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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影视剧毫无价值。但它的价格,是我以前做的很多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所得不到的。这个咋办呢?兄弟。”
“‘朱苏进昨夜自杀,掏出了他那颗羞耻之心。’哎,这个有点意思。” 电视剧《三国》开播后,朱苏进上三国贴吧一看,发现里面 “是个恶毒大竞赛”。他知道自己被封为“中国编剧界的凤姐”。寻找“骂得精彩”的帖子是朱苏进一大乐趣, “只要精彩,你骂我爹都行。”
但板砖之凶猛远超他的预期。他哈哈一笑,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就像大雨掉到青蛙背上,青蛙自己都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雨!”
受争议的“金牌编剧”
骂声再大,对朱苏进也只是背上的痒痒,倒是家人“偶有伤感”。对这部片子他一点也不担心。朱苏进告诉记者,每天,索福瑞34个城市《三国》的收视统计数据都会发到朱苏进手机上。数据显示,《三国》的收视率表现不赖。
几年前,并非只有一家想拍《三国》。在谈合作、找融资、与对手竞争抗衡中,制片人杨晓明取得了胜利。杨晓明对媒体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朱苏进的剧本。
朱苏进看到片子没比其他观众早。电视开播三四天之后,制片方把碟片寄到他家。看完这些碟片,朱苏进决定不再往下看了。他的判断是——这会是一个成功的剧。
看着看着他会发笑。“我看着那些台词也觉得好玩。网上他们说台词雷人,这哪叫雷人?早知道我还可以搞得更雷一点。”
2001年,朱苏进接下《康熙王朝》,这是他在电视圈的第一单活儿。他拿到二月河的原著,翻了一遍说“还以为是盗版”。他认为原著堆砌历史事实,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都明显不足。他大刀阔斧删改,毫无愧色。“凡是历史上关于康熙的故事我都可以用,何必拘泥一本小说?”电视剧播出后,二月河的评价是“无话可说,不说什么”,但朱苏进却凭此剧赢得“金牌编剧”的名声。
他编的剧总是能引起极大争议:《郑和下西洋》里他让失去下身的郑和谈恋爱;写《我的兄弟叫顺溜》,他无视“当年八路军无狙击手”的质疑;在《江山风雨情》里,他让崇桢死在陈圆圆的肩头而不是景山树枝上。
“没有关系,有争议好,争议越大越好。”他总是这样挥挥手,“我是写剧的,不是历史学家。”
所有作品都是精神自传
《三国》开播一个月后,开始有夸赞之声。观众说新版本好看,有新意。朱苏进不怎么领情:“那都是应该的。”让朱苏进感到不爽的,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口气:“还不错呀。”他觉得假惺惺。
他讨厌平庸和凡俗,哪怕是庸俗的赞扬。
无论小说界还是影视圈,朱苏进都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人。
南京市瑞金路一家小书店,老板自制了一张本店销售排行榜,朱苏进的《射天狼》排在第六名。书店老板说,《射天狼》卖得“还行”,虽然他没有读过。书店里还有一本朱苏进的新书,那是电视剧《三国》剧本的同名改编小说。老板说,卖得“一般”。老板知道朱苏进生活在这个城市,是“知名作家”。
排在第六名的《射天狼》是一本收录朱苏进早期小说的作品集。二十年前,凭着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军旅小说,朱苏进扬名文坛。曾经,他与莫言、周涛,并称新军旅作家“三剑客”。
1995年后,他没再写过小说。
“我就是个男军人和女军人生出来的杂种,”朱苏进说,军队的生活对他的所有作品都有影响。他说那是一种英雄情怀。“虽然中国军队给你的往往是一种狭隘的英雄情怀,但是你依然可以跟世界上最好的英雄主义相对接。”
弃武从文不是朱苏进少年从军的初衷。和多数青年军旅作家一样,朱苏进的文学准备并不充分。他上了鲁迅文学院,并开始饥渴阅读文学名著。茨威格的中篇他最中意,他甚至曾经动情地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认真抄写了一遍。在创作上,他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1982年,《射天狼》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昆仑奖、福建省优秀作品荣誉奖。这是他的成名作。
