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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十天半月打个电话去看看周老，聊聊天，成了我生活的一个内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我正帮他写传记，编辑整理西战团的团史，更是这个可爱的老头儿让人亲切让人惦念，从跟他的闲谈中我能有所收获。最近一次见到周老还是在春节前，90岁的周老依然精力充沛，依然从早忙到晚，或审阅修改书稿，或应邀写字，或出席必要的活动会议。我嘱咐周老再忙也别熬夜了，周老说：昨晚睡得早。我问：几点？周老说：1点。我笑了：不早得几点呢？周老虽然睡得很晚，起得却很早，通常9点半就已经吃过早饭了。想象中90岁的老人应该是年迈龙钟了，但周老看上去顶多六七十岁，肢体灵活，思维敏捷，只是听力上要借助一下助听器。生活起居全是自理，一个小保姆负责打扫卫生做做饭。
他是让人一见就觉得可爱就喜欢的一类老头，没有架子，没有做派，健谈而平和。跟他一起谈话，不知不觉就忘了他是一个部级领导，感觉是跟一个学者一个长辈在交流。透过他的个人经历，就能对中国近代文艺史了解一个大概。因为建国以来，周老在文化部从事各级领导工作长达40多年。这40多年的经历，是和新中国的整个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文革”前17年，“文革”后20年，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过许多对艺术事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大工程、对全局有影响的大活动。承担这些工程和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具体的组织者，绝大多数是落在周老肩上的。可以说他是新中国在艺术活动方面处于领导岗位最持久、最活跃，承担重担最多的人。无疑，也是对建国后艺术事业的发展、艺术创作、艺术活动的繁荣，有过大功劳、大贡献，立下过特殊的历史功绩的。
戏称是“打杂工”
周巍峙虽然曾经是堂堂的文化部代部长，虽然现在依然是堂堂的文联主席，但提起他的名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晓。可要说是王昆的丈夫，那就没有人不知道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的名声远比一个艺术领导者要大得多。
其实，周巍峙的名声曾经不在王昆之下。“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说唱着流行歌曲长大的年轻一代，未必关注这支久远的歌是谁的作曲。可是当年这激昂的旋律曾经鼓舞了许许多多浴血杀敌的赴朝战士，激励过全国人民投身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周巍峙的名字也和这首战歌一样响彻祖国大江南北。
如果周巍峙当初不是做了行政领导，坚持从事音乐艺术，那现在肯定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了。他酷爱音乐，并且具备很高的音乐天赋，做一个优秀的作曲家或音乐指挥是他一生的理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在邹韬奋、李公朴、艾思奇、柳等人的影响和指导下，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把音乐和社会活动相结合，运用音乐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工作。他在工人、学生、店员中组织大量群众歌咏队，进行教歌活动。1935年，他参加了由田汉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组”，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青春的热情和革命的激情，鼓动着他写出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起来，铁的兄弟》等许多昂扬奋进的歌曲，他还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救亡歌曲专辑《中国呼声集》。在华北前线，他更是运用音乐这个极富鼓动性的武器组织民众，抗战救亡。1939年冬天，他在敌后首次成功指挥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无论是在抗日前线还是解放战争的紧张艰苦环境中，他都是一方面把担当的文艺领导工作做好，同时忙里偷闲地参加群众歌曲、合唱及歌剧创作，还兼任作曲课的教学工作，由此可见他对音乐艺术的执著追求。1950年创作的名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正是这种长期执著追求的成果。
