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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年伯鸥是我的一个“发小”，很各色的一个人物。此人不光行为举止与众不同，常做些出人意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而且其外观也很有特色，这么说吧，假如你在我们市场街上看到一棵葱，葱头朝上，戴着眼镜，会走，那就是此兄。
年伯鸥和我都出生在市场街。市场街是一条老街，在历史上很有名，据说清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市场街，后有的我们这座城市。以前市场街的位置是市中心，现在它已经被挤兑成郊区了。市场街的市场也早就没有了。现在的市场街只是居住区，住满了市场街的遗老遗少，堆满了违章建筑，成为了历史悠久和发展滞后的代名词。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使我们这一代市场街人骨子里有些骄傲，面子上有些尴尬，办事做人都有些神神道道的。
现在的市场街只能从一支民谣里去体会出一点它曾经是市场的端倪了。凡是在市场街长大的人都从小就会念叨这支民谣：“五马换六羊，六羊换七鸡，七鸡换了个响东西，响东西换了块西瓜皮。西瓜皮，换什么，想好了我再告诉你。”从民谣里去追溯市场街，给我的感觉市场街在当年好像不是一般意义上以货币交换物资的市场，它盛行的应该是以物换物、物物贸易，而且人们在这里换来换去都是把脑子换出了毛病的，越换越亏本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代又一代市场街人都是珍视这支民谣的，把它看成是上一辈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支民谣口口相传了许多年，还一直保留着它的原汁原味。以前有点儿变化，也就是在说的时候加上表演什么的，比如说到羊的时候做个羊的动作，说到鸡的时候比画个鸡。后来，大约一直到我上中学了，这民谣才有了发展，被人在后面狗尾续貂一样加了一句糙话，说是“换你个屁，滚一边去，换来换去的干什么你！”
加了这句糙话之后，念叨这民谣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表演活报剧一样的游戏，要由两个人或者两帮人一来一去地对着说，要等一个人或者一帮人把前面的内容说完了，再由另一个人或者另一帮人往前探出身子，跺着脚，声色俱厉地用类似大批判的口气去把这句糙话说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罪过得很，这句糙话应该就是出自我的嘴，由我来“首说”的。但也是事出有因，我是被迫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年伯鸥。当时是年伯鸥把我逼急了，我是急不择言，创造了这句小孩子气的糙话。
一
年伯鸥姓年，但是那时候他还不叫伯鸥。年伯鸥后来怎么叫了年伯鸥，咱们以后再去说它。
那件事发生在公元一九七十年代。那一年我还是高中生，年伯鸥刚刚开始工作，在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那一年年三十上午了，我奶奶才发现家里置办的年货还不够齐全——葵花子、白瓜子有了，没有黑瓜子。硬糖有了，没有软糖和虾酥糖。
我说我去市里看看吧，快去快回就是了。其实我也有心事——奶奶信教，家里从来不贴春联不贴福字，需要弄点别的东西增加点过年的气氛。我乘公交车到市里买了糖果瓜子，还买了二两好茶叶。又去了工艺美术商店，选了两串带小灯笼的纸花，却发现卖小摆设的柜台里有一朵黄色的小花，塑料的，孤零零地躺着，标价是七角二分。
我让售货员拿出来看看。那时候刚刚开始有塑料花，很稀罕的。我看那小花黄得很是娇艳，温润如玉，寥寥几片叶子，茎儿微弯着，脸儿斜仰着，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心里着实喜欢，有些激动起来。又觉着只这一朵有些孤单，便问：“还有吗？”售货员说：“只剩这一朵了，要不哪能留到现在。”我想：一朵就一朵吧，一朵有一朵的味道。便买了，怕压坏了，就让售货员不用包了，一只手拎着那些好吃的，另一只手擎着这枝花。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也顾不上吃饭了，急匆匆往家赶。
在公交车上，在路上，那朵小花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用它那一点黄色激活了人们心里许多久违了的感觉，使他们脸上浮现出了温和的表情。要知道那时候城市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搞得面目全非，人们都惊魂未定的。那一年的冬天又冷又干，到处弥漫着的是一种光秃秃的灰暗。
在眼看就要到家的时候，我突然遭遇了那棵葱——那时候他的葱叶子本来在飘移，现在突然地不动了。他从老远的地方就把他眼镜里的那两点儿睛光聚焦在了我手里的小黄花上。
少顷，他才眼不离花地直直地走了过来，走到我跟前就把眼镜伸到了花上，一边推拉摇移地观赏，一边表情由惊奇变为赞叹，半晌，才抬头问我：“哪来的？”
我感到莫名的紧张，说：“还能哪来的？买的。”接着说，“几点了，还不回家去过年？”说完捏紧花赶紧走了。
我没回头，但知道年伯鸥就站在那里，没动，一直盯着我的花。我感到后背都被他盯穿了似的。
我进家时，父母正和奶奶一起忙着包饺子。我顾不上喝水吃饭，赶紧翻箱倒柜地找花瓶。家里只有一对画着狮子狗的插瓶，对小黄花来说太大了，也不搭调。翻来翻去，在饭橱的抽屉里找到一只烫酒用的小瓷瓶，白的，细溜溜的，却有脖儿有肚儿的，巧的是上面也淡淡地画有一朵小花，像是小黄花的“宅徽”似的。我赶忙在瓶里灌了水，一想，不用的，又赶紧倒掉。我把花小心翼翼地插进去，插不到底，但是叶子正好可以把花架在瓶口上。
我满屋里端详了一遍，发现只有写字台上的收音机上是最合适的地方。那里对着门，那台“美多牌”收音机的淡黄色木外壳与黄花很协调，屋里唯一的电灯也正巧就在收音机的上方。我把花瓶放在那儿，转了转角度，给花摆了摆姿势，然后又赶紧把买来的纸花挂起来，在房间的四个角上交叉着拉了两条对角线。最后，我歪了头，屏住呼吸，盯住那花，拉亮了电灯。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外面已经有了鞭炮声。灯光豁然亮处，那小黄花一下子就把所有过年的东西过年的心情都串联了起来，点燃了起来。
我兴奋地喊：“奶奶、爸爸、妈，看！”大家一起停下手中的活儿，转动着脖子上下左右地看，最后都把目光停在那小花上。全家人的心陡然亮堂了，惊异着一朵花竟会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父亲一边连声说：“好好好。”一边在屋里转挪腾移远观近看打量那花，又问我母亲说：“啊？”我母亲少言寡笑，这时也微微一笑说：“好，好看。”我奶奶借题发挥，说：“好，好得有好人去打点。” 正说着，有人敲敲门，不等里面人答应，那人已经自己进来了。
进来的不是人，你看不见人，只看见一个蓝布筒子，很厚很重很肥很大。蓝布筒子上面却又毫无规则地钉了些大扣子，挂了些铁链子，穿了些布带子。筒子上边顶着个棉帽子，下边只露出两只棉靴子。帽子和筒子的接缝处露出一副眼镜。眼镜一遇热，很快结了雾。那人摘下眼镜，露出一小片白光光的脸，眉毛眼睛都是轻描淡写的，灯影里根本分不出笔画。直到来人解开扣子打开蓝布筒子露出里面的瓤，一家人，除了我，才知道来的是年伯鸥。
我是从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就知道那不会是别人。一是别人谁在大年三十下午五六点了还串门。二是我对这厮的到来有预感。
我奶奶和年伯鸥熟。她手里忙着活，来不及理会他，只是说：“别叫着他走啊。”奶奶担心年伯鸥神神道道的，大过年的再把我给叫走了。
我有预感，不敢去搭理年伯鸥——从他一进门，我就抢过父亲手中的擀面杖，低头擀起饺子皮来。
年伯鸥戴好眼镜，摘下帽子，头上那些自来卷的“葱根”冒着热气，尴尴尬尬地站在那里，眼睛却在找东西。
我父母对年伯鸥了解甚少，对他此时造访摸不着头脑，又见他着装怪异，便感到疑疑惑惑的，虽然没说话，但时不时地便偷觑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他靠拢我戳我一下，说：“我来是让你看看我的羊皮大氅，好不容易赶在年前做好了。”接着又讪笑着向大家解说：“不是备战备荒，不是要打仗么，我做这件大氅是为了逃难的，到时候我穿上它就什么都不用带了，往地下一滚就能睡觉。我还买了一套理发的工具，准备逃难的时候给人理发挣饭吃，只是没买到那个一撸就响的‘铛铛’，没人知道哪有卖的。”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年伯鸥那蓝布筒子就是他絮聒了大半年的羊皮大氅。据他说那是他针对国内国际形势按照伟大领袖讲话精神精心设计的，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他要求那玩意儿要穿上是衣，躺下是被褥，支起来能当帐篷，扎起来还能当背包，装粮草，所以其设计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他是从内蒙古搞来一拃厚的老山羊皮，劝说已经歇了业的老裁缝出山，又市里市外地跑了大半年，投入了近三个月的工资，总计达一百一十多块钱——那时候的一百一十多块钱多值钱呀——才制作完成了这件稀世珍品的。
我不理他。继续擀饺子皮儿。
年伯鸥看我没接茬儿，就尴尴尬尬地站着，只站了一会儿，就开始龇牙咧嘴。那大氅实在是太厚太沉了，挂在他纤弱的身上，好像有许多个胖子打着坠坠儿往下拽他。他想在椅子边上坐坐，刚欠了欠身，老羊皮就支楞了起来，显示出了潜在的帐篷功能，使他根本坐不下去，要歇息一下的话，只能就地躺下。
年伯鸥想了想，突然戳我一下，然后自己先拖动大氅窸窸窣窣地移动到了外间。我家是里外两间，里间有炕，是卧室；外间有灶，是厨房。外间没亮灯。年伯鸥在黑影里等了一会儿，见我还是不理他，便又从外间伸出头来，压低声音喊起我来。我还是装作听不见。我奶奶这时候大声对着外间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行不？”
奶奶是怕大过年的，他又来拖着我出去玩儿。这种事儿他常干。
外间却半天没有了动静。
又过了一会儿，我母亲歪头从里间窗上看看外间。我奶奶小声问：“走了？”我母亲笑笑，摇摇头。我父亲有点儿不耐烦了，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吧。”
我不情愿地放下擀面杖，拍拍手上的面，走到外间。
年伯鸥正叉开两腿，直直地站着大口地喘气。他的大氅往两边咧开，滑到了肩下，下摆都堆到了地上。
我生硬地问：“干什么？”
年伯鸥咽了口唾沫，竖起一个手指，压低 声音说：“把那朵花给我吧。”
我立刻说：“为什么！”
年伯鸥定定神，说：“我回家跟我妈说了，说阿正买了一朵花，好煞了。我妈说人家能给你？我说怎么不能。我说我们俩可是最好啦。”稍停，又补充说：“我哥哥也从内蒙古回来了，我想让他也高兴高兴。”
我耐住性子说：“你没看见放在我家收音机上是什么效果吗？我们家过年还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气氛。”
年伯鸥说：“放在我家的钢琴上更好。花瓶我都准备好了。”
我们说话虽是压低了声音，里间的人还是大体听明白了。
此时我父亲走过来对年伯鸥说：“你请进来吧，在这过年吧。”
年伯鸥忙说：“不了，不了，我走了。”说完使劲把大氅拉上肩，走出门去。
