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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建立了两个博弈模型来分析人民币的内外困境，总结了各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博弈中构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策略组合，同时就人民币如何走出升值困境以及就解决外部困境的措施和解决内部困境的措施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双层博弈；困境；升值压力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08)04-0012-04
一、研究背景
2008新年伊始，严格管制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创下中国自2005年7月放弃盯住美元以来幅度最大的3日涨幅，2008年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于7．2934元人民币，较2007年初上升6．73%。(注:安德鲁．伍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昨日走高数据来源于［EB/OL］ http://www．ftchinese．com,2008-01-03．)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及美国经济呈现出放缓的迹象，中国面临华盛顿方面更大压力，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其实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最早是在2002年底由日本提出的，但是2003年6月以来，这场由日本挑起的汇率之争逐渐演变成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汇率摩擦，美国财政部长充当了主角。2005以来，对人民币汇率发难的先锋从最初的美国财政部转为国会，参议院频繁抛出各种议案，通过国内政治渠道向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2005年以来，国会的提案成为了汇率摩擦的重头戏，2005年美国国会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提案就多达5个之多，众口一词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并且要求美国动用贸易报复手段惩罚中国的汇率操作行为。
本文认为人民币无论升值与否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如升值将影响国际收支和就业等方面。毕竟中国经济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很大，2007年上半年，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保持高水平，据估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四分之一，仍然保持着2006 年下半年的高水平(注: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中国经济2007年第三季度报告》)；另一方面，若保持稳定，中国又面临西方国家外交上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估计2008年中美的经济战略对话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还将继续交锋。
二、人民币内外困境的博弈分析
人民币的两难困境，即升值的“内部困境”和升值的“外部困境”是由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各个利益相关的主体博弈而成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及变迁，可以从博弈的角度来研究展开。
美国学者普特南（Putnam．RobertD．1988）在研究国际关系史时提出的一个双层博弈逻辑框架，它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一个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博弈的结果。(注:Putnam，Robert D.，”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anl Organization，1998：427-460)本文将在普特南的双层博奕框架下分析人民币面临的双重困境。
（一）内部困境——国内层面的博弈分析
袁鹰认为制度选择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产权行为，在制度的选择过程当中，每个利益主体都会企图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在制度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的矛盾和非一致性，而正是这种矛盾和非一致性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动力。(注:袁鹰，论汇率制度选择中的产权制衡作用［J］．南开经济,2001,(2):26~30．)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制度层面，同样，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样也是产权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国内层面上，有两个基本利益集团：一个是“出口商”，即外汇供给者，包括出口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企业以及整个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出口贸易企业和外国投资商；另一个是“进口商”，即外汇的需求者以及相关产业和进口贸易企业。
虽然中国的利益集团并不象西方国家那样组织化，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中开始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亲自拜访甚至派出自己企业代表游说政府官员。
中国政府作为具有自己目标函数的地位相对独立性的利益主体，在汇率制度选择中有着自己关注的利益目标。例如必须考虑到社会稳定，而要实现社会稳定必须保持经济增长，保持就业增长，减少失业带来的不稳定性。同时，中国政府还肩负着调整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任，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是其中的一环。所以，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上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
无论如何，博弈各方都力求实现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且中国政府在汇率制度选择上追求的目标函数是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国内层面的博弈中，由于中国实行管制严格的汇率制度，利益集团在汇率方面游说绩效明显低于贸易政策方面，在人民币币值的国内博弈层面，政府具有比较充分的决策权，所以本文主要考虑政府的相机抉择，此时外汇供给者和外汇需求者在博弈中被虚化，汇率制度选择成为政府目标函数映射的结果。沈国兵，汇率制度的选择——兼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启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P80—81
在该博弈中，中国政府又面临两种策略选择：维持固定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和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即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此时人民币将升值。
中国政府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收益可以表示为R1-C1。若改革，让人民币升值则收益为R2-C2。R1代表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收益，包括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等，C1代表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包括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易受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等；R2代表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带来的收益，其中包括享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发挥汇率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及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C2代表升值带来的成本，包括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不利于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引发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等。
