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对湖北省公安县“抽烟文件”立废始末进行了调查报道。“公安学派”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今年3月，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出现一份红头文件，将香烟纳入政府采购，下达2.3万多条的“公务用烟”任务。5月4日，在强烈的批评声中，县政府发文废止了这份文件。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就在3年前，我采访报道了汉川市以红头文件下达喝酒任务的怪事。从“喝酒文件”到“抽烟文件”，均属行政不当，都是滥用行政权力。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可笑可叹，更是可悲可怜。试想，一个吞云吐雾、酒熏耳热的政府，怎么能履行好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职能?
　　从另一个角度看，“烟酒文件”也有其合理成份。发文件搞摊派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政府倡导抽地产烟、喝地产酒的行为比比皆是，公安、汉川两地最大的“不应该”，是把不成文的规定变成了白纸黑字，把潜规则撂上了台面，给社会公众留下了把柄。
　　公安县“抽烟文件”的初衷是因为当地“逃税烟”、“非法烟”泛滥，税收流失严重，让干部带头抽“纳税烟”、“合法烟”，是为了“引导合法消费”。至于舆论激烈批评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责任并不在当地，按烟草专卖法规，只有纳入省级销售名录的品种才属于本省范围内的“合法品”。
　　湖北湖南虽然一衣带水，但“湖南烟进不了湖北，湖北酒进不了湖南”却由来已久，与湖南接壤的公安县地处阻击湖南烟的前线，当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我到湖北湖南两地都采访过省领导，就连这些依法行政意识很强的高级干部也啧有烦言，彼此埋怨。
　　问题不在干部，而在我国现行的财税制度。烟酒作为高税商品，生产环节的税种占了大头，消费环节的税种占小头，因此地方热衷办烟厂酒厂，对开放外地烟酒销售市场积极性不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地方之间纷纷设壁垒搞保护。封建割据般的市场分割，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育。
　　我们的行政干部，无论美丑雅俗，置身在这种不太合理的财税制度之中，百般无奈地陷入了“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大意是：一个案子的两个嫌疑犯被分开审讯，警官分别告诉两个囚犯，如果两人均不招供，将各被判刑一年；如果你招供，而对方不招供，则你将被判刑3个月，而对方将被判刑10年；如果两人均招供，将均被判刑5年。于是，两人同时陷入招供还是不招供的两难处境。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刑一年的情况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非合作均衡。
　　我国现行财税制度中存有不少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因而容易带来“囚徒困境”，从而导致“诸侯经济”。同时也应该看到，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决策层对此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最新的举措已深入到力推增值税转型。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过程中，能否根治体制痼疾，更彻底地解放生产力，显得更为重要。
　　　砸掉体制的枷锁之后，那些想出政绩的地方干部，就没有必要再去干发“烟酒文件”这样的荒唐事了。(作者为本刊特约专栏作家，现任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