约莫我爸爸已回到里间，年伯鸥又突然转身回来，拉住我的手拖着我就走，一直把我拖出院子，拖到街上，这才站定了，继续可怜兮兮地说：“给我吧，要不我回去怎么交代？我跟我妈我哥哥都说了，说阿正一定能给我。”一边说一边把眼睛躲避开我，把手伸出来抚摸我的衣领。
我说：“这花拿回家，就已经不是咱俩的事儿了，也不是一朵花的事儿了。”
他听不懂似的看着我，我知道，他在那磨时间，想主意。僵持了一会儿，他却突然喋喋不休地历数起以前他对我的许多好处来，什么请我吃好东西，把他的好衣服借给我穿之类的那些破事。
我看着他那葱白一样的嘴脸，真想伸手给他一巴掌。我想这巴掌打在年伯鸥那样的脸上一定会感觉很特别。
年伯鸥看出了我的想法，说：“你敢‘蚂’着我！”
“蚂”是方言，“碰”的意思。年伯鸥说话语音很乱，基本上是通用普通话，却时常夹带些各地的方言土语。他要的是那面包夹大葱蘸酱的味道。他现在说方言，有幽他一默缓和气氛的想法，因为平时他如此这般的时候，我总要笑的。
但这次我根本没理那个碴儿。我说：“我怎么就不敢‘蚂’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练过武术你不知道！”说着，就进步，就出招儿。
年伯鸥转身就逃，一直踢踢拖拖跑出老远，才停下来，却突然说：“要不我拿大氅换你的花吧。不过，你得再找给我一百块钱。”
我先是一蒙，接着才反应过来。我想好你个年伯鸥，原来你是早就计划好了来算计我的。你是要一举两得，一边夺走想要的小花一边处理你的累赘大氅的。于是我立刻气得变了声地说：“换你个屁，滚一边去——换来换去的干什么你！”（这不，这就是“续貂”的“狗尾”的出处。） 我和年伯鸥交往多年，一直没有撕破过脸皮。那时候年伯鸥直愣愣地站着，一时没了动静。我有些后悔刚才的反应过激，但是转念又一想这样也好，看他还能怎么地，他脸皮再厚，也就到此为止了吧。于是我装作余怒未消地转身就往家里走去。
进了屋，关上门，一回头，年伯鸥的脸却就在我身后，就镶在门玻璃上。
这一下子我头皮一炸，感觉自己就要疯了，我猛地拉开门对着年伯鸥的脸大喊一声：“你到底要干什么你！”
看样子年伯鸥是被我突如其来的发疯吓坏了，只见他直直地看着我，突然踉踉跄跄地往回倒退，一脚踩进院子中间的下水池子，一屁股坐在池子沿上。幸亏下水池子冻了，烂菜叶子鱼肠子也是硬的。年伯鸥被裹在大氅里，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爬起来，红着脸，不看我，也不说话，只在那里翻动身子拍打大氅上的污垢，却没有撤退的迹象。
我瞪直眼睛看了年伯鸥一会儿，随即旋风般地进了屋，谁也不去看，拿起那朵小花，飞奔到屋外，把花一下子甩在年伯鸥身上，又回身“嘭”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我倚在门上，闭了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差点儿哭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过来看看我，说：“你怎么交这样的朋友！”
我奶奶听见了，说：“行了，什么也别说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大家默然，都避免再去看那个没有了小花的花瓶。它现在又还原为一只酒壶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母亲去倒洗菜的脏水，却被门口的一堆东西绊了一下，歪倒在地，大声叫我父亲：“赶急！”
我父亲扶起我母亲，把那一堆东西拖进屋里。大家一看，却是年伯鸥的老羊皮大氅。
我父亲看看我说：“他这是干什么？”
我没说话。我的预感应验了。
我父亲说：“用这个换朵塑料花？”一会儿又说一遍：“他这是干什么？”
我奶奶拦住我父亲的话头说：“干什么？有数的。‘五马换六羊’呗！快给这个败家子送回去，咱不占人家便宜。”
这时候我看看羊皮大氅，不禁喷出了一个笑，又赶紧憋了回去。当然，在我的家人面前，我对年伯鸥要倒找一百块钱的事一个字也没提。我提起那件大氅，把它拍打干净，穿在了身上。我奶奶见状，立刻说：“你可别烧起泡来。”我说：“何至于。”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我奶奶的担心并非多余——我穿着那件大氅晃晃荡荡只走了一半路程，头上就冒了大汗，而且第二天我的嘴上果不其然就起了一串燎泡。当时我发现我出汗以后可是立刻脱下大氅的。我是抱着那死沉的一堆老羊皮走完半条市场街，走到年伯鸥家门口，把大氅堆放在他家门口一块干净的地方。我敲了敲年伯鸥家的门，隐约看到他出来了，我才离开的。
要不然把这么值钱的大氅弄丢了，那我可就跳进胶州湾也说不清楚了。
二
年伯鸥自小有音乐天赋，最擅长键盘乐器。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们市场街在近代并不出产商贾之辈，就是出产也顶多是出产个小商小贩的没什么大啦气的人物；但是我们市场街在近代却接二连三“出产”了不少音乐人，其中又数演奏西洋乐器的居多。而且吹拉弹唱一应俱全，几乎把西洋乐器的种类给占全了。
于是，我们自称为“市场街乐派”。我和年伯鸥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我从小是一边学画画一边学拉小提琴。年伯鸥吹拉弹唱都弄过，他都会，但他最后定位在弹钢琴。
我和年伯鸥性格绝对不同，但我们却交往了这么久这么密，就是因为音乐。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他还为我的小提琴独奏伴奏过，我却不知道他的钢琴是怎么样练成的。不知道他是否扎扎实实地练习过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练了多少，练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年伯鸥对此却闪烁其词。
我们“市场街乐派”的人大多都对自己的成才之路讳莫如深。
我对别人说我的小提琴老师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但是其实我只是在芭蕾舞团下基层体验生活的时候接受过那位老师的一次指导而已。而对于年伯鸥，我只知道他的启蒙老师是某老太。他小时候家里没有琴，曾在胶合板上画了琴键练习，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反倒是文化大革命成全了他，某老太为了躲避红卫兵，把她的德国蒙德瑞藏到了年伯鸥家，在那个特别讲出身的时代，年伯鸥家的成分好，某老太把琴放在他家，是万全之策，而他，也就有了真琴来练习了。不管外界如何评价年伯鸥的琴艺，质疑他的资历，我却是亲眼见证了他在艺术上的崛起——年伯鸥是岛城本埠第一个登台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人。差不多是紧随殷承宗之后，他就在工人俱乐部的剧场闪亮登场了，为他配戏的还是省里来的名角。那之后又过了不久，当钢琴协奏曲《黄河》新鲜出炉后，他又很快就把那部伟大作品啃下来并且也登台演出了。
当然，演奏《黄河》，年伯鸥就不能够独自崛起了，就需要我们市场街人来集体崛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专业文化被搞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业余文化就蜂拥而起抢占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
我们“市场街乐派”的音乐人就在那时候揭竿而起，组成了“星海乐团”。
为了披上合法的外衣，我们挂靠到了与市场街毗邻的文化馆旗下，由文化馆负责音乐的文老师担任乐团的指挥，我担任首席。文老师是被我们七手八脚抬上轿的。他的专业是民乐，他对搞管弦乐队心里根本没底。他一开始也的确是连五线谱也不识，更别说是去读管弦乐队的总谱。所以他这个指挥主要是摆样子的。其实我们都是边学边干。我的小提琴那时候也是连“开塞”还没有拉好。所以“星海乐团”一开始只敢排些管弦乐的小品，后来是年伯鸥勇弹《黄河》的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决定排演《黄河》。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们边学边练，夜以继日拼了半年，还真的就上台演出了。这个有史为证的——文老师曾经拿了我们演出的录音和照片进京，到文化部群文司汇报过。群文司在专业刊物上报道了这一“壮举”，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又结硕果，业余乐队奏响黄河》。
奏响归奏响，我们心里有数，《黄河》这部作品在艺术和技术上都十分了得，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超过了我们乐团总体的，超过了文老师的，也超过了年伯鸥的。 公理公道讲，从总体上眯了眼粗看，年伯鸥的弹奏基本上是说得过去的。如果不用“基本上”这个瞎客气的词儿，那么说是成败参半会更符合当年的实际。第二段《黄河颂》年伯鸥弹得深情感人，极富歌唱性。第三段《黄水谣》他弹得纤巧华丽到无与伦比，比原创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段《黄河船夫曲》和最后一段《保卫黄河》却只能说是牵强附会。因为这两段都不客气地挑战了年伯鸥的体力、技术以及情感。年伯鸥的情感怎么说也是缺少些壮怀激烈的。他的手指也是葱质的，纤长多汁而缺少肌肉，这使他的和弦和八度的技术在先天上就有缺陷，他又缺少体力去支持。如果连续演奏的话，他的体力到了第四段早已透支，所以说这个“牵强附会”还只能是就第一段而言。
我们的首演是一件大事情，惊动了市里的领导和文化精英以及音乐巨擘。那是我们许多人终生难忘的一天。那一天，对“我们的《黄河》”、我们“市场街乐派”以及年伯鸥个人今后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乐队里我的位置当然是紧靠着年伯鸥，所以我能够很清楚地“洞察”他的演奏。前三段我们乐队、文老师、年伯鸥都表现得还可以，虽然也有小纰漏，单簧管冒个泡儿，圆号走个音儿什么的，但是都无伤大雅，大部分观众听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第四段，我们却险些砸在台上。首先是年伯鸥的钢琴出问题。那一天他弹的那个第四段根本就不是牵强附会，是失控到没有人意只靠天意，是苟延残喘，是险象环生，是欲速不达欲强不行欲盖弥彰却又欲罢不能；那些快速的八度是掉了鞋还提不上裤子的；那些一抓一大把的和弦抓不起一大把，只好丢三落四，即使勉强都摸着了，也是用力不均的。公理公道讲，到了第四段我们乐队也是表现得训练无素的，都是两股战战几欲先逃，把“竞奏”的部分搞成了“竞走”。至于文老师，他本来就对第四段里的两拍子的三连音无能为力，在演出前就对第四段失了自信。在演出前他甚至都悄悄对年伯鸥安排过后事，他说：“如果一旦发生混乱你别管我，你就跟着自己的感觉往前走吧。”
可是，第四段开始不久，我就感觉年伯鸥他“自己的感觉”是他就要不行了。他的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不是他在弹钢琴而是钢琴在弹他，弹得他浑身散了架子了。他掉进黄河里了。他哪里还顾得上打鬼子。后来他连自己的队伍都找不到了——那时候文老师率领管乐声部集体迷失，钻进青纱帐里出不来了。那时候年伯鸥自己在激流漩涡里独自挣扎，时沉时浮，面露惊惧之色。那时候要不是我当机立断，率领弦乐声部大胆地摆脱了文老师，及时地去营救他，他真的就完蛋了。我们全体也就真的完蛋了，瘫在台上了，全都死了，艺术生命也就此终结了……
