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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看起来他三次创业是顺利的,但不知道,“我做三个企业,其实都是三次对现实的妥协”。
5月25日,上海,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会议室。携程网、如家、汉庭的缔造者,身着白衬衫的季琦,微笑着走了进来。
之前的3月26日(美国当地时间),他站在纳斯达克交易大厅里,敲钟。亲手把他第三次创业的成果——汉庭酒店集团送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检阅台。
他现在所在的会议室,由个人办公室改造而来。一张红色的木桌,一台孤零零的电脑。旁边是个小小的玻璃圆桌。公关递给他采访提纲,他没有扫视一眼,径直搁到一边。
“不用看,都问了多少遍了。”他一笑。
个人资产?
“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他语调平稳,声明他现在做的事情,和那串数字并无多大的关系。上市一周后,他半夜被一个电话吵醒,朋友告诉他汉庭市值超过10亿美元,他也只是醒了再睡而已。
好像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随意的白衬衫,晚上没有应酬的时候一碗蔬菜汤,对他而言,这生存条件和十年前有多大区别呢?
如果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来分析,季琦说自己站在了金字塔最高的一层,追求“自我实现”。
“你的自我实现通过什么来表现?”
“做点事,如果我死后,墓碑上能刻上一行字,‘他参与缔造了全球最优秀的酒店集团’就行了。”
“作为个人而言,季琦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季琦?”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理想主义的内核,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妥协,但又有坚定的毅力。”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这样描述。
现实的妥协
季琦的目标很明确,但他坦言,并非是一个从小就志存高远的人,“就好像剥笋一样,一层层地剥开了我的目标和理想。”
开始做的事情,比如学生时代蹬着三轮满街卖电脑,是源于生存的需要。后来,他越来越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挺自信的”,从学生时代,他就知道自己是个靠谱的人,想法能成为现实。
实际上,他经過很多次这样的考验。少年时,他走了8里路回家吃午饭,但妈妈告知,“没有吃的,你自己想办法。”这在若干年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物质的忍耐比一般“有钱人”高。可以理解,当他资产过亿后,他还是习惯扬州师傅的剃头手艺,中档品牌武装自己,常开的也是一辆高级一点的大众而已。
1985年,他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这个江苏如东纯朴、热情的年轻人强烈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老家太不一样了。有一次坐公车,有人在旁边笑他:“乡下人!”
“刚开始我还觉得自卑、孤立,不过后来好多了。因为,只要不说上海话,就不是上海人,就全都是上海人眼里所谓的乡下人,不管哪里来的,北京来的广州来的也都是乡下人。 ”
研究生毕业时,他有留校的机会,但是他希望到赚钱更多的外企。他差点进入了宝洁公司,那里提供丰厚的待遇让他动心,但是不能解决户口问题。他跟那个时代所有的大学生一样,认为上海户口是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和保障。思考后,他选择了个可以解决户口的国营电脑公司,先把主要矛盾解决掉。
不过他总归要走,虽然涨了工资,分了房子,但在这里已经没有能满足他的发展空间,《第一团队》一书描述了他的抉择:“再要上升,除非把他的师傅,也就是领导挤掉,可是对于自称有很强师徒观的季琦来说,挤掉一手把自己提拔起来的上级,是他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他决定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业,以去美国探望妻子为借口,季琦把工作辞掉了。
在美国待了将近一年,美国互联网的爆发式成长让他兴奋,他寻觅着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机会。1997年9月,他创办了上海协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任总经理。同年,丁磊决定创办网易。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琦和他的客户、从美国回来的梁建章,坐下来讨论一起做个事业的可能。他们一拍即合,后来找到同是校友的沈南鹏、范敏,共同创建了携程旅行网。也是同一年,陈天桥在上海的一个民居里创办了盛大网络公司。
