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政务与中国政民关系的当代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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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微信政务成为当代政务实践的新方式,是人类社会实践长期发展的产物,其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微信的技术方面,而在于微信政务对中国政民关系当代嬗变的意义。微信政务的诞生既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又内在蕴含政民融通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微信政务在政民融通的道路上相较于传统政务服务方式下的政民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另一方面,微信政务的主客融通政民关系构建又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巨大挑战。
  关键词:微信政务;政民关系;当代嬗变
  政务微信是微信政务的技术基础和实现平台,微信政务是政务微信的实质内容和具体功能。微信政务成为当代政务实践的新形式,是人类社会实践长期发展的产物。任何人类社会实践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对于政务来说,其核心问题便是政民关系问题。因而,政务微信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微信的技术方面而在于微信政务对于中国政民关系当代嬗变的意义。这就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主客融通的哲学视角加以剖析和揭示。
  一、微信政务与中国政民关系当代嬗变之本质联系
  继2011年推出移动互联即时通信工具微信软件后,腾讯公司于2012年8月23日正式上线“微信公众平台”。2012年9月推出的“平安肇庆”成为全国第一个政务微信,引领了中国政务微信建设的风潮。2013年10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中明确要求,着力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与公众互动交流新渠道。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尤其是涉及公众重大关切的公共事件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信息,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在此推动下,全国政务微信公众号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爆炸式极速增长,而且实现了党、政、事业单位各领域全覆盖。政务微信的政务功能已由早期的信息发布、查询扩展到各个行业和部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补充甚至取代了传统政务公共服务的方式和职能,并由此凸显了中国政民关系的当代嬗变。
  政民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根本上主导了中国政民关系的历史嬗变。从夏启奴隶社会开端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由落后、封闭、滞缓的农村自然经济决定了政民关系是与宗法伦理社会相适应、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从而具有强烈的二元分离与对立的特征。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体性质以及传统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国内外资本主义工商业冲击和侵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交织,导致政民关系虽然仍以分离与对立为主,但由于面临共同的民族矛盾和民族解放任务而具有结合与统一的倾向,甚至在一定特殊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虽然通过“一化三改”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并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但由于长期的“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政民关系在形式上融合与统一占主导地位,而实质上分离与对立仍占据主导地位。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随着中国特色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加速与深化、文化自信热潮的兴起,以及全球化、互联网等的迅速发展,当代政民关系由传统主客二分对立状态进一步向主客融合汇通嬗变,由此主客融通成为当前中国政民关系的本质要求和基本趋向。
  微信政务从表象来说,是微信的政务化运用或建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政府公共服务。其内容和功能有两个基本来源,其中主要的方面是将现实社会中原有的政务内容和功能转移到微信政府公众号之中并用相适应的方式承载和表达,其次是借助微信公众平台的新技术特点和优点而创造出来的区别于现有政务公共服务的新内容和新形式。但无论对于哪一种来源,我们都不能局限于微信政务的技术层面。这是因为,从本质联系的意义上说,微信政务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当代中国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中国公民获得极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契机,导致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浑然一体、政治社会直接支配和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传统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并逐渐解体,政府为主体、大众为客体的单向度的政务方式和政民关系已经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了。微信政务的诞生正是顺应了当代社会结构转型和政民关系嬗变的总体背景以及体现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因而既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又内在蕴含政民融通的主观能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二、微信政务对中国政民关系当代嬗变之推动作用
