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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期，郑国弱国无外交的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随着晋楚两国实力的变化，唯强是从，朝晋暮楚，这一点可以通过青铜器体现。因此，本文以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例，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其中典型的晋文化和楚文化因素，再现郑国当时的历史。
1923年8月，新郑南门外的乡绅李锐在凿灌溉用井时，偶然发现青铜器，随后发掘一共得到铜器约89件，碎铜片635块。有大铜鼎、小铜鼎、铜簋、铜鬲、铜匜、铜甗、铜洗、铜镈、铜甬钟、铜方壶、铜浴缶、铜罍、铜圆壶、铜舟、铜方盘、铜圆盘、铜兽形尊、铜镇墓兽等器。后来又发掘铜盘、兽首匜、夔耳舟、敦、甬钟、镦、车、铃、饰件、曲刃予、戈、环等器。
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该组青铜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后，将之归入中原地区春秋青铜器第二期第Ⅱ阶段，也就是春秋中期偏晚阶段。高明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将该组铜器定为东周第四组，亦即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一、郑公大墓青铜器中典型晋文化因素
笔者以郑公大墓与时代相近的长治分水岭M269、M270，侯马上马村M13为例，分析其典型晋文化因素。
（一）立耳鼎
郑公大墓立耳鼎：两立耳极度外侈，腹壁圆曲，近底内收，圆底较平，足根粗大，饰兽面纹，蹄形足。
长治分水岭M269、M270立耳鼎：平折沿，侈耳立于沿上，腹壁弧形内收，腹饰一周凸弦纹或素面无纹，圆底较平坦，圆形高蹄足。
两者立耳鼎之耳与腹形制基本相同，只是长治分水岭鼎腹稍深，蹄足稍细矮。
（二）附耳鼎
郑公大墓附耳无盖鼎：附耳弯曲外侈，大口，平折沿，束颈，半球形深腹，鼎腹附兽首环状鼻，圜底，粗蹄足。
侯马上马村M13鼎：平折沿，附耳上部外侈，束颈，深腹，颈、腹部饰蟠虺纹、重环纹、垂叶纹，圜形深垂底，圆形高蹄足。
两者附耳鼎均大口，口沿平折，束颈，双附耳安于颈上，耳上端向外弯曲，深腹，圜底，形制相似。
（三）鬲
郑公大墓鬲：平沿外折，短束颈，浅腹，平裆，三实蹄足。
侯马上马村M13、长治分水岭M269鬲：宽折沿，束颈，浅腹，弧裆，足窝下凹，高足。
两者鬲沿、颈及腹、足部特征十分相似，基本沿用旧制。
（四）盘
郑公大墓盘：附折耳作兽面装饰，盘腹较浅，平底，下接三蹄形足。
长治分水岭M269、M270盘：折沿，多方形附耳外侈，也有少数环耳，均浅腹，平底、三兽蹄足。
两者盘腹，底及足部特征基本相同。
（五）
郑公大墓匜：有足，流上仰且前部平折封顶呈筒状，兽首环形鋬，腹较深，三小蹄足。
侯马上马村M13匜：深腹，合口流，尾作小兽形或环纽，三小蹄形足。
匜多出土于春秋中期墓中，并与盘相配为铜礼器组合。以上李家楼郑公大墓中鼎、鬲、盘、匜大都为以晋代表的中原青铜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形制，因此在早期郑文化及后来的形成发展中深受以晋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影响。
二、郑公大墓青铜器中典型楚文化因素
以郑国李家楼郑公大墓与时代相近的淅川下寺M1、M2、M7为例，分析其典型楚文化因素。
（一）盏
郑公大墓敦（即楚器盏）：盖为圈足状，上有镂空握手，握手外饰环状鼻，平口束颈，兽首半环耳一对，三蹄足，盖顶与腹底均近平，整个器物侧视近方形。
淅川下寺M1、M2、M7盏（楚器自名）：拱形盖顶，器口沿边上有小钮可使器盖卡在器口上扣合，三足。
两者从形制上比较，郑公大墓敦比淅川下寺M7盏晚，表明郑公大墓敦系受楚盏影响。盏广泛流行于楚中心地区，其他地区少见，为典型楚器。
（二）浴缶
郑公大墓罍（即楚器浴缶）：其中两件敛口，短颈，肩上饰四组双龙衔环耳。另一件有盖，合盖后器口、颈均在盖内。
淅川下寺M7浴缶：有盖，敛口，凹底，最大腹径居中，上腹接两环耳，下腹近圆内收成底。
两者比较，郑公大墓罍仿自楚器浴缶，模仿相当简朴。由此可以看出，郑公大墓青铜器模仿楚器仅求形似而不求精细逼真。
（三）壶（艺术风格）
郑公大墓莲鹤方壶：长方形口，上有盖，盖上饰盛开莲瓣两层，中立一鹤，颈两侧有龙形双耳，腹部满饰蟠龙纹，四角各攀附有一立体小兽，长颈，垂腹，圈足，圈足下有两只侧首吐舌的怪兽，以背承器。
鄭公大墓莲鹤方壶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来源于楚地浪漫的风格。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都有了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反映在艺术造型上则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
三、朝晋暮楚现象在青铜器上的确立
通过对李家楼郑公大墓典型晋文化和楚文化因素的分析，人们可以得知：
以李家楼郑公大墓为代表的郑国青铜器其文化来源与主体是以晋为代表的中原青铜文化，其组合、形制均与中原青铜文化保持了一致性，因此人们可以称其为“朝晋”。