互联网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创业模式,让中国一代年轻人更早地获得成功的可能。以后,季琦多次把他的成功首先归结于这个时代。
在季琦的协成公司里,刚成立的携程旅行网也在这里办公,季琦任首席执行官,沈南鹏任首席财务官,梁建章任总裁,范敏任执行副总裁。人称“携程四君子”。
外人只看到了季琦勇攀高峰,勇往直前的精神,好像一环扣一环,都是乘胜追击的结果,但季琦自己说,“实际上,我做的三个企业,都是三次对现实的妥协。”
当初创办携程的愿望,只是想象中的网上旅行社,他回忆,“当时梁建章开玩笑说,哪天成功了,去景点吃饭都不要钱了。但后来为了生存下来,不得不去买宾馆,卖景点门票,为了把规模做大,不得不成立集合运营中心,这是不断地为了生存妥协的过程。而这种妥协更接近真实情况。”
他创立汉庭时,一开始不是做经济型酒店,而是学习美国和欧洲两家最好的酒店公司,马里奥特和雅高。“他们成功主要靠中档酒店,我离开如家后就想做这样一个中档品牌。”
2007年春节前,他在北京签约了第一批酒店,当时他豪情万丈地对外界这样解释汉庭的定位,“如家可能是你刚刚毕业的时候想住的,现在你工作几年了,有些积累了,你可能就想住汉庭这样的”,汉庭的名字出自季琦的想法,“庭就是院子,预示汉庭的品位。”
然而,成立于2005年的汉庭,仅开拓了两年的中档酒店市场,现实让季琦感到为难,市场不如人意。而一回头,经济型酒店市场仍然热火朝天。“我是很现实的人,发现如家很猛,七天、 莫泰、锦江也很猛,就靠他们这几杆枪?”他问自己,“我为什么死抱着中档酒店。”
他幡然醒悟,马上杀回马枪,回到熟悉的经济型酒店。至于人家问他是不是恶意竞争,季琦才不理会这样的问题,“我要做的事情就做,所以就是目标坚持,手段妥协。”
汉庭在发展的时候,如家也在迅猛地扩张,大张旗鼓地在三四线城市发芽,同样是经济型酒店,季琦面临着和“旧爱”的正面交锋。关键是,季琦意识到,“我这斗不过他啊,我就敌进我退,他们往乡下,我就往中心城市走。”
他说,“我从如家出来的,但不会想着非要跟如家一较高低。我很冷静。”
做“有感觉”的事业
作为如家开疆辟地的首号功臣,季琦选择离开如家,坊间有诸多猜测。最近一次,他如此回应,“当我创立如家之后,又发现有些客户除了干净安全之外,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比如能否做得更有品位一些,能否有一个会议间,使商务客人更方便一点。于是,我希望能提供更高端一点的经济型酒店,就离开如家,开始创立汉庭。”
真相可能要留给历史作答,但有件事毋庸置疑,他对于一辈子的事业,缔造优秀的酒店品牌,是从携程时期启蒙,在如家时期开始。只不过,那时候,如家的愿景还只是要做国内知名的酒店品牌,而现在的季琦,目标直指国际优秀酒店品牌。
他记得,2001年左右,一个推销员来到季琦办公室推销“雅高”的餐卡,临走时他放下两本介绍他们公司的书,其中一本叫《一个银河系的诞生》,季琦好奇地拿起来看了看,没想到就被吸引了。“就像男女朋友那样,一下子有了感觉。”
季琦说自己其实也是个感性的人,做事情要有感觉。携程网让季琦实现了财务自由,再创业汉庭纯粹是为理想,他拿出了所有的积蓄,浇灌在后半生“有感觉”的事业上。
携程与如家上市后,携程系四君子各得其乐,梁建章游学美国,闲云野鹤,往学者型企业家道路上前行;沈南鹏专注投资领域,红杉基金在中国投资了不少项目;范敏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岗位出来,仍旧守在自己的优势岗位上,稳稳地掌管携程网。
只有季琦,又上路了,从零开始新做一个项目,而且又带其登陆了纳斯达克。
2010年3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飞往纽约的天空上,汉庭搭载国际资本的航班准备起飞。季琦离他的理想——缔造世界最优秀的酒店集团,更近了一步。等着上飞机的一刹那,他才感到有些兴奋,“顿时感到责任重大”。上了飞机,他美美地睡了一觉,那些天在美国不停地见投资人,不停地沟通,他已经万分疲惫。
第二天,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里面是蓝色的衬衫,特地系了一条醒目的橘红色领带。对一个衣橱里衬衫只有白色和蓝色、西服也只有有限几套的人来说,“简单、百搭”是他穿衣的原则。他戴上橘色领带实在是有些大胆了,而且是爱马仕牌的。这可比他平日的装备 “Timber—land”贵了不知多少倍。来美国之前,他特地破例在香港买了三条爱马仕,给自己和其他的汉庭创始人一人一条,“就是去推销产品的,橘色领带让人瞩目嘛。”他说。
这是继如家、七天酒店之后,中国第三家登陆美国股市的经济型连锁酒店集团,也是季琦离开携程系后的扛鼎之作。
站在纳斯达克的大厅里,他回忆,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圆脸,平头,戴着眼镜,招牌式的笑容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总是眯着的,整个人精神奕奕。
