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三拒“桃花运”
　　文/亚瑟
　　人都具两面性，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例外。他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同胞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夺取皇位，霸占弟媳杨氏，反映出他人性恶的一面；而他又三次了断桃花运，反映他人性善的一面。
　　据《贞观政要》记载，至少有三次桃花运，都被李世民自己了断了。第一次桃花运的了断，跟黄门侍郎王珪有关。一天，唐太宗跟王珪谈话时，指着已经成为自己嫔妃的庐江王宠姬对王珪说：“庐江王无道，杀害了她的丈夫，把她占为己有。手段残暴之极，怎么可能不败亡呢！”不料，李世民这一番原本不乏正义的感慨，却被王珪抓了个破绽：你李世民已经知道霸占他人妻子是不对的，为什么自己却做了同样的事情呢？李世民毕竟是一代明君，听了王珪的意见，“大悦，称为至善”，马上让人把那美人送回她自己家去了（《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
　　第二次桃花运的了断，跟魏征有关。魏征得知唐太宗准备纳郑仁基女儿为妃，而此女已经许配给一户姓陆的人家，便立即跑到唐太宗面前劝阻。众所周知，魏征的劝阻总是义正词严、危言耸听的，自然，这一次也不例外：“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总而言之，魏征认为，这事不符合为民父母之道，有亏圣德，是万万做不得的。一番话，说得李世民大惊失色。尽管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一班大臣都认为“大礼既行，不可中止”，陆家也上书否认跟郑家曾有婚约。但是，最终李世民还是下了一道敕命，承认自己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便颁诏纳妃，是很不对的。同时，也批评了有关官员。就是说，终结了这一次桃花运（《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附《直谏》）。
　　第三次桃花运的了断，跟他人无关。高丽使节带两美女献给李世民，李世民当时就对高丽使节说：“朕怜悯这两个女子从此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因为喜爱她们的美貌而伤她们的心，这样的事我不干。”让高丽使节把那两个美女领回去了（《贞观政要》卷八《贡赋第三十三》）。
　　乱扣洋帽子误国
　　文/雷颐
　　清末，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他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海外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
　　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工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不过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另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见，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林则徐、魏源的重要思想。今日看来不过是常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违禁背俗之作、惊世骇俗之论，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海国图志》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