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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家族文化视阈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创作研究（14YJC751035）”阶段性成果。
摘 要：文学中对父权的描写可谓是长盛不衰，并由此形成一种叙事母题。就这一母题，研究者多关注巴金、老舍等人创作的家族小说中的大家长形象，而对曹禺剧作中刻画的封建家长形象研究较少，本文以《雷雨》《北京人》《原野》《家》四部剧作为例，从外表的强势以及精神的颓败两方面来探讨曹禺剧作中封建大家长形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曹禺；强势；颓败；封建大家长
作者简介：王宇（1993.10-），女，汉族，四川德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2
父权文化作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已经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由此形成一种审父母题而一度成为创作潮流。以往的曹禺研究较少探讨其塑造的封建大家长形象，本文以《雷雨》《北京人》《原野》《家》四部剧作为例，从两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外表的强势
（一）父子关系：父强子弱
纵观曹禺剧作，其笔下的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懦弱型”（如周萍、焦大星、曾文清）和“强势型”（如周朴园、焦阎王）两类，前者萎靡不振，缺乏男性阳刚之气，大多处于“子”的位置，而后者又太过冷酷专制，常常以家族最高统治者形象出现。父与子呈现出一种强与弱的强烈反差。
周朴园是周公馆的最高统治者，面对“浸透着令人寒栗的暴君”[1]似的父亲，长子周萍虽然敢与继母蘩漪乱伦，但他那软弱的性格又不能与强大的周朴园相抗衡，因此那个曾说出“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的青年，不久之后却又说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样的话也并不出人意料。而周冲虽然善良单纯，看似比周萍幸福，但实际上也只是“父亲的小绵羊”，在目睹父亲威逼母亲喝药时，他丧失了说话的勇气，只是按照父亲的要求，一同“威逼”着母亲。
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儿子的懦弱不会随着父亲的死亡而消失。《原野》中焦阎王狠毒凶残，焦大星一直生活在父亲的淫威下，缺乏精神上的独立人格。在父親去世后，焦大星成为焦家唯一的依靠，但他没有变成第二个焦阎王，因为他身上早已没有半点阳刚之气了——他夹在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中，为缓和矛盾屈辱的迎合他人，甚至同意妻子红杏出墙，只为留下妻子。这样的懦弱与焦阎王形成强烈反差。
总的来说，曹禺笔下的父子关系是冷漠、疏远的，父亲的暴力使儿子对父亲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加重了儿子的懦弱，使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始终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为寻找精神的栖息处，他们大多把希望都寄托在女性身上，比如周萍周冲对四凤的喜爱，焦大星对花金子的讨好，曾文清对愫芳的依恋等等，这些女性或纯洁，或泼辣，或温柔，但都具有洗涤心灵的力量，因此女性形象在曹禺剧作中总是那么引人注目。
（二）男女对比：女性地位受压制
在封建大家庭里，不仅儿孙受封建家长强权影响，女性基本上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其地位常常受到压制，人生也不能由自己做主。
首先，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蘩漪被作者称为是最具“雷雨”式性格的人物，在周朴园面前也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以至于被磨成一个“石头样的死人”。鲁贵阴险狡猾，为妻子儿女所不齿，但在家仍然以老大自居，而侍萍虽然看不起鲁贵也只能默默承受，连女儿是否去公馆帮工这样的小事都做不了主。而婢女更是没有自己的意志：愫方本是出身名门，但因为寄居在曾家而成为曾老太爷的 “高级奴仆”，为这个自私的老头葬送了青春。鸣凤被冯乐山看上，高老太爷便不顾鸣凤意志要把她送给性虐狂冯乐山，即使人人都觉得鸣凤可惜，但也不敢说反对的话，甚至在鸣凤跳湖后，又送上婉儿去代替鸣凤。在封建大家长眼里，女性不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而是任由自己支配的工具。