人这一生，如果爱好和工作能够完美地结合统一，那真是幸运和福分。周巍峙的妻子，著名歌唱家王昆就是这样一个有福之人。相比之下，周巍峙就没那么幸运了，行政工作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30年代末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主任。40年代任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北岳区文委委员、文联宣传部长、音协主席、鲁艺文工团副团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连续两届中国文联主席，变换的“工种”繁杂，岗位一个换一个。工作的覆盖面遍及戏曲、话剧、歌剧、曲艺、杂技、美术、音乐、艺术教育、群众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所以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曾很有风趣地对他说：“我是国务院总理，是国家的总理；你是艺术局局长，是艺术界的总理。”
“来自贫寒家，混迹文苑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这是周老60多岁时的自嘲。无论如何评价周老的精彩人生，都不如他自己概括的这20个字来得轻省和干净。他的同事和部下也都认为，作为领导者的周巍峙，他的确是一个“杂家”，一个非常出色的“打杂工”。而他钟爱的音乐渐渐成了“业余”，而且职务越高工作越杂，离音乐创作越远。人对于职业的选择很像是选择婚姻，幸运的永远是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阴差阳错。
看到别人在音乐创作上有所建树，在音乐理论上有所发展，周巍峙是否心痒过呢？我想是肯定的，他说自己“一生打杂终不悔”，毕竟还是有一个“悔”字在里头。但是，对于从年轻时起就受共产主义教育和熏陶的那一代人而言，个人的爱好从来是服从革命需要的，没什么价钱好讲。所谓：“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解放初期周巍峙刚被任命为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时候，夫人王昆曾经跟周恩来总理直截了当地提出过不要让周巍峙当官，让他去干业务，写写曲子。周总理当时大笑说：“现在是人民当政，当家做主人，总要有人做官办事，人民的官，共产党员不能不当啊。我不是长期当官吗？像他既懂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还不好找呢。”周总理这一句话， 便叫周巍峙一心一意扑在文艺领导工作上了，因为他太崇敬周总理了。“我从打杂中了解人生，获得知识，丰富兴趣，提高修养，应该说是大有所得，小有所失。”周巍峙说。人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想明白了也就无所遗憾，无所后悔了。
不过，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他还是创作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十里长街送总理》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并在中央的实验歌剧院主持了《刘胡兰以槐荫记》和《草原之歌》等不同风格的新歌剧的创作和演出。更值得称道的还有他领导创作和演出的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这些里程碑式的巨作，说明周巍峙不仅是一位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同时仍然是一位革命音乐运动的倡导者 , 一位有影响的作曲家、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
争取长寿，但随时准备着
周老深有感情的两个地方，一是上海，一是唐县。前年我有幸陪同周老旧地重游。
周老祖籍是浙江台东，现在家住北京，去上海，应该是“去”，但周老总习惯说“回“上海。这一个“回”字流露了无限的故乡之情，青少年时代的周巍峙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给了他苦难也给了他觉醒，上海之于周老是和成长的摇篮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相反，祖籍台东在他的记忆里是遥远而模糊的。
周老每次回上海都住在位于延安西路的文艺宾馆，尽管这里设施陈旧，上海的豪华宾馆又比比皆是，但周老从来不换地方。他把文艺宾馆当家，照他的说法：这是自己的宾馆。因为常来常往，这儿的服务生都跟他很熟悉。
上海永年路149弄28号，是当年周老一家人来到上海的第一居所。尽管听周老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这幢老房子，但设身处地，还是叫我吃惊不小。
随周老见识老屋，探望老屋现在的主人，让我得以有机会好好领略了上海普通百姓的住房—石窟门，在此之前，我无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它里面的模样。每次来上海，从高楼大厦俯视下面的一片片低矮的民居，竹竿挑挂的花花绿绿和穿梭的人群，叫人充满好奇，十分想接近它们。
一迈进门槛，人便被黑暗淹没。稍稍定睛，方能看清哪是灶房哪是楼梯。楼梯又陡又窄，台阶之间又高，真叫“爬”楼。年轻人上去都生怕跌下来，上了年纪肯定是上不去下不来。周老小心翼翼地爬到三层，楼上比楼下光明很多。