“2003年,我参与创立的携程上市,今天的市值将近翻了20倍;2006年,我作为创始CEO的如家上市,今天的市值也已经翻了3倍左右。2010年,是10年内我创立的第三家企业——汉庭上市的日子,我寄予同样的希望。”
要问及与前两次上市时感受有何不同,他狡猾地说,“前两次没来,这次来了,这是最大的不同。但是,没来不说明什么,来了也不说明什么。”
毛氏思维
十年内创造了三个纳斯达克上市企业,季琦说,“我相信要打破这个纪录还蛮难的。”他把这数次创业成功的秘密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给了他创业的机会,被潮流推着走。二是,运气,“正好赶上这个好时候。”
上市后,3月30日,身在新加坡的季琦通过视频和北京、上海两地的媒体见面。他为汉庭的成功上市列了一系列感谢名单,包括员工、投资者,还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然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口,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他说。
这并不是随口的玩笑。对毛泽东的欣赏,在早年接受采访时,季琦就承认,他常读毛泽东的作品,“他讲的一些东西还是很有道理的,很适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走进汉庭公司,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毛泽东诗词。公司员工说,那是季琦朋友送来的礼物,“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他的话里行间,不自觉透露出毛氏思维,“上市后遇到的挑战有什么不同?不论是淮海战役还是打个小炮楼,都是枪炮声,没什么不同。”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他今年写过一篇博客——《从人类组织的兴衰看企业的变化》,其中谈到了社会组织的各种形态,家庭、企业和宗教、国家的异同之处。他用毛泽东、蒋介石革命的例子分析组织中的力量对比,他说,“对我们这些从事企业经营的人来说,密切注意支撑我们力量的变化尤为重要。”
喜欢研究毛泽东并非他的专利,比如盛大的陈天桥。他最喜欢毛泽东的名言,“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有业内人士透露,他和唐骏的速成“配对”就来源于,陈、唐两人对毛泽东的共同欣赏。
华为的任正非也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他在部队期间就是“学毛著标兵”,华为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打上毛氏哲学的烙印。
陈天桥、任正非、季琦,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不是海归派,都是在传统土壤里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精英。
扎根中国本土当然要深谙中国的市场环境,携程四君子之一的范敏曾评价季琦,“有激情、能闯,敢于创新。当初创业时,他能疏通关系,去拿批文、搞土地。”
他身上也有中国式的意气,当初离开第一个供职的单位,原因之一是不愿意挤走一手提拔他的领导,走后因为一句话加入另一个公司,很大程度是因为信任对方这个朋友。
他谈到他对这种意气的欣赏,“在三亚开会时,一个相识多年的投资人说,季琦,你第三次创业做什么?就算是狗屎我也投资。”他笑着说,“我当然不会做狗屎,投资除了看模型主要是看人,这种江湖义气是中美两国投资人之间,在专业基础之后的区别,很可爱。”
投资了携程、如家、汉庭三个公司的IDG合伙人熊晓鸽,已认识季琦10年了,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季琦的印象,“和携程系的其他创业者相比,季琦为人更内敛一些,不爱说话。但是喜欢微笑,而且是充满智慧的微笑。”
这显然只是他的表象。季琦说,“熊晓鸽说我不爱说话,那是他太能说了。其实我是携程四个人里面最能说的,而且说话的频率很广,坐公车可以和农民、学生、孩子聊得来,坐飞机头等舱可以和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聊得来。”
他那憨厚的微笑,眯着的眼睛,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亲切的业务推销员。媒体上这样形容他,“摇着憨厚的脑袋”、“有着儒雅微笑”,“出差回来给男员工带香烟、女员工带巧克力”,他有着可以见到的温情、细腻的一面,当然,另一面,他有创业者的勇敢、激情和强悍。他喜欢飙车,有辆长江牌的军绿色侧三轮的摩托,宝马底牌的发动机。有资料显示,他的家里,挂着拳击用的沙袋。
只要肉体不消亡,一切都能应付
《中国周刊》:上市后会有许多约束,有许多企业上市后会感到后悔,比如新东方的俞敏洪就公开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汉庭上市后,有没有感到这样的纸枷锁?