在单人博弈中，政府的目标是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当R1-C12-C2时，中国政府倾向于改革汇率制度，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当R1-C1>R2-C2时，中国政府倾向于维持固定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以上分析可见，中国政府在改革汇率时，必须兼顾各个利益主体，由于汇率具有强势产业的影响力和极广辐射面，并且保持汇率的稳定，可以带来出口的增长。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变。但升值过快，经济将滑坡。此外，汇率的调整还会对国内金融主体形成冲击，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走向极端甚至演变为政治危机，这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国内面临的困境。
2005年7月，人民币进行了重大改革，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汇率升值2．1%。因此，从国内层面来看，面对各个利益集团冲突和汇率升值的不确定性，这次改革和人民币升值2．1%是中国政府与国内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均衡点，基本上可视为汇率改革产生负面影响的最小处，也是中国政府的最优选择。
（二）外部困境——国际层面上的博弈分析 在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围绕汇率制度选择的博弈过程达到均衡点后，一种合力便形成了，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间的博弈，争取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注:沈国兵，汇率制度的选择——兼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启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P80—81)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经济日渐融入世界经济当中，同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外部效应。
中美两国的博弈可以看作一个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过程。两国的博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美国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博弈，是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相互妥协从而形成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博弈过程。
第一阶段博弈，美国国内政治集团的博弈，即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每逢大选的关键时刻，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缓慢的就业复苏成为挑战候选人的软肋，美国颇具游说能力的制造业集团，例如制造商联合会(NAM)、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等利用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顺差国，制造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不公平竞争导致美国逆差扩大、美国制造业工人因此失业的言论，要求政府向中国施压，使人民币升值。
面对制造业利益集团压力，布什政府开始在人民币汇率和扩大市场准人等问题上进一步对中国政府施压。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时，美国财长保尔森就要求人民币在2007年内继续升值5个百分点，也就是人民币在：9007年内升到7．44元兑1美元的汇率。2007年新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会议中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在利益集团的外部游说和政党政治选票激励的内在政治利益驱动下，美国还联合了诸多国家对人民币施压。
第二阶段的博弈，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博弈。
当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相互妥协从而达成对外经济决策后，就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博弈：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博弈。
在给定第一阶段的博弈结果，即美国采纳议员的提案后，此时中国采取行动，美国通过观察中国的行动来决策自己的行动来展开博弈。
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遭受外国政府制裁付出的代价以及中国政府抵制美国政府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抵制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这也就是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困境，虽然人民币已经改革，形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波动的区间非常小，央行干预仍然比较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固定汇率制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今后中国将面临西方特别是来自美国更大的压力，人民币的外部困境——升值压力将越来越大。
三、政策建议
现实中的汇率并不是一个单纯由供需决定价格的经济学问题，汇率的确定是各个利益集团，国家之间争夺于己有利政策选择而进行的斗争和妥协。(注:罗霄，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博弈[J]．学海，2007，(3)：167～172)同样，人民币汇率的决定的背后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博弈的结果。随着2008年美国国内政党格局的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币面临的内外困境将更加严重。人民币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使中国经济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缓解外部困境的措施
1．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已推出两年，从汇改的实际绩效来看，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使中国贸易收支的失衡得到有效改善，相反失衡却在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改也没有使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国际游资得到有效抑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汇率制度以及外汇交易的概念的论述，一个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上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有机结合。宏观方面包括汇率决定理论以及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的选择；微观方面则包括具体汇率水平及其交易规则的确定，或者说就是指外汇交易体制。(注:任兆璋、宁忠忠浅析人民币汇率微观形成机制改革[J] 学术研究，2006，(12)46－51)关于宏观机制上的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根据内外因素来逐渐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将外部和内部的对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中国汇率制度应该遵循从短期到长期的这样一种路径安排。
