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时春（1508-1567），字景仁，号浚谷，平凉（今甘肃平凉市）人，嘉靖五年进士，“嘉靖八才子”之一。赵氏祖籍杭州，元朝时迁至平凉。赵时春祖父为平谷县丞，父亲为霑化县教谕。青少年时期，赵时春跟随父亲在霑化学习，嘉靖四年（1525），他从霑化回陕西参加乡试，中举人，并在次年赴京参加进士考试，高中礼部会试第一，此时年仅18。按常理，18岁的会元应该有着大好前途，可事实上赵时春却仕途坎坷，这与他被动地卷入了朝臣帮派之争有关。

壹

　　嘉靖初年，明朝廷发生了“大礼议”事件，朝臣多数卷入其中。事情的起因是，正德皇帝无子嗣，由其堂弟嘉靖皇帝继位，“兄终弟及”。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嘉靖应尊奉正德之父（即弘治皇帝）为叔父，还是皇父？今天来看，这根本就不成问题，但出于皇权和宗法正统的需要，朝臣居然要求嘉靖称弘治皇帝为“皇考”，而称自己的父母为“皇叔考”“皇叔母”。这对嘉靖来说是侮辱性的，极难做到，因此，他宁愿不做皇帝，也不愿称自己的父母为“皇叔考”“皇叔母”。于是，围绕着这一问题，以嘉靖皇帝为首的一派，与以宰相杨廷和为首的一派，展开了激烈的、长久的斗争。最终，在嘉靖皇帝的极力主张和胁迫之下，杨廷和等旧礼派失败，新礼势力占据了朝廷的显要职位。
　　嘉靖五年，会元赵时春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年轻才俊，为朝臣所瞩目。庶吉士是皇帝近臣、翰林后备军，完全有平步青云的可能。可是，嘉靖五年榜的庶吉士整体有点不幸。当时正是嘉靖皇帝取得“大礼议”阶段性胜利、锐意改革的时期，他认为庶吉士“不需教养”（《世宗实录》卷82），于是，在嘉靖六年十一月，将庶吉士外遣为部曹、知县，以致沈德符有“吉士不读书”之讥（《万历野获编》卷7）。赵时春出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庶吉士生涯也因此而终结，嘉靖八年任兵部武库司主事。虽然庶吉士生涯有点短，但无论如何，那都是赵时春中进士后一次较为光辉的经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大量阅读、写作，“尽读中秘书”，“日撰万言”（周鉴《赵时春行实》），为他以后的著述生涯奠定了基础。
　　赵时春任职刑部、兵部时，才华颖异，引起了大僚如霍韬、方献夫的关注。霍韬为嘉靖八年进士主考官，选拔出罗洪先、唐顺之等优秀人才；赵时春与罗洪先、唐顺之为莫逆之交，所以，他对霍韬也备示虔诚。方献夫与霍韬同乡，同为大礼新贵，此时方献夫任翰林侍讲学士、礼部尚书，位高权重，他向霍韬表达了想见赵时春的愿望，霍韬转达并一再催促赵时春，赵时春虽然表面答应，却从未去拜见方献夫（事见霍韬《题赵景仁卷后》一文）。可以设想，假如赵时春去拜访、投靠方献夫，那他的仕途必然会是另一种状况，但他毕竟没有这么做，由此也可以看出年轻的赵时春立身有节、不攀附权贵的品质。
　　赵时春任职刑部、兵部共三年时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得以读书赋诗，搦管论文，习骑射，谈甲兵；同时，他还广泛交游，与王慎中、唐顺之、李开先、陈束、熊过、任瀚、吕高等人频繁往来，被称为“嘉靖八才子”。这是一个青年进士的群体组合，他们才华颖异，大都有着优秀的科举成绩，其中赵时春、王慎中为嘉靖五年进士，其他六人均为嘉靖八年进士，罗洪先是状元，赵时春、唐顺之是会元，陈束、任瀚也位列二甲前三，而且嘉靖皇帝亲阅其考卷。他们有着热切的功名期待和相近的文学诉求，《四库提要》“闲居集提要”云：
　　嘉靖初，（李）开先与王慎中、唐顺之、熊过、陈束、任瀚、赵时春、吕高称“八才子”，其时慎中、顺之倡议尽洗李、何剽拟之习，而开先与时春等复羽翼之。
　　这说明，“八才子”在文學上同气相投，他们要改变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习，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诗学初唐。朱彝尊在梳理明代诗歌流变时指出：“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静志居诗话》卷21）正说明了赵时春等人诗学初唐的实质，也指出了他们在明代诗歌流变中的影响。