季琦:俞敏洪是我老乡。我们公司从现金流来看不用上市。但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生男孩是挺好的,但是没有女孩对爹妈那么体贴。汽车是挺好的,但是制造了空气污染。上市是一样的,要看企业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可能是非常优秀非常赚钱的酒店,但我们要做全球最优秀的酒店集团,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市场的帮助,达不到这个目标。
上市可以在你需要的時候融资,可以激励你的团队,有很多好处,虽然增加了很多成本,增加很多约束。但是我们还是要上市。现在我们看来很lucky,上市完了股票市场才开始震荡,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错了,哈哈。
《中国周刊》:但实际上上市对企业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比如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的选择,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
季琦:外界把那些投资者理解得太浅薄了。我们的前几大投资者,是要长期持有汉庭,不是看眼前几年。比如美国的退休管理基金,他没有退出的先例。他也不需要高回报。我们分配股票的时候,选择的都是长远投资的财务投资者,不是炒股票的。我们是要建设长久的事业。
当然,如果是巴菲特买我的股票,我愿意全部卖给他。他是一个非常稳定、专业、精明的投资者。很遗憾他没买。我们也没有专门推销给他。
《中国周刊》:上市之后,主要挑战有什么变化,跟我谈谈你典型的一天?
季琦:主要挑战还是来自我们自己,我的员工是不是还有冲劲、还有激情,敬业程度是否一样,会不会觉得我们上市了就有钱了。我们规模扩得很大,从300家到3000家过程中,怎么样让企业文化很好的复制,让标准不打折扣地执行下去。
我没有典型一天。我有时一天全在路上出差。有时一天在海边的沙滩上,啥事也不干。有时一天全开会。比如今天我就是开一天会,上午跟政府部门,下午跟管理层,现在跟媒体。我的生活变化很大,比较跳跃。
《中国周刊》:那你去年卸任CEO后,工作有什么变化吗?
季琦:哈,我过去做CEO每天都坐班,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接着刷牙吃早饭。现在不做CEO了,早上8点9点没有会议等着我了,我可以把会议安排在下午2点半,可以睡懒觉。像今天我就9点才起床。现在很自由,不匆忙,过去没有这么放松。
《中国周刊》:你怎么评价你现在所处的阶段?
季琦:现在应该是比较成熟的阶段了。古人说,四十而不惑。我现在就像到了山顶,看很多事情如看平地,很清楚了。比如你问我的挑战、挫折,该来的就来,我没什么好惧怕。再来一次经济危机,持续个三年五年,我也不会紧张。再来一次非典,只要我肉体不消亡,也不会不能应付。如果汉庭股票涨到100美元,我心脏也受得了。
《中国周刊》:非典再来一次也不怕?
季琦:当然非典来了不好,但是事情有两面性,有危就有机。非典一来,整个市场预期就会下降,是购并的好时机。现在并购酒店太贵了,根本购并不了。
《中国周刊》:最近在看什么书?有什么启发?
季琦:最近在看好几本,其中一本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写的《君主论》,这是我第二遍看此书了。好多人批判这个作者。作者把君主写得很邪恶,但是他其实只是说了真话,很多人误解他。
很多人也会误解我。我年轻时会着急,马上去澄清。现在不会着急,有必要就解释,没必要就不解释。被人误解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奇怪的,不要奢望没人误解你,关键在于你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不要让误解成为你实现目标的障碍就行了。
《中国周刊》:你对当前中国的商业环境有什么憧憬?
