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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湘西，一个不断走出沈从文、丁玲、黄永玉等大家名人的地方，给予了作者更多的“蛮霸”和“楚气”；十余载IT业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作者充分感受了IT业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体会了IT职场的春夏秋冬。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带您走进“中国第二代IT人”的世界：他们不是只懂代码、程序、项目；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呆，也不笨；还有一点可亲、可敬、可爱。
这些年，考大学容易，读大学难，找工作难。随着大学连年扩招。录取名额不断增多，只要不挑不拣，上个本科院校，是很容易的。但今天读大学，不仅收学费，而且学费不菲。按照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可能交得起学费的。找工作之难，就不赘言了。
但在我等上大学的80年代，则是考大学难，读大学容易，找工作容易。当时大学难上，原因在于不仅大学数量少，而且每所大学的录取名额还少，导致每年高考录取的指标太少。尤其我所在的湖南，是人口大省，却是高教小省。录取名额有限到什么程度?当时有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词汇，叫“预考”。它和体育比赛中的预赛性质类似，就是在正式高考前，全省举行一次统考，根据预考成绩，把考生刷下去一部分。当时我们班60多人，预考后，20人被淘汰，只有40人左右可以参加正式高考。那些在预考中被刷下来的人。不仅上不了大学，连体验高考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我所在的高中，是省重点，升学率估计不到20％。
而在今天，我所居住的城市，很一般的高中，升学率都高达90％以上。大家都能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快乐。
考学的N多快乐
不过，上大学机会大大增加的同时，上大学的有些快乐却减少了。今天的大学生们，是否还能体验到我们考学年代的如下“N多快乐”呢：
“朝为田舍郎、夕登象牙塔”金榜题名的快乐：
不用交学费反而每月学校发钱21元、发粮票、发糖票的快乐；
假期回家、衣锦还乡的快乐：
在校园内外享受“天之骄子”的美誉；
如果你不矫情、不高要求，学校所属的国家部委统一分配工作的快乐。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快乐。快乐守恒，也是一个生活的公理。
感谢父母，我一直是在原生态的环境下生活和受教育。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哥哥考上地区师专。我从他那里分享了金榜题名快乐，我也知道除了像父母一样务农。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上大学。
山野顽童读书狂
面对勤劳的兄弟姐妹，我是懒惰的，但我头脑还算清醒。学习上，我一直很努力。除了轻松学功课，做山里的孩子，偶尔和邻村的孩子打架、偷邻居家的果子、在池塘或者山洪暴发的河沟里游泳、上山采山货卖，我还从爱讲故事的爷爷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爱好：看书。因为书太少，是书就读。
我甚至看了几本上不得台面的奇书——那是同桌的兄弟，从做道士的父亲紧锁的旧木箱里偷出来的手抄书。书里的字，都是工整的毛笔小楷；还有我同桌打柴的时候，手录的山里风流男女对唱的情歌。
我博览着没封面、缺页角的群书，接受着最原生态的阅读和写作的训练，不知不觉成了感性思维偏多、喜欢附庸风雅的文科生。
做过一场作家梦
大约10来岁的时候，我已经确立了志向，当作家。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考试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作文是不错的。读到高二的时候，我面临一个问题：学文科还是理科?那时的高中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他不希望综合成绩在前10名左右的我离开他的班级，就给我进行了一次高考大现状和个人个性化分析，结论是小县城学文科考上大学的几率太低，而学理科的几率是学文科的3～4倍。而且文科生大多去的是地区师专，考上省城师大的很少，考到北京上海文科专业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1988年高考，照例是先估分再报志愿。我的分数超过了重点线。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我报桂林陆军学院，录取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这时候，我的恩师覃老师又发话了：“你的分数这么高，还喜欢舞文弄墨，可以冲击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个专业是文理兼招的，那些年，母校间或有校友爆冷考上。