他赞美强者的竞争,他崇尚阳刚之气,歌颂胆略和勇敢,对于非战争年代军人的尴尬感同身受。他的故事里没有温良恭俭让,场景常常是斗兽场般的死寂而暗藏杀机。那些有着超人智慧的主角们在山穷水尽的绝境中斗智斗勇,又在绝顶的孤独中一路沉沦。朱苏进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精神自传。
《三国》里的军人基因
5月,朱苏进刚刚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依赖军队,那里是他写作的灵感源泉和精神家园。《三国》剧本中,主公与谋臣的关系被他重新诠释,充满军中独有的微妙和玄机。
在《三国》里也处处可见军队的影子。他关心交战前将帅士卒的情绪,他欣赏下级对上级的那种感情:我服从于你,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你。他把诸葛亮对刘备也划入这种关系。“诸葛亮有句台词:与其寻找主公,不如为自己创造一个主公。我把自己交给你了。这两个人是相互创造出来的。”
朱苏进推崇伟大——包括伟大的背叛。他提到苏联红军屠杀波兰军人的森林里,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道:这里埋葬着被苏联红军屠杀的波兰军人,这里埋葬着拒绝屠杀波兰军人的苏联红军。
“这才叫军人。无数的理由会说服你执行命令活下去,但拒绝来自于你天性中的固执。”他把“伟大拒绝”的基因放入三国,便是陈宫拒绝曹操的释放。
那是《三国》里的一个催泪弹,两个男人的生离死别感动了很多人。“陈宫何尝不知道,他最好的知音是曹操。他何尝不知道曹操在最后一刻是真的爱他。但陈宫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宁可死。曹操拉着他的手一路走到刑场。这是一种价值尊重另外一种价值,一个生灵在理解另外一个生灵。生死不重要,他已经永远活在另一个生命当中。所以他们俩人说了同一句话:大好河山,另一個说,大好山河啊。”
朱苏进对这段戏非常得意。“很多人看到那个地方,都突然掉眼泪。”但他对导演选的景不够满意,“这么动情的话,应该是非常壮丽的地方,怎么找了个荒山秃岭呢。”
人生拐向
为什么不写小说,搞起剧本了?
是两种不同的情怀……他避开锋芒。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写小说是一对一。读者永远只有一个,一个人写给另外一个人看。那人看的时候,也是一盏灯一杯茶一个热被窝;影视不是。影视是一个群体做给另外一个群体看,本质上造成了欣赏素质的平均化。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寻找的是知音,不是读者。而电视剧寻找的是观众。我没有才能去做小说又去做编剧。我甚至觉得,那样对两件事都不尊重。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他说写小说也碰到了一些窘境。自己的一些作品,让自己尊敬的首长们忧心忡忡。他没有往下说。
1995年4月,去上海修音响的朱苏进被朋友带到一个作家研讨会上,谢晋是会议主持人。他想为迎接香港回归制作一部反映鸦片战争题材的电影。即兴发言时,朱苏进谈到他对谢晋的理解:悲壮的英雄主义。这个主题,他实在是太熟了。
谢晋很激动,散会便径直跑来找他。之后,便有了谢晋导演、朱苏进编剧的《鸦片战争》。
“我那时候瞧不起影视,但我非常敬仰谢晋。”他说,“谢晋请咱做——老天啊,皇上看上咱啦。他是何等人——我看他《红色娘子军》长大的。”
朱苏进的人生轨迹在此处拐向。他说否则,肯定还是会把小说写下去的。“就好比是雅鲁藏布江的水,你伸进一个手指,想浅尝辄止,没想到一下被吸进去一个手臂,你赶紧想把手臂拔出来,结果你已整个人掉进江水里。”
欺骗自己的角度
做完《鸦片战争》他发现:一部电影得到的钱,比他所有小说的稿费都要高,而且高出很多。“我觉得这个影视剧毫无价值。但这个价格,是我以前做的很多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所得不到的。这个咋办呢?兄弟。”
如今,他也会为写剧本做一些形象的辩解:一棵树的老根在那里是不动的,只是花粉到处飘飞。飘到纸上那是小说,飘到电视机上是电视剧,飘到这个餐桌上,不就是咱俩瞎掰吗,也挺好。好的东西是相通的,何况挣钱多。挣钱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要被一种低级的因素制约,那是很烦人的。
“生活需要钱,但钱的欲求很快就容易得到满足。我现在挣的钱就够我用的。“做电视剧也并不总是让人愉快。2008年,和他一样——作家兼编剧的王海在博客里透露,一位制片人委托她找朱苏进写一部戏,片酬每集10万。这个价格在行内不算低。电话里朱苏进说:现在不想写电视剧,太累了。
他承认,为了收视率,需要做出牺牲和妥协——把你真正感动的东西和那些庸俗拌在一块,包成个饺子。然后人家说,哎,这个好,这个比小说好多啦!