季琦:在其位谋其政,我在这个公司,让我的员工过得好,让我的股东有好的收益,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好,那就是我的责任。不论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那整个环境一定好。
5月25日,上海,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会议室。携程网、如家、汉庭的缔造者,身着白衬衫的季琦,微笑着走了进来。
之前的3月26日(美国当地时间),他站在纳斯达克交易大厅里,敲钟。亲手把他第三次创业的成果——汉庭酒店集团送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检阅台。
他现在所在的会议室,由个人办公室改造而来。一张红色的木桌,一台孤零零的电脑。旁边是个小小的玻璃圆桌。公关递给他采访提纲,他没有扫视一眼,径直搁到一边。
“不用看,都问了多少遍了。”他一笑。
个人资产?
“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他语调平稳,声明他现在做的事情,和那串数字并无多大的关系。上市一周后,他半夜被一个电话吵醒,朋友告诉他汉庭市值超过10亿美元,他也只是醒了再睡而已。
好像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随意的白衬衫,晚上没有应酬的时候一碗蔬菜汤,对他而言,这生存条件和十年前有多大区别呢?
如果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来分析,季琦说自己站在了金字塔最高的一层,追求“自我实现”。
“你的自我实现通过什么来表现?”
“做点事,如果我死后,墓碑上能刻上一行字,‘他参与缔造了全球最优秀的酒店集团’就行了。”
“作为个人而言,季琦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季琦?”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理想主义的内核,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妥协,但又有坚定的毅力。”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这样描述。
现实的妥协
季琦的目标很明确,但他坦言,并非是一个从小就志存高远的人,“就好像剥笋一样,一层层地剥开了我的目标和理想。”
开始做的事情,比如学生时代蹬着三轮满街卖电脑,是源于生存的需要。后来,他越来越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挺自信的”,从学生时代,他就知道自己是个靠谱的人,想法能成为现实。
实际上,他经過很多次这样的考验。少年时,他走了8里路回家吃午饭,但妈妈告知,“没有吃的,你自己想办法。”这在若干年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物质的忍耐比一般“有钱人”高。可以理解,当他资产过亿后,他还是习惯扬州师傅的剃头手艺,中档品牌武装自己,常开的也是一辆高级一点的大众而已。
1985年,他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这个江苏如东纯朴、热情的年轻人强烈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老家太不一样了。有一次坐公车,有人在旁边笑他:“乡下人!”
“刚开始我还觉得自卑、孤立,不过后来好多了。因为,只要不说上海话,就不是上海人,就全都是上海人眼里所谓的乡下人,不管哪里来的,北京来的广州来的也都是乡下人。 ”
研究生毕业时,他有留校的机会,但是他希望到赚钱更多的外企。他差点进入了宝洁公司,那里提供丰厚的待遇让他动心,但是不能解决户口问题。他跟那个时代所有的大学生一样,认为上海户口是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和保障。思考后,他选择了个可以解决户口的国营电脑公司,先把主要矛盾解决掉。
不过他总归要走,虽然涨了工资,分了房子,但在这里已经没有能满足他的发展空间,《第一团队》一书描述了他的抉择:“再要上升,除非把他的师傅,也就是领导挤掉,可是对于自称有很强师徒观的季琦来说,挤掉一手把自己提拔起来的上级,是他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他决定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业,以去美国探望妻子为借口,季琦把工作辞掉了。
在美国待了将近一年,美国互联网的爆发式成长让他兴奋,他寻觅着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机会。1997年9月,他创办了上海协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任总经理。同年,丁磊决定创办网易。