“我让人把你的志愿从提前录取的批次里拿出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选人大。如果人大冲击失败，在第二批本科层次，你是稳取的。你只管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好地方，看哪所学校哪个专业你喜欢，你就随便选吧。”班主任这么一说，我顿时心花怒放，马上按他说的办。覃老师让我重新填报了志愿，重点院校写上“中国人民大学”，在一般本科一栏，我经过简单选择，填上了北京某信息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就是土豆价
1988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初四，那天刚好是我生日，北京某信息工程学院招生办在他们一张录取通知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去重点大学学哲学的梦破灭，到一个不知道的学院学信息的梦变成了现实。
什么是信息?我一无所知。我只是在家里的时候，听到父亲和朋友经常交流一些“信息”，准确地说，是“经济信息”：A县的土豆便宜，5分一斤，B县土豆行情好，1毛1斤；如果收一车2吨，运过去，可以赚钱。或者某地的水果便宜，收一车，贩运到其他地方，开始销售，赚其中的差价。
我父亲没有学过任何商业信息的知识，而且他的信息是口头交流的。几近道听途说。所以他的生意做得差强人意。由此我推想，如果我到大学学四年的信息专业，毕业后做生意，一定能赚大钱吧。
怀着“信息报家”甚至“一夜暴富”的美好愿望，我选择了“信息”专业。谁也没告诉我，“信息”的潜台词，就是计算机以及相关专业。如果我知道信息学院和信息专业，学的是非常新潮前沿的计算机技术，毕业后要做计算机技术工作，我是打死也不会选的。我的专业选择，真够昏头昏脑的。
功名酒后闯世界
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全家人马上开始准备行李，迁移户口，还简单办了几桌“功名酒”，宴请亲朋。我是全乡第一个考到北京的本科生，乡长还亲自到我家，代表乡政府，送了50元。
去上大学的时候，由于经费紧张，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去。父亲只送我到县城，我从县城坐汽车到长沙。在省城停留一两天。请长沙湖南农学院的铁杆哥们喜儿代买一张火车票，然后去北京。
到县城，碰巧我堂姐夫单位有一辆面包车到省城，我为了省钱，就临时决定搭他单位的车去长沙。但就是这个临时决定，让第一次离开县城闯荡世界的我，吃了一点苦头。
出发前，我和喜儿约定，我乘某日早班长途汽车去长沙，他准时到长途汽车站接我。
但由于我为了省钱，临时改变主意搭便车，那面包车中途走走停停，吃饭什么的，到长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喜儿在长沙汽车站等了大半天，没有接到我，就以为我更改了行程，自己回学校去了。他学校在郊外30公里的地方，晚上8点就没有公交车了。
在县城开往省城的路上，我一直很着急。但我堂姐夫家里没有人来，车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能听任他们的安排。快到省城长途汽车站时，我忽然想到妈妈给我在随身的小包里，塞过一包白沙烟。我 掏了出来，乞求司机：“我第一次到长沙，分不清东南西北。您能否送我到湖南农学院——我同学的学校?”
年少无助的我，内心是多么希望，司机大叔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不冲我是他领导的亲戚，就冲自己县里的学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能加几把油门，送我一下啊。
但是，我走出县城，闯荡世界的第一天，我对自己某一位乡党充满无限希冀的求助，被拒绝了。他，就是我堂姐夫单位的司机。
那司机，40多岁，一直不太说话，但一看就是“很社会”的人。他很不屑地拒绝了我眼巴巴的请求，临走居然还从我手中，把我握得挺紧、寄予无限期待的那盒白沙烟抽出来，拿在手里，扬长而去。
第一次感到无助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第一次到省城长沙。在那司机开着车扬长而去的那一刻，我感到异常恐惧，几乎有被抛弃的感觉。我拼命地想，我去哪里呢?去湖南农学院找同学吗?可是公交车没了。还有什么办法去吗?一定要想办法啊。我暗暗告诫自己。
我扫了一眼四周，发现对面停了好几辆很小的车，顶上挂着“出租”二字。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出租车啊!
我走了过去，鼓起勇气，憋了半天，问坐在车里等活的司机：“到农学院多少钱?”
“15块。”司机说。
“我是农学院学生。这么近还15啊。我经常坐的。学生没钱，便宜点吧。”我知道，地头蛇都欺生。虽然心里发虚，但居然还能装老练，撒出“是农学院的学生”的谎来。
“不去。”司机说。
我惶恐退下，心里开始激烈思想斗争：
在附近找个旅店，明天去农学院?我粗略估计，住店费至少20元，吃饭5元，预计25～30元。而且我不敢住!我堂哥单位的司机，都像土匪一样(他几乎是抢走了我手上的烟)；那人生地不熟的街头小店，谁敢保准不是黑店!谁保准没有人图谋我身上的“巨额资财”!我身上有600元，是很少经手的一笔巨款；我对它的安全非常担心!
一切还是靠自己
走路去?在毛主席诗词里。无限风光的长沙，对于年少的我，则是不分东南西北。问来问去，必然引起坏人注意。他们一定会跟踪我到人烟稀少处，对我下手!