(1)短期，应该改钉住美元为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在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趋向应该是逐步走向独立浮动的，因此钉住的汇率制度，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浮动汇率制将会是必然之选，但是跳跃式地选择浮动汇率制是危险的。独立浮动汇率制必须依托于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政府高超的调控手段，而这些在中国还不完全具备。所以中国可以选择参考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2005年7月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期，改参考一篮子货币为汇率目标区制度。
(2)中期，改参考一篮子货币为汇率目标区制度。从中期看，如果人民币进行目标区管理比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将使我国央行更为主动，则应尽快建立起汇率目标区管理式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是中心汇率的确定和汇率波动幅度的设计。
第一，中心汇率的确定。结合我国实际，对于中心汇率的确定，国内学者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心汇率。本文认为由于购买力平价是以“一价定律”成立为先决条件，而“一价定律”与现实吻合度不高。所以应该代之以能够使国际贸易品市场出清的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作为中心汇率。
第二，汇率波动幅度的设计。本文就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幅度设计，提出三种选择：其一是小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1％－2．25％。这是参照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1971年史密森协议规定，较小的波动幅度可以在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保持宏观经济的增长。其二是中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5％－6％。其依据是参照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意大利里拉的波动幅度。在我国国际顺差持续加大时，这种中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可以缓解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其三是大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10％－15％，为了短期内抑制大规模的投机性冲击，在不采用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汇率较大幅的浮动来阻止投机。这与完全放任的自由浮动不同，在冲击过后可以恢复对汇率的调控。
(3)长期，退出中间制度，跃向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从长期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后， 目标区制度就不适宜。但是开放资本账户需要很多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高效稳健的金融监管、合适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等等。然后这些条件也是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前提，因而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实是互为因果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汇率制度选择独立浮动将是长期安排，今后一段时期内，仍以中间汇率制度安排为宜。
2．加强国际对话，增进了解与互相信任
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进口也在快速上升。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促进亚洲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所以在处理贸易摩擦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加强对外宣传。
首先，建立多边对话协商机制。当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我国较大的贸易顺差。因此，有必要积极建立畅通的双边对话协商机制，通过协商缩小中美、中欧及中日在双边贸易差额统计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同时适当调整、调控外汇需求和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目前中美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平台。
其次，及早制定应对报复性措施的议案。2007年美国国会提出几十个大部分针对中国不公平竞争方式的贸易制裁议案，有些议案提出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进口关税。在人民币处于升值压力下，此类对华贸易制裁预计将会大量增加。我们应有足够思想准备，针对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种种贸易制裁措施及早准备预案。
(二)解决内部困境的措施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战略向依靠内需转变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增长有条件建立在依靠内需上。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要抓好再就业工程，使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方面要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缩小两极分化。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未来收入预期同时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通过各种长短期措施，确保内需稳定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推动人力成本升级，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样在相当程度上可避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
2．对外资从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转变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国从此将逐步告别企业所得税“双轨”时代，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但是我国对外资企业在投资、金融、外贸管理很多方面还是实行一套单独的管理制度。今后应该进一步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对国内资本提供平等条件。而外资也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很快会出现过剩。
3．货币政策手段的创新
目前面对国内的通货膨胀，央行可利用的货币工具比较少，并且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美国面对次贷危机，美联储接二连三地使用了货币手段，例如加大与欧洲央行及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规模；为承认流动性“显著恶化”的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提供紧急融资；为增加市场流动性，将贴现率由3．5％下调至3．25％。同时，为20家金融机构设立新的融资工具。美联储手段如此之多，干预领域如此之广，中国央行与其相比较就显得有些单一、单薄。因此，中国货币政策手段必须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勇闯新路，才有可能应对人民币升值以及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从上面分析可见，单项政策的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内外困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应该从扩大内需、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加强国际对话，增强贸易摩擦的应对能力、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以及汇率浮动等多方面来进行综合整治。
