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去机场之前，我又回眸看了家里一眼：铺着雅致白巾的茶几上。盛开的水仙吐着郁郁的清香，写字桌上，仪态优雅的维纳斯石膏像旁，一大捧日茸茸的银柳，几枝嫣红嫩黄的新菊，给我们打扫得窗明几净的居室添上了几缕温馨，几多生气。妈妈年初二回来／工作一直忙到大年三十的先生和我是在新年的爆竹轰响之际才很费力地把家收拾到如此水平的。说真的，就是当年我先生作为毛脚女婿第一次登门，要面子的我也没把家收拾得如此洁净明媚。而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妈妈要回来了。
　　机场上，远远一看到妈妈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身影，我的心就不由地被泪水濡湿了。妈妈已经风烛残年，且患有老年痴呆症。前年，姐姐姐夫为了照顾我多病的身体，抢着将不能自理的母亲接到深圳去照顧。妈妈病重的时候，连大小便都不知道地方，担任经理副经理的姐姐姐夫忙不完工作还要忙家务，照顾妈妈，替她看病，付出了多少精力和财力。我总有个心愿，等我自己身体恢复点了，还是把妈妈接回来住。妈妈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无论清醒还是糊涂总是想回上海。老房子、老邻居、老朋友、老同事，离开这些，她就会水土不服。正如后来我偷看到她笔记中写的“大风歌”所云：“大风起兮雪飞扬，不知何日兮归故乡。”难怪机场上妈妈看到我时喃喃的第一句话就是：“呵，真的回到上海了。”一听这话，我脸上笑着，内心深处的泪就又涌上来了。
　　我先生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永远把困难压在心底，而把希望过滤出来给我打气。这一次他认定：一方面药物治疗，一方面心理治疗，老人家的病会好的。说也奇怪，刚回来时，她总有点愣愣的，似乎回不过神来，问她话要好长时间才回答几个字。春节几天，大家来看望她，我也陪她出去串门，又见到了老面孔。提起了旧话题，她好像什么都顺畅了。思维越来越清晰，动作也日渐灵活，我做饭时忙前忙后的，她总跟在我后面到这到那，絮叨一些陈谷子话题，我就说些新鲜事给她听。她不再那么沉默了，甚至对家务事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要求拣菜，剥花生衣，她是那么地想恢复自己的能力。我开她的玩笑：“你现在好生猛哇!”她也神气活现地自嘲：“生猛海鲜呢。”
　　最近我又替她找到了一件可以实现自己价值的事做。家里为她请的小保姆是个安徽姑娘，不识字。妈妈教了三十多年小学，前年、去年被病魔折磨得不识字了。经过一年多的药物治疗，已经恢复了读写能力。我就安排她每天给小保姆上课。这帖药显然更灵验。妈妈对这项工作乐此不疲，每每我下班回家，就看到一老一小伏在桌上津津有味地教与学，我凑上去看，两人的笔下出现了许多汉字，虽然笔迹歪歪扭扭，似乎不太听话，我却感到它们透出一份不可言说的美丽。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暗暗惊奇：是不是奇迹发生了?
　　我不再流泪了，心情有了一种阳光般的从容。在妈妈的晚年，我要尽自己所能让她感到幸福。不管老年痴呆症、高血压、冠心病的魔彩如何挡在我们的努力面前。这不仅仅是报答母亲一生给予我的恩情，也是对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以及无常命运的一种小小的应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