族融合中的骄傲地位。
　　民族融合，天下大同。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是民族融合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