三层前楼的房子大约十平米，就是周老童年的家。楼上有一个晒台，周老当年曾站在晒台上学剑，一心想当周一直住到今天。唐家的女主人还健在，今年88岁，姓施，一头银发。周老和施老太太相约活到百岁。
河北唐县是妻子王昆的老家，是周老当年和王昆结缘的地方。
1939年西战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周巍峙率团到唐县一带演出，有人给他推荐说，唐县有一个年方十四的小妞儿歌唱得特好。周巍峙偏爱音乐人才，而且发现、吸收人才壮大西战团又是他分内的事。于是周巍峙安排了一次“面试”—听王昆在群众大会上唱歌。
王昆不知道台下有西战团的“考官”，但她那天心情特别好，一甩短发，大步流星走上台，唱了一曲她的“保留节目”《松花江上》。掌声中又唱了一曲《江水红》。
“混”在人群中的周巍峙笑了，“好苗子，好苗子……”
王昆进了西战团，爱情的种子也悄悄在俩人间萌发。有人赞扬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是：“伯乐推荐百灵嗓，歌声换来意中人。”周老回忆说：我们那时不可能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罗曼蒂克，因走路的时间比住下的时间长，即使成为夫妻之后，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在一起的机会仍然很少。解放后她在中国歌剧院工作，后来去了东方歌舞团，常在外地演出或学习，我在文化部工作，也因常常外出或出国，真正在一起多的竟是“文革”后期，有三年我们完全生活在一起，一起锻炼身体，一起挨批，也一起商量对付“四人帮”，保护革命同志，我们家的特点是“个人管个人”。
60多年过去了，夫妻再次共同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下车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村庄，见到了一位上岁数的老乡，老乡叫康振山，他说当年他是游击队长，“我带着游击队在村北头打仗，两支机枪换着打。三个多小时。谁不敢去我去，我是党员。死了也不怕，我是为革命啊”。他说他立过二等功，得到过好多奖状，撸起胳膊让我们看他的伤。周巍峙说，他讲的是百团大战。当年我们西战团也参加了，我们是做瓦解工作，到敌人的炮楼里找反共先锋队队长谈话，要他们老老实实呆在炮楼里。康振山说，解放以后他把证件弄丢了，无法证明伤残，所以一直享受不到政府的优待。周巍峙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回京后马上跟有关部门交涉，给他做了补偿。
老乡带我们到一户叫康中梅的老年妇女家，她因为摔了一跤正躺在床上。
听说是王昆来了，她别提多高兴。“记得王昆吗？”“着实记得她。黄褂子，青裤子。”“黄河大合唱？”“记得。”
她说她比王昆大一岁，80多了。抗战时也演戏，在村里做宣传工作。她兴奋地唱道：“水连水，山连山，日本鬼子可不沾（不好）……”王昆带着她一起唱。
周老回忆说： 1940年百团大战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村住了两个月，演出过黄河大合唱，还办过乡村艺术干部学校，简称乡艺班。乡艺班有100多人，我们教得很专业，基本知识、创作方法，我那时是校长，同时办两个学校，第一乡艺班，第二乡艺班。
我问周老是否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周老动情地说：“我记不得过去住的房子了，好像是北屋，一个小院子。她（指姓康的那位老年妇女）还能记得歌名，不容易，是真有感情。这儿老人不多了，能找到这么几个，不简单了。”
在乡村的大路上，周巍峙夫妇和老乡们合影留念。周巍峙与王昆都已到了生命的晚年，风雨同舟进入人生的暮年的两位老人，本可以厮守不分离，好好颐养天年，但他们却仍然保持着固有的生活模式，因为还得各忙各的事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位老人之间的相爱弥坚。王昆曾无比动情地说：“进入老年以来，常听到老伴儿说：‘我已90岁了，争取长寿，但随时准备着。”我却对老伴儿说：“不！不！你要好好活着，你绝不能先我而去，哪怕我比你早走一天也好。因为，他一生做的工作太多太多，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太多太多，有人称他是新中国文化部艺术管理方面的‘百科全书’和‘活字典’。我没能力给他写一个准确的生平，以昭告他各个时期的同事和战友；我无法写尽他那无处不在的对文艺事业的忠诚和他那 ‘清教徒’式的生活心态下所产生的故事。家里堆积着他浩瀚如海般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和史料，我无法为他整理妥帖……”
戏称是“三有限主人”
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半用来创造生活，一半应该享受生活。周老似乎是个例外，90岁高龄的他仍然不顾劳累地工作着。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家一贯就是工作场所。他不是不会享受，楼下花园里散散步遛遛鸟逗逗孙子，谁不知道悠闲自在。但是，他没有时间去享受，他身后彷佛是什么催促着他，时不我待，该做的事都还没有做完。有时在楼下走一走他都走不踏实，急着回来做事。儿子知道老子除了公事，难得下楼，就把家里的阳台装修成一个花房，里面有花有鸟有盆景，是一个沏杯茶听听音乐的好地方。可是这花房自从有了，周老还难得有一份雅兴。他的晚年生活跟不是晚年的生活没有区别，不同的只是人生所剩下的时间更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周老戏称自己是“三有限主人”。