贰

　　嘉靖九年七月，赵时春因上书言事激怒了皇帝，被落职为民，结束了部郎生涯。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迷信方士，他见灾异频繁，于是下诏求言，希望能缓解灾变。上有所好，下必承之，许多大臣投其所好，言海晏河清者受赏，进献甘露、瑞麦、嘉禾、盐华者得褒。耿直的赵时春不忍见此丑态，遂直言上书，指斥大臣欺君罔下。嘉靖皇帝当廷责问赵时春，赵时春一时语塞，没能应对，退朝之后，他撰写奏表，说“当今之务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明史·赵时春传》）。这俨然是贾谊当年奏文的翻版，贾谊因此之而仕途坎坷，赵时春亦因此而惹怒了嘉靖皇帝，被逮捕下锦衣狱，受杖罚之刑。客观地看，嘉靖革新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的，赵时春思治心切，激切言事，以致激怒皇帝，不仅未能达到其治理社会的初衷，而且还中断了自己势头良好的仕途。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做法也正能体现出赵时春不为私己、忠诚为国的可贵气节来。
　　出狱后，伤痕累累的赵时春带病上路，深冬季节到家。在家乡，他疗伤养病，种花治园，寻山问水，同时还读书写作，等待着被重新起用的时机。十年之后（嘉靖十八年），明朝廷为太子府选僚属，吏部尚书许赞举荐霍韬、吕柟、邹守益、徐阶、赵时春、唐顺之、罗洪先等12人为宫僚，一时号称“天下名儒”（《明史》卷73）。赵时春被任为翰林院编修、司经局校书。对于许赞的荐举，赵时春心存感激，并在此后与许氏子弟密切往来。
　　司经局是东宫的下属机构，主管图书。赵时春出任宫僚，说明其学问气节得到了朝廷的肯定。而且，一同任职者，如罗洪先、唐顺之本就是一起过从的老友，后来也成为著名思想家、学者；霍韬作为詹事府长官，与赵、罗、唐亦师亦友，徐阶、邹守益也成了赵时春的一生之友。因此，出任宫僚，是赵时春生涯的第二个出彩段落。
　　但是，心系家国的赵时春再一次得罪了皇帝。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嘉靖皇帝卧病，久不临朝，“三翰林”赵时春、罗洪先、唐顺之忧时心切，遂提出让太子在正旦日临朝，接受百官朝贺。这激怒了嘉靖皇帝，说：“是料朕必不起也。”（《明史》卷283）在嘉靖看来，三人的举措似乎是暗示着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俨然成了诅咒，所以，他很快将三人除名，赵时春的宫僚生涯也画上了句号。除夕夜里，他寂寞守岁；春天伊始，他踏上了返回平凉的征程。离别前，他赠诗给罗洪先、唐顺之：“彰义门前官道柳，到时凋谢发时回。荣枯自是寻常事，闲逐春风归去来。”他在凋落的秋天返京，在柳芽初发的时节离京；一返一离间，世事无常，荣枯如柳，那就在春风中赋归去来吧！他淡泊地回家归田。

