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历史学家大多以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但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本书作者李伯重先生总结了其不同于世界史的主要特点：一是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二是关注的是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三是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同时，他比较了传统的中外关系视角与全球史视角的不同。传统的中外关系史种研究对象的主体是中国和西方，研究所强调的是单向的关系，早期是从中国到西方，从16世纪开始则是从西方到中国。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看法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15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大多是间接的，但是也有直接的；不是一种方式，而是多种途径。因此，这种交往虽然终端在中西，但是实际交往过程具有全球性”。
　　1500年左右，既是西方历史上近代时期的开端，也是全球史开端的断代。以往学界的主流认为：世界的近代化就是西方的近代化及其全球扩展，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世界的近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过程，虽然西方在其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其他地区所起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

　　《火枪与账簿》选择的正是15—17世纪这一变动不居的历史时期。此时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危机四伏。与之前的繁荣安定相比，1600年以后中国的情况正如史景迁所说：“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近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近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在书中，李伯重教授将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纳入世界史上著名的“17世纪总危机”的一个部分进行考量。
　　在17世纪，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此时的东亚世界也未能幸免，表现在中日两个大国上则是：中国的明朝出现了崩溃的变局，日本也开始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终的结局明代中国未能通过这场危机，沦为失败者。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对此，李伯重先生的回答是，不仅中国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17世纪大多數国家也如此，因此中国的情况不足为奇。
　　书中从三个方面——贸易打造的世界、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文化圈的大洗牌来论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丝绸之路虽然曾是最主要的国际商路，但李伯重教授认为其经济意义不宜夸大。在15世纪之前，世界各主要地区之间并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直到大航海时代才把世界历史带入了新阶段。李伯重先生用扎实的数据分析，从商品、商人、白银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这一全球化故事中的角色和定位。
　　在军事改革方面，李伯重教授也反驳了人们通常认为的中国自发明火器之后就停滞不前的观点。认为在16世纪之前，西欧和中国两个地区各有千秋，中国尚未落伍。“经济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变化，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渗透和传播铺平了道路。”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儒家文化四大文化圈的扩大和深化中，东亚世界的文化版图遭遇大洗牌，这其中既有武力征服，文化传播，也有商业扩张。这一系列过程也伴随着角力海陆的东亚一系列的国际纷争。在这样的论述中，李伯重教授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关系，没有忽略大势所趋的历史背景，也没有着重于对既有观点的批判，而是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分析，从认识上予以说明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