我翻来覆去，思来想去，仔细权衡了一下，整理出两个可能的方案：
方案一：住店。住店费加上吃饭钱，预算估计在25元左右，但危险程度很高；
方案二：想尽办法去同学的学校。譬如破天荒坐出租车去，预算最高不过15元。因为，到了农学院喜儿那里，吃住他都可以解决。
我合计了半天，最后决定选择方案二：去农学院，打出租车去。因为这个方案不仅预算少，而且危险程度相对低。主意打定，正要再找个司机砍价。我曾经问过的那个司机忽然招手叫我过去。我忐忑不安地凑过去。他说了一通长沙调普通话，虽然不是太清楚，但意思我明白：有人去农科院，和农学院很近，可以把你捎过去。到农科院后，你自己走一段就到了。
原来的预算15元，忽然只花费三分之一。我连忙说行。
1988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坐了出租车。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出租车好小好拥挤。但我上车后的一刹那，感觉里面比那空旷恐怖的火车站还大、还安全。
但上车后，我又开始恐惧起来：司机和乘客，是不是一伙的?他们会不会把我拉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图财害命?
我正胡思乱想，心里砰砰直跳。前面的司机忽然说，到了。那副驾驶座上的乘客付款下车。我赶忙也下了，把捏在手里的汗津津的5块钱塞给司机。
“你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司机看我可怜，好心地说。
方便面也挺香的
我堂姐夫单位司机抢我手中香烟的时候，我感觉，世界是如此黑暗；而深夜里，长沙的无名司机一句话。又让我感觉。世界如此美好。
湖南农学院所在地，是离市中心很远的郊区。好像是乡下农村，马路上没有路灯。我沿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走，心中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走几步，就左右前后看，生怕蹦出一个小说里描绘的绿林劫匪，或者妖娆狐仙。
在黑暗中，我忍受恐惧的极限。大约走了一刻钟，看到前面灯光亮了起来，人声大了起来。我加快脚步，看到了一个大院的门。走进一看，大门右侧，挂了一块牌子，上书“湖南农学院”五个大字。我心中悬着的一颗石头终于落地。
我兴高采烈地找到喜儿的宿舍。他都快睡觉了，莫名惊诧。他给我一拳，说：“你怎么找来的?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害我在火车站等了一天!”
“啥也别说了，给我点吃的。”我说。
但时间太晚了，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了。喜儿找了一个杯子，居然是可以通电的杯子，煮一块很硬的面给我吃。因为到省城后，迷失了方向，受了惊吓，好久都没感觉饿。到喜儿宿舍的那一刻，忽然放松下来。感觉那硬硬的面条，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吃完了，喜儿告诉我。那叫方便面。
这些年，考大学容易，读大学难，找工作难。随着大学连年扩招。录取名额不断增多，只要不挑不拣，上个本科院校，是很容易的。但今天读大学，不仅收学费，而且学费不菲。按照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可能交得起学费的。找工作之难，就不赘言了。
但在我等上大学的80年代，则是考大学难，读大学容易，找工作容易。当时大学难上，原因在于不仅大学数量少，而且每所大学的录取名额还少，导致每年高考录取的指标太少。尤其我所在的湖南，是人口大省，却是高教小省。录取名额有限到什么程度?当时有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词汇，叫“预考”。它和体育比赛中的预赛性质类似，就是在正式高考前，全省举行一次统考，根据预考成绩，把考生刷下去一部分。当时我们班60多人，预考后，20人被淘汰，只有40人左右可以参加正式高考。那些在预考中被刷下来的人。不仅上不了大学，连体验高考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我所在的高中，是省重点，升学率估计不到20％。
而在今天，我所居住的城市，很一般的高中，升学率都高达90％以上。大家都能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快乐。
考学的N多快乐
不过，上大学机会大大增加的同时，上大学的有些快乐却减少了。今天的大学生们，是否还能体验到我们考学年代的如下“N多快乐”呢：
“朝为田舍郎、夕登象牙塔”金榜题名的快乐：
不用交学费反而每月学校发钱21元、发粮票、发糖票的快乐；
假期回家、衣锦还乡的快乐：
在校园内外享受“天之骄子”的美誉；
如果你不矫情、不高要求，学校所属的国家部委统一分配工作的快乐。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快乐。快乐守恒，也是一个生活的公理。
感谢父母，我一直是在原生态的环境下生活和受教育。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哥哥考上地区师专。我从他那里分享了金榜题名快乐，我也知道除了像父母一样务农。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上大学。
山野顽童读书狂