幸亏，那时候就要奏响时代的最强音《东方红》了。那时候《东方红》像一条救生的大船停在我们前方的某个渡口，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我们手忙脚乱顺流而下纷至沓来，我拖着弦乐、年伯鸥拖着钢琴、文老师拖着管乐，我们从好几个方向爬上了船，我们迅速地整理好队伍，终于在奏响《东方红》的第一个音的时候步调一致了，胜利会师了……
那一刻，我们内心真是充满了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欣喜，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感激，感觉毛主席真的就是我们的大救星，所以我们心潮狂涌，“呼儿嗨呦”一拥而上，用无与伦比的热情齐心协力，豁出命去奏响了那首千古绝唱——我们弦乐队没命地晃动，比中央乐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管乐部为了将功补过，更是干劲倍增。很多人一边演奏一边热泪盈眶。年伯鸥虽然惊魂未定，但是也掩盖不住死里逃生的激动，在那里尽力抖擞起衰微的激情。那时候我们乐队已经不由他引领了，我们疯狂地掀起了乐曲结束时的那一阵惊涛骇浪，把年伯鸥一下子就冲上了沙滩……
当乐曲全部结束的时候，年伯鸥真的好像刚被冲上岸似的，水淋淋地瘫软在琴凳上。
观众却沸腾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观众的主体都是市场街的父老乡亲。他们感觉真正的自豪。感觉《黄河》是他们家的事。感觉我们这些孩子真是出力了——尤其是弹钢琴的这个伙计，平时看他病病怏怏的，没想到顶属他忙活得最卖力。
领导和专家也都被我们的激情点燃了，烧糊涂了，忘记了我们的毛病。有点负面意见也被赞美的声浪淹没了。
当然，后来我们越演越熟练，越演越像样，到处受到邀请去演出，迅速红遍岛城本埠内外。
年伯鸥也因此出名。他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到一九八几年，他已经收下了超过两打的钢琴门生。那时候，人们的观念开始变化，教琴也可以直截了当地收费了。那之后年伯鸥便有了许多收入，拥有了三架立式钢琴。某老太那架老德国蒙德瑞也归了他——某老太逝世了，年伯鸥只用几百块钱就把某老太儿子摆平了。
到了这时候，年伯鸥自然而然地就想拥有一架大钢琴了。
大钢琴就是三角钢琴，是真正的乐器之王。从专业角度讲，立式琴简直不能够算作琴，只是练习用品。替代也不能全替代。简单地说，钢琴的声音品质是由钢琴的弦长和体量决定的——弦越长，声音越丰美；体越大，声音越恢宏。现代的钢琴音乐，是为大钢琴写作的，因此只有在大钢琴上才能完美再现或者进行二度创作。所以现代的钢琴演奏技巧，到了高层次，也只能以大钢琴为切磋对象。搞钢琴专业的人，都想有架大钢琴。
有一天，年伯鸥通报我说他从上海弄回了一架旧琴。琴不是买的，是用那架老德国蒙德瑞换的。
我去一看，脱口说：“什么东西！”
这哪是钢琴，只是个大木箱子而已。箱子也是个破箱子，盖板龟裂弯曲，尘封多年，已经看不出有没有油漆。还缺了一条腿。缺腿的地方现在垫了一摞砖头。内部更是缺七少八，乱七八糟，还不如外表。如果老蒙德瑞是“五马”，那这个破烂家伙别说“六羊”，连“七鸡”也不是。也不是“响东西”——当时还弹不响。
我对年伯鸥说：“好啊，这不说有就有了大三角了么，安心睡觉吧。”
说到睡觉，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我说：“可是，你让你妈在哪睡觉？”我为我的发现拍手大笑，又说：“在哪儿睡觉，啊？”
年伯鸥白了我一眼，说：“幸灾乐祸干什么！睡觉还不好说，这个东西还不比床大！” 年伯鸥家也只有里外两间屋。那时候，年伯鸥父亲已经去世，她母亲一人住外间。现在外间被“钢琴之王”占领，年伯鸥想让他妈睡里间，他睡钢琴。他妈却对年伯鸥说：“哎呀我在外间替你看门看惯了，我在里间睡不着觉。”争了半天，还是她妈把乐器之王做了床，在上面铺上被褥，每天踩着凳子爬上去，战战兢兢地，把半大的“解放脚”磕磕，盘腿坐在琴盖上。
我一见年伯鸥他妈坐在钢琴上，必须马上逃离现场，要不然笑又不能笑，憋又憋不住，表情会又怪异又难看，让他妈看见岂不难堪？
您别说，年伯鸥就是年伯鸥。年伯鸥为修这架大钢琴又忙了一两年。他请人雕刻一条钢琴腿，又搜罗各种零部件，自己动手解剖开挖这件大家伙。那些日子，我经常见年伯鸥气喘吁吁地奔走，身边戳戳啦啦地带着些钢琴的器官，后来他发现自己还真不行，又四处请修琴高手来帮他整。换了一个高手又一个高手，修好了这里，又坏了那里。
最后终于修成了，这大钢琴却是个“植物人”，只能静躺在那里，不敢弹，怕一弹弹散了架子。
于是，年伯鸥又觊觎文化馆的那架三角琴，就是演奏《黄河》用的那架。那可是一架世界名牌儿“雅玛哈”，只不过是小型的那一种。
公理公道讲，没有文老师，文化馆就没有“雅玛哈”，因为那架琴是文老师发现的，是文老师抢救回来的。
当年，文老师偶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外贸医院伙房的仓库里有一架“雅玛哈”。外贸医院的前身是教会医院，“雅玛哈”像二战时的犹太人一样，是从“文革”初期被砸毁的某个教堂死里逃生，跑到外贸医院伙房的仓库里来避难的。医院院长怕惹麻烦，并不情愿收留它，所以文老师提出文化馆可以收留“雅玛哈”的时候，院长很痛快，他一挥手说：“快拉走快拉走，医院要这么个“封资修”玩意儿干什么！……”文老师大喜过望，亲自指挥，亲自“驾辕”，把“雅玛哈”用地排车拉回文化馆。医院方面可能怕留下窝藏罪的案底，连移交手续都没办。
年伯鸥虽然对“雅玛哈”垂涎三尺，平时却无从下手。他试探过文老师，知道无空可钻。文老师和“雅玛哈”情同养父子。但是年伯鸥不死心，他坚持认为文老师不是搞钢琴专业的，会贻误“雅玛哈”的前途，把“雅玛哈”“过继”给他，“雅玛哈”才会有出息。
年伯鸥终于得了一个机会——文老师去省里参加业务进修，要离开文化馆半年，这期间，“雅玛哈”的监护人是笙馆长。笙馆长有可以攻破的弱点——他好酒贪杯。
年伯鸥送给笙馆长两瓶茅台，然后压低声音说：“笙馆长你把‘雅玛哈’换给我吧，以琴换琴，大三角换小三角。”他四顾无人才又说：“笙馆长你听我说，据我所知，第一，这台琴没有产权登记；第二，文化馆除了老文没有人懂琴，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声张。退一万步讲，即使被发现了，以大换小，别人也不会有非议。”
那年头儿茅台都是真的，能发出透瓶的香味儿，笙馆长接了茅台未饮已醉。他眯了眼吟诗般说道：“啊，‘雅玛哈’，啊，换给你，啊，大换小，所以，啊，不会有非议。啊，我看可以考虑。只是你别着急，咱要从长计议。”
年伯鸥听不出笙馆长话里的玄机，认为大事已定，高兴得晕乎乎的，逢友便要说起此事——压低了声音，俯首帖耳，再用两只手捂住。每次说完都要叮嘱对方：“千万别跟别人说，千万注意保密，千万别让老文知道了，坏了我的好事。”
年伯鸥并不知道，笙馆长回家看看茅台，再看看屋顶，思忖半晌，最后决定让她女儿打电话向文老师告急。他对他女儿说：“别说你是谁，别说是谁让你说的，只说有这么回事儿！”
文老师接报后连夜坐火车赶了回来，一进文化馆的门就先找“雅玛哈”，一看他的“继子”还在，这才一屁股坐在琴凳上。
文老师带着哭腔对笙馆长说：“当时，我完全可以把琴拉回家。”
这是实话。文老师当时的确动过这个念头，他最终没把琴拉回家，一是他没有地方窝藏，二是他害怕东窗事发。文老师家出身地主，文革那时候胆小如鼠。
笙馆长看了一会儿文老师，说：“没有事儿，这不还有我在这里站着么！赶紧做个财产登记，那就谁也不用想三想四了。”
笙馆长见了年伯鸥说：“你看看，‘树欲静而风不止’。”
年伯鸥说：“都怨我，都怨我的嘴不严，没捂住。”
笙馆长说：“要不，茅台你拿回去？”
年伯鸥心里疼得什么似的，嘴上却说：“那哪能！那哪能！你看看你说的。有这么办事的吗……”
三
如果不是亲自见证了年伯鸥的再婚，有些事情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是真的。
一九八几年到一九九几年期间，我辞职去了国外，与年伯鸥中断了联系。我回国后与他恢复来往后，很少听他说起他结婚又离婚的事。后来日子久了，才听他偶尔露出片言只语。他只对我说其实老天爷对人很公平，他小时候没受什么揉搓，所以大了才会叫女人好一个收拾。他只对我说幸亏没有孩子，没有伤害无辜。等等云云，并没有涉及婚姻之城里面太多的详细。
我在国外把老婆弄丟了，很怕年伯鸥探根究底，所以我也不去探究他的根底。当然，他非要主动倾诉，我也不会捂住他的嘴。后来日子长了，他终于向我承认他离婚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床笫之事缺乏兴趣，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好像他的前妻性欲超强似的。但是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觉得婚姻也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交换，而在这种交换里男人太吃亏，不值得再交换下去。
但是年伯鸥和女人的纠结并没有到此结束。
一九九几年有一天，年伯鸥突然头戴散边儿草帽，身穿乳白色休闲西装，手提文明棍，肩挎工艺大草包，出现在我公司的办公室也就是我家里。
回国后我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吃住办公一体，可公司的效益还不错。
年伯鸥一进门开口便说：“伙计，我好上《今古奇观》了！”
我说：“又怎么了？”
年伯鸥说：“我以为事不过三！”
我一边打量他的新装束，一边听他把“楔子”说完。 年伯鸥说：“我最近全是倒霉事儿。先是我去了趟南方，看好了一套藤子桌椅，买下了，长途车却不给运，只好就地又处理掉，只卖了个半价。我光忙乎着桌椅的事儿了，钱又被小偷掏了，差一点儿回不来。接着又招了一次盗贼——有三个马路串子看样是盯了我一阵儿了，以为我很有钱。有一天晩上那三个小厮尾随我进了家门，掏出刀来逼我拿钱，拿走了我所有的现金。除了身上的，刚收的一个季度的学费也被他们翻走了。也不用翻，那两万多块钱就在桌子上堆着。”
年伯鸥突然地停住，出了神。我想他在想那些钱——两万多，不小的一堆。
他又突然地回过神来，说：“操。紧接着‘马尔塔’也叛变了，跑了，再没回来。”
“马尔塔”是年伯鸥的狗。那时候养狗风刚兴起，狗很贵，年伯鸥就买了一条领着。带来给我看过。年伯鸥叫一声“马尔塔”，那个小白绒球儿就空翻一个跟头，但是紧接着就跷起一条后腿要在我的地毯上撒尿，年伯鸥大喊“马尔塔”！它歪头看看年伯鸥，不慌不忙射出一注尿液然后再翻一个更高的跟头。
我瞥一眼年伯鸥，心想你成天奇装异服怪模怪样的，半老的男人再领条女式宠物狗，不招贼才怪了。
其实以前年伯鸥着装还算规矩，并不善招摇过市。现在却有些“装不惊人死不休”了。他拿了棍儿并不拄。他只是把棍道具一样提在手上。还都是名棍儿，湘妃竹降龙木紫檀铁木黑梨之类。衣服新潮是新潮，但搭配得有问题。
再说你又不捡破烂儿你戴顶破草帽子干什么！
他看出我眼里有话，“嘁”地笑一下说：“那么我也改革么。”
我说：“行，你可别改了胡秫地里去。说了三件了，说正文吧。”
年伯鸥长叹了一口气，靠在了椅背上，沉痛地说：“胡爱青生了个孩子，说是我的。”
我大惊失色，说：“怎么回事儿？你说什么！”
年伯鸥说：“我在纺织医院碰到一个认识的护士，开口就说祝贺你喜得贵子。我吓了一跳，一查登记表，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母亲填的胡爱青，父亲填的就是我。”