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琦和他的客户、从美国回来的梁建章,坐下来讨论一起做个事业的可能。他们一拍即合,后来找到同是校友的沈南鹏、范敏,共同创建了携程旅行网。也是同一年,陈天桥在上海的一个民居里创办了盛大网络公司。
互联网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创业模式,让中国一代年轻人更早地获得成功的可能。以后,季琦多次把他的成功首先归结于这个时代。
在季琦的协成公司里,刚成立的携程旅行网也在这里办公,季琦任首席执行官,沈南鹏任首席财务官,梁建章任总裁,范敏任执行副总裁。人称“携程四君子”。
外人只看到了季琦勇攀高峰,勇往直前的精神,好像一环扣一环,都是乘胜追击的结果,但季琦自己说,“实际上,我做的三个企业,都是三次对现实的妥协。”
当初创办携程的愿望,只是想象中的网上旅行社,他回忆,“当时梁建章开玩笑说,哪天成功了,去景点吃饭都不要钱了。但后来为了生存下来,不得不去买宾馆,卖景点门票,为了把规模做大,不得不成立集合运营中心,这是不断地为了生存妥协的过程。而这种妥协更接近真实情况。”
他创立汉庭时,一开始不是做经济型酒店,而是学习美国和欧洲两家最好的酒店公司,马里奥特和雅高。“他们成功主要靠中档酒店,我离开如家后就想做这样一个中档品牌。”
2007年春节前,他在北京签约了第一批酒店,当时他豪情万丈地对外界这样解释汉庭的定位,“如家可能是你刚刚毕业的时候想住的,现在你工作几年了,有些积累了,你可能就想住汉庭这样的”,汉庭的名字出自季琦的想法,“庭就是院子,预示汉庭的品位。”
然而,成立于2005年的汉庭,仅开拓了两年的中档酒店市场,现实让季琦感到为难,市场不如人意。而一回头,经济型酒店市场仍然热火朝天。“我是很现实的人,发现如家很猛,七天、 莫泰、锦江也很猛,就靠他们这几杆枪?”他问自己,“我为什么死抱着中档酒店。”
他幡然醒悟,马上杀回马枪,回到熟悉的经济型酒店。至于人家问他是不是恶意竞争,季琦才不理会这样的问题,“我要做的事情就做,所以就是目标坚持,手段妥协。”
汉庭在发展的时候,如家也在迅猛地扩张,大张旗鼓地在三四线城市发芽,同样是经济型酒店,季琦面临着和“旧爱”的正面交锋。关键是,季琦意识到,“我这斗不过他啊,我就敌进我退,他们往乡下,我就往中心城市走。”
他说,“我从如家出来的,但不会想着非要跟如家一较高低。我很冷静。”
做“有感觉”的事业
作为如家开疆辟地的首号功臣,季琦选择离开如家,坊间有诸多猜测。最近一次,他如此回应,“当我创立如家之后,又发现有些客户除了干净安全之外,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比如能否做得更有品位一些,能否有一个会议间,使商务客人更方便一点。于是,我希望能提供更高端一点的经济型酒店,就离开如家,开始创立汉庭。”
真相可能要留给历史作答,但有件事毋庸置疑,他对于一辈子的事业,缔造优秀的酒店品牌,是从携程时期启蒙,在如家时期开始。只不过,那时候,如家的愿景还只是要做国内知名的酒店品牌,而现在的季琦,目标直指国际优秀酒店品牌。
他记得,2001年左右,一个推销员来到季琦办公室推销“雅高”的餐卡,临走时他放下两本介绍他们公司的书,其中一本叫《一个银河系的诞生》,季琦好奇地拿起来看了看,没想到就被吸引了。“就像男女朋友那样,一下子有了感觉。”
季琦说自己其实也是个感性的人,做事情要有感觉。携程网让季琦实现了财务自由,再创业汉庭纯粹是为理想,他拿出了所有的积蓄,浇灌在后半生“有感觉”的事业上。
携程与如家上市后,携程系四君子各得其乐,梁建章游学美国,闲云野鹤,往学者型企业家道路上前行;沈南鹏专注投资领域,红杉基金在中国投资了不少项目;范敏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岗位出来,仍旧守在自己的优势岗位上,稳稳地掌管携程网。
只有季琦,又上路了,从零开始新做一个项目,而且又带其登陆了纳斯达克。
2010年3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飞往纽约的天空上,汉庭搭载国际资本的航班准备起飞。季琦离他的理想——缔造世界最优秀的酒店集团,更近了一步。等着上飞机的一刹那,他才感到有些兴奋,“顿时感到责任重大”。上了飞机,他美美地睡了一觉,那些天在美国不停地见投资人,不停地沟通,他已经万分疲惫。
第二天,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里面是蓝色的衬衫,特地系了一条醒目的橘红色领带。对一个衣橱里衬衫只有白色和蓝色、西服也只有有限几套的人来说,“简单、百搭”是他穿衣的原则。他戴上橘色领带实在是有些大胆了,而且是爱马仕牌的。这可比他平日的装备 “Timber—land”贵了不知多少倍。来美国之前,他特地破例在香港买了三条爱马仕,给自己和其他的汉庭创始人一人一条,“就是去推销产品的,橘色领带让人瞩目嘛。”他说。
这是继如家、七天酒店之后,中国第三家登陆美国股市的经济型连锁酒店集团,也是季琦离开携程系后的扛鼎之作。
站在纳斯达克的大厅里,他回忆,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圆脸,平头,戴着眼镜,招牌式的笑容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总是眯着的,整个人精神奕奕。