叁

　　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九年的十年，是赵时春的另一段家居岁月。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诗文，与总督翁万达、杨守礼，巡抚许论、杨博，以及前后榜进士王慎中、冯恩、张铎、黄祯、罗洪先，驻平凉的官员如太仆寺卿、苑马寺卿等频繁唱和，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日益严峻的北部边防问题，为杨守谦《紫荆考》《大宁考》、杨子统《备边杂议考》等书作序，处处流露出经邦济世的抱负。
　　嘉靖二十九年发生了有名的“庚戌之变”。是年八月，蒙古俺答部突破古北口长城，包围北京，明朝的京师驻军却不发一矢。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后，百年间仅有的一次北京城被围，形势严峻。明朝廷穷极思变，在礼部尚书徐阶等人的荐举下，赵时春被任命为兵部管营主事。接到诏令后，赵时春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于十月底奔赴北京，开启了其军旅生涯。此前，徐阶与赵时春同为宫僚，但后来徐阶位极人臣，在嘉靖后期的政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赵时春则仕途蹭蹬，三起三落；所幸的是，徐阶一直赏识和提携赵时春，并在赵时春卒后撰写墓志铭，给予高度评价。徐阶是赵时春一生中难得的知遇之恩者。
　　至京后，平虏大将军仇鸾怯于开战，正在推动与俺答的和议、互市。赵时春极力主战，公开反对仇鸾，并撰文斥责仇鸾“误国”，这引起了仇鸾的多方打击。为排除阻力，仇鸾将赵时春调任为山东德州民兵佥事。
　　嘉靖三十年春，俺答部再次侵犯京北，赵时春率民兵入卫，其军队部伍严整，体现出训练有素的战斗力。为此，徐阶再次举荐赵时春，任其为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雁门军事、巡抚山西地方。时在嘉靖三十二年二月。至此，赵时春一跃成为手握重权、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走上了人生最辉煌的一段里程。赵时春也踌躇满志，他虽府驻太原，但常巡视雁门（今山西忻州）一带，努力行政，整甲练兵，积极求战。他撰写《破虏口外议》《御戎论》《北虏纪略》等文，阐发主战思想，《北虏纪略》也成为当时人记录蒙古部落的珍贵资料。
　　八月，俺答侵犯代州，赵时春亲自率军英勇作战，虽然小有斩获，但由于判断有误，中埋伏，山西总兵李涞战亡，赵时春也仅以身免。明朝廷认为赵时春功罪相抵，让其以原职回籍等候调用，其实就是变相免官。战斗结束后，赵时春满头汗蒸，脱冠后受到了严重的风寒，留下了终身的病根。从此，每到秋寒，他都得戴着厚厚的貂皮帽，其临终时的病因亦是“夜凌风”而致。
　　赵时春以谈兵闻名，这为他赢得了仕途的高峰，却也使得他以书生而入军旅、以文人而临征战，不过一战而败，无论如何，都使其仕途多了一份暗色。其主战思想，产生于当时士大夫的中原本位立场，从今天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也许接纳与议和才是对民族部落的更有效策略；当然，对于当时的倭寇，主战思想是必要的。