“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么结婚是怎么回事儿？”
……
两个月前年伯鸥就找过我，说又要结婚。说女的叫爱青，一个月前认识的。不是自己认识的，是文化馆的美术老师介绍的。“业大”文科毕业，能写诗。不是艾青，也不是“爱卿”，是爱青，胡爱青。
我说：“不是不感兴趣吗？”
年伯鸥说：“那么换一个试试么。”
“你还试什么！性欲都变了物欲。”
年伯鸥沉吟半晌，红了脸说：“她国外有亲戚。”
“可以沾光？出国？”
“那么你不是也出了么。”
“噢？那你就一定要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出？”
年伯鸥赧然不语。
我说：“能写诗，国外有亲戚，这不弄到‘绩优股’了么！不知道是不是‘原始股’？”
当时股市蓓蕾初放，股票术语漫天飞。
年伯鸥忙尖了声音说：“是。是老姑娘！我就是要气气我的前妻。”
年伯鸥又娓娓说他和爱青已经登记了。说下礼拜六去前海沿儿举行婚礼，想弄得别致一点，就是走一圈儿，照照相。然后爱青去美国，她自己先去，牵线搭桥，为将来铺路。又说婚礼他这边可是只请了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到时候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等等云云。
我想这叫什么婚礼！
年伯鸥欣欣然一副春事繁忙的样子，说到此，急着要走。
年伯鸥走后，我便在台历上作了记号，以免贻误。
没想到下礼拜六过去了，年伯鸥方面并无消息，我有些皇帝不急太监急，打电话却找不到年伯鸥。
一直到了又一个礼拜六，年伯鸥的电话打过来了，语焉不详地说了一通，大体意思是说婚礼不办了，一切从简了，爱青先去韩国啦。语气里没有了兴奋，透着丝丝缕缕的沮丧。
我本来就摸不清头绪，现在更是掉进雾里了，只明白了一样儿，就是事情有变。
接下来就是那天了——认识才三个月，就有了孩子！
我问：“不是说美国，怎么又去了韩国？”
年伯鸥说：“谁知道！”
年伯鸥咽口唾沫又说：“中间从韩国发来传真，给他弟弟，转交给我，说让我接船。可传真上最关键的部分，船到的时间却是空白。”
我问：“空白？还是看不清？”
年伯鸥肯定地说：“空白。但是她一下船就到我那去了，放下两包东西就走了。”
说到这里，他扭扭身体，整整眼镜，把本来放在身边的文明棍儿放到两腿间，用双手拄着，把下巴搁在手背上，就这么回我的话，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接着，就生了孩子？”
“回来第三天。”
我有些急，斥责他道：“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年伯鸥也急起来，说：“我可是没‘蚂’着她。”
“也幸亏你没‘蚂’着她！但是，但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吗？”
“我以为等举行了婚礼再正儿八经儿的。”
我想笑，但没笑出来，笑被疑虑卡在那里了。也不光是疑虑，好像是悲哀。
我阴沉沉地说：“他娘的，她这是怀着孩子找爹！那么你事前就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我是说，肚子！肚皮！不是皮里阳秋！”
我知道年伯鸥看不出胡爱青的阴谋诡计，但他不至于看不出一个临产的肚子。
年伯鸥抬起头来气呼呼地说：“我就是没看出来么。我根本就没往那看。”
“那么你往哪看了？”
年伯鸥欲笑又止，把下巴搁在手背上，脸色比先前更阴暗了一些。后来又在脸上透出了一丝羞赧。
我又想笑，却突然想起了更为重要的问题。
我问：“那么到底是谁的孩子？” 年伯鸥慢吞吞地说：“她‘业大’老师的。大年初三，在她老师家。”
我说：“嗬，这么详实。”
年伯鸥得意起来，说：“都跟我招了。她说她想事后再跟我说。她说她以为说清楚了我能够接受。”
我笑笑说：“真是‘二百五’找‘二百五’，都‘二百五’一块去了。五百！”
年伯鸥也笑了，说：“谁说不是。”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再问年伯鸥：“那么，你准备怎么着？”
这回年伯鸥挺起了身，粗了嗓子说：“打官司！让她赔偿，一万美元。我已经为她花了好几万，再加上精神伤害，名誉损失。”
我说：“行了，能把你自己那几个钱看好了守住了就不错了你。”
年伯鸥却认起真来，说：“我已经找了律师了。事实清楚，证据齐全，医院的登记表在我手里，怎么不行？”
我说：“好好。行。行你就打。”
为了这官司能不能打赢，年伯鸥又来找我，要请白云鹘算卦。
白云鹘是我朋友的朋友，长得眉如帚，目如电，鼻如钩。最奇的是眉毛里还射出几根闪亮的箭毛，指东画西，给凡人指路的样子。他用三个古铜钱给人算卦，也看相，尤其擅长看脚相。因为独特古怪，便愈显神气，便愈有名气，常出入上层，被“奥迪”“红旗”接了来接了去，给政界人士预言辉煌仕途和他们必走的关卡。而且屡屡成功。
白云鹘给年伯鸥算卦，首先声明不收钱，说是看了我的面子。说他认为我的面子，是“凡人难得一见”的面子。我心里明白，白云鹘是要我请他吃饭。他声明不收钱，便等于声明要吃饭。他吃的就是这碗饭么。
他拿出那三个铜钱，说是商代的，民国某年出土的，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绝对成了精了。
他把铜钱放进竹筒，先拜拜，然后摇了三遍，又倒出三遍，同时把三遍的卦象都记录在案，又在纸上横挂竖连，又用手指掐掐捏捏，嘴里则嘟嘟囔囔，捣鼓了半天。
我等凡人以为他就要公布谜底了，他却眼望屋顶，猛然一伸箭指，指定了年伯鸥的脚说：“脱鞋！”年伯鸥诚惶诚恐，赶紧脱了鞋袜。
白云鹘走上前猛地搬起年伯鸥的脚，却是往后搬，像要钉马掌。他凝眉歪头，避开脚臭，睥睨年伯鸥的脚纹，并拢三个手指，横过来竖过去地测量了脚掌的各种数据，然后一甩手扔掉年伯鸥的脚，用戏子一样的动作拍拍手掌，根本不理会年伯鸥的光脚丫子碰了椅子腿，疼得红了脸，出了细汗。
他径自走回原位，却是背对我等凡人，仰头闭目，出神入化了半晌，这才猛然回头，两眼放电，盯住了年伯鸥，大声地一字一顿地说：“没有官司打！”
我等凡人皆感到震撼。我朋友连舌头都伸出来了，转了一圈，好像给我们展示他的舌苔。
我一拍手说：“精彩。吃饭。”
我朋友说：“我请哈。哪能让你请。”
我以目光闪视年伯鸥，年伯鸥这才说：“今天是办我的事，我请。”
直到吃饭前，白云鹘去了厕所，年伯鸥才吞吞吐吐说：“怎么会没有官司打？都立了案了。”
我说：“你还真的认了真了？”我是说就他要算卦这事。
过了俩礼拜，年伯鸥又来了，兴冲冲地，一进门就大声咏叹道：“白云鹘真乃神人也！”
我问其详，年伯鸥说：“算得太准了，就是没有官司打——胡爱青在哺乳期，可以不应诉，哪有官司打？”
我说：“那么，不了了之？”
年伯鸥笑起来，说：“我倒是想扣下那两包东西，全是韩国货。原来这厮一边儿躲着我怕暴露肚子，一边儿跑到韩国贩衣服去了。结果热闹了一场——她弟弟找了打手，我也叫了警察。我看她弟弟神经不正常，后来一问，原来她妈就是个神经病，她家有神经病史，咱哪惹得起！幸亏老天有眼，叫我出了这件事儿，要不将来真结了婚不是更麻烦！”
他说得轻快清脆，那样子像是天上下雹子，砸了许多人，唯有他侥幸逃脱，毫发未伤。我拖长了声音说：“可是叫你的前妻笑掉大牙了！”
年伯鸥马上挨了一个大雹子，蔫了。
四
“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年伯鸥身上应验了，却不是原来的那个原因了。
一九九几年的一天，年伯鸥突然来电话，要邀我去五台山，参加“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说是文老师的关系给安排的，很合算，会务费很低，有企业家赞助。又说不过文老师经济上挺困难——“咱俩不管是谁，最好能帮他解决张车票什么的。”我还没回答，他又赶紧说：“行，你别管了，那个事儿也不算个事儿，也就千儿八百的，到时候看情况再说，你去不去？不去可是后悔莫及，回来成立茶文化研究会，咱可就都是元老了。”
我一听就知道肯定是文老师钓鱼一样，用参加开会做诱饵拉赞助，钓上了年伯鸥，现在年伯鸥想把我换到文老师的钩上去，起码是把我和他一块儿挂到钩上去，分担那千儿八百的。
我反感年伯鸥的小把戏，心想这种周瑜打黄盖的事直说就是。我的原则是可以挨打，却必须知道打我的是什么模样的棍子，打的时候也不允许在我头上套布袋子。
我说：“我不去。什么鸟会我没开过。会我早就开够了。”
年伯鸥却立刻改口说：“还是去吧。开不开会的随你的便，权当咱俩一块旅游一次就是了么。老文的事，也随你的便。要不，我酌情处理吧。”
听年伯鸥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便答应了去，但对年伯鸥强调说：“我就是和你，不是和文老师。我就是去玩儿，不是去开会。我劝你也别去蹚那浑水。”对我前面两句话，年伯鸥点头，对我最后这句话却是不置可否。
其实，对文老师，我是做了承担他的一部分费用的准备的。同时我也想，年伯鸥的教琴事业正值黄金时期，每年有十好几万的收入，单位那里他还拿着病休工资，虽然倒了几次小霉，却不碍大事，文老师的事由他“酌情处理”也是应该的。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没想到待到火车一启动，年伯鸥却不断放话出来，说自己正陷入经济危机，说他最近钱花得太多太没数，身上剩的钱很少，连自己用恐怕也很紧巴。文老师对年伯鸥的弦外之音心知肚明，嘴上却说不出完整的语句，只在那里干咽唾沫。之后年伯鸥却又伺机用眼镜片向我射出一两次胜利的闪光，那意思是反正火车已经开了，文老师还能把我们赶下去？ 我和文老师原来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很少直接的交流。年伯鸥自始至终都是我俩联系的纽带。《黄河》之后，我和文老师更是很少来往了，现在虽然又坐在一起，彼此却都感到很生疏。现在年伯鸥在中间这么一搞，我和文老师几乎就没法说话了。
一到太原，年伯鸥却又要买鞋。他在火车上就看好了我的休闲鞋的颜色，浅棕色，比他的深棕色好看。他也想换双浅色的，在车站前的商场看到一双，便站在那里犹豫。
年伯鸥从小习惯把钱卷成筒儿放在裤子口袋里，花的时候，一手摁住，一手抠抠搜搜地抽。买，还是不买？如同哈姆雷特面对生死，是年伯鸥一生的问题。不管是遇到什么东西，大到房屋地产，小到新鲜的水煮花生，他都要面对这问题一次。他思考这问题的时候，手便在裤子口袋里攒着自己的钱筒儿。没有的时候，也假设口袋里有一个。
结果当然是买了，虽然那样子形同他自己掌自己的嘴。他管不住自己。他从来就没攒住过自己的钱筒儿。买了鞋，看到袜子很便宜，便借着买鞋产生的惯性，一下子买了十双——那样可以享受批发价，更便宜。
上山是轻松愉快的。与会者在太原集合，真正的国际“大集”，有外国人士，还有港台人士，茶商，学者，各地茶组织的领导和准领导，艺术家，包括搞壶艺的，反正都是沾了茶缘的。大家握手言欢，言称相见恨晚，然后携手登车上山。一路风景真是不错。五台山的特点是阔大，能使人的心也暂时阔大起来。
年伯鸥早已被眼前的热闹煽动起来，不顾我给他的白眼，一上山便一头扎到会里去了，还争取到了大会发言，大有要入阁弄个官儿当当的势头，几乎篡了文老师的位。文老师可是我们三人中唯一的正宗代表。
我只好独自到山上拍照写生去了。哪里没人往哪里去，寻找野生动物，或者躺在野花丛中冥想。会议空儿里也画些肖像。后来风景写生和肖像作品都被会议组织者收进了专辑。
有几幅肖像则被年伯鸥“借”了去了——
五台山夏末的夜很凉。年伯鸥向来活得仔细，上山不仅带了厚衣服，还带了刀片和鞋带，以便被蛇咬时可做紧急处理。此时他把衣服拿出来穿上，却是一件异域风格的呢子风衣。
那夜星光灿烂。我坐在旅馆的大晒台上观星，年伯鸥坐在那里翻看我的画，一边眼不离画，一边给我讲了一个冗长的故事。