其次，不仅男性压抑女性，就连女性自己也压抑女性。“在传统家庭，婆婆都有十分的威严，她们往往通过撒长辈的威风迫使儿媳就范，儿子至少在大面上也会帮着她虐待自己的妻子；儿媳则以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来求得表面的平静，尽管内心里充满苦涩，但只能忍受，也必须忍受。”[2]一旦媳妇选择反抗，婆媳之间便会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原野》中，焦母爱儿子，爱孙子，唯独不喜儿媳妇花金子，大骂金子是“活妖精”“狐狸精”，原因就在于金子与一般乡村妇女不同，她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个性张扬，有着野性的生命力，所以她无惧婆婆的威风，与婆婆针锋相对，导致婆婆恨她入骨，不仅挑拨儿子与媳妇的关系，甚至还用巫蛊术来咒金子死。
所幸的是，这些受压制的女性并不坐以待毙，瑞贞和愫方的出走、蘩漪的爆发、鸣凤的跳湖、金子的反抗均体现出女性解放的力量，她们看起来很弱，实际上却比“阉鸡”似的男子强百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封建大家长的权威。
二、精神的颓败
一个过分追求外在强大的人，其内心注定是阴暗空虚的。在曹禺剧作中，这些封建大家长虽然都很强势，但在精神上都无一例外的显示出颓败的无力感。
周公馆并不像表面那样“有秩序”，一件又一件“伤风败俗”之事与周朴园所追求的“和谐家庭氛围”极其不相融合，最后真相被撕开，子女死亡、妻子疯癫使得周家在瞬间被瓦解，而作者让周朴园一人清醒地承受着这一切，这不能不说是对周朴园强悍外表下却无力掌控一切的最大嘲讽。而同为一家之主的曾皓在曾家早已失去了支撑门户的能力和一呼百应的权威，在剧中，他以一个家境破落衰败、家庭矛盾重重、无依无靠的“可怜老头”形象出现，但他仍然不忘“继续地挣扎着想做家族文化体系中父性权威的代表者”[3]——他诅咒儿孙不争气，痛责自己愧对祖先，把曾家门庭败落的责任都推到儿女们身上。当曾文清再次托着烟枪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曾皓竟以“下跪”的方式来乞求自己的亲生儿子，那声“我就要死了”表明曾皓的精神支柱已然倒塌。 除此之外，曹禺笔下的封建大家长也是“家”的人格化顯示，他们的颓败散发出将死的气息，也就预示着表面“钟鸣鼎食，诗礼传家”的显赫家族的破产：《北京人》中的曾家宅院虽然还敞朗，但细看下草木荒芜、柱梁褪色、常闹鼠患，在这种颓败的情形下，曾老太爷为自己备下的楠木棺材却依然油光可鉴，死的豪华与生的颓败形成鲜明对比，曾家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家》中的高家虽然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封建的家族小王国，高老太爷也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各房之间的明枪暗箭、新一代的反抗也都在啃食着高老太爷打造的封建王国，使这个表面看似和平的“家”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三、结语
文学作品应该再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刻画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探究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曹禺都做到了。在他的笔下，封建大家长不是一个符号化、概念化的事物，而是典型地代表了他们所属的没落阶级，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曹禺并不只是把他们当作抨击中国封建社会的利器，更是关注他们作为“人”本身的生命轨迹，从而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这不仅纠正了戏剧史上对封建大家长形象刻画流于表面的弊端，也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曹禺作品的内涵，同时也对今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
注释：
[1]田本相，曹禺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版，第60页.
[2]陈留生 贡献 .《可怕、可叹、可怜的焦母形象——曹禺戏剧系列人物论之七》[J].文学研究.1997.
[3]陈建新 王雅萍.《家族文化叙事下的人性叩问——试论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J].戏剧文学.2007.01.
参考文献：
[1]王璐.《周朴园：父权文化的受害者——〈雷雨〉人物形象再解读》[J].现代语文.2006.07.
[2]孟杨.《灵魂的堕落 希望的虚无——论曹禺代表作中男性形象的文化意义》 [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
[3]李静.《错位的婚姻——论曹禺剧作中的夫妻关系》[J].时代文学（上半月）.2007年01期.
[4]向宝云.《〈北京人〉的主题和人物》[J].宜宾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5]戚维群.《曹禺剧作中封建家长的文学形象》[J].文学教育.2013年03期.