在一部小说的前言里,他曾这样感慨:当年我把小说写完后经常丢了自己,找不着回到生活的路。后来写剧本了,逐渐有些像怨妇。离了龙门,浓妆淡抹的过来,低眉垂眼中动无数心眼,内里还想招人注目。
“我不写小说只是暂时的,从事影视剧编剧对我来说绝对只是个客串。”2009年,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他如是说。
现在还是这样想吗?
是这样。起码在自己欺骗自己这个角度,是这样的。他又哈哈一笑。
加上“桃园三结义”是缺憾
《中国周刊》:为什么在各种《三国》宣传场合很少看见你?
朱苏进:在我看来,编剧在片子拍完之后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为在剧本里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如果你还有很多话,说明你剧本没写好。我现在出来,无非是为满足一些好奇心。
《中国周刊》:徐克改编《笑傲江湖》,刘镇伟在解构《大话西游》时,都“心里流荡着一种自由颠覆的快感”。你改编《三国》也是这感觉么?
朱苏进:没有,怎么可能呢?三国不可能被颠覆,我也不愿意去颠覆。但我们可以颠覆的是我们对经典的观念。经典哺育人,经典也压抑人。
《中国周刊》:很多人对你改编《三国》的不满,多是“不尊重史实”或者“不尊重原著”。
朱苏进:三国演义是一个拙劣的小说,但是一个伟大的传奇。任何一个時代对三国都会有一个新的处理和表达,这跟历史无关。它只是一个戏。
三国这事,我本来是不想做的,当时有别的事。这个故事好像看起来对谁都是一块肥肉,其实未必,对我就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改编,原创程度太低了。
《中国周刊》:观众会情不自禁地要拿你的《三国》跟老版电视剧比较。你看过那个版本么?
朱苏进:拜托,别问我这事,我肯定没看过。说了不得招人骂娘了吗?肯定看过两三集,但我要装出一副烂熟于心的样子,哈哈。这个道理,就是我可以遵循于原生态的东西——老版电视剧的祖宗。我是个很懒惰的人。也许看一看,我可能会做得更好吧。
《中国周刊》:你跟罗贯中一样是三国故事的改编者,你的原则是什么?
朱苏进:好看,做人物。一开始我就确立了五到七个命脉性的人物。我看不见历史,所有的历史经典都像羽毛和佩剑一样悬挂在这个人身上,所有的战争、人物关系都为创造人物服务。有些地方很好,比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但我一字不提,都扔掉。因为它对于这个人的性格再没有增值效果。在我看来近乎垃圾。对于一个编剧而言,这是一种像动物一样的嗅觉,一点也不费力。
《中国周刊》:有没有缺憾?
朱苏进:我只觉得我当时我应该更强大一些,不要那么心虚。比方说桃园三结义,我到最后一稿才把它加上去的。应该根本就不要!
