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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抽象历史，具体性，历史特征，细节讲解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3-0052-03
抽象思维一般来讲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在思想上抽引出对象的一般的本质特性，而不管其余的具体的特征；二是指认识的僵化、片面性和它的脱离实际等。列宁、黑格尔等常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本文写作受黑格尔《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启发，取后者之义。
《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是黑格尔晚年写于柏林的一篇生动、俏皮和富有艺术意味的哲学短文。文中描绘了生活中的一些情景，深刻讽刺了市场女商贩、奥地利军官和一群凶手处决围观者“抽象”思维的主观性。黑格尔在文中指出，现实生活中进行抽象思维的绝不仅是学者之辈，那些“没有教养的人”往往更甚。他举例指出，一个凶手被押赴刑场，在常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凶手，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概念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并且拿这个简单的品质抹杀了他身上所有其他的人的本质，这就叫抽象思维。研究人的学者则不然，他要考察这个人是怎么变成罪犯的，他的生活经历和教养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他内心有什么解不开的困惑。常人对此反而不解，会说：他是想替凶手辩护呀！其实，黑格尔丝毫不反对科学的抽象。他不过想指出，恰恰世俗的日常的意识才可能是抽象的，也就是片面的，而且大多数事例正是如此。
认真反思，在历史教学与研究中，我们自身由于“抽象”思维而产生的空泛、幼稚和片面确实存在。在此略举三例，不当之处，尚祈大家不吝指正！
一、研究选题 趋大避小
我国传统史学注重宏大叙事，往往以人物褒贬为主线，关注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主题。毋庸讳言，在近代唯物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拘泥形式、程式固化、机械套用、主观臆断、以史就论等诸多问题。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选题空泛，问题意识不强，缺乏明确的具体问题和研究指向；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脱节，缺乏实证研究；调研计划和数据支撑，研究内容和预期成果的现实针对性不强；理论框架不清晰，基本概念或重要判断存在歧义，逻辑体系不合理，论证不严谨，创新点不明确。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对于历史，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些“单个的意志”“特殊的生活条件”，在以往历史研究中容易被遗忘的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动而真实地存在着，并与那些引人注目的历史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历史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过去往往都被研究者们遗忘了。
如今，越来越多原先未被关注的内容进入了治史者的视野。历史变迁中的小乡村、小人物、小事件，诸如此类的“小历史”开始被研究者关注，并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小历史”的微观取向让我们看到了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提供了参考。比如西方的《蒙塔尤》《马丁·盖尔的归来》《奶酪与蛆虫》等史学著作，它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公众影响。微观史学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历史，讲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当然，微观史学也不能单纯讲述小人物，而应该有着更广阔的人文视野。以《马丁·盖尔的归来》为例，这本书讲述的是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但是背后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个体身份的构建方式以及乡村的结构形态等戏剧层面之下的问题。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大概念，还有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小人文，都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关注。从“小历史”的微观角度出发，胸怀人类大视野，终将走向一种深刻的“大历史”。
二、问题讲解 缺乏细节
当前历史教学中，仍然存在教师讲课过度抽象化现象，概念、名词满天飞，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教材编写中缺少对人物个体、典型事件的故事叙述，导致鲜活的历史被遮蔽，具体的生活被掩盖。例如，人们在总结战争时，常会极尽详细地用一系列数字来描述战争的残酷，以期唤起人们对战争的警醒。其实，面对这些看似具体的数据，读者们可能毫不动容，因为那些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抽象的，只是一些数字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相互无法替代的具体个人。
按照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的观点，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关于战争，舒衡哲曾讲到：“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为了不让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被各种数字的抽象所淹没，在舒衡哲看来，应该尝试在一点一滴中显现大屠杀，即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去直面那段历史。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抽象性的过度运用会使那些蕴藏在人性具体性中的“向善”的精神资源逐渐枯竭和流失。打开“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纪念馆的网站（www.yadvashem.org），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在这里，我们查询者到的不是数字，而是名字及其背后鲜活的生活。《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美丽人生》《拯救大兵瑞恩》一系列影片堪称战争经典，其成功在于电影中个人化的情感记忆在时刻撞击着观众的心灵，这种感性认识经过时间沉淀后会形成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性思考。