摘 要：文学中对父权的描写可谓是长盛不衰，并由此形成一种叙事母题。就这一母题，研究者多关注巴金、老舍等人创作的家族小说中的大家长形象，而对曹禺剧作中刻画的封建家长形象研究较少，本文以《雷雨》《北京人》《原野》《家》四部剧作为例，从外表的强势以及精神的颓败两方面来探讨曹禺剧作中封建大家长形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曹禺；强势；颓败；封建大家长
作者简介：王宇（1993.10-），女，汉族，四川德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2
父权文化作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已经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由此形成一种审父母题而一度成为创作潮流。以往的曹禺研究较少探讨其塑造的封建大家长形象，本文以《雷雨》《北京人》《原野》《家》四部剧作为例，从两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外表的强势
（一）父子关系：父强子弱
纵观曹禺剧作，其笔下的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懦弱型”（如周萍、焦大星、曾文清）和“强势型”（如周朴园、焦阎王）两类，前者萎靡不振，缺乏男性阳刚之气，大多处于“子”的位置，而后者又太过冷酷专制，常常以家族最高统治者形象出现。父与子呈现出一种强与弱的强烈反差。
周朴园是周公馆的最高统治者，面对“浸透着令人寒栗的暴君”[1]似的父亲，长子周萍虽然敢与继母蘩漪乱伦，但他那软弱的性格又不能与强大的周朴园相抗衡，因此那个曾说出“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的青年，不久之后却又说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样的话也并不出人意料。而周冲虽然善良单纯，看似比周萍幸福，但实际上也只是“父亲的小绵羊”，在目睹父亲威逼母亲喝药时，他丧失了说话的勇气，只是按照父亲的要求，一同“威逼”着母亲。
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儿子的懦弱不会随着父亲的死亡而消失。《原野》中焦阎王狠毒凶残，焦大星一直生活在父亲的淫威下，缺乏精神上的独立人格。在父親去世后，焦大星成为焦家唯一的依靠，但他没有变成第二个焦阎王，因为他身上早已没有半点阳刚之气了——他夹在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中，为缓和矛盾屈辱的迎合他人，甚至同意妻子红杏出墙，只为留下妻子。这样的懦弱与焦阎王形成强烈反差。
总的来说，曹禺笔下的父子关系是冷漠、疏远的，父亲的暴力使儿子对父亲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加重了儿子的懦弱，使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始终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为寻找精神的栖息处，他们大多把希望都寄托在女性身上，比如周萍周冲对四凤的喜爱，焦大星对花金子的讨好，曾文清对愫芳的依恋等等，这些女性或纯洁，或泼辣，或温柔，但都具有洗涤心灵的力量，因此女性形象在曹禺剧作中总是那么引人注目。
（二）男女对比：女性地位受压制
在封建大家庭里，不仅儿孙受封建家长强权影响，女性基本上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其地位常常受到压制，人生也不能由自己做主。
首先，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蘩漪被作者称为是最具“雷雨”式性格的人物，在周朴园面前也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以至于被磨成一个“石头样的死人”。鲁贵阴险狡猾，为妻子儿女所不齿，但在家仍然以老大自居，而侍萍虽然看不起鲁贵也只能默默承受，连女儿是否去公馆帮工这样的小事都做不了主。而婢女更是没有自己的意志：愫方本是出身名门，但因为寄居在曾家而成为曾老太爷的 “高级奴仆”，为这个自私的老头葬送了青春。鸣凤被冯乐山看上，高老太爷便不顾鸣凤意志要把她送给性虐狂冯乐山，即使人人都觉得鸣凤可惜，但也不敢说反对的话，甚至在鸣凤跳湖后，又送上婉儿去代替鸣凤。在封建大家长眼里，女性不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而是任由自己支配的工具。
其次，不仅男性压抑女性，就连女性自己也压抑女性。“在传统家庭，婆婆都有十分的威严，她们往往通过撒长辈的威风迫使儿媳就范，儿子至少在大面上也会帮着她虐待自己的妻子；儿媳则以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来求得表面的平静，尽管内心里充满苦涩，但只能忍受，也必须忍受。”[2]一旦媳妇选择反抗，婆媳之间便会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原野》中，焦母爱儿子，爱孙子，唯独不喜儿媳妇花金子，大骂金子是“活妖精”“狐狸精”，原因就在于金子与一般乡村妇女不同，她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个性张扬，有着野性的生命力，所以她无惧婆婆的威风，与婆婆针锋相对，导致婆婆恨她入骨，不仅挑拨儿子与媳妇的关系，甚至还用巫蛊术来咒金子死。