历史上结过义的人多了去了,大多是流氓政治。珍贵的东西不在这,只有在关张二人死后,刘备重新回忆,这时候结义的价值才体现出来。原来是这么想的嘛。但有点儿心虚,不写结义怕给人骂死。结果加一点效果更糟……哎,咱也有懦弱的时候嘛!懦弱了反而成为笑柄。
“‘朱苏进昨夜自杀,掏出了他那颗羞耻之心。’哎,这个有点意思。” 电视剧《三国》开播后,朱苏进上三国贴吧一看,发现里面 “是个恶毒大竞赛”。他知道自己被封为“中国编剧界的凤姐”。寻找“骂得精彩”的帖子是朱苏进一大乐趣, “只要精彩,你骂我爹都行。”
但板砖之凶猛远超他的预期。他哈哈一笑,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就像大雨掉到青蛙背上,青蛙自己都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雨!”
受争议的“金牌编剧”
骂声再大,对朱苏进也只是背上的痒痒,倒是家人“偶有伤感”。对这部片子他一点也不担心。朱苏进告诉记者,每天,索福瑞34个城市《三国》的收视统计数据都会发到朱苏进手机上。数据显示,《三国》的收视率表现不赖。
几年前,并非只有一家想拍《三国》。在谈合作、找融资、与对手竞争抗衡中,制片人杨晓明取得了胜利。杨晓明对媒体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朱苏进的剧本。
朱苏进看到片子没比其他观众早。电视开播三四天之后,制片方把碟片寄到他家。看完这些碟片,朱苏进决定不再往下看了。他的判断是——这会是一个成功的剧。
看着看着他会发笑。“我看着那些台词也觉得好玩。网上他们说台词雷人,这哪叫雷人?早知道我还可以搞得更雷一点。”
2001年,朱苏进接下《康熙王朝》,这是他在电视圈的第一单活儿。他拿到二月河的原著,翻了一遍说“还以为是盗版”。他认为原著堆砌历史事实,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都明显不足。他大刀阔斧删改,毫无愧色。“凡是历史上关于康熙的故事我都可以用,何必拘泥一本小说?”电视剧播出后,二月河的评价是“无话可说,不说什么”,但朱苏进却凭此剧赢得“金牌编剧”的名声。
他编的剧总是能引起极大争议:《郑和下西洋》里他让失去下身的郑和谈恋爱;写《我的兄弟叫顺溜》,他无视“当年八路军无狙击手”的质疑;在《江山风雨情》里,他让崇桢死在陈圆圆的肩头而不是景山树枝上。
“没有关系,有争议好,争议越大越好。”他总是这样挥挥手,“我是写剧的,不是历史学家。”
所有作品都是精神自传
《三国》开播一个月后,开始有夸赞之声。观众说新版本好看,有新意。朱苏进不怎么领情:“那都是应该的。”让朱苏进感到不爽的,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口气:“还不错呀。”他觉得假惺惺。
他讨厌平庸和凡俗,哪怕是庸俗的赞扬。
无论小说界还是影视圈,朱苏进都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人。
南京市瑞金路一家小书店,老板自制了一张本店销售排行榜,朱苏进的《射天狼》排在第六名。书店老板说,《射天狼》卖得“还行”,虽然他没有读过。书店里还有一本朱苏进的新书,那是电视剧《三国》剧本的同名改编小说。老板说,卖得“一般”。老板知道朱苏进生活在这个城市,是“知名作家”。
排在第六名的《射天狼》是一本收录朱苏进早期小说的作品集。二十年前,凭着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军旅小说,朱苏进扬名文坛。曾经,他与莫言、周涛,并称新军旅作家“三剑客”。
1995年后,他没再写过小说。
“我就是个男军人和女军人生出来的杂种,”朱苏进说,军队的生活对他的所有作品都有影响。他说那是一种英雄情怀。“虽然中国军队给你的往往是一种狭隘的英雄情怀,但是你依然可以跟世界上最好的英雄主义相对接。”
弃武从文不是朱苏进少年从军的初衷。和多数青年军旅作家一样,朱苏进的文学准备并不充分。他上了鲁迅文学院,并开始饥渴阅读文学名著。茨威格的中篇他最中意,他甚至曾经动情地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认真抄写了一遍。在创作上,他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1982年,《射天狼》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昆仑奖、福建省优秀作品荣誉奖。这是他的成名作。
他赞美强者的竞争,他崇尚阳刚之气,歌颂胆略和勇敢,对于非战争年代军人的尴尬感同身受。他的故事里没有温良恭俭让,场景常常是斗兽场般的死寂而暗藏杀机。那些有着超人智慧的主角们在山穷水尽的绝境中斗智斗勇,又在绝顶的孤独中一路沉沦。朱苏进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精神自传。