当前，学者们多称1982年的南京大屠杀调查为“应对性研究”。虽然是以市民的口头回忆的方式，但是没有死者名单，没有苦难经历的细节访谈，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关键是没有任何细节，缺乏感人的东西，缺乏活生生的历史记忆。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搜集大量的海外档案资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2000年之后，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整理也在重新进行。 正如有关学者所言：如何悬置抽象化的历史而进入苦难历史的细节，如何以个体生命的具体记忆方式对过度抽象进行抗争，这个沉重的使命摆在我们这些生活在抽象时代的人面前。
三、人物评价 模糊抽象
就如前面黑格尔在文章中所言，普通大众对死刑犯人的“抽象”评价往往用简单的品质抹杀了他身上所有其他人的本质。其实，中国传统戏剧作品中人物的塑造经常是脸谱化的，白脸曹操，红脸关公，忠奸分明。中国传统影视作品中高大全形象的塑造，汉奸特务形象的刻画，大多一目了然。历史上，对待外族人、外国人，往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经常冠以夷蛮、反动、侵略的标签。在人物评价方面，我们还常用 “三七分”“四六分”“五五分”等数字评价，更是用抽象的数字切割了具体的人生。
近代史上的传教士，过去往往被贴上帝国主义侵略者帮凶的标签。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当时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其实，毛泽东并未给予司徒雷登任何私德方面的指责。目前，历史正在逐渐还原它本来的面目，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评价也越来越公正持平。在相关资料中，司徒雷登先生早已恢复了他“燕园之父”的身份评价，他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所作的贡献正逐渐为人所知。2008年11月17日，根据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在杭州举行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告别59年之后，“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终于“魂归故里”。这表明我们的[光开始把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司徒雷登和作为政客的司徒雷登剥离开来看。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再见，司徒雷登”，其间隐含的不仅有历史人性的关怀，更彰显出一个国家开放的胸怀。
林则徐，以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形象现于近代历史。但作为“睁[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却默而不言清朝落后的事实，不肯公开提倡改革，国家日趋衰弱，他宁愿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去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林则徐无疑是中国旧文化的产品。这才是真实的、脱离不了历史局限性的、旧士大夫式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古人云：“知人论世”。只有充分了解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人的真实形象。他可能是个外国人，也曾心系中国；他是个民族英雄，但也身存瑕疵。近年来，李鸿章、陈独秀、瞿秋白以及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获得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有些评价甚至被完全翻案，充分说明了以往脸谱化、标签化抽象评价的荒唐。
维特根斯坦曾说，一个人应该学会让事情保持其原貌，并尽可能看到其全部联系，而不是用人们以往所理解的哲学大概念去掩饰事物的真实联系。仔细想来，这段话是对抽象的过度使用的哲学反思。因此，如何走出抽象的概念式思维，关注历史的细节，探究生活的幽微，感触历史的复杂，体味生活的具体，值得历史教师深思。
【作者简介】朱继军，男，1974年生，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3-0052-03
抽象思维一般来讲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在思想上抽引出对象的一般的本质特性，而不管其余的具体的特征；二是指认识的僵化、片面性和它的脱离实际等。列宁、黑格尔等常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本文写作受黑格尔《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启发，取后者之义。
《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是黑格尔晚年写于柏林的一篇生动、俏皮和富有艺术意味的哲学短文。文中描绘了生活中的一些情景，深刻讽刺了市场女商贩、奥地利军官和一群凶手处决围观者“抽象”思维的主观性。黑格尔在文中指出，现实生活中进行抽象思维的绝不仅是学者之辈，那些“没有教养的人”往往更甚。他举例指出，一个凶手被押赴刑场，在常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凶手，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概念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并且拿这个简单的品质抹杀了他身上所有其他的人的本质，这就叫抽象思维。研究人的学者则不然，他要考察这个人是怎么变成罪犯的，他的生活经历和教养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他内心有什么解不开的困惑。常人对此反而不解，会说：他是想替凶手辩护呀！其实，黑格尔丝毫不反对科学的抽象。他不过想指出，恰恰世俗的日常的意识才可能是抽象的，也就是片面的，而且大多数事例正是如此。
认真反思，在历史教学与研究中，我们自身由于“抽象”思维而产生的空泛、幼稚和片面确实存在。在此略举三例，不当之处，尚祈大家不吝指正！
一、研究选题 趋大避小
我国传统史学注重宏大叙事，往往以人物褒贬为主线，关注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主题。毋庸讳言，在近代唯物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拘泥形式、程式固化、机械套用、主观臆断、以史就论等诸多问题。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选题空泛，问题意识不强，缺乏明确的具体问题和研究指向；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脱节，缺乏实证研究；调研计划和数据支撑，研究内容和预期成果的现实针对性不强；理论框架不清晰，基本概念或重要判断存在歧义，逻辑体系不合理，论证不严谨，创新点不明确。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对于历史，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些“单个的意志”“特殊的生活条件”，在以往历史研究中容易被遗忘的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动而真实地存在着，并与那些引人注目的历史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历史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过去往往都被研究者们遗忘了。