  任何重大技术工具作为自然科学的现实具体运用,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辩证运动的产物,而且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标志和引擎进一步推动生产关系及其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其变革的根本方向是人的自由解放这一最高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在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过程中,政民关系由主客分离与对立的二分模式向主客结合与统一的融通模式转型是其中重要一环。
  微信政务作为建立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当代政务实践,充分利用了微信作为最新信息技术的特點和优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务在时间、空间和主体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推进了传统政务服务方式的巨大变革。相对于传统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微信不仅在营销手段和拓展策略上更加成功,而且在用户体验上更具有双向性、互动性、扩展性、针对性、亲密性、多维化;在传递内容上更具有私密性、即时性;在传递方式更加具有智能化、即时、高效和跨平台的灵活性[1]。正因为如此,微信自诞生以来其用户呈现出几何爆炸式增长。这就为建立在微信平台的政务服务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政务微信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而且使微信政务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政务在服务时间、服务空间、主体能力素质、服务手段等方面的条件制约。人们可以借助政务微信更加便捷、高效、自主、个性化、互动、广泛、深入地参与和完成所需政务服务。   如此一来,微信政务中的政民关系在政民融通的道路上相较于传统政务服务方式下的政民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首先,突破了传统政务服务中政府为主体的单向度状态,转而极大地推动政府树立和践行牢固的服务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改革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贯彻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使政府在微信政务中同时成为客体,其客体性质和地位相较于传统政务方式而言更加强烈和显著。
  其次,突破了传统政务服务中作为用户的社会大众的单纯受到、被服务的客体性质,从而极强地推动了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能力的发挥和主体地位的提升。在微信政务中,用户不仅是政务服务的客体,而且成为政务服务的主体;其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生动灵活地选择服务的时间、地点、所需的信息内容、具体的办事功能,而且有助于积极发挥自己的个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增强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最后,突破了传统政务服务中政府与公民之间主客分离与对立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缺陷,转而促使政府与公民之间主客融合与汇通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在微信政务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再单纯是服务与被服务的主客分离甚至对立的关系。相反,政府的角色作用主要是搭建平台和提供个性化政务服务,并深入到与民众的积极互动之中,务必自觉接受广大民众的监督、评价乃至干预、再造。因此,社会大众亦由单纯的服务对象、受众转变为同时进行自我服务的主体,而且成为政府职能改革、政服作风重塑和政府人员素质提升的积极推动力量。
  三、微信政务与中国政民关系当代嬗变之多重挑战
  凡事皆有两面性,须全面、联系、动态地辩证分析和看待。微信政务对中国政民关系当代嬗变的推动作用不应脱离其阻力和负面作用等根本挑战而被片面、静态、孤立地加以形而上学夸大以至于陷于盲目乐观主义之中。事实上,微信政务对中国政民关系由传统主客二分向主客融通模式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微信软件的异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仍不健全、传统尊官文化的遗留影响等经济、政治、文化多种因素的巨大挑战。
  第一,微信的异化。微信一方面从技术本身来说只是人们进行通信、社交、生活、政务服务等的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软件,但另一方面作为腾讯公司的项目产品,受到资本追求利润化的支配,“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这就导致微信沦为谋利手段而不可避免发生全面异化性支配。腾讯作为资本方与广大用户作为劳动方之间的异化:微信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支配;微信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异化支配;微信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支配。微信的异化必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微信政务并带来微信政务的异化。
  第二,当前我国从总体上仍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为一体,政治社会主导市民社会,市民社會缺乏独立性而处于亟待真正形成萌芽状态。在此大背景下,我国虽然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尤其在反腐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建设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封建遗留的陈规陋习和当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仍相互交织而尚有一定普遍性,这就对微信政务的建设和完善、主客融通政民关系的真正树立和贯彻落实构成巨大的障碍和阻力。
  第三,虽经过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等两次启蒙运动[2],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基本思想观念仍未扎根于中国人文化心灵的深处,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尊而贵官”以官为尊、以官为大的权力崇拜、个人迷信,宗法人伦,差等之爱以及等级秩序等观念至今仍有传承和遗留影响,这无疑对微信政务之于主客融通政民关系的构建构成了巨大挑战。
  参考文献:
  [1]王 玥,郑 磊.中国政务微信研究:特性、内容与互动[J].电子政务,2014(1):66-67.
  [2]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J].中国文化,2007(1):12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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