《三国》里的军人基因
5月,朱苏进刚刚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依赖军队,那里是他写作的灵感源泉和精神家园。《三国》剧本中,主公与谋臣的关系被他重新诠释,充满军中独有的微妙和玄机。
在《三国》里也处处可见军队的影子。他关心交战前将帅士卒的情绪,他欣赏下级对上级的那种感情:我服从于你,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你。他把诸葛亮对刘备也划入这种关系。“诸葛亮有句台词:与其寻找主公,不如为自己创造一个主公。我把自己交给你了。这两个人是相互创造出来的。”
朱苏进推崇伟大——包括伟大的背叛。他提到苏联红军屠杀波兰军人的森林里,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道:这里埋葬着被苏联红军屠杀的波兰军人,这里埋葬着拒绝屠杀波兰军人的苏联红军。
“这才叫军人。无数的理由会说服你执行命令活下去,但拒绝来自于你天性中的固执。”他把“伟大拒绝”的基因放入三国,便是陈宫拒绝曹操的释放。
那是《三国》里的一个催泪弹,两个男人的生离死别感动了很多人。“陈宫何尝不知道,他最好的知音是曹操。他何尝不知道曹操在最后一刻是真的爱他。但陈宫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宁可死。曹操拉着他的手一路走到刑场。这是一种价值尊重另外一种价值,一个生灵在理解另外一个生灵。生死不重要,他已经永远活在另一个生命当中。所以他们俩人说了同一句话:大好河山,另一個说,大好山河啊。”
朱苏进对这段戏非常得意。“很多人看到那个地方,都突然掉眼泪。”但他对导演选的景不够满意,“这么动情的话,应该是非常壮丽的地方,怎么找了个荒山秃岭呢。”
人生拐向
为什么不写小说,搞起剧本了?
是两种不同的情怀……他避开锋芒。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写小说是一对一。读者永远只有一个,一个人写给另外一个人看。那人看的时候,也是一盏灯一杯茶一个热被窝;影视不是。影视是一个群体做给另外一个群体看,本质上造成了欣赏素质的平均化。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寻找的是知音,不是读者。而电视剧寻找的是观众。我没有才能去做小说又去做编剧。我甚至觉得,那样对两件事都不尊重。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他说写小说也碰到了一些窘境。自己的一些作品,让自己尊敬的首长们忧心忡忡。他没有往下说。
1995年4月,去上海修音响的朱苏进被朋友带到一个作家研讨会上,谢晋是会议主持人。他想为迎接香港回归制作一部反映鸦片战争题材的电影。即兴发言时,朱苏进谈到他对谢晋的理解:悲壮的英雄主义。这个主题,他实在是太熟了。
谢晋很激动,散会便径直跑来找他。之后,便有了谢晋导演、朱苏进编剧的《鸦片战争》。
“我那时候瞧不起影视,但我非常敬仰谢晋。”他说,“谢晋请咱做——老天啊,皇上看上咱啦。他是何等人——我看他《红色娘子军》长大的。”
朱苏进的人生轨迹在此处拐向。他说否则,肯定还是会把小说写下去的。“就好比是雅鲁藏布江的水,你伸进一个手指,想浅尝辄止,没想到一下被吸进去一个手臂,你赶紧想把手臂拔出来,结果你已整个人掉进江水里。”
欺骗自己的角度
做完《鸦片战争》他发现:一部电影得到的钱,比他所有小说的稿费都要高,而且高出很多。“我觉得这个影视剧毫无价值。但这个价格,是我以前做的很多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所得不到的。这个咋办呢?兄弟。”
如今,他也会为写剧本做一些形象的辩解:一棵树的老根在那里是不动的,只是花粉到处飘飞。飘到纸上那是小说,飘到电视机上是电视剧,飘到这个餐桌上,不就是咱俩瞎掰吗,也挺好。好的东西是相通的,何况挣钱多。挣钱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要被一种低级的因素制约,那是很烦人的。
“生活需要钱,但钱的欲求很快就容易得到满足。我现在挣的钱就够我用的。“做电视剧也并不总是让人愉快。2008年,和他一样——作家兼编剧的王海在博客里透露,一位制片人委托她找朱苏进写一部戏,片酬每集10万。这个价格在行内不算低。电话里朱苏进说:现在不想写电视剧,太累了。
他承认,为了收视率,需要做出牺牲和妥协——把你真正感动的东西和那些庸俗拌在一块,包成个饺子。然后人家说,哎,这个好,这个比小说好多啦!