参考文献：
[1] 雷达，刘元春．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兰桂杰)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双层博弈；困境；升值压力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08)04-0012-04
一、研究背景
2008新年伊始，严格管制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创下中国自2005年7月放弃盯住美元以来幅度最大的3日涨幅，2008年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于7．2934元人民币，较2007年初上升6．73%。(注:安德鲁．伍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昨日走高数据来源于［EB/OL］ http://www．ftchinese．com,2008-01-03．)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及美国经济呈现出放缓的迹象，中国面临华盛顿方面更大压力，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其实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最早是在2002年底由日本提出的，但是2003年6月以来，这场由日本挑起的汇率之争逐渐演变成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汇率摩擦，美国财政部长充当了主角。2005以来，对人民币汇率发难的先锋从最初的美国财政部转为国会，参议院频繁抛出各种议案，通过国内政治渠道向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2005年以来，国会的提案成为了汇率摩擦的重头戏，2005年美国国会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提案就多达5个之多，众口一词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并且要求美国动用贸易报复手段惩罚中国的汇率操作行为。
本文认为人民币无论升值与否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如升值将影响国际收支和就业等方面。毕竟中国经济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很大，2007年上半年，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保持高水平，据估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四分之一，仍然保持着2006 年下半年的高水平(注: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中国经济2007年第三季度报告》)；另一方面，若保持稳定，中国又面临西方国家外交上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估计2008年中美的经济战略对话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还将继续交锋。
二、人民币内外困境的博弈分析
人民币的两难困境，即升值的“内部困境”和升值的“外部困境”是由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各个利益相关的主体博弈而成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及变迁，可以从博弈的角度来研究展开。
美国学者普特南（Putnam．RobertD．1988）在研究国际关系史时提出的一个双层博弈逻辑框架，它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一个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博弈的结果。(注:Putnam，Robert D.，”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anl Organization，1998：427-460)本文将在普特南的双层博奕框架下分析人民币面临的双重困境。
（一）内部困境——国内层面的博弈分析
袁鹰认为制度选择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产权行为，在制度的选择过程当中，每个利益主体都会企图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在制度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的矛盾和非一致性，而正是这种矛盾和非一致性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动力。(注:袁鹰，论汇率制度选择中的产权制衡作用［J］．南开经济,2001,(2):26~30．)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制度层面，同样，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样也是产权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国内层面上，有两个基本利益集团：一个是“出口商”，即外汇供给者，包括出口产品和劳务的生产企业以及整个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出口贸易企业和外国投资商；另一个是“进口商”，即外汇的需求者以及相关产业和进口贸易企业。
虽然中国的利益集团并不象西方国家那样组织化，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中开始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亲自拜访甚至派出自己企业代表游说政府官员。
中国政府作为具有自己目标函数的地位相对独立性的利益主体，在汇率制度选择中有着自己关注的利益目标。例如必须考虑到社会稳定，而要实现社会稳定必须保持经济增长，保持就业增长，减少失业带来的不稳定性。同时，中国政府还肩负着调整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任，人民币汇率调整就是其中的一环。所以，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上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
无论如何，博弈各方都力求实现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且中国政府在汇率制度选择上追求的目标函数是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
在国内层面的博弈中，由于中国实行管制严格的汇率制度，利益集团在汇率方面游说绩效明显低于贸易政策方面，在人民币币值的国内博弈层面，政府具有比较充分的决策权，所以本文主要考虑政府的相机抉择，此时外汇供给者和外汇需求者在博弈中被虚化，汇率制度选择成为政府目标函数映射的结果。沈国兵，汇率制度的选择——兼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启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P80—81
在该博弈中，中国政府又面临两种策略选择：维持固定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和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即让人民币自由浮动，此时人民币将升值。
中国政府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收益可以表示为R1-C1。若改革，让人民币升值则收益为R2-C2。R1代表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收益，包括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等，C1代表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包括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易受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等；R2代表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带来的收益，其中包括享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发挥汇率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及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C2代表升值带来的成本，包括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不利于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引发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等。