“2003年,我参与创立的携程上市,今天的市值将近翻了20倍;2006年,我作为创始CEO的如家上市,今天的市值也已经翻了3倍左右。2010年,是10年内我创立的第三家企业——汉庭上市的日子,我寄予同样的希望。”
要问及与前两次上市时感受有何不同,他狡猾地说,“前两次没来,这次来了,这是最大的不同。但是,没来不说明什么,来了也不说明什么。”
毛氏思维
十年内创造了三个纳斯达克上市企业,季琦说,“我相信要打破这个纪录还蛮难的。”他把这数次创业成功的秘密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给了他创业的机会,被潮流推着走。二是,运气,“正好赶上这个好时候。”
上市后,3月30日,身在新加坡的季琦通过视频和北京、上海两地的媒体见面。他为汉庭的成功上市列了一系列感谢名单,包括员工、投资者,还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然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口,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他说。
这并不是随口的玩笑。对毛泽东的欣赏,在早年接受采访时,季琦就承认,他常读毛泽东的作品,“他讲的一些东西还是很有道理的,很适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走进汉庭公司,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毛泽东诗词。公司员工说,那是季琦朋友送来的礼物,“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他的话里行间,不自觉透露出毛氏思维,“上市后遇到的挑战有什么不同?不论是淮海战役还是打个小炮楼,都是枪炮声,没什么不同。”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他今年写过一篇博客——《从人类组织的兴衰看企业的变化》,其中谈到了社会组织的各种形态,家庭、企业和宗教、国家的异同之处。他用毛泽东、蒋介石革命的例子分析组织中的力量对比,他说,“对我们这些从事企业经营的人来说,密切注意支撑我们力量的变化尤为重要。”
喜欢研究毛泽东并非他的专利,比如盛大的陈天桥。他最喜欢毛泽东的名言,“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有业内人士透露,他和唐骏的速成“配对”就来源于,陈、唐两人对毛泽东的共同欣赏。
华为的任正非也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他在部队期间就是“学毛著标兵”,华为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打上毛氏哲学的烙印。
陈天桥、任正非、季琦,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不是海归派,都是在传统土壤里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精英。
扎根中国本土当然要深谙中国的市场环境,携程四君子之一的范敏曾评价季琦,“有激情、能闯,敢于创新。当初创业时,他能疏通关系,去拿批文、搞土地。”
他身上也有中国式的意气,当初离开第一个供职的单位,原因之一是不愿意挤走一手提拔他的领导,走后因为一句话加入另一个公司,很大程度是因为信任对方这个朋友。
他谈到他对这种意气的欣赏,“在三亚开会时,一个相识多年的投资人说,季琦,你第三次创业做什么?就算是狗屎我也投资。”他笑着说,“我当然不会做狗屎,投资除了看模型主要是看人,这种江湖义气是中美两国投资人之间,在专业基础之后的区别,很可爱。”
投资了携程、如家、汉庭三个公司的IDG合伙人熊晓鸽,已认识季琦10年了,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季琦的印象,“和携程系的其他创业者相比,季琦为人更内敛一些,不爱说话。但是喜欢微笑,而且是充满智慧的微笑。”
这显然只是他的表象。季琦说,“熊晓鸽说我不爱说话,那是他太能说了。其实我是携程四个人里面最能说的,而且说话的频率很广,坐公车可以和农民、学生、孩子聊得来,坐飞机头等舱可以和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聊得来。”
他那憨厚的微笑,眯着的眼睛,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亲切的业务推销员。媒体上这样形容他,“摇着憨厚的脑袋”、“有着儒雅微笑”,“出差回来给男员工带香烟、女员工带巧克力”,他有着可以见到的温情、细腻的一面,当然,另一面,他有创业者的勇敢、激情和强悍。他喜欢飙车,有辆长江牌的军绿色侧三轮的摩托,宝马底牌的发动机。有资料显示,他的家里,挂着拳击用的沙袋。
只要肉体不消亡,一切都能应付
《中国周刊》:上市后会有许多约束,有许多企业上市后会感到后悔,比如新东方的俞敏洪就公开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汉庭上市后,有没有感到这样的纸枷锁?
