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20世纪不同地域、不同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的思想文化交融和进行再创造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和影响力。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主要得之于马克思主义固有属性和特点、本土思想文化特点和倡导者主观积极努力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民族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解放创立的科学思想体系，将它运用于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始料未及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家，其灿烂的文化对周边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虽然外来思想文化不断传入，但均能为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同化，以正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主导地位一直不曾动摇，并且一直辐射、影响着周边地区。然而，在二十世纪3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和民族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这一历史现象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还是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以下，本文将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实现中国化历史根源进行一个简要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首先决定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属性和特点适应了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老的东方文明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进行了各种努力。然而，“从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抵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的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急于在先进的西方的各种思想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种。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确，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无产阶级指明其历史使命和前进道路学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的方法论，为人们提供了最基本最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观察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指导行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同样也能成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十分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明确地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同推翻帝国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科学地阐述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进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主要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3] 列宁有关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学说缩短了理论研究和指导对象不同之间的距离，在东西方革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马克思主义直接运用于中国这样东方落后国家和落后国家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开辟了道路。时空不再成为障碍。
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开花和结果，还得之于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吸收和改造了几千年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创立的最进步的文化思想体系，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内，本身所具有的与世界上各种优秀思想文化天然契合的亲和力，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开放的动态思想体系。作为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向新的认识、新的思想观念开放、不排斥一切合理认识和科学观念；相反却倡导把合理认识和科学观念拿来为我所用，加以借鉴，补充自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向时代、向现实、向实践开放。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形成，靠实践的推动而发展，它必然也必须紧紧跟随实践的步伐，不断容纳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结论，与时俱进并不失各国的特色。对此，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斗争中，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有不同于俄国。”[5]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理论，它要求在运用的过程中要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结合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在不断吸取革命实践的新经验和各国文明的精华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必然包括运用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后形成的新鲜经验。
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开放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毫无保留的接受，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前提。
二、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中的统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外来思想文化大多不能通过整体移植的方法而成活，碰撞、会同、结合，直至与中国文化血肉交融，这才是外来文化在中国摄取生命力的一般规律。[6]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在西方的思想体系，无论其研究的对象，阐述的内容，都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有很大不同，在思想进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方法上也是继承欧洲传统的思辨和逻辑论证方法，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明晰的逻辑论说工具和系统严谨的理论结构体系，[7]是个以生存体验为基础的生存论系统。然而，二者在对立中又蕴藏着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在哲学理论上存在着共同性或一致性，表现在二者在宇宙观上都是唯物的、辩证的，同样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二者在认知路线上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关怀知行关系，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宇宙观和认识路线的基本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前提和肥沃的思想土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影响很大，因为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重新创立一整套革命理论，也不是将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欧洲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照搬到中国，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接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特别是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因此，就其理论创造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握两者结合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带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和相通之处，[8]缩短了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时空距离，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的融合，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创造了条件。于是， 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不但没有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障碍，相反更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和把握，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人物毛泽东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加上超乎常人的认知能力和悟性，使毛泽东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能领会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迅速掌握唯物主义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毛泽东恰到好处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知行”“实事求是”来表达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精髓，又以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赋予传统哲学范畴以新的科学含义，浑然天成，两者形成了一种灵魂和血脉的高度融合。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和相似之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努力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着结合的共同的要求和切入点，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可能性，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过程中，离不开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努力促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实际和文化有深入、透彻的认识和了解，并将两个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比俄国共产党人更多的困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生的革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要艰巨、复杂的多。从社会性质的判断、各阶级状况分析再到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途径，诸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由于激烈的斗争环境，党员干部也没有时间和相对安定的环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加上文化水平有限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在革命的漫漫征途中，经历正反两个方面的成功与失败，经过艰辛探索，毛泽东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自身同民族文化的融合，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和民族语言来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让人们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故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9]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的语言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篇篇经典之作，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了在全党从思想上肃清教条主义这个大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总结出延安整风运动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为一体，从而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消极因素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不断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
人类走过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激烈动荡的时代，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和传统民族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发展的要求交织在一起，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必然引起近代知识分子们对本国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导致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这样的历史背景使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与中华文化有了碰撞、交汇、融合的机会。最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超越时空成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指南，它取代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为传统民族文化适应现代需要，摆脱生存困境，找到了一条新途径，成为民族文化创新的范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成为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典范。
（作者单位：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科学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p10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 p1513-1514
[3]任玉秋《列宁主义与现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p142
[4]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 1971.p406
[5]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84. p161
[6][7]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p92p109）