他这么解释三有限：
一、老年人知识有限，学习更应主动。新的历史时期，充满许多新人新事，需要
不断补充新的知识，不能把自己关闭在一个保守的真空里，抱着与现实不协调的老经验不放。
二、老年人精力有限，思想更要洒脱。年纪大了，遇事要想得开，不要对一切看不顺眼，牢骚满腹。有意见就提，在适当的场合敞开心扉谈谈，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要生闲气，更不要生闷气，这是很伤人的。
三、老年人时间有限，工作更要抓紧。大家都希望老年人健康长寿，毕竟时间不多了，因此，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尽自己所能多做些事。时间那么宝贵，怎能白白浪费掉呢？
“80年的征程，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时走路扭扭歪歪，摇摇晃晃，看样子实在幼稚可笑；有时又是步履维艰，欲进不能，自有一腔激愤。自幸人生目标早已定了，大的方向总算没有偏离。年老了，也从这些不平常的生活当中，有了一点‘悟性’。”（《周老80岁有感》）
近两年，周老查出患有糖尿病，还因此住过一两回医院。但这好像并没影响他熬夜和出差，每天按时拿出针药自己往肚皮上一扎，就什么都OK了。谈到对健康的认识，周老自有他的一番理解，他说，一个人首先要精神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生充满矛盾，对纷繁的琐事和难题，要有积极的淡化意识，理解他人，解脱自己。同时坚信，事物在变化，凡事终能解决，这样就不会走进死胡同了。如此说来，对健康的认识说到底是对人生的认识。周老的客厅里挂有一幅书法“有容乃大”。我喜欢这句话，我同时还喜欢“无欲则刚”。周老告诉我：这两句话完整的是16个字：“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立壁千仞，无欲则刚”。一个讲胸怀，一个讲性格。我觉得周老就有这样的胸怀和性格。
高寿之人必有养生之道。周老说：“养生方式方法万不可模仿，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因此应各有各的养生理念。我常用的方法极简单：静坐，意守丹田。此方法简便易行，随时可意守，随时可放开，对事务缠身的人最合适。排除、解脱、淡化心神之烦忧、杂念，就可以清爽地思考、做事了。”周老还有一个独特的清神醒脑的办法是摆扑克，晚上干活困了累了，拿出扑克牌摆上一把，立马就见效。周老还是一个集邮爱好者，他积攒的邮票相当客观，只是现在他少有心思顾及集邮了。
“乱发抓更少，混是荒坡草，人恒知难进，我能不服老。”周老调侃地吟道。老年的他身上更多了一点幽默而调皮的味道，很是讨人喜欢。不跟他说的事，他绝不过问，更不干涉；有求于他的事，他从不拒绝。这大概就叫返老还童吧。
周老说：“我这辈子是蛮有写头的，现在太忙，等闲下来写点自传。”可是活到老忙到老的他，至今也没有能闲下来，所以写自传的愿望只好由他人代劳。
他是让人一见就觉得可爱就喜欢的一类老头，没有架子，没有做派，健谈而平和。跟他一起谈话，不知不觉就忘了他是一个部级领导，感觉是跟一个学者一个长辈在交流。透过他的个人经历，就能对中国近代文艺史了解一个大概。因为建国以来，周老在文化部从事各级领导工作长达40多年。这40多年的经历，是和新中国的整个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文革”前17年，“文革”后20年，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过许多对艺术事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大工程、对全局有影响的大活动。承担这些工程和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具体的组织者，绝大多数是落在周老肩上的。可以说他是新中国在艺术活动方面处于领导岗位最持久、最活跃，承担重担最多的人。无疑，也是对建国后艺术事业的发展、艺术创作、艺术活动的繁荣，有过大功劳、大贡献，立下过特殊的历史功绩的。
戏称是“打杂工”
周巍峙虽然曾经是堂堂的文化部代部长，虽然现在依然是堂堂的文联主席，但提起他的名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晓。可要说是王昆的丈夫，那就没有人不知道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的名声远比一个艺术领导者要大得多。
其实，周巍峙的名声曾经不在王昆之下。“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说唱着流行歌曲长大的年轻一代，未必关注这支久远的歌是谁的作曲。可是当年这激昂的旋律曾经鼓舞了许许多多浴血杀敌的赴朝战士，激励过全国人民投身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周巍峙的名字也和这首战歌一样响彻祖国大江南北。