季琦:俞敏洪是我老乡。我们公司从现金流来看不用上市。但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生男孩是挺好的,但是没有女孩对爹妈那么体贴。汽车是挺好的,但是制造了空气污染。上市是一样的,要看企业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可能是非常优秀非常赚钱的酒店,但我们要做全球最优秀的酒店集团,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市场的帮助,达不到这个目标。
上市可以在你需要的時候融资,可以激励你的团队,有很多好处,虽然增加了很多成本,增加很多约束。但是我们还是要上市。现在我们看来很lucky,上市完了股票市场才开始震荡,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错了,哈哈。
《中国周刊》:但实际上上市对企业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比如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的选择,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
季琦:外界把那些投资者理解得太浅薄了。我们的前几大投资者,是要长期持有汉庭,不是看眼前几年。比如美国的退休管理基金,他没有退出的先例。他也不需要高回报。我们分配股票的时候,选择的都是长远投资的财务投资者,不是炒股票的。我们是要建设长久的事业。
当然,如果是巴菲特买我的股票,我愿意全部卖给他。他是一个非常稳定、专业、精明的投资者。很遗憾他没买。我们也没有专门推销给他。
《中国周刊》:上市之后,主要挑战有什么变化,跟我谈谈你典型的一天?
季琦:主要挑战还是来自我们自己,我的员工是不是还有冲劲、还有激情,敬业程度是否一样,会不会觉得我们上市了就有钱了。我们规模扩得很大,从300家到3000家过程中,怎么样让企业文化很好的复制,让标准不打折扣地执行下去。
我没有典型一天。我有时一天全在路上出差。有时一天在海边的沙滩上,啥事也不干。有时一天全开会。比如今天我就是开一天会,上午跟政府部门,下午跟管理层,现在跟媒体。我的生活变化很大,比较跳跃。
《中国周刊》:那你去年卸任CEO后,工作有什么变化吗?
季琦:哈,我过去做CEO每天都坐班,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接着刷牙吃早饭。现在不做CEO了,早上8点9点没有会议等着我了,我可以把会议安排在下午2点半,可以睡懒觉。像今天我就9点才起床。现在很自由,不匆忙,过去没有这么放松。
《中国周刊》:你怎么评价你现在所处的阶段?
季琦:现在应该是比较成熟的阶段了。古人说,四十而不惑。我现在就像到了山顶,看很多事情如看平地,很清楚了。比如你问我的挑战、挫折,该来的就来,我没什么好惧怕。再来一次经济危机,持续个三年五年,我也不会紧张。再来一次非典,只要我肉体不消亡,也不会不能应付。如果汉庭股票涨到100美元,我心脏也受得了。
《中国周刊》:非典再来一次也不怕?
季琦:当然非典来了不好,但是事情有两面性,有危就有机。非典一来,整个市场预期就会下降,是购并的好时机。现在并购酒店太贵了,根本购并不了。
《中国周刊》:最近在看什么书?有什么启发?
季琦:最近在看好几本,其中一本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写的《君主论》,这是我第二遍看此书了。好多人批判这个作者。作者把君主写得很邪恶,但是他其实只是说了真话,很多人误解他。
很多人也会误解我。我年轻时会着急,马上去澄清。现在不会着急,有必要就解释,没必要就不解释。被人误解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奇怪的,不要奢望没人误解你,关键在于你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不要让误解成为你实现目标的障碍就行了。
《中国周刊》:你对当前中国的商业环境有什么憧憬?
季琦:在其位谋其政,我在这个公司,让我的员工过得好,让我的股东有好的收益,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好,那就是我的责任。不论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那整个环境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