他说他前一阵去了一趟俄罗斯，坐火车，经过了美丽浩瀚的贝加尔湖。他说在基辅，一个金发女教师对他怀了春，现在还在用鸿雁向他传着情。他说他还想给他侄子也找个“小母毛子”——正好女教师还有个女儿。他说他此生最亲他哥哥的孩子，他的那个侄子。那孩子生在内蒙古，隔那么远，却能长得像他。他想他叔侄俩把她娘儿俩包了岂不正好。又说他如何沉迷于俄罗斯的旧货市场，对那些精细的老器物拔不动腿，都是他从小梦见过的。可惜钱太少了。可惜拿不了。可惜他们不用实物交换。要不然他想把手机、手表、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计算器以及内衣胶卷之类都换掉。他说最后千筛万选他买了两件俄罗斯呢子大衣。他说那料子真是好极了，又厚又密，却不像老羊皮那么沉，手感又极其滑腻，令人爱不释手，抚摸上瘾——让人真想脱光了躺在上面打滚。
到此他突然打住，轻拍我的腿，然后一抖“包袱”说：“我拿这件大衣换你这几幅画吧，我现在手头儿真的没钱。”说着站起身向我全面展示大衣。
我想起了那朵塑料黄色小花。
我干笑一声，继续观星。
观星的时候人容易离世，容易陷入遐想，不容易上火生气。
临睡前年伯鸥又一次娓娓告说，说他真是喜欢上钢笔画了，他也想画，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画脸上那些网，得先临摹。
我说：“我画网画得好？”
他说：“是的。”
“你要临摹？学画网？”
“是的。”
我便说：“那我把画借给你吧，你写借条，我办画展的时候随时取，丢了赔。几幅？哪几幅？”
年伯鸥赶紧取出我的画夹打开，选，然后双手捧起画说：“这四幅。”
我一看，全是茶商的肖像。
我想我大概知道年伯鸥想干什么了。
我说：“行，写借条吧。”
年伯鸥立刻趴到床头柜上写借条，写到赔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赔多少？”
我说：“一万二。三千一幅。只是我平时卖的半价。”
年伯鸥犹豫起来，说：“要不不说钱数了吧。我以人格担保，绝对丢不了。”
我心里笑，却严肃地说：“哪有绝对的事儿？被盗了呢？被抢了呢？起火烧了呢？”一边说，一边抓起并没写明赔偿金额的借条看看，说：“行，签个字儿吧。”
年伯鸥喜出望外的样子，赶紧签了字，赶紧把我的画夹进他的文件夹，赶紧放进包里。
我顺手把借条塞进了口袋，到换洗衣服的时候，又把那借条揉揉扔了——看见那东西我心里不舒服。
年伯鸥，我，文老师，我们三人住一个房间。开会的这许多天，文老师几次都艰难地迂回到资金援助问题上来，年伯鸥都装作听不懂，或装作听不见。
文老师便犯了痔疮，整小时地坐在卫生间里不出来。
临散会的时候我却发现房间里多了许多物品，一看就知道都是年伯鸥捯饬来的——一个笑逐颜开的木坐佛，一对瞪着大眼的布老虎，一双抿着嘴儿的绣花鞋，数根瘦骨嶙峋的“降龙木”，一堆龇牙咧嘴五颜六色的石头，还有种种杂碎小物件。
还有与会的其他书画家的字画，墨迹未干，都钉在墙上晾着。
还有大包小包的茶。
画和茶来得都很神秘。到了晚上，年伯鸥经常会变作孤独的幽灵，突然地消失，突然地出现，或者口袋鼓鼓囊囊的，或者把手藏在背后，进房间的时候躲躲闪闪地，迂回到他的旅行包前，然后偷偷摸摸地伺机把什么东西藏进包里。
年伯鸥天天在文老师和我面前喊着他没钱没钱，天天晚上神神秘秘地捣鼓些莫名其妙的物件儿拿回来。现在，这些物件儿丰富到类似小型的博览会了。他明显的有些得意忘形，兴高采烈地在房间中央玩耍刚从庙会上买来的一串无比硕大的木佛珠。他企图把那一长串实木疙瘩挂到脖子上去。佛珠太长了，拖在地上一大截。他便往脖子上缠，缠了几圈儿想晃动，哪里晃得动，却把腰压弯了再也直不起来，只好顺势一头扎到沙发上，一边笑一边自我解脱。 文老师正坐在床上，垂头向年伯鸥的物品默哀，看如此忘形，脸变得煞白，含了有相当穿透力的冷光，射了年伯鸥一眼，再也不理他。
我也不理他。
五台山一行，我第一次有些认真地厌恶年伯鸥先生了。
如此购买搜罗，下山的时候，年伯鸥便显得狼狈不堪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年伯鸥身上应验了，但却不是原来老百姓说的那个原因了。
下山的汽车上，还好，人多，他做求援状，自有不知底细的热心人帮他忙。到了太原火车站，只剩了我们三个人，年伯鸥便面临了天地不应的绝境。他的物件挂满全身提满双手，他的体能却是拒绝他的贪欲的。那些东西他咬牙切齿累得放屁也只能往前拖行三五步。他四处观望，却不敢看我和文老师。
我站在那里睥睨年伯鸥。文老师却是连睥睨也不睥睨，视年伯鸥如同空气。
直到年伯鸥感到山穷水尽尴尬透顶了，连真丝对襟衫也被汗水湿透了，火车也快开了，我才蹬地有声地大步走到年伯鸥跟前，抢劫一样抓起他的一个最重的包转身就走。年伯鸥先惊后喜，慌忙起身随行，追在我身后说谢谢谢谢。声音虽然含含糊糊的。感激之情却是毫不含糊，绝对发自肺腑。
回家后没几天，年伯鸥打电话给我，说：“五台山这一趟，真是的。你知道怎么了？……我把刚买的那双鞋丢了火车上了，还有一把带天然香味的檀香扇，人家名人题了字的。”
我笑说：“这就对了。要不然就奇了怪了。我说我怎么总是感觉此行少了点儿事么。”
他却又说：“还有八千块钱。我怕老文发现，掖在枕头套里，临走忘了拿了。东西太多，脑子乱了。”
我大笑，说：“没找？”
他忙说：“找了。找了。太原旅游局，风景管理区，旅馆，都打了电话。今天正式答复了，说旅馆本来已经停业了，要重新装修，为我们这个会才临时招了些服务员，会一完他们也解散了。说会继续调查。我看基本没有指望啦。”
我说：“好啊，继续买继续丢哈。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他说：“还有还有，就是等下次见面我给你包茶叶。好的。”
“不敢当。为什么？怎么突然地……”
“怎么还为什么，现在看看这些朋友，能长远的也就咱俩了。这次是把老文彻底得罪了。”
“因为茶是用我的画换的吧？”
电话里先是寂静，接着传来了年伯鸥不尴不尬的笑声。
“嘻嘻。又被你识破了！”
“赔哈！一万二！有条子！”
只听年伯鸥在电话里打了个嗝，便没有了动静。
大约有好几分钟，电话一直连着线，却听不到年伯鸥的声音。我想莫非年伯鸥吓昏过去了，便对着听筒间歇性地狂喊：“一万二！有条子！一万二！有条子！一万二！有条子哈！”
终于，那边有声音了，年伯鸥虚脱了一样说：“你吓死我了。我刚刚想起来，我没写赔多少钱哈。幸亏！幸亏！你糊弄不了我。”
五
关于驴的事，听上去更应该上《今古奇观》，实际上却比年伯鸥的其他轶事更有它发生的道理。
我因为经营了几年公司，兜里有了些银子，后来我租了富人区的房子，买了一部车子。
年伯鸥那时候有一部摩托——“嘉陵70”。
为此，年伯鸥不止一次酸溜溜地说：“哎呀咱哥们儿不是一个层次了。”
我说：“你也可以了么。别光比车么。原始积累也完成得差不多了么。多少架琴？”
“七架。不好意思。但是没有‘大三角’。原来那架不能算！”
“多少房子？四五处吧？连山里那些破的烂的加一起。”
“是。是。但是没有别墅。”
我说：“论财富总量你比我大么。”
我又说：“小时候愿意故作高深，其实越是浅显的东西才更接近真理。我奶奶给我背民国的小学课文，大体意思是：你骑马，我骑驴，向他一看我不如，转头一望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年伯鸥说：“你开车，我骑摩托，你是要我现在要看骑自行车的是不是？”
我说：“你理解得很对。”
可没几天，年伯鸥又突然对我说：“我要弄头驴，比摩托好，比马也好。矮，慢，掉下来也不至于摔死。”
我不禁啼笑皆非。说：“我说了那么多金玉良言，你却只记住了‘驴’？你准备把驴养在哪？”
“山里，托养，桃花庵子，我买的那处房子正闲着，正好办个‘托驴所’。”
“警察同意？”
“可以只在山里骑么。”
又是没几天，年伯鸥给我打电话，说：“不来看看我的‘小二黑’？”
“什么？你说什么？你又弄了什么？”
“驴么，怎么还什么。”
“真的？弄了个驴？”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能假了，我正和它说话呢。快来吧，你不想骑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多少钱？驴。”
“七○。”
“不可能吧。驴肉多钱一斤？”
他嘁嘁一笑，说：“嘉陵。”
我仍然没听懂，问：“七百？”
“怎么还没听懂！‘嘉陵七○’。”
“又是换的！你可真行。”
“哪能！”
“哎哟改了。不换了？怎么舍得！改。”
“不是不换，能换为什么不换。但是这次是光换换不着，又加了钱。那个破摩托，把我摔倒第三次，我就不敢骑了，留着干什么！”
“摔了三次！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怎么竟敢摔了三次？”
“可不。第一次，见了警察我心慌，刹车的同时加了油门，憋得摩托车满地蹦，把我颠下来了。第二次，刹车刹不利索我遇见红灯容易冲过停车那道杠我只好往右拐，哎，那次目测不好，拐在马路牙子上颠翻了，一个牙也摔活了。第三次，那个什么油门线松了，我坐在那里加了半天油它该死不动，送我的人在那边挥手告别手都挥不动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下来看，一歪车把，摩托车却自己跑了。我满街抓摩托，连人加车一块儿倒了，让辐条把手腕打了个骨裂。” “哎呀哎呀。我深表同情。那么你肯定你能骑驴？”
“那可不一样！它有灵性，通人性，可以先沟通么。”
“真通人性的驴，是不是会更难对付？”
他却大笑，说：“你赶紧来吧。就是你最难对付。”
我到了桃花庵子，真的看到了一头驴，一头黑色的少壮的公驴——“叫驴”。年伯鸥托人到郊县的乡下弄的。还真的就托养在村里。他给邻居艾大爷一份驴保姆的工资，让艾大爷给照料着。
看见我来了，艾大爷便拿出一副黄皮鞍子，上面挂着闪光的脚镫，一边给“小二黑”捆上一边看看我的身量说：“让它驮年老师没问题，驮你有点儿费劲。以前这东西都是小媳妇老娘们儿干巴老头儿骑的。”艾大爷又对年伯鸥说：“你这副鞍子俊是俊，可是是马鞍子，太大了，以后我看看给你另讨换一副。驴鞍子以前咱这儿差不多家家都有，现在机械化了，也不大种地了，它倒成了稀罕物了。”
鞍子确实大了，也过于豪华了，“小二黑”活像和它同名的那个乡下小子穿件大了三个号的西服。
艾大爷把“小二黑”牵出门，年伯鸥对艾大爷说：“你不用管了，我们到野地里骑。”艾大爷笑笑说：“找块软和地儿，掉下来也没有事儿。别叫它尥着‘三叉’就行了。”
三叉，下体也。
我俩把“小二黑”牵到村头的一片桃树地边上。年伯鸥先对“小二黑”亲切地呼唤，怯怯地摸弄，看它没有什么敌意，才憋足了劲儿爬上鞍子，僵僵地坐直了身子，做极目远眺状，对我说：“怎么样？也不带相机。”
我说：“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又不是只骑这一次。哎哎，活动活动。你又不是要做堂吉诃德的人体雕塑。你叫它走走看。”
年伯鸥便用普通话喊了一通啰啰啰喏喏喏之类的驱驴之语。“小二黑”却只是摇摇头，摆摆耳朵，腿并不动。
我说：“音不对吧？”
年伯鸥说：“艾大爷就这么教的。”
我说：“是不是它们驴也有方言？”
年伯鸥说：“可能。”接着便用艾大爷的方言语调再把刚才那些音发了一遍。
这时候“小二黑”却烦躁起来，突然抬起屁股往后尥了一蹄子，年伯鸥一下子被掀得趴在了驴脖子上，接着就滚向一边。他一边抱住驴脖子一边对我叫“快点！”等我抓住他的时候，他却已经来到了驴身下。我从“小二黑”身下往外拖年伯鸥，却看见那个黑小子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第五条腿，正对着年伯鸥一抽一抽地。我大笑，一边拉起年伯鸥一边说：“你看它把你当小芹了。”
年伯鸥红了脸，一边拍打身上的泥土一边说：“是不是吃得太好性欲过旺了。本来就是个情种，一见了村姑就兴奋。”
我却兴奋起来了，我说：“没事儿。你再来一次。这次我给你赶。”
我不由分说把年伯鸥扶上驴，抓起一根树枝轻轻抽打那驴的屁股。在我印象里驴就是这么驾驭的。“小二黑”果真就颠颠儿地用小碎步跑起来。年伯鸥也颠颠儿起来，说：“好，好，老年我要出关去也。”