在一部小说的前言里,他曾这样感慨:当年我把小说写完后经常丢了自己,找不着回到生活的路。后来写剧本了,逐渐有些像怨妇。离了龙门,浓妆淡抹的过来,低眉垂眼中动无数心眼,内里还想招人注目。
“我不写小说只是暂时的,从事影视剧编剧对我来说绝对只是个客串。”2009年,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他如是说。
现在还是这样想吗?
是这样。起码在自己欺骗自己这个角度,是这样的。他又哈哈一笑。
加上“桃园三结义”是缺憾
《中国周刊》:为什么在各种《三国》宣传场合很少看见你?
朱苏进:在我看来,编剧在片子拍完之后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为在剧本里把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如果你还有很多话,说明你剧本没写好。我现在出来,无非是为满足一些好奇心。
《中国周刊》:徐克改编《笑傲江湖》,刘镇伟在解构《大话西游》时,都“心里流荡着一种自由颠覆的快感”。你改编《三国》也是这感觉么?
朱苏进:没有,怎么可能呢?三国不可能被颠覆,我也不愿意去颠覆。但我们可以颠覆的是我们对经典的观念。经典哺育人,经典也压抑人。
《中国周刊》:很多人对你改编《三国》的不满,多是“不尊重史实”或者“不尊重原著”。
朱苏进:三国演义是一个拙劣的小说,但是一个伟大的传奇。任何一个時代对三国都会有一个新的处理和表达,这跟历史无关。它只是一个戏。
三国这事,我本来是不想做的,当时有别的事。这个故事好像看起来对谁都是一块肥肉,其实未必,对我就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改编,原创程度太低了。
《中国周刊》:观众会情不自禁地要拿你的《三国》跟老版电视剧比较。你看过那个版本么?
朱苏进:拜托,别问我这事,我肯定没看过。说了不得招人骂娘了吗?肯定看过两三集,但我要装出一副烂熟于心的样子,哈哈。这个道理,就是我可以遵循于原生态的东西——老版电视剧的祖宗。我是个很懒惰的人。也许看一看,我可能会做得更好吧。
《中国周刊》:你跟罗贯中一样是三国故事的改编者,你的原则是什么?
朱苏进:好看,做人物。一开始我就确立了五到七个命脉性的人物。我看不见历史,所有的历史经典都像羽毛和佩剑一样悬挂在这个人身上,所有的战争、人物关系都为创造人物服务。有些地方很好,比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但我一字不提,都扔掉。因为它对于这个人的性格再没有增值效果。在我看来近乎垃圾。对于一个编剧而言,这是一种像动物一样的嗅觉,一点也不费力。
《中国周刊》:有没有缺憾?
朱苏进:我只觉得我当时我应该更强大一些,不要那么心虚。比方说桃园三结义,我到最后一稿才把它加上去的。应该根本就不要!
历史上结过义的人多了去了,大多是流氓政治。珍贵的东西不在这,只有在关张二人死后,刘备重新回忆,这时候结义的价值才体现出来。原来是这么想的嘛。但有点儿心虚,不写结义怕给人骂死。结果加一点效果更糟……哎,咱也有懦弱的时候嘛!懦弱了反而成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