肆

　　赵时春于嘉靖三十二年底罢官，三十三年正月至平涼。这是他的第三次罢官，也是最后一次。本次罢官后，他有了清晰的著述想法，因此，其余生14年时间，是勤勤恳恳、著书立说的时间，也是诗文、著作最高产的时间。赵时春的著作有“诗、文、词、论”（李开先《赵浚谷诗文集序》），包括1550余首诗，370余篇文，60余首词，《稽古绪论》4万余字。此外，还有《平凉府志》十三卷。
　　嘉靖三十五至三十九年，赵时春完成《平凉府志》，为此，他遍历平凉各县，历时五年，被誉为西北名志，也是今存平凉最早的方志。嘉靖四十一年，他完成《稽古绪论》，这是一部以阐发儒家思想为主，兼及历史评论的著作。应该说，赵时春的著述抱负是宏大的，还有着展开、拓展的空间，但是，接下来的事件却让他的抱负难以为继。
　　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完成并刊刻，但是，其中对平凉藩王韩王府的所作所为多有指责与揭露，这引起了韩王府的极大仇视，以致于百般刁难。赵时春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与生之不易，为此，他开始整理、刊刻自己的诗文、著作，将尚未完成的、体例未统一的思想性与史论性文章合编为《稽古绪论》，将诗文按编年排列，先行刊出。这些工作完成后，他便举家迁移至华亭县砚峡乡的群山之中。在砚峡，将后续诗、文、词付梓，两年后病卒。
　　对这一变故，赵时春无法言说，也不欲向世人明言，所以，其著作中很少流露，仅仅是偶有词句提及：“移家砚峡千层岭，泪洒丘园三百年。”“念吾卢破碎，有国难投。为皇家力战三关，与宗室何心一斗？”其中“与宗室何心一斗”，显然是与韩王府宗室的矛盾。试想，对任何人而言，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要抛弃三百年历史的故园，离开都市而搬入群山环抱之中，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如果不是险恶的生存环境，谁愿意这样做？由此也可推知赵时春晚年心境之恶。这位曾为国力战三关的斗士，为了避免与韩王府宗室的恶斗，不得不举家迁移，“泪洒丘园三百年”，让人感慨。

伍

　　对于赵时春的评价，《明史》仅仅婉讽其一战而败，这不足论其全体。我们以为，徐阶在《赵浚谷墓志铭》中的评价最具眼光：
　　自迩年来，士务以柔媚全其身，将畏懦不敢一言战，政日以驰，虏日以骄，其状如人之病痿，渐入于不能起。予以为得公出而矫士之习、作将之气，于时必有所补益。……所为文若诗，豪宕闳肆，如司马子长、李太白，而卒泽于仁义道德。……一时文学、气节、政事之声，振动天下。
　　徐阶是赵时春的一生之交，对赵时春了解甚深，他的评语棺盖定论，站在时代士风、文风的基础上，给赵时春积极言战的主张和作风给予肯定，给赵时春慷慨豪迈的文风和经邦济世的诗文内容给予高度评价，也为我们了解赵时春在当时的作风和影响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我们认为，赵时春一战而败的事迹固不足言，但其积极言战，确实能鼓励士气，明显有积极作用；其诗文著述，固然没有阳明心学和通俗小说等炫目的流行风，但他坚持气节，立足仁义道德，立身行事，文章垂范，有国士之风。这都完全值得肯定。
　　这里再附缀一些事实来进一步印证赵时春的立身有节。赵时春任宫僚时，夏言主政；任山西巡抚时，严嵩主政。对于这两位手握权柄的重臣，赵时春不仅没有迎合，而且几乎都是站在对立面。赵、罗、唐三人请太子临朝、惹怒嘉靖皇帝，“一二执政素忌才者又短长于御前”（李开先《赵浚谷诗文集序》），李开先所说的“短长于御前”的“一二执政”，其中包括夏言，当无疑问。赵时春有诗《唁夏阁老》三首，对夏言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我们看不到赵时春与严嵩的明显对立，但可以推理。徐阶是严嵩主政时的副手，也是扳倒严嵩的关键人物，赵时春受知于徐阶，然则赵时春不可能与严嵩交好，应是正常情理。另外，对于严嵩的党羽诸杰，赵时春虽有诗赠，但说得很明确：
　　君作朱熊界上人，我从赤松世间弃。
　　各寻云路寄高冥，男儿贵适平生志。
　　言下之意，你在功名中，我在功名外，各走各的路，适志就好。显然，赵时春与严嵩党羽是划清界限的。赵时春还作有《唁分宜严氏》二首，在严厉批判严嵩的同时，还说：“谁氏螟蛉子，几将社稷倾。”所谓“螟蛉子”，即养子，这是在批判严嵩养子赵文华。从赵时春对严嵩、赵文华、诸杰的态度来看，他显然是站在严嵩集团的对面。这些事实，可以印证徐阶的话：“得公出而矫士之习、作将之气，于时必有所补益。”赵时春立身有节的清流气质，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也必然会“有所补益”。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