我说：“好，你虽然不是老子，那你也出关去吧。”我扬起手，树枝还没有落下，“小二黑”却自动地撒开了蹄子狂奔而去。
一路烟尘，接着是驴嘶人叫。
尘埃落定，年伯鸥挂在远处一棵桃树上喊我赶快去救他，“小二黑”在更远处伸长了脖子“欧啊欧啊”地叫。更更远处的地头儿上，几个穿红戴绿的村姑正向这边张望。
后来挺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在电话上问起驴的事，年伯鸥总说：“现在挺好。熟了。我经常骑。”
有一次他来我的公司，又说到了他的“小二黑”，可能他感觉瞒不住了，瞒我也没有意思了，才说：“啊呀，别提了，吃得太好，整天拖拉着第五条腿，碍事，什么也干不成。见了村姑就叫。骑了进城一次，被警察拦在城界上，我搭车走了，把它拴在树上，又啃树皮又踢了孩子，赔了不少钱。五百块钱，当驴肉卖给饭店了。我从今以后也不可能再吃驴肉了。”
我问：“为什么？”
年伯鸥长叹一声说：“养了它那些天。有感情了么……”
六
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为了山里的房子。我却一时糊涂，不知道“伯鸥”算只什么鸟。上世纪末，也就是一九九几年，年伯鸥做出一些看破红尘的样子，声称要进山里去居住了。他那想法却瞒不过我，其实他是要在优美的太清山风景区里买房子置地，等待升值；再利用累积的资金，最后好建成有相当档次的别墅。几年前他就已经把别墅的设计方案画好了。他参考了国际资料，请教了不少高人，自己画了个草图。最后完善成一张彩色的“效果图”。那图颜色浓烈，线条稚拙，他要是不加解说，别人很容易以为那是从幼儿园墙上偷来的贝贝作业。有一时期，他把草图和贝贝作业整天带在身边，逮着个机会便要与人切磋，同时也匡算一下造价。
这样，年伯鸥便经常要在太清山一带出没。他不会开车，摩托车早就换了驴，驴也卖了。那么远的路，进山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年伯鸥经常要像钓鱼一样“钓”我进山。他会经常做出大欢喜的样子问我：“桃花庵子的桃花开了，美极了。一片一片，真正的花海。你想不想看？”要不就说：“玉水的桑葚熟了，满树珠玉。那桑葚甜得呀，一咬一口蜜，要不要去尝尝？”他是逮着什么说什么，非常诚恳，这种不行，再换一种。目的却只有一个，要钓我上钩开车送他进山。
我则单刀直入，愿意去，就说：“行，你管饭。”不想去，就说：“不行。忙哪。没时间。”
我去，他则大喜；不去，他也颔首微笑，从不发脾气。
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从杭州来了。是在五台山他背着我和文老师结识的一个搞“壶艺”的闲人。此公在壶艺圈子里有些名气，只身一人满世界转，以壶化缘。这次来，他送年伯鸥一把壶作见面礼。壶上刻有三个蚂蚁，题字是“闲看小虫忙”。字是双勾，很大很清晰，蚂蚁却太小，不好找不说，不经指认，会误以为是伤痕。闲人却说这壶是他的得意之作。年伯鸥受“壶”若惊，视若珍宝，便要高规格接待壶艺师。
年伯鸥是我的一个“发小”，很各色的一个人物。此人不光行为举止与众不同，常做些出人意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而且其外观也很有特色，这么说吧，假如你在我们市场街上看到一棵葱，葱头朝上，戴着眼镜，会走，那就是此兄。
年伯鸥和我都出生在市场街。市场街是一条老街，在历史上很有名，据说清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市场街，后有的我们这座城市。以前市场街的位置是市中心，现在它已经被挤兑成郊区了。市场街的市场也早就没有了。现在的市场街只是居住区，住满了市场街的遗老遗少，堆满了违章建筑，成为了历史悠久和发展滞后的代名词。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使我们这一代市场街人骨子里有些骄傲，面子上有些尴尬，办事做人都有些神神道道的。
现在的市场街只能从一支民谣里去体会出一点它曾经是市场的端倪了。凡是在市场街长大的人都从小就会念叨这支民谣：“五马换六羊，六羊换七鸡，七鸡换了个响东西，响东西换了块西瓜皮。西瓜皮，换什么，想好了我再告诉你。”从民谣里去追溯市场街，给我的感觉市场街在当年好像不是一般意义上以货币交换物资的市场，它盛行的应该是以物换物、物物贸易，而且人们在这里换来换去都是把脑子换出了毛病的，越换越亏本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代又一代市场街人都是珍视这支民谣的，把它看成是上一辈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支民谣口口相传了许多年，还一直保留着它的原汁原味。以前有点儿变化，也就是在说的时候加上表演什么的，比如说到羊的时候做个羊的动作，说到鸡的时候比画个鸡。后来，大约一直到我上中学了，这民谣才有了发展，被人在后面狗尾续貂一样加了一句糙话，说是“换你个屁，滚一边去，换来换去的干什么你！”
加了这句糙话之后，念叨这民谣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表演活报剧一样的游戏，要由两个人或者两帮人一来一去地对着说，要等一个人或者一帮人把前面的内容说完了，再由另一个人或者另一帮人往前探出身子，跺着脚，声色俱厉地用类似大批判的口气去把这句糙话说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罪过得很，这句糙话应该就是出自我的嘴，由我来“首说”的。但也是事出有因，我是被迫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年伯鸥。当时是年伯鸥把我逼急了，我是急不择言，创造了这句小孩子气的糙话。
一
年伯鸥姓年，但是那时候他还不叫伯鸥。年伯鸥后来怎么叫了年伯鸥，咱们以后再去说它。
那件事发生在公元一九七十年代。那一年我还是高中生，年伯鸥刚刚开始工作，在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那一年年三十上午了，我奶奶才发现家里置办的年货还不够齐全——葵花子、白瓜子有了，没有黑瓜子。硬糖有了，没有软糖和虾酥糖。
我说我去市里看看吧，快去快回就是了。其实我也有心事——奶奶信教，家里从来不贴春联不贴福字，需要弄点别的东西增加点过年的气氛。我乘公交车到市里买了糖果瓜子，还买了二两好茶叶。又去了工艺美术商店，选了两串带小灯笼的纸花，却发现卖小摆设的柜台里有一朵黄色的小花，塑料的，孤零零地躺着，标价是七角二分。
我让售货员拿出来看看。那时候刚刚开始有塑料花，很稀罕的。我看那小花黄得很是娇艳，温润如玉，寥寥几片叶子，茎儿微弯着，脸儿斜仰着，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心里着实喜欢，有些激动起来。又觉着只这一朵有些孤单，便问：“还有吗？”售货员说：“只剩这一朵了，要不哪能留到现在。”我想：一朵就一朵吧，一朵有一朵的味道。便买了，怕压坏了，就让售货员不用包了，一只手拎着那些好吃的，另一只手擎着这枝花。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也顾不上吃饭了，急匆匆往家赶。
在公交车上，在路上，那朵小花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用它那一点黄色激活了人们心里许多久违了的感觉，使他们脸上浮现出了温和的表情。要知道那时候城市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搞得面目全非，人们都惊魂未定的。那一年的冬天又冷又干，到处弥漫着的是一种光秃秃的灰暗。
在眼看就要到家的时候，我突然遭遇了那棵葱——那时候他的葱叶子本来在飘移，现在突然地不动了。他从老远的地方就把他眼镜里的那两点儿睛光聚焦在了我手里的小黄花上。
少顷，他才眼不离花地直直地走了过来，走到我跟前就把眼镜伸到了花上，一边推拉摇移地观赏，一边表情由惊奇变为赞叹，半晌，才抬头问我：“哪来的？”
我感到莫名的紧张，说：“还能哪来的？买的。”接着说，“几点了，还不回家去过年？”说完捏紧花赶紧走了。
我没回头，但知道年伯鸥就站在那里，没动，一直盯着我的花。我感到后背都被他盯穿了似的。
我进家时，父母正和奶奶一起忙着包饺子。我顾不上喝水吃饭，赶紧翻箱倒柜地找花瓶。家里只有一对画着狮子狗的插瓶，对小黄花来说太大了，也不搭调。翻来翻去，在饭橱的抽屉里找到一只烫酒用的小瓷瓶，白的，细溜溜的，却有脖儿有肚儿的，巧的是上面也淡淡地画有一朵小花，像是小黄花的“宅徽”似的。我赶忙在瓶里灌了水，一想，不用的，又赶紧倒掉。我把花小心翼翼地插进去，插不到底，但是叶子正好可以把花架在瓶口上。
我满屋里端详了一遍，发现只有写字台上的收音机上是最合适的地方。那里对着门，那台“美多牌”收音机的淡黄色木外壳与黄花很协调，屋里唯一的电灯也正巧就在收音机的上方。我把花瓶放在那儿，转了转角度，给花摆了摆姿势，然后又赶紧把买来的纸花挂起来，在房间的四个角上交叉着拉了两条对角线。最后，我歪了头，屏住呼吸，盯住那花，拉亮了电灯。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外面已经有了鞭炮声。灯光豁然亮处，那小黄花一下子就把所有过年的东西过年的心情都串联了起来，点燃了起来。
我兴奋地喊：“奶奶、爸爸、妈，看！”大家一起停下手中的活儿，转动着脖子上下左右地看，最后都把目光停在那小花上。全家人的心陡然亮堂了，惊异着一朵花竟会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父亲一边连声说：“好好好。”一边在屋里转挪腾移远观近看打量那花，又问我母亲说：“啊？”我母亲少言寡笑，这时也微微一笑说：“好，好看。”我奶奶借题发挥，说：“好，好得有好人去打点。” 正说着，有人敲敲门，不等里面人答应，那人已经自己进来了。
进来的不是人，你看不见人，只看见一个蓝布筒子，很厚很重很肥很大。蓝布筒子上面却又毫无规则地钉了些大扣子，挂了些铁链子，穿了些布带子。筒子上边顶着个棉帽子，下边只露出两只棉靴子。帽子和筒子的接缝处露出一副眼镜。眼镜一遇热，很快结了雾。那人摘下眼镜，露出一小片白光光的脸，眉毛眼睛都是轻描淡写的，灯影里根本分不出笔画。直到来人解开扣子打开蓝布筒子露出里面的瓤，一家人，除了我，才知道来的是年伯鸥。
我是从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就知道那不会是别人。一是别人谁在大年三十下午五六点了还串门。二是我对这厮的到来有预感。
我奶奶和年伯鸥熟。她手里忙着活，来不及理会他，只是说：“别叫着他走啊。”奶奶担心年伯鸥神神道道的，大过年的再把我给叫走了。
我有预感，不敢去搭理年伯鸥——从他一进门，我就抢过父亲手中的擀面杖，低头擀起饺子皮来。
年伯鸥戴好眼镜，摘下帽子，头上那些自来卷的“葱根”冒着热气，尴尴尬尬地站在那里，眼睛却在找东西。
我父母对年伯鸥了解甚少，对他此时造访摸不着头脑，又见他着装怪异，便感到疑疑惑惑的，虽然没说话，但时不时地便偷觑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他靠拢我戳我一下，说：“我来是让你看看我的羊皮大氅，好不容易赶在年前做好了。”接着又讪笑着向大家解说：“不是备战备荒，不是要打仗么，我做这件大氅是为了逃难的，到时候我穿上它就什么都不用带了，往地下一滚就能睡觉。我还买了一套理发的工具，准备逃难的时候给人理发挣饭吃，只是没买到那个一撸就响的‘铛铛’，没人知道哪有卖的。”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年伯鸥那蓝布筒子就是他絮聒了大半年的羊皮大氅。据他说那是他针对国内国际形势按照伟大领袖讲话精神精心设计的，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他要求那玩意儿要穿上是衣，躺下是被褥，支起来能当帐篷，扎起来还能当背包，装粮草，所以其设计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他是从内蒙古搞来一拃厚的老山羊皮，劝说已经歇了业的老裁缝出山，又市里市外地跑了大半年，投入了近三个月的工资，总计达一百一十多块钱——那时候的一百一十多块钱多值钱呀——才制作完成了这件稀世珍品的。