[8]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p38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 .p53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民族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解放创立的科学思想体系，将它运用于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始料未及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家，其灿烂的文化对周边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虽然外来思想文化不断传入，但均能为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同化，以正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主导地位一直不曾动摇，并且一直辐射、影响着周边地区。然而，在二十世纪3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和民族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这一历史现象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还是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以下，本文将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实现中国化历史根源进行一个简要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首先决定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属性和特点适应了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老的东方文明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进行了各种努力。然而，“从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抵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的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急于在先进的西方的各种思想中选择最合适的一种。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确，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无产阶级指明其历史使命和前进道路学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的方法论，为人们提供了最基本最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观察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指导行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同样也能成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十分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明确地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同推翻帝国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科学地阐述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进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主要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3] 列宁有关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学说缩短了理论研究和指导对象不同之间的距离，在东西方革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马克思主义直接运用于中国这样东方落后国家和落后国家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开辟了道路。时空不再成为障碍。
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开花和结果，还得之于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吸收和改造了几千年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创立的最进步的文化思想体系，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内，本身所具有的与世界上各种优秀思想文化天然契合的亲和力，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开放的动态思想体系。作为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向新的认识、新的思想观念开放、不排斥一切合理认识和科学观念；相反却倡导把合理认识和科学观念拿来为我所用，加以借鉴，补充自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向时代、向现实、向实践开放。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形成，靠实践的推动而发展，它必然也必须紧紧跟随实践的步伐，不断容纳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结论，与时俱进并不失各国的特色。对此，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斗争中，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有不同于俄国。”[5]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理论，它要求在运用的过程中要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结合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在不断吸取革命实践的新经验和各国文明的精华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必然包括运用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后形成的新鲜经验。
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开放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毫无保留的接受，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前提。
二、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中的统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外来思想文化大多不能通过整体移植的方法而成活，碰撞、会同、结合，直至与中国文化血肉交融，这才是外来文化在中国摄取生命力的一般规律。[6]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在西方的思想体系，无论其研究的对象，阐述的内容，都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有很大不同，在思想进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方法上也是继承欧洲传统的思辨和逻辑论证方法，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明晰的逻辑论说工具和系统严谨的理论结构体系，[7]是个以生存体验为基础的生存论系统。然而，二者在对立中又蕴藏着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在哲学理论上存在着共同性或一致性，表现在二者在宇宙观上都是唯物的、辩证的，同样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二者在认知路线上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关怀知行关系，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宇宙观和认识路线的基本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前提和肥沃的思想土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影响很大，因为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重新创立一整套革命理论，也不是将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欧洲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照搬到中国，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接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特别是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因此，就其理论创造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握两者结合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带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和相通之处，[8]缩短了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时空距离，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的融合，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创造了条件。于是， 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不但没有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障碍，相反更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和把握，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人物毛泽东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加上超乎常人的认知能力和悟性，使毛泽东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能领会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迅速掌握唯物主义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毛泽东恰到好处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知行”“实事求是”来表达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精髓，又以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赋予传统哲学范畴以新的科学含义，浑然天成，两者形成了一种灵魂和血脉的高度融合。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和相似之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努力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着结合的共同的要求和切入点，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可能性，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过程中，离不开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努力促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实际和文化有深入、透彻的认识和了解，并将两个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比俄国共产党人更多的困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生的革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要艰巨、复杂的多。从社会性质的判断、各阶级状况分析再到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途径，诸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由于激烈的斗争环境，党员干部也没有时间和相对安定的环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加上文化水平有限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在革命的漫漫征途中，经历正反两个方面的成功与失败，经过艰辛探索，毛泽东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自身同民族文化的融合，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和民族语言来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让人们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故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9]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以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的语言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篇篇经典之作，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了在全党从思想上肃清教条主义这个大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总结出延安整风运动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为一体，从而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消极因素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不断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
人类走过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激烈动荡的时代，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和传统民族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发展的要求交织在一起，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必然引起近代知识分子们对本国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导致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这样的历史背景使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与中华文化有了碰撞、交汇、融合的机会。最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超越时空成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指南，它取代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为传统民族文化适应现代需要，摆脱生存困境，找到了一条新途径，成为民族文化创新的范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成为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典范。
（作者单位：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科学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p10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 p1513-1514
[3]任玉秋《列宁主义与现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p142
[4]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 1971.p406
[5]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84. p161
[6][7]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p92p109）
[8]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p38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 .p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