如今，越来越多原先未被关注的内容进入了治史者的视野。历史变迁中的小乡村、小人物、小事件，诸如此类的“小历史”开始被研究者关注，并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小历史”的微观取向让我们看到了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提供了参考。比如西方的《蒙塔尤》《马丁·盖尔的归来》《奶酪与蛆虫》等史学著作，它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公众影响。微观史学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历史，讲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当然，微观史学也不能单纯讲述小人物，而应该有着更广阔的人文视野。以《马丁·盖尔的归来》为例，这本书讲述的是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但是背后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个体身份的构建方式以及乡村的结构形态等戏剧层面之下的问题。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大概念，还有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小人文，都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关注。从“小历史”的微观角度出发，胸怀人类大视野，终将走向一种深刻的“大历史”。
二、问题讲解 缺乏细节
当前历史教学中，仍然存在教师讲课过度抽象化现象，概念、名词满天飞，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教材编写中缺少对人物个体、典型事件的故事叙述，导致鲜活的历史被遮蔽，具体的生活被掩盖。例如，人们在总结战争时，常会极尽详细地用一系列数字来描述战争的残酷，以期唤起人们对战争的警醒。其实，面对这些看似具体的数据，读者们可能毫不动容，因为那些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抽象的，只是一些数字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相互无法替代的具体个人。
按照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的观点，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关于战争，舒衡哲曾讲到：“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为了不让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被各种数字的抽象所淹没，在舒衡哲看来，应该尝试在一点一滴中显现大屠杀，即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去直面那段历史。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抽象性的过度运用会使那些蕴藏在人性具体性中的“向善”的精神资源逐渐枯竭和流失。打开“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纪念馆的网站（www.yadvashem.org），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在这里，我们查询者到的不是数字，而是名字及其背后鲜活的生活。《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美丽人生》《拯救大兵瑞恩》一系列影片堪称战争经典，其成功在于电影中个人化的情感记忆在时刻撞击着观众的心灵，这种感性认识经过时间沉淀后会形成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性思考。
当前，学者们多称1982年的南京大屠杀调查为“应对性研究”。虽然是以市民的口头回忆的方式，但是没有死者名单，没有苦难经历的细节访谈，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关键是没有任何细节，缺乏感人的东西，缺乏活生生的历史记忆。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搜集大量的海外档案资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2000年之后，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整理也在重新进行。 正如有关学者所言：如何悬置抽象化的历史而进入苦难历史的细节，如何以个体生命的具体记忆方式对过度抽象进行抗争，这个沉重的使命摆在我们这些生活在抽象时代的人面前。
三、人物评价 模糊抽象
就如前面黑格尔在文章中所言，普通大众对死刑犯人的“抽象”评价往往用简单的品质抹杀了他身上所有其他人的本质。其实，中国传统戏剧作品中人物的塑造经常是脸谱化的，白脸曹操，红脸关公，忠奸分明。中国传统影视作品中高大全形象的塑造，汉奸特务形象的刻画，大多一目了然。历史上，对待外族人、外国人，往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经常冠以夷蛮、反动、侵略的标签。在人物评价方面，我们还常用 “三七分”“四六分”“五五分”等数字评价，更是用抽象的数字切割了具体的人生。
近代史上的传教士，过去往往被贴上帝国主义侵略者帮凶的标签。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当时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其实，毛泽东并未给予司徒雷登任何私德方面的指责。目前，历史正在逐渐还原它本来的面目，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评价也越来越公正持平。在相关资料中，司徒雷登先生早已恢复了他“燕园之父”的身份评价，他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所作的贡献正逐渐为人所知。2008年11月17日，根据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在杭州举行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告别59年之后，“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终于“魂归故里”。这表明我们的[光开始把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司徒雷登和作为政客的司徒雷登剥离开来看。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再见，司徒雷登”，其间隐含的不仅有历史人性的关怀，更彰显出一个国家开放的胸怀。
林则徐，以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形象现于近代历史。但作为“睁[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却默而不言清朝落后的事实，不肯公开提倡改革，国家日趋衰弱，他宁愿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去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林则徐无疑是中国旧文化的产品。这才是真实的、脱离不了历史局限性的、旧士大夫式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古人云：“知人论世”。只有充分了解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人的真实形象。他可能是个外国人，也曾心系中国；他是个民族英雄，但也身存瑕疵。近年来，李鸿章、陈独秀、瞿秋白以及蒋介石这样的历史人物获得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有些评价甚至被完全翻案，充分说明了以往脸谱化、标签化抽象评价的荒唐。
维特根斯坦曾说，一个人应该学会让事情保持其原貌，并尽可能看到其全部联系，而不是用人们以往所理解的哲学大概念去掩饰事物的真实联系。仔细想来，这段话是对抽象的过度使用的哲学反思。因此，如何走出抽象的概念式思维，关注历史的细节，探究生活的幽微，感触历史的复杂，体味生活的具体，值得历史教师深思。
【作者简介】朱继军，男，1974年生，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