我不理他。继续擀饺子皮儿。
年伯鸥看我没接茬儿，就尴尴尬尬地站着，只站了一会儿，就开始龇牙咧嘴。那大氅实在是太厚太沉了，挂在他纤弱的身上，好像有许多个胖子打着坠坠儿往下拽他。他想在椅子边上坐坐，刚欠了欠身，老羊皮就支楞了起来，显示出了潜在的帐篷功能，使他根本坐不下去，要歇息一下的话，只能就地躺下。
年伯鸥想了想，突然戳我一下，然后自己先拖动大氅窸窸窣窣地移动到了外间。我家是里外两间，里间有炕，是卧室；外间有灶，是厨房。外间没亮灯。年伯鸥在黑影里等了一会儿，见我还是不理他，便又从外间伸出头来，压低声音喊起我来。我还是装作听不见。我奶奶这时候大声对着外间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行不？”
奶奶是怕大过年的，他又来拖着我出去玩儿。这种事儿他常干。
外间却半天没有了动静。
又过了一会儿，我母亲歪头从里间窗上看看外间。我奶奶小声问：“走了？”我母亲笑笑，摇摇头。我父亲有点儿不耐烦了，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吧。”
我不情愿地放下擀面杖，拍拍手上的面，走到外间。
年伯鸥正叉开两腿，直直地站着大口地喘气。他的大氅往两边咧开，滑到了肩下，下摆都堆到了地上。
我生硬地问：“干什么？”
年伯鸥咽了口唾沫，竖起一个手指，压低 声音说：“把那朵花给我吧。”
我立刻说：“为什么！”
年伯鸥定定神，说：“我回家跟我妈说了，说阿正买了一朵花，好煞了。我妈说人家能给你？我说怎么不能。我说我们俩可是最好啦。”稍停，又补充说：“我哥哥也从内蒙古回来了，我想让他也高兴高兴。”
我耐住性子说：“你没看见放在我家收音机上是什么效果吗？我们家过年还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气氛。”
年伯鸥说：“放在我家的钢琴上更好。花瓶我都准备好了。”
我们说话虽是压低了声音，里间的人还是大体听明白了。
此时我父亲走过来对年伯鸥说：“你请进来吧，在这过年吧。”
年伯鸥忙说：“不了，不了，我走了。”说完使劲把大氅拉上肩，走出门去。
约莫我爸爸已回到里间，年伯鸥又突然转身回来，拉住我的手拖着我就走，一直把我拖出院子，拖到街上，这才站定了，继续可怜兮兮地说：“给我吧，要不我回去怎么交代？我跟我妈我哥哥都说了，说阿正一定能给我。”一边说一边把眼睛躲避开我，把手伸出来抚摸我的衣领。
我说：“这花拿回家，就已经不是咱俩的事儿了，也不是一朵花的事儿了。”
他听不懂似的看着我，我知道，他在那磨时间，想主意。僵持了一会儿，他却突然喋喋不休地历数起以前他对我的许多好处来，什么请我吃好东西，把他的好衣服借给我穿之类的那些破事。
我看着他那葱白一样的嘴脸，真想伸手给他一巴掌。我想这巴掌打在年伯鸥那样的脸上一定会感觉很特别。
年伯鸥看出了我的想法，说：“你敢‘蚂’着我！”
“蚂”是方言，“碰”的意思。年伯鸥说话语音很乱，基本上是通用普通话，却时常夹带些各地的方言土语。他要的是那面包夹大葱蘸酱的味道。他现在说方言，有幽他一默缓和气氛的想法，因为平时他如此这般的时候，我总要笑的。
但这次我根本没理那个碴儿。我说：“我怎么就不敢‘蚂’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练过武术你不知道！”说着，就进步，就出招儿。
年伯鸥转身就逃，一直踢踢拖拖跑出老远，才停下来，却突然说：“要不我拿大氅换你的花吧。不过，你得再找给我一百块钱。”
我先是一蒙，接着才反应过来。我想好你个年伯鸥，原来你是早就计划好了来算计我的。你是要一举两得，一边夺走想要的小花一边处理你的累赘大氅的。于是我立刻气得变了声地说：“换你个屁，滚一边去——换来换去的干什么你！”（这不，这就是“续貂”的“狗尾”的出处。） 我和年伯鸥交往多年，一直没有撕破过脸皮。那时候年伯鸥直愣愣地站着，一时没了动静。我有些后悔刚才的反应过激，但是转念又一想这样也好，看他还能怎么地，他脸皮再厚，也就到此为止了吧。于是我装作余怒未消地转身就往家里走去。
进了屋，关上门，一回头，年伯鸥的脸却就在我身后，就镶在门玻璃上。
这一下子我头皮一炸，感觉自己就要疯了，我猛地拉开门对着年伯鸥的脸大喊一声：“你到底要干什么你！”
看样子年伯鸥是被我突如其来的发疯吓坏了，只见他直直地看着我，突然踉踉跄跄地往回倒退，一脚踩进院子中间的下水池子，一屁股坐在池子沿上。幸亏下水池子冻了，烂菜叶子鱼肠子也是硬的。年伯鸥被裹在大氅里，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爬起来，红着脸，不看我，也不说话，只在那里翻动身子拍打大氅上的污垢，却没有撤退的迹象。
我瞪直眼睛看了年伯鸥一会儿，随即旋风般地进了屋，谁也不去看，拿起那朵小花，飞奔到屋外，把花一下子甩在年伯鸥身上，又回身“嘭”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我倚在门上，闭了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差点儿哭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过来看看我，说：“你怎么交这样的朋友！”
我奶奶听见了，说：“行了，什么也别说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大家默然，都避免再去看那个没有了小花的花瓶。它现在又还原为一只酒壶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母亲去倒洗菜的脏水，却被门口的一堆东西绊了一下，歪倒在地，大声叫我父亲：“赶急！”
我父亲扶起我母亲，把那一堆东西拖进屋里。大家一看，却是年伯鸥的老羊皮大氅。
我父亲看看我说：“他这是干什么？”
我没说话。我的预感应验了。
我父亲说：“用这个换朵塑料花？”一会儿又说一遍：“他这是干什么？”
我奶奶拦住我父亲的话头说：“干什么？有数的。‘五马换六羊’呗！快给这个败家子送回去，咱不占人家便宜。”
这时候我看看羊皮大氅，不禁喷出了一个笑，又赶紧憋了回去。当然，在我的家人面前，我对年伯鸥要倒找一百块钱的事一个字也没提。我提起那件大氅，把它拍打干净，穿在了身上。我奶奶见状，立刻说：“你可别烧起泡来。”我说：“何至于。”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我奶奶的担心并非多余——我穿着那件大氅晃晃荡荡只走了一半路程，头上就冒了大汗，而且第二天我的嘴上果不其然就起了一串燎泡。当时我发现我出汗以后可是立刻脱下大氅的。我是抱着那死沉的一堆老羊皮走完半条市场街，走到年伯鸥家门口，把大氅堆放在他家门口一块干净的地方。我敲了敲年伯鸥家的门，隐约看到他出来了，我才离开的。
要不然把这么值钱的大氅弄丢了，那我可就跳进胶州湾也说不清楚了。
二
年伯鸥自小有音乐天赋，最擅长键盘乐器。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们市场街在近代并不出产商贾之辈，就是出产也顶多是出产个小商小贩的没什么大啦气的人物；但是我们市场街在近代却接二连三“出产”了不少音乐人，其中又数演奏西洋乐器的居多。而且吹拉弹唱一应俱全，几乎把西洋乐器的种类给占全了。
于是，我们自称为“市场街乐派”。我和年伯鸥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我从小是一边学画画一边学拉小提琴。年伯鸥吹拉弹唱都弄过，他都会，但他最后定位在弹钢琴。
我和年伯鸥性格绝对不同，但我们却交往了这么久这么密，就是因为音乐。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他还为我的小提琴独奏伴奏过，我却不知道他的钢琴是怎么样练成的。不知道他是否扎扎实实地练习过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练了多少，练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年伯鸥对此却闪烁其词。
我们“市场街乐派”的人大多都对自己的成才之路讳莫如深。
我对别人说我的小提琴老师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但是其实我只是在芭蕾舞团下基层体验生活的时候接受过那位老师的一次指导而已。而对于年伯鸥，我只知道他的启蒙老师是某老太。他小时候家里没有琴，曾在胶合板上画了琴键练习，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反倒是文化大革命成全了他，某老太为了躲避红卫兵，把她的德国蒙德瑞藏到了年伯鸥家，在那个特别讲出身的时代，年伯鸥家的成分好，某老太把琴放在他家，是万全之策，而他，也就有了真琴来练习了。不管外界如何评价年伯鸥的琴艺，质疑他的资历，我却是亲眼见证了他在艺术上的崛起——年伯鸥是岛城本埠第一个登台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人。差不多是紧随殷承宗之后，他就在工人俱乐部的剧场闪亮登场了，为他配戏的还是省里来的名角。那之后又过了不久，当钢琴协奏曲《黄河》新鲜出炉后，他又很快就把那部伟大作品啃下来并且也登台演出了。
当然，演奏《黄河》，年伯鸥就不能够独自崛起了，就需要我们市场街人来集体崛起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专业文化被搞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业余文化就蜂拥而起抢占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
我们“市场街乐派”的音乐人就在那时候揭竿而起，组成了“星海乐团”。
为了披上合法的外衣，我们挂靠到了与市场街毗邻的文化馆旗下，由文化馆负责音乐的文老师担任乐团的指挥，我担任首席。文老师是被我们七手八脚抬上轿的。他的专业是民乐，他对搞管弦乐队心里根本没底。他一开始也的确是连五线谱也不识，更别说是去读管弦乐队的总谱。所以他这个指挥主要是摆样子的。其实我们都是边学边干。我的小提琴那时候也是连“开塞”还没有拉好。所以“星海乐团”一开始只敢排些管弦乐的小品，后来是年伯鸥勇弹《黄河》的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决定排演《黄河》。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们边学边练，夜以继日拼了半年，还真的就上台演出了。这个有史为证的——文老师曾经拿了我们演出的录音和照片进京，到文化部群文司汇报过。群文司在专业刊物上报道了这一“壮举”，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又结硕果，业余乐队奏响黄河》。