面对勤劳的兄弟姐妹，我是懒惰的，但我头脑还算清醒。学习上，我一直很努力。除了轻松学功课，做山里的孩子，偶尔和邻村的孩子打架、偷邻居家的果子、在池塘或者山洪暴发的河沟里游泳、上山采山货卖，我还从爱讲故事的爷爷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爱好：看书。因为书太少，是书就读。
我甚至看了几本上不得台面的奇书——那是同桌的兄弟，从做道士的父亲紧锁的旧木箱里偷出来的手抄书。书里的字，都是工整的毛笔小楷；还有我同桌打柴的时候，手录的山里风流男女对唱的情歌。
我博览着没封面、缺页角的群书，接受着最原生态的阅读和写作的训练，不知不觉成了感性思维偏多、喜欢附庸风雅的文科生。
做过一场作家梦
大约10来岁的时候，我已经确立了志向，当作家。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考试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作文是不错的。读到高二的时候，我面临一个问题：学文科还是理科?那时的高中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他不希望综合成绩在前10名左右的我离开他的班级，就给我进行了一次高考大现状和个人个性化分析，结论是小县城学文科考上大学的几率太低，而学理科的几率是学文科的3～4倍。而且文科生大多去的是地区师专，考上省城师大的很少，考到北京上海文科专业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1988年高考，照例是先估分再报志愿。我的分数超过了重点线。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我报桂林陆军学院，录取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这时候，我的恩师覃老师又发话了：“你的分数这么高，还喜欢舞文弄墨，可以冲击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个专业是文理兼招的，那些年，母校间或有校友爆冷考上。
“我让人把你的志愿从提前录取的批次里拿出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选人大。如果人大冲击失败，在第二批本科层次，你是稳取的。你只管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好地方，看哪所学校哪个专业你喜欢，你就随便选吧。”班主任这么一说，我顿时心花怒放，马上按他说的办。覃老师让我重新填报了志愿，重点院校写上“中国人民大学”，在一般本科一栏，我经过简单选择，填上了北京某信息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就是土豆价
1988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初四，那天刚好是我生日，北京某信息工程学院招生办在他们一张录取通知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去重点大学学哲学的梦破灭，到一个不知道的学院学信息的梦变成了现实。
什么是信息?我一无所知。我只是在家里的时候，听到父亲和朋友经常交流一些“信息”，准确地说，是“经济信息”：A县的土豆便宜，5分一斤，B县土豆行情好，1毛1斤；如果收一车2吨，运过去，可以赚钱。或者某地的水果便宜，收一车，贩运到其他地方，开始销售，赚其中的差价。
我父亲没有学过任何商业信息的知识，而且他的信息是口头交流的。几近道听途说。所以他的生意做得差强人意。由此我推想，如果我到大学学四年的信息专业，毕业后做生意，一定能赚大钱吧。
怀着“信息报家”甚至“一夜暴富”的美好愿望，我选择了“信息”专业。谁也没告诉我，“信息”的潜台词，就是计算机以及相关专业。如果我知道信息学院和信息专业，学的是非常新潮前沿的计算机技术，毕业后要做计算机技术工作，我是打死也不会选的。我的专业选择，真够昏头昏脑的。
功名酒后闯世界
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全家人马上开始准备行李，迁移户口，还简单办了几桌“功名酒”，宴请亲朋。我是全乡第一个考到北京的本科生，乡长还亲自到我家，代表乡政府，送了50元。
去上大学的时候，由于经费紧张，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去。父亲只送我到县城，我从县城坐汽车到长沙。在省城停留一两天。请长沙湖南农学院的铁杆哥们喜儿代买一张火车票，然后去北京。
到县城，碰巧我堂姐夫单位有一辆面包车到省城，我为了省钱，就临时决定搭他单位的车去长沙。但就是这个临时决定，让第一次离开县城闯荡世界的我，吃了一点苦头。
出发前，我和喜儿约定，我乘某日早班长途汽车去长沙，他准时到长途汽车站接我。
但由于我为了省钱，临时改变主意搭便车，那面包车中途走走停停，吃饭什么的，到长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喜儿在长沙汽车站等了大半天，没有接到我，就以为我更改了行程，自己回学校去了。他学校在郊外30公里的地方，晚上8点就没有公交车了。
在县城开往省城的路上，我一直很着急。但我堂姐夫家里没有人来，车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能听任他们的安排。快到省城长途汽车站时，我忽然想到妈妈给我在随身的小包里，塞过一包白沙烟。我 掏了出来，乞求司机：“我第一次到长沙，分不清东南西北。您能否送我到湖南农学院——我同学的学校?”