如果周巍峙当初不是做了行政领导，坚持从事音乐艺术，那现在肯定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了。他酷爱音乐，并且具备很高的音乐天赋，做一个优秀的作曲家或音乐指挥是他一生的理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在邹韬奋、李公朴、艾思奇、柳等人的影响和指导下，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把音乐和社会活动相结合，运用音乐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工作。他在工人、学生、店员中组织大量群众歌咏队，进行教歌活动。1935年，他参加了由田汉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组”，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青春的热情和革命的激情，鼓动着他写出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起来，铁的兄弟》等许多昂扬奋进的歌曲，他还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救亡歌曲专辑《中国呼声集》。在华北前线，他更是运用音乐这个极富鼓动性的武器组织民众，抗战救亡。1939年冬天，他在敌后首次成功指挥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无论是在抗日前线还是解放战争的紧张艰苦环境中，他都是一方面把担当的文艺领导工作做好，同时忙里偷闲地参加群众歌曲、合唱及歌剧创作，还兼任作曲课的教学工作，由此可见他对音乐艺术的执著追求。1950年创作的名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正是这种长期执著追求的成果。
人这一生，如果爱好和工作能够完美地结合统一，那真是幸运和福分。周巍峙的妻子，著名歌唱家王昆就是这样一个有福之人。相比之下，周巍峙就没那么幸运了，行政工作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30年代末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主任。40年代任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北岳区文委委员、文联宣传部长、音协主席、鲁艺文工团副团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连续两届中国文联主席，变换的“工种”繁杂，岗位一个换一个。工作的覆盖面遍及戏曲、话剧、歌剧、曲艺、杂技、美术、音乐、艺术教育、群众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所以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曾很有风趣地对他说：“我是国务院总理，是国家的总理；你是艺术局局长，是艺术界的总理。”
“来自贫寒家，混迹文苑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这是周老60多岁时的自嘲。无论如何评价周老的精彩人生，都不如他自己概括的这20个字来得轻省和干净。他的同事和部下也都认为，作为领导者的周巍峙，他的确是一个“杂家”，一个非常出色的“打杂工”。而他钟爱的音乐渐渐成了“业余”，而且职务越高工作越杂，离音乐创作越远。人对于职业的选择很像是选择婚姻，幸运的永远是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阴差阳错。
看到别人在音乐创作上有所建树，在音乐理论上有所发展，周巍峙是否心痒过呢？我想是肯定的，他说自己“一生打杂终不悔”，毕竟还是有一个“悔”字在里头。但是，对于从年轻时起就受共产主义教育和熏陶的那一代人而言，个人的爱好从来是服从革命需要的，没什么价钱好讲。所谓：“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解放初期周巍峙刚被任命为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时候，夫人王昆曾经跟周恩来总理直截了当地提出过不要让周巍峙当官，让他去干业务，写写曲子。周总理当时大笑说：“现在是人民当政，当家做主人，总要有人做官办事，人民的官，共产党员不能不当啊。我不是长期当官吗？像他既懂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还不好找呢。”周总理这一句话， 便叫周巍峙一心一意扑在文艺领导工作上了，因为他太崇敬周总理了。“我从打杂中了解人生，获得知识，丰富兴趣，提高修养，应该说是大有所得，小有所失。”周巍峙说。人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想明白了也就无所遗憾，无所后悔了。
不过，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他还是创作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十里长街送总理》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并在中央的实验歌剧院主持了《刘胡兰以槐荫记》和《草原之歌》等不同风格的新歌剧的创作和演出。更值得称道的还有他领导创作和演出的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这些里程碑式的巨作，说明周巍峙不仅是一位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同时仍然是一位革命音乐运动的倡导者 , 一位有影响的作曲家、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
