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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兵卫与葫芦》讲述了清兵卫在父亲和教员的干涉下不得不放弃收藏、把玩葫芦的爱好。那么，除了他们，是否还有其他人是造成这出悲剧的“帮凶”呢？另外，志贺直哉可以说是现代日本文学界从自我经验中取材最多的作家，既然如此，这出悲剧所折射出的意义又是否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本文力图从父权——夫权——君权体系出发，探究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以期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悲剧；父权；夫权；君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1
中国的儒家经典自五世纪起传入日本，但儒家的伦理纲常真正渗入日本社会是在镰仓幕府时期。“镰仓幕府的根本法典《贞永式目》制定的宗旨就是吸收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伦理教化的根本”[1]，从而有力巩固了日本的父权——夫权——君权体系。本文试图从这一体系出发，探究《清兵卫与葫芦》这篇文章中，造成清兵卫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父权的绝对权威
日本父权制下，父亲对子女有教令权和惩戒权，“纵然父亲如何无理，作为子女，不能对父亲表示不满和反抗，此天下大法也”（《伊势贞丈家训》）。文中的清兵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个令他“心跳”的葫芦，可是因为上课把玩，被教员“看见”、“没收”，并因此家访，父亲知道后，“揍”他、“骂”他，并“一个一个砸碎”了他所有的葫芦。父亲不理解孩子的童心童趣，不鼓励孩子的个人爱好，作为家庭的掌权者，作为一位木匠，他更希望儿子能够切切实实地继承他的手艺，而不是整天摆弄那些“没出息”的东西，所以最终才武断、强硬地制止了儿子的个人爱好。父权的权威性显露无遗 ，此为悲剧原因之一。
作者志贺直哉的父亲是个思想保守的功利主义者，他不能容忍儿子倡导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因此志贺直哉与父亲有长达16年的不和。志贺直哉前期的作品主要围绕着父与子的对立，而《清兵卫与葫芦》是志贺直哉将自己听到的一个故事，联系自己的经历完成的作品，暗含了自己对父亲的反抗。另外，志贺直哉的父亲很喜欢马琴的作品，所以在文中作者也有意用清兵卫对马琴葫芦的蔑视来嘲讽父亲对文学的无知。
二、夫权下的妇权缺失
即使是在明治维新时，“宪法也禁止日本女性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领域的活动。而且在财产权、离婚权等公民权利等方面也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在家庭中，女人的主妇权和做母亲的权利也受到侵害”[2]。文中，母亲的出场戏份很少。教员来到家里，“对清兵卫的母亲这样说，母亲吓得只是战战兢兢地不敢出声”，教员走后，“清兵卫的母亲却哭了起来，唠唠叨叨发了许多没意味的怨”。母亲并没有对教员解释或是表明自己以后一定会管好孩子，也没有严厉呵斥清兵卫，而只是“哭”和“怨”。之后，父亲打清兵卫，作为母亲也并未劝阻。可见，母亲软弱，完全依附于父亲，“不需要有主见和智慧，不需要话语权和存在感”[3]。同中国一样，日本社会也是从“丈夫指手画脚，妻子言听计从”，这样“一个典型的‘男人世界’”发展过来的[4]。夫权遮蔽下，妇权的缺失，此为悲剧原因之二。
志贺直哉在其作品《暗夜行路》中有这样一句话：女人的事情是生育，男人才是工作，这才是人类的生活。可见，在志贺直哉的眼中，女性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所以在《清兵卫与葫芦》中，他把母亲的形象定位于此。
三、武士道对君权的巩固
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是以不惜命的觉悟为根本，为君主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5]。一直以来，在这种精神的宣扬下，君权的地位是相当巩固的。文中的教员不仅仅是不理解孩子、不懂得与孩子沟通的教育者，也是君权的绝对推崇者。清兵卫在修身课，这门发扬武士道精神的课上玩葫芦，对教员来说是不尊重“武士道”的，所以才会“更加生气”，也因此形成了该小说的高潮部分。武士道精神对君权的巩固构成了悲剧的第三重原因。
志贺直哉的父系和母系，都是武士世家，志贺直哉明显地含有武士的血缘。但志贺直哉在此却暗含了对武士道精神的嘲讽，又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嘲讽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志贺直哉就读学习院初等科时，发生了所谓“相马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其祖父受到诬告与牵连，由此也促成了他对国家权威的怀疑。另一方面，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志贺直哉作为白桦派中主要的成員，其在道德与伦理上保持高度的洁癖，富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此，志贺直哉嘲讽武士道精神也就不足为怪了。
小说结尾表明父亲仍无法理解清兵卫的新爱好，使我们不得不担心，他的新爱好又能坚持多久？虽然清兵卫放弃了葫芦，换取了表面的和平，转而喜欢上了绘画，但我们能够预想到，悲剧并没有结束，在父权、夫权和君权的三重压制下，又会进行新一轮的上演。同时，这出悲剧不是清兵卫一个人的悲剧，也不是作者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时在父权、夫权、君权压制下的大多数人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李卓.日本的父权家长制与孝的文明[J]，日本研究，1995，4.
[2]水田宗子，陈晖译.日本女性的自我表现与文化[J]，“中日女性学比较研讨会”论文选登，第3页。
[3]岳倩.从《女大学》看日本近世女性的理想像 [J]，文学教育（中），2011，2.