年少无助的我，内心是多么希望，司机大叔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不冲我是他领导的亲戚，就冲自己县里的学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能加几把油门，送我一下啊。
但是，我走出县城，闯荡世界的第一天，我对自己某一位乡党充满无限希冀的求助，被拒绝了。他，就是我堂姐夫单位的司机。
那司机，40多岁，一直不太说话，但一看就是“很社会”的人。他很不屑地拒绝了我眼巴巴的请求，临走居然还从我手中，把我握得挺紧、寄予无限期待的那盒白沙烟抽出来，拿在手里，扬长而去。
第一次感到无助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第一次到省城长沙。在那司机开着车扬长而去的那一刻，我感到异常恐惧，几乎有被抛弃的感觉。我拼命地想，我去哪里呢?去湖南农学院找同学吗?可是公交车没了。还有什么办法去吗?一定要想办法啊。我暗暗告诫自己。
我扫了一眼四周，发现对面停了好几辆很小的车，顶上挂着“出租”二字。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出租车啊!
我走了过去，鼓起勇气，憋了半天，问坐在车里等活的司机：“到农学院多少钱?”
“15块。”司机说。
“我是农学院学生。这么近还15啊。我经常坐的。学生没钱，便宜点吧。”我知道，地头蛇都欺生。虽然心里发虚，但居然还能装老练，撒出“是农学院的学生”的谎来。
“不去。”司机说。
我惶恐退下，心里开始激烈思想斗争：
在附近找个旅店，明天去农学院?我粗略估计，住店费至少20元，吃饭5元，预计25～30元。而且我不敢住!我堂哥单位的司机，都像土匪一样(他几乎是抢走了我手上的烟)；那人生地不熟的街头小店，谁敢保准不是黑店!谁保准没有人图谋我身上的“巨额资财”!我身上有600元，是很少经手的一笔巨款；我对它的安全非常担心!
一切还是靠自己
走路去?在毛主席诗词里。无限风光的长沙，对于年少的我，则是不分东南西北。问来问去，必然引起坏人注意。他们一定会跟踪我到人烟稀少处，对我下手!
我翻来覆去，思来想去，仔细权衡了一下，整理出两个可能的方案：
方案一：住店。住店费加上吃饭钱，预算估计在25元左右，但危险程度很高；
方案二：想尽办法去同学的学校。譬如破天荒坐出租车去，预算最高不过15元。因为，到了农学院喜儿那里，吃住他都可以解决。
我合计了半天，最后决定选择方案二：去农学院，打出租车去。因为这个方案不仅预算少，而且危险程度相对低。主意打定，正要再找个司机砍价。我曾经问过的那个司机忽然招手叫我过去。我忐忑不安地凑过去。他说了一通长沙调普通话，虽然不是太清楚，但意思我明白：有人去农科院，和农学院很近，可以把你捎过去。到农科院后，你自己走一段就到了。
原来的预算15元，忽然只花费三分之一。我连忙说行。
1988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坐了出租车。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出租车好小好拥挤。但我上车后的一刹那，感觉里面比那空旷恐怖的火车站还大、还安全。
但上车后，我又开始恐惧起来：司机和乘客，是不是一伙的?他们会不会把我拉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图财害命?
我正胡思乱想，心里砰砰直跳。前面的司机忽然说，到了。那副驾驶座上的乘客付款下车。我赶忙也下了，把捏在手里的汗津津的5块钱塞给司机。
“你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司机看我可怜，好心地说。
方便面也挺香的
我堂姐夫单位司机抢我手中香烟的时候，我感觉，世界是如此黑暗；而深夜里，长沙的无名司机一句话。又让我感觉。世界如此美好。
湖南农学院所在地，是离市中心很远的郊区。好像是乡下农村，马路上没有路灯。我沿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走，心中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走几步，就左右前后看，生怕蹦出一个小说里描绘的绿林劫匪，或者妖娆狐仙。
在黑暗中，我忍受恐惧的极限。大约走了一刻钟，看到前面灯光亮了起来，人声大了起来。我加快脚步，看到了一个大院的门。走进一看，大门右侧，挂了一块牌子，上书“湖南农学院”五个大字。我心中悬着的一颗石头终于落地。
我兴高采烈地找到喜儿的宿舍。他都快睡觉了，莫名惊诧。他给我一拳，说：“你怎么找来的?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害我在火车站等了一天!”
“啥也别说了，给我点吃的。”我说。
但时间太晚了，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了。喜儿找了一个杯子，居然是可以通电的杯子，煮一块很硬的面给我吃。因为到省城后，迷失了方向，受了惊吓，好久都没感觉饿。到喜儿宿舍的那一刻，忽然放松下来。感觉那硬硬的面条，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吃完了，喜儿告诉我。那叫方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