在单人博弈中，政府的目标是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当R1-C12-C2时，中国政府倾向于改革汇率制度，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当R1-C1>R2-C2时，中国政府倾向于维持固定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以上分析可见，中国政府在改革汇率时，必须兼顾各个利益主体，由于汇率具有强势产业的影响力和极广辐射面，并且保持汇率的稳定，可以带来出口的增长。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变。但升值过快，经济将滑坡。此外，汇率的调整还会对国内金融主体形成冲击，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走向极端甚至演变为政治危机，这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国内面临的困境。
2005年7月，人民币进行了重大改革，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汇率升值2．1%。因此，从国内层面来看，面对各个利益集团冲突和汇率升值的不确定性，这次改革和人民币升值2．1%是中国政府与国内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均衡点，基本上可视为汇率改革产生负面影响的最小处，也是中国政府的最优选择。
（二）外部困境——国际层面上的博弈分析 在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围绕汇率制度选择的博弈过程达到均衡点后，一种合力便形成了，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间的博弈，争取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注:沈国兵，汇率制度的选择——兼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启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P80—81)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经济日渐融入世界经济当中，同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外部效应。
中美两国的博弈可以看作一个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过程。两国的博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美国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博弈，是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相互妥协从而形成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博弈过程。
第一阶段博弈，美国国内政治集团的博弈，即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每逢大选的关键时刻，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缓慢的就业复苏成为挑战候选人的软肋，美国颇具游说能力的制造业集团，例如制造商联合会(NAM)、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等利用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顺差国，制造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不公平竞争导致美国逆差扩大、美国制造业工人因此失业的言论，要求政府向中国施压，使人民币升值。
面对制造业利益集团压力，布什政府开始在人民币汇率和扩大市场准人等问题上进一步对中国政府施压。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时，美国财长保尔森就要求人民币在2007年内继续升值5个百分点，也就是人民币在：9007年内升到7．44元兑1美元的汇率。2007年新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会议中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在利益集团的外部游说和政党政治选票激励的内在政治利益驱动下，美国还联合了诸多国家对人民币施压。
第二阶段的博弈，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博弈。
当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相互妥协从而达成对外经济决策后，就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博弈：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博弈。
在给定第一阶段的博弈结果，即美国采纳议员的提案后，此时中国采取行动，美国通过观察中国的行动来决策自己的行动来展开博弈。
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遭受外国政府制裁付出的代价以及中国政府抵制美国政府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抵制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这也就是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困境，虽然人民币已经改革，形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波动的区间非常小，央行干预仍然比较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固定汇率制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今后中国将面临西方特别是来自美国更大的压力，人民币的外部困境——升值压力将越来越大。
三、政策建议
现实中的汇率并不是一个单纯由供需决定价格的经济学问题，汇率的确定是各个利益集团，国家之间争夺于己有利政策选择而进行的斗争和妥协。(注:罗霄，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博弈[J]．学海，2007，(3)：167～172)同样，人民币汇率的决定的背后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博弈的结果。随着2008年美国国内政党格局的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币面临的内外困境将更加严重。人民币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使中国经济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缓解外部困境的措施
1．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改革已推出两年，从汇改的实际绩效来看，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使中国贸易收支的失衡得到有效改善，相反失衡却在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改也没有使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国际游资得到有效抑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汇率制度以及外汇交易的概念的论述，一个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上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有机结合。宏观方面包括汇率决定理论以及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的选择；微观方面则包括具体汇率水平及其交易规则的确定，或者说就是指外汇交易体制。(注:任兆璋、宁忠忠浅析人民币汇率微观形成机制改革[J] 学术研究，2006，(12)46－51)关于宏观机制上的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根据内外因素来逐渐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将外部和内部的对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中国汇率制度应该遵循从短期到长期的这样一种路径安排。