春秋中期以后，郑器以华丽的风格异于中原铜器。此时楚器自身体系确立，器物组合重视水器，装饰华丽。楚器的这些特性影响郑器，并通过郑器将这些风格传播至整个中原地区，此所谓“暮楚”。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
1923年8月，新郑南门外的乡绅李锐在凿灌溉用井时，偶然发现青铜器，随后发掘一共得到铜器约89件，碎铜片635块。有大铜鼎、小铜鼎、铜簋、铜鬲、铜匜、铜甗、铜洗、铜镈、铜甬钟、铜方壶、铜浴缶、铜罍、铜圆壶、铜舟、铜方盘、铜圆盘、铜兽形尊、铜镇墓兽等器。后来又发掘铜盘、兽首匜、夔耳舟、敦、甬钟、镦、车、铃、饰件、曲刃予、戈、环等器。
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该组青铜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后，将之归入中原地区春秋青铜器第二期第Ⅱ阶段，也就是春秋中期偏晚阶段。高明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将该组铜器定为东周第四组，亦即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一、郑公大墓青铜器中典型晋文化因素
笔者以郑公大墓与时代相近的长治分水岭M269、M270，侯马上马村M13为例，分析其典型晋文化因素。
（一）立耳鼎
郑公大墓立耳鼎：两立耳极度外侈，腹壁圆曲，近底内收，圆底较平，足根粗大，饰兽面纹，蹄形足。
长治分水岭M269、M270立耳鼎：平折沿，侈耳立于沿上，腹壁弧形内收，腹饰一周凸弦纹或素面无纹，圆底较平坦，圆形高蹄足。
两者立耳鼎之耳与腹形制基本相同，只是长治分水岭鼎腹稍深，蹄足稍细矮。
（二）附耳鼎
郑公大墓附耳无盖鼎：附耳弯曲外侈，大口，平折沿，束颈，半球形深腹，鼎腹附兽首环状鼻，圜底，粗蹄足。
侯马上马村M13鼎：平折沿，附耳上部外侈，束颈，深腹，颈、腹部饰蟠虺纹、重环纹、垂叶纹，圜形深垂底，圆形高蹄足。
两者附耳鼎均大口，口沿平折，束颈，双附耳安于颈上，耳上端向外弯曲，深腹，圜底，形制相似。
（三）鬲
郑公大墓鬲：平沿外折，短束颈，浅腹，平裆，三实蹄足。
侯马上马村M13、长治分水岭M269鬲：宽折沿，束颈，浅腹，弧裆，足窝下凹，高足。
两者鬲沿、颈及腹、足部特征十分相似，基本沿用旧制。
（四）盘
郑公大墓盘：附折耳作兽面装饰，盘腹较浅，平底，下接三蹄形足。
长治分水岭M269、M270盘：折沿，多方形附耳外侈，也有少数环耳，均浅腹，平底、三兽蹄足。
两者盘腹，底及足部特征基本相同。
（五）
郑公大墓匜：有足，流上仰且前部平折封顶呈筒状，兽首环形鋬，腹较深，三小蹄足。
侯马上马村M13匜：深腹，合口流，尾作小兽形或环纽，三小蹄形足。
匜多出土于春秋中期墓中，并与盘相配为铜礼器组合。以上李家楼郑公大墓中鼎、鬲、盘、匜大都为以晋代表的中原青铜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形制，因此在早期郑文化及后来的形成发展中深受以晋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影响。
二、郑公大墓青铜器中典型楚文化因素
以郑国李家楼郑公大墓与时代相近的淅川下寺M1、M2、M7为例，分析其典型楚文化因素。
（一）盏
郑公大墓敦（即楚器盏）：盖为圈足状，上有镂空握手，握手外饰环状鼻，平口束颈，兽首半环耳一对，三蹄足，盖顶与腹底均近平，整个器物侧视近方形。
淅川下寺M1、M2、M7盏（楚器自名）：拱形盖顶，器口沿边上有小钮可使器盖卡在器口上扣合，三足。
两者从形制上比较，郑公大墓敦比淅川下寺M7盏晚，表明郑公大墓敦系受楚盏影响。盏广泛流行于楚中心地区，其他地区少见，为典型楚器。
（二）浴缶
郑公大墓罍（即楚器浴缶）：其中两件敛口，短颈，肩上饰四组双龙衔环耳。另一件有盖，合盖后器口、颈均在盖内。
淅川下寺M7浴缶：有盖，敛口，凹底，最大腹径居中，上腹接两环耳，下腹近圆内收成底。
两者比较，郑公大墓罍仿自楚器浴缶，模仿相当简朴。由此可以看出，郑公大墓青铜器模仿楚器仅求形似而不求精细逼真。
（三）壶（艺术风格）
郑公大墓莲鹤方壶：长方形口，上有盖，盖上饰盛开莲瓣两层，中立一鹤，颈两侧有龙形双耳，腹部满饰蟠龙纹，四角各攀附有一立体小兽，长颈，垂腹，圈足，圈足下有两只侧首吐舌的怪兽，以背承器。
鄭公大墓莲鹤方壶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来源于楚地浪漫的风格。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都有了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反映在艺术造型上则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
三、朝晋暮楚现象在青铜器上的确立
通过对李家楼郑公大墓典型晋文化和楚文化因素的分析，人们可以得知：
以李家楼郑公大墓为代表的郑国青铜器其文化来源与主体是以晋为代表的中原青铜文化，其组合、形制均与中原青铜文化保持了一致性，因此人们可以称其为“朝晋”。
春秋中期以后，郑器以华丽的风格异于中原铜器。此时楚器自身体系确立，器物组合重视水器，装饰华丽。楚器的这些特性影响郑器，并通过郑器将这些风格传播至整个中原地区，此所谓“暮楚”。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