[4]张泽.日本，“父亲氏族”在解体[J]，南风窗，1993，11.
[5]解晓东.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特征及其与天皇制的关系论析[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关键词：悲剧；父权；夫权；君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1
中国的儒家经典自五世纪起传入日本，但儒家的伦理纲常真正渗入日本社会是在镰仓幕府时期。“镰仓幕府的根本法典《贞永式目》制定的宗旨就是吸收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伦理教化的根本”[1]，从而有力巩固了日本的父权——夫权——君权体系。本文试图从这一体系出发，探究《清兵卫与葫芦》这篇文章中，造成清兵卫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
一、父权的绝对权威
日本父权制下，父亲对子女有教令权和惩戒权，“纵然父亲如何无理，作为子女，不能对父亲表示不满和反抗，此天下大法也”（《伊势贞丈家训》）。文中的清兵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一个令他“心跳”的葫芦，可是因为上课把玩，被教员“看见”、“没收”，并因此家访，父亲知道后，“揍”他、“骂”他，并“一个一个砸碎”了他所有的葫芦。父亲不理解孩子的童心童趣，不鼓励孩子的个人爱好，作为家庭的掌权者，作为一位木匠，他更希望儿子能够切切实实地继承他的手艺，而不是整天摆弄那些“没出息”的东西，所以最终才武断、强硬地制止了儿子的个人爱好。父权的权威性显露无遗 ，此为悲剧原因之一。
作者志贺直哉的父亲是个思想保守的功利主义者，他不能容忍儿子倡导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因此志贺直哉与父亲有长达16年的不和。志贺直哉前期的作品主要围绕着父与子的对立，而《清兵卫与葫芦》是志贺直哉将自己听到的一个故事，联系自己的经历完成的作品，暗含了自己对父亲的反抗。另外，志贺直哉的父亲很喜欢马琴的作品，所以在文中作者也有意用清兵卫对马琴葫芦的蔑视来嘲讽父亲对文学的无知。
二、夫权下的妇权缺失
即使是在明治维新时，“宪法也禁止日本女性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领域的活动。而且在财产权、离婚权等公民权利等方面也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在家庭中，女人的主妇权和做母亲的权利也受到侵害”[2]。文中，母亲的出场戏份很少。教员来到家里，“对清兵卫的母亲这样说，母亲吓得只是战战兢兢地不敢出声”，教员走后，“清兵卫的母亲却哭了起来，唠唠叨叨发了许多没意味的怨”。母亲并没有对教员解释或是表明自己以后一定会管好孩子，也没有严厉呵斥清兵卫，而只是“哭”和“怨”。之后，父亲打清兵卫，作为母亲也并未劝阻。可见，母亲软弱，完全依附于父亲，“不需要有主见和智慧，不需要话语权和存在感”[3]。同中国一样，日本社会也是从“丈夫指手画脚，妻子言听计从”，这样“一个典型的‘男人世界’”发展过来的[4]。夫权遮蔽下，妇权的缺失，此为悲剧原因之二。
志贺直哉在其作品《暗夜行路》中有这样一句话：女人的事情是生育，男人才是工作，这才是人类的生活。可见，在志贺直哉的眼中，女性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所以在《清兵卫与葫芦》中，他把母亲的形象定位于此。
三、武士道对君权的巩固
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是以不惜命的觉悟为根本，为君主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5]。一直以来，在这种精神的宣扬下，君权的地位是相当巩固的。文中的教员不仅仅是不理解孩子、不懂得与孩子沟通的教育者，也是君权的绝对推崇者。清兵卫在修身课，这门发扬武士道精神的课上玩葫芦，对教员来说是不尊重“武士道”的，所以才会“更加生气”，也因此形成了该小说的高潮部分。武士道精神对君权的巩固构成了悲剧的第三重原因。
志贺直哉的父系和母系，都是武士世家，志贺直哉明显地含有武士的血缘。但志贺直哉在此却暗含了对武士道精神的嘲讽，又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嘲讽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志贺直哉就读学习院初等科时，发生了所谓“相马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其祖父受到诬告与牵连，由此也促成了他对国家权威的怀疑。另一方面，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志贺直哉作为白桦派中主要的成員，其在道德与伦理上保持高度的洁癖，富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此，志贺直哉嘲讽武士道精神也就不足为怪了。
小说结尾表明父亲仍无法理解清兵卫的新爱好，使我们不得不担心，他的新爱好又能坚持多久？虽然清兵卫放弃了葫芦，换取了表面的和平，转而喜欢上了绘画，但我们能够预想到，悲剧并没有结束，在父权、夫权和君权的三重压制下，又会进行新一轮的上演。同时，这出悲剧不是清兵卫一个人的悲剧，也不是作者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时在父权、夫权、君权压制下的大多数人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李卓.日本的父权家长制与孝的文明[J]，日本研究，1995，4.
[2]水田宗子，陈晖译.日本女性的自我表现与文化[J]，“中日女性学比较研讨会”论文选登，第3页。
[3]岳倩.从《女大学》看日本近世女性的理想像 [J]，文学教育（中），2011，2.
[4]张泽.日本，“父亲氏族”在解体[J]，南风窗，1993，11.
[5]解晓东.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特征及其与天皇制的关系论析[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