所幸的是，这些受压制的女性并不坐以待毙，瑞贞和愫方的出走、蘩漪的爆发、鸣凤的跳湖、金子的反抗均体现出女性解放的力量，她们看起来很弱，实际上却比“阉鸡”似的男子强百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封建大家长的权威。
二、精神的颓败
一个过分追求外在强大的人，其内心注定是阴暗空虚的。在曹禺剧作中，这些封建大家长虽然都很强势，但在精神上都无一例外的显示出颓败的无力感。
周公馆并不像表面那样“有秩序”，一件又一件“伤风败俗”之事与周朴园所追求的“和谐家庭氛围”极其不相融合，最后真相被撕开，子女死亡、妻子疯癫使得周家在瞬间被瓦解，而作者让周朴园一人清醒地承受着这一切，这不能不说是对周朴园强悍外表下却无力掌控一切的最大嘲讽。而同为一家之主的曾皓在曾家早已失去了支撑门户的能力和一呼百应的权威，在剧中，他以一个家境破落衰败、家庭矛盾重重、无依无靠的“可怜老头”形象出现，但他仍然不忘“继续地挣扎着想做家族文化体系中父性权威的代表者”[3]——他诅咒儿孙不争气，痛责自己愧对祖先，把曾家门庭败落的责任都推到儿女们身上。当曾文清再次托着烟枪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曾皓竟以“下跪”的方式来乞求自己的亲生儿子，那声“我就要死了”表明曾皓的精神支柱已然倒塌。 除此之外，曹禺笔下的封建大家长也是“家”的人格化顯示，他们的颓败散发出将死的气息，也就预示着表面“钟鸣鼎食，诗礼传家”的显赫家族的破产：《北京人》中的曾家宅院虽然还敞朗，但细看下草木荒芜、柱梁褪色、常闹鼠患，在这种颓败的情形下，曾老太爷为自己备下的楠木棺材却依然油光可鉴，死的豪华与生的颓败形成鲜明对比，曾家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家》中的高家虽然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封建的家族小王国，高老太爷也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各房之间的明枪暗箭、新一代的反抗也都在啃食着高老太爷打造的封建王国，使这个表面看似和平的“家”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三、结语
文学作品应该再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刻画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探究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曹禺都做到了。在他的笔下，封建大家长不是一个符号化、概念化的事物，而是典型地代表了他们所属的没落阶级，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曹禺并不只是把他们当作抨击中国封建社会的利器，更是关注他们作为“人”本身的生命轨迹，从而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这不仅纠正了戏剧史上对封建大家长形象刻画流于表面的弊端，也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曹禺作品的内涵，同时也对今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
注释：
[1]田本相，曹禺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版，第60页.
[2]陈留生 贡献 .《可怕、可叹、可怜的焦母形象——曹禺戏剧系列人物论之七》[J].文学研究.1997.
[3]陈建新 王雅萍.《家族文化叙事下的人性叩问——试论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J].戏剧文学.2007.01.
参考文献：
[1]王璐.《周朴园：父权文化的受害者——〈雷雨〉人物形象再解读》[J].现代语文.2006.07.
[2]孟杨.《灵魂的堕落 希望的虚无——论曹禺代表作中男性形象的文化意义》 [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
[3]李静.《错位的婚姻——论曹禺剧作中的夫妻关系》[J].时代文学（上半月）.2007年01期.
[4]向宝云.《〈北京人〉的主题和人物》[J].宜宾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5]戚维群.《曹禺剧作中封建家长的文学形象》[J].文学教育.201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