争取长寿，但随时准备着
周老深有感情的两个地方，一是上海，一是唐县。前年我有幸陪同周老旧地重游。
周老祖籍是浙江台东，现在家住北京，去上海，应该是“去”，但周老总习惯说“回“上海。这一个“回”字流露了无限的故乡之情，青少年时代的周巍峙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给了他苦难也给了他觉醒，上海之于周老是和成长的摇篮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相反，祖籍台东在他的记忆里是遥远而模糊的。
周老每次回上海都住在位于延安西路的文艺宾馆，尽管这里设施陈旧，上海的豪华宾馆又比比皆是，但周老从来不换地方。他把文艺宾馆当家，照他的说法：这是自己的宾馆。因为常来常往，这儿的服务生都跟他很熟悉。
上海永年路149弄28号，是当年周老一家人来到上海的第一居所。尽管听周老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这幢老房子，但设身处地，还是叫我吃惊不小。
随周老见识老屋，探望老屋现在的主人，让我得以有机会好好领略了上海普通百姓的住房—石窟门，在此之前，我无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它里面的模样。每次来上海，从高楼大厦俯视下面的一片片低矮的民居，竹竿挑挂的花花绿绿和穿梭的人群，叫人充满好奇，十分想接近它们。
一迈进门槛，人便被黑暗淹没。稍稍定睛，方能看清哪是灶房哪是楼梯。楼梯又陡又窄，台阶之间又高，真叫“爬”楼。年轻人上去都生怕跌下来，上了年纪肯定是上不去下不来。周老小心翼翼地爬到三层，楼上比楼下光明很多。
三层前楼的房子大约十平米，就是周老童年的家。楼上有一个晒台，周老当年曾站在晒台上学剑，一心想当周一直住到今天。唐家的女主人还健在，今年88岁，姓施，一头银发。周老和施老太太相约活到百岁。
河北唐县是妻子王昆的老家，是周老当年和王昆结缘的地方。
1939年西战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周巍峙率团到唐县一带演出，有人给他推荐说，唐县有一个年方十四的小妞儿歌唱得特好。周巍峙偏爱音乐人才，而且发现、吸收人才壮大西战团又是他分内的事。于是周巍峙安排了一次“面试”—听王昆在群众大会上唱歌。
王昆不知道台下有西战团的“考官”，但她那天心情特别好，一甩短发，大步流星走上台，唱了一曲她的“保留节目”《松花江上》。掌声中又唱了一曲《江水红》。
“混”在人群中的周巍峙笑了，“好苗子，好苗子……”
王昆进了西战团，爱情的种子也悄悄在俩人间萌发。有人赞扬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是：“伯乐推荐百灵嗓，歌声换来意中人。”周老回忆说：我们那时不可能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罗曼蒂克，因走路的时间比住下的时间长，即使成为夫妻之后，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在一起的机会仍然很少。解放后她在中国歌剧院工作，后来去了东方歌舞团，常在外地演出或学习，我在文化部工作，也因常常外出或出国，真正在一起多的竟是“文革”后期，有三年我们完全生活在一起，一起锻炼身体，一起挨批，也一起商量对付“四人帮”，保护革命同志，我们家的特点是“个人管个人”。
60多年过去了，夫妻再次共同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下车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村庄，见到了一位上岁数的老乡，老乡叫康振山，他说当年他是游击队长，“我带着游击队在村北头打仗，两支机枪换着打。三个多小时。谁不敢去我去，我是党员。死了也不怕，我是为革命啊”。他说他立过二等功，得到过好多奖状，撸起胳膊让我们看他的伤。周巍峙说，他讲的是百团大战。当年我们西战团也参加了，我们是做瓦解工作，到敌人的炮楼里找反共先锋队队长谈话，要他们老老实实呆在炮楼里。康振山说，解放以后他把证件弄丢了，无法证明伤残，所以一直享受不到政府的优待。周巍峙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回京后马上跟有关部门交涉，给他做了补偿。
老乡带我们到一户叫康中梅的老年妇女家，她因为摔了一跤正躺在床上。
听说是王昆来了，她别提多高兴。“记得王昆吗？”“着实记得她。黄褂子，青裤子。”“黄河大合唱？”“记得。”
她说她比王昆大一岁，80多了。抗战时也演戏，在村里做宣传工作。她兴奋地唱道：“水连水，山连山，日本鬼子可不沾（不好）……”王昆带着她一起唱。
周老回忆说： 1940年百团大战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村住了两个月，演出过黄河大合唱，还办过乡村艺术干部学校，简称乡艺班。乡艺班有100多人，我们教得很专业，基本知识、创作方法，我那时是校长，同时办两个学校，第一乡艺班，第二乡艺班。