(1)短期，应该改钉住美元为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在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趋向应该是逐步走向独立浮动的，因此钉住的汇率制度，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浮动汇率制将会是必然之选，但是跳跃式地选择浮动汇率制是危险的。独立浮动汇率制必须依托于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政府高超的调控手段，而这些在中国还不完全具备。所以中国可以选择参考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2005年7月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中期，改参考一篮子货币为汇率目标区制度。
(2)中期，改参考一篮子货币为汇率目标区制度。从中期看，如果人民币进行目标区管理比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将使我国央行更为主动，则应尽快建立起汇率目标区管理式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是中心汇率的确定和汇率波动幅度的设计。
第一，中心汇率的确定。结合我国实际，对于中心汇率的确定，国内学者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心汇率。本文认为由于购买力平价是以“一价定律”成立为先决条件，而“一价定律”与现实吻合度不高。所以应该代之以能够使国际贸易品市场出清的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作为中心汇率。
第二，汇率波动幅度的设计。本文就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幅度设计，提出三种选择：其一是小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1％－2．25％。这是参照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1971年史密森协议规定，较小的波动幅度可以在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保持宏观经济的增长。其二是中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5％－6％。其依据是参照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意大利里拉的波动幅度。在我国国际顺差持续加大时，这种中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可以缓解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其三是大幅的汇率波动限制，如中心汇率的上下10％－15％，为了短期内抑制大规模的投机性冲击，在不采用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汇率较大幅的浮动来阻止投机。这与完全放任的自由浮动不同，在冲击过后可以恢复对汇率的调控。
(3)长期，退出中间制度，跃向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从长期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后， 目标区制度就不适宜。但是开放资本账户需要很多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高效稳健的金融监管、合适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等等。然后这些条件也是选择浮动汇率制的前提，因而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实是互为因果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汇率制度选择独立浮动将是长期安排，今后一段时期内，仍以中间汇率制度安排为宜。
2．加强国际对话，增进了解与互相信任
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进口也在快速上升。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促进亚洲与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所以在处理贸易摩擦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加强对外宣传。
首先，建立多边对话协商机制。当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我国较大的贸易顺差。因此，有必要积极建立畅通的双边对话协商机制，通过协商缩小中美、中欧及中日在双边贸易差额统计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同时适当调整、调控外汇需求和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目前中美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平台。
其次，及早制定应对报复性措施的议案。2007年美国国会提出几十个大部分针对中国不公平竞争方式的贸易制裁议案，有些议案提出对所有中国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进口关税。在人民币处于升值压力下，此类对华贸易制裁预计将会大量增加。我们应有足够思想准备，针对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种种贸易制裁措施及早准备预案。
(二)解决内部困境的措施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战略向依靠内需转变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增长有条件建立在依靠内需上。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要抓好再就业工程，使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方面要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缩小两极分化。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未来收入预期同时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通过各种长短期措施，确保内需稳定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推动人力成本升级，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样在相当程度上可避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
2．对外资从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转变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国从此将逐步告别企业所得税“双轨”时代，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但是我国对外资企业在投资、金融、外贸管理很多方面还是实行一套单独的管理制度。今后应该进一步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对国内资本提供平等条件。而外资也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很快会出现过剩。
3．货币政策手段的创新
目前面对国内的通货膨胀，央行可利用的货币工具比较少，并且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美国面对次贷危机，美联储接二连三地使用了货币手段，例如加大与欧洲央行及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规模；为承认流动性“显著恶化”的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提供紧急融资；为增加市场流动性，将贴现率由3．5％下调至3．25％。同时，为20家金融机构设立新的融资工具。美联储手段如此之多，干预领域如此之广，中国央行与其相比较就显得有些单一、单薄。因此，中国货币政策手段必须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勇闯新路，才有可能应对人民币升值以及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从上面分析可见，单项政策的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内外困境。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应该从扩大内需、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加强国际对话，增强贸易摩擦的应对能力、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以及汇率浮动等多方面来进行综合整治。
参考文献：
[1] 雷达，刘元春．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兰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