我问周老是否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周老动情地说：“我记不得过去住的房子了，好像是北屋，一个小院子。她（指姓康的那位老年妇女）还能记得歌名，不容易，是真有感情。这儿老人不多了，能找到这么几个，不简单了。”
在乡村的大路上，周巍峙夫妇和老乡们合影留念。周巍峙与王昆都已到了生命的晚年，风雨同舟进入人生的暮年的两位老人，本可以厮守不分离，好好颐养天年，但他们却仍然保持着固有的生活模式，因为还得各忙各的事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位老人之间的相爱弥坚。王昆曾无比动情地说：“进入老年以来，常听到老伴儿说：‘我已90岁了，争取长寿，但随时准备着。”我却对老伴儿说：“不！不！你要好好活着，你绝不能先我而去，哪怕我比你早走一天也好。因为，他一生做的工作太多太多，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太多太多，有人称他是新中国文化部艺术管理方面的‘百科全书’和‘活字典’。我没能力给他写一个准确的生平，以昭告他各个时期的同事和战友；我无法写尽他那无处不在的对文艺事业的忠诚和他那 ‘清教徒’式的生活心态下所产生的故事。家里堆积着他浩瀚如海般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和史料，我无法为他整理妥帖……”
戏称是“三有限主人”
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半用来创造生活，一半应该享受生活。周老似乎是个例外，90岁高龄的他仍然不顾劳累地工作着。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家一贯就是工作场所。他不是不会享受，楼下花园里散散步遛遛鸟逗逗孙子，谁不知道悠闲自在。但是，他没有时间去享受，他身后彷佛是什么催促着他，时不我待，该做的事都还没有做完。有时在楼下走一走他都走不踏实，急着回来做事。儿子知道老子除了公事，难得下楼，就把家里的阳台装修成一个花房，里面有花有鸟有盆景，是一个沏杯茶听听音乐的好地方。可是这花房自从有了，周老还难得有一份雅兴。他的晚年生活跟不是晚年的生活没有区别，不同的只是人生所剩下的时间更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周老戏称自己是“三有限主人”。
他这么解释三有限：
一、老年人知识有限，学习更应主动。新的历史时期，充满许多新人新事，需要
不断补充新的知识，不能把自己关闭在一个保守的真空里，抱着与现实不协调的老经验不放。
二、老年人精力有限，思想更要洒脱。年纪大了，遇事要想得开，不要对一切看不顺眼，牢骚满腹。有意见就提，在适当的场合敞开心扉谈谈，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不要生闲气，更不要生闷气，这是很伤人的。
三、老年人时间有限，工作更要抓紧。大家都希望老年人健康长寿，毕竟时间不多了，因此，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尽自己所能多做些事。时间那么宝贵，怎能白白浪费掉呢？
“80年的征程，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时走路扭扭歪歪，摇摇晃晃，看样子实在幼稚可笑；有时又是步履维艰，欲进不能，自有一腔激愤。自幸人生目标早已定了，大的方向总算没有偏离。年老了，也从这些不平常的生活当中，有了一点‘悟性’。”（《周老80岁有感》）
近两年，周老查出患有糖尿病，还因此住过一两回医院。但这好像并没影响他熬夜和出差，每天按时拿出针药自己往肚皮上一扎，就什么都OK了。谈到对健康的认识，周老自有他的一番理解，他说，一个人首先要精神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生充满矛盾，对纷繁的琐事和难题，要有积极的淡化意识，理解他人，解脱自己。同时坚信，事物在变化，凡事终能解决，这样就不会走进死胡同了。如此说来，对健康的认识说到底是对人生的认识。周老的客厅里挂有一幅书法“有容乃大”。我喜欢这句话，我同时还喜欢“无欲则刚”。周老告诉我：这两句话完整的是16个字：“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立壁千仞，无欲则刚”。一个讲胸怀，一个讲性格。我觉得周老就有这样的胸怀和性格。
高寿之人必有养生之道。周老说：“养生方式方法万不可模仿，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因此应各有各的养生理念。我常用的方法极简单：静坐，意守丹田。此方法简便易行，随时可意守，随时可放开，对事务缠身的人最合适。排除、解脱、淡化心神之烦忧、杂念，就可以清爽地思考、做事了。”周老还有一个独特的清神醒脑的办法是摆扑克，晚上干活困了累了，拿出扑克牌摆上一把，立马就见效。周老还是一个集邮爱好者，他积攒的邮票相当客观，只是现在他少有心思顾及集邮了。
“乱发抓更少，混是荒坡草，人恒知难进，我能不服老。”周老调侃地吟道。老年的他身上更多了一点幽默而调皮的味道，很是讨人喜欢。不跟他说的事，他绝不过问，更不干涉；有求于他的事，他从不拒绝。这大概就叫返老还童吧。
周老说：“我这辈子是蛮有写头的，现在太忙，等闲下来写点自传。”可是活到老忙到老的他，至今也没有能闲下来，所以写自传的愿望只好由他人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