奏响归奏响，我们心里有数，《黄河》这部作品在艺术和技术上都十分了得，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超过了我们乐团总体的，超过了文老师的，也超过了年伯鸥的。 公理公道讲，从总体上眯了眼粗看，年伯鸥的弹奏基本上是说得过去的。如果不用“基本上”这个瞎客气的词儿，那么说是成败参半会更符合当年的实际。第二段《黄河颂》年伯鸥弹得深情感人，极富歌唱性。第三段《黄水谣》他弹得纤巧华丽到无与伦比，比原创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段《黄河船夫曲》和最后一段《保卫黄河》却只能说是牵强附会。因为这两段都不客气地挑战了年伯鸥的体力、技术以及情感。年伯鸥的情感怎么说也是缺少些壮怀激烈的。他的手指也是葱质的，纤长多汁而缺少肌肉，这使他的和弦和八度的技术在先天上就有缺陷，他又缺少体力去支持。如果连续演奏的话，他的体力到了第四段早已透支，所以说这个“牵强附会”还只能是就第一段而言。
我们的首演是一件大事情，惊动了市里的领导和文化精英以及音乐巨擘。那是我们许多人终生难忘的一天。那一天，对“我们的《黄河》”、我们“市场街乐派”以及年伯鸥个人今后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乐队里我的位置当然是紧靠着年伯鸥，所以我能够很清楚地“洞察”他的演奏。前三段我们乐队、文老师、年伯鸥都表现得还可以，虽然也有小纰漏，单簧管冒个泡儿，圆号走个音儿什么的，但是都无伤大雅，大部分观众听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第四段，我们却险些砸在台上。首先是年伯鸥的钢琴出问题。那一天他弹的那个第四段根本就不是牵强附会，是失控到没有人意只靠天意，是苟延残喘，是险象环生，是欲速不达欲强不行欲盖弥彰却又欲罢不能；那些快速的八度是掉了鞋还提不上裤子的；那些一抓一大把的和弦抓不起一大把，只好丢三落四，即使勉强都摸着了，也是用力不均的。公理公道讲，到了第四段我们乐队也是表现得训练无素的，都是两股战战几欲先逃，把“竞奏”的部分搞成了“竞走”。至于文老师，他本来就对第四段里的两拍子的三连音无能为力，在演出前就对第四段失了自信。在演出前他甚至都悄悄对年伯鸥安排过后事，他说：“如果一旦发生混乱你别管我，你就跟着自己的感觉往前走吧。”
可是，第四段开始不久，我就感觉年伯鸥他“自己的感觉”是他就要不行了。他的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不是他在弹钢琴而是钢琴在弹他，弹得他浑身散了架子了。他掉进黄河里了。他哪里还顾得上打鬼子。后来他连自己的队伍都找不到了——那时候文老师率领管乐声部集体迷失，钻进青纱帐里出不来了。那时候年伯鸥自己在激流漩涡里独自挣扎，时沉时浮，面露惊惧之色。那时候要不是我当机立断，率领弦乐声部大胆地摆脱了文老师，及时地去营救他，他真的就完蛋了。我们全体也就真的完蛋了，瘫在台上了，全都死了，艺术生命也就此终结了……
幸亏，那时候就要奏响时代的最强音《东方红》了。那时候《东方红》像一条救生的大船停在我们前方的某个渡口，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我们手忙脚乱顺流而下纷至沓来，我拖着弦乐、年伯鸥拖着钢琴、文老师拖着管乐，我们从好几个方向爬上了船，我们迅速地整理好队伍，终于在奏响《东方红》的第一个音的时候步调一致了，胜利会师了……
那一刻，我们内心真是充满了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欣喜，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感激，感觉毛主席真的就是我们的大救星，所以我们心潮狂涌，“呼儿嗨呦”一拥而上，用无与伦比的热情齐心协力，豁出命去奏响了那首千古绝唱——我们弦乐队没命地晃动，比中央乐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管乐部为了将功补过，更是干劲倍增。很多人一边演奏一边热泪盈眶。年伯鸥虽然惊魂未定，但是也掩盖不住死里逃生的激动，在那里尽力抖擞起衰微的激情。那时候我们乐队已经不由他引领了，我们疯狂地掀起了乐曲结束时的那一阵惊涛骇浪，把年伯鸥一下子就冲上了沙滩……
当乐曲全部结束的时候，年伯鸥真的好像刚被冲上岸似的，水淋淋地瘫软在琴凳上。
观众却沸腾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观众的主体都是市场街的父老乡亲。他们感觉真正的自豪。感觉《黄河》是他们家的事。感觉我们这些孩子真是出力了——尤其是弹钢琴的这个伙计，平时看他病病怏怏的，没想到顶属他忙活得最卖力。
领导和专家也都被我们的激情点燃了，烧糊涂了，忘记了我们的毛病。有点负面意见也被赞美的声浪淹没了。
当然，后来我们越演越熟练，越演越像样，到处受到邀请去演出，迅速红遍岛城本埠内外。
年伯鸥也因此出名。他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到一九八几年，他已经收下了超过两打的钢琴门生。那时候，人们的观念开始变化，教琴也可以直截了当地收费了。那之后年伯鸥便有了许多收入，拥有了三架立式钢琴。某老太那架老德国蒙德瑞也归了他——某老太逝世了，年伯鸥只用几百块钱就把某老太儿子摆平了。
到了这时候，年伯鸥自然而然地就想拥有一架大钢琴了。
大钢琴就是三角钢琴，是真正的乐器之王。从专业角度讲，立式琴简直不能够算作琴，只是练习用品。替代也不能全替代。简单地说，钢琴的声音品质是由钢琴的弦长和体量决定的——弦越长，声音越丰美；体越大，声音越恢宏。现代的钢琴音乐，是为大钢琴写作的，因此只有在大钢琴上才能完美再现或者进行二度创作。所以现代的钢琴演奏技巧，到了高层次，也只能以大钢琴为切磋对象。搞钢琴专业的人，都想有架大钢琴。
有一天，年伯鸥通报我说他从上海弄回了一架旧琴。琴不是买的，是用那架老德国蒙德瑞换的。
我去一看，脱口说：“什么东西！”
这哪是钢琴，只是个大木箱子而已。箱子也是个破箱子，盖板龟裂弯曲，尘封多年，已经看不出有没有油漆。还缺了一条腿。缺腿的地方现在垫了一摞砖头。内部更是缺七少八，乱七八糟，还不如外表。如果老蒙德瑞是“五马”，那这个破烂家伙别说“六羊”，连“七鸡”也不是。也不是“响东西”——当时还弹不响。
我对年伯鸥说：“好啊，这不说有就有了大三角了么，安心睡觉吧。”
说到睡觉，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我说：“可是，你让你妈在哪睡觉？”我为我的发现拍手大笑，又说：“在哪儿睡觉，啊？”
年伯鸥白了我一眼，说：“幸灾乐祸干什么！睡觉还不好说，这个东西还不比床大！” 年伯鸥家也只有里外两间屋。那时候，年伯鸥父亲已经去世，她母亲一人住外间。现在外间被“钢琴之王”占领，年伯鸥想让他妈睡里间，他睡钢琴。他妈却对年伯鸥说：“哎呀我在外间替你看门看惯了，我在里间睡不着觉。”争了半天，还是她妈把乐器之王做了床，在上面铺上被褥，每天踩着凳子爬上去，战战兢兢地，把半大的“解放脚”磕磕，盘腿坐在琴盖上。
我一见年伯鸥他妈坐在钢琴上，必须马上逃离现场，要不然笑又不能笑，憋又憋不住，表情会又怪异又难看，让他妈看见岂不难堪？
您别说，年伯鸥就是年伯鸥。年伯鸥为修这架大钢琴又忙了一两年。他请人雕刻一条钢琴腿，又搜罗各种零部件，自己动手解剖开挖这件大家伙。那些日子，我经常见年伯鸥气喘吁吁地奔走，身边戳戳啦啦地带着些钢琴的器官，后来他发现自己还真不行，又四处请修琴高手来帮他整。换了一个高手又一个高手，修好了这里，又坏了那里。
最后终于修成了，这大钢琴却是个“植物人”，只能静躺在那里，不敢弹，怕一弹弹散了架子。
于是，年伯鸥又觊觎文化馆的那架三角琴，就是演奏《黄河》用的那架。那可是一架世界名牌儿“雅玛哈”，只不过是小型的那一种。
公理公道讲，没有文老师，文化馆就没有“雅玛哈”，因为那架琴是文老师发现的，是文老师抢救回来的。
当年，文老师偶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外贸医院伙房的仓库里有一架“雅玛哈”。外贸医院的前身是教会医院，“雅玛哈”像二战时的犹太人一样，是从“文革”初期被砸毁的某个教堂死里逃生，跑到外贸医院伙房的仓库里来避难的。医院院长怕惹麻烦，并不情愿收留它，所以文老师提出文化馆可以收留“雅玛哈”的时候，院长很痛快，他一挥手说：“快拉走快拉走，医院要这么个“封资修”玩意儿干什么！……”文老师大喜过望，亲自指挥，亲自“驾辕”，把“雅玛哈”用地排车拉回文化馆。医院方面可能怕留下窝藏罪的案底，连移交手续都没办。
年伯鸥虽然对“雅玛哈”垂涎三尺，平时却无从下手。他试探过文老师，知道无空可钻。文老师和“雅玛哈”情同养父子。但是年伯鸥不死心，他坚持认为文老师不是搞钢琴专业的，会贻误“雅玛哈”的前途，把“雅玛哈”“过继”给他，“雅玛哈”才会有出息。
年伯鸥终于得了一个机会——文老师去省里参加业务进修，要离开文化馆半年，这期间，“雅玛哈”的监护人是笙馆长。笙馆长有可以攻破的弱点——他好酒贪杯。
年伯鸥送给笙馆长两瓶茅台，然后压低声音说：“笙馆长你把‘雅玛哈’换给我吧，以琴换琴，大三角换小三角。”他四顾无人才又说：“笙馆长你听我说，据我所知，第一，这台琴没有产权登记；第二，文化馆除了老文没有人懂琴，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声张。退一万步讲，即使被发现了，以大换小，别人也不会有非议。”
那年头儿茅台都是真的，能发出透瓶的香味儿，笙馆长接了茅台未饮已醉。他眯了眼吟诗般说道：“啊，‘雅玛哈’，啊，换给你，啊，大换小，所以，啊，不会有非议。啊，我看可以考虑。只是你别着急，咱要从长计议。”
年伯鸥听不出笙馆长话里的玄机，认为大事已定，高兴得晕乎乎的，逢友便要说起此事——压低了声音，俯首帖耳，再用两只手捂住。每次说完都要叮嘱对方：“千万别跟别人说，千万注意保密，千万别让老文知道了，坏了我的好事。”
年伯鸥并不知道，笙馆长回家看看茅台，再看看屋顶，思忖半晌，最后决定让她女儿打电话向文老师告急。他对他女儿说：“别说你是谁，别说是谁让你说的，只说有这么回事儿！”
文老师接报后连夜坐火车赶了回来，一进文化馆的门就先找“雅玛哈”，一看他的“继子”还在，这才一屁股坐在琴凳上。
文老师带着哭腔对笙馆长说：“当时，我完全可以把琴拉回家。”
这是实话。文老师当时的确动过这个念头，他最终没把琴拉回家，一是他没有地方窝藏，二是他害怕东窗事发。文老师家出身地主，文革那时候胆小如鼠。
笙馆长看了一会儿文老师，说：“没有事儿，这不还有我在这里站着么！赶紧做个财产登记，那就谁也不用想三想四了。”
笙馆长见了年伯鸥说：“你看看，‘树欲静而风不止’。”
年伯鸥说：“都怨我，都怨我的嘴不严，没捂住。”
笙馆长说：“要不，茅台你拿回去？”
年伯鸥心里疼得什么似的，嘴上却说：“那哪能！那哪能！你看看你说的。有这么办事的吗……”
三
如果不是亲自见证了年伯鸥的再婚，有些事情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是真的。
一九八几年到一九九几年期间，我辞职去了国外，与年伯鸥中断了联系。我回国后与他恢复来往后，很少听他说起他结婚又离婚的事。后来日子久了，才听他偶尔露出片言只语。他只对我说其实老天爷对人很公平，他小时候没受什么揉搓，所以大了才会叫女人好一个收拾。他只对我说幸亏没有孩子，没有伤害无辜。等等云云，并没有涉及婚姻之城里面太多的详细。
我在国外把老婆弄丟了，很怕年伯鸥探根究底，所以我也不去探究他的根底。当然，他非要主动倾诉，我也不会捂住他的嘴。后来日子长了，他终于向我承认他离婚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床笫之事缺乏兴趣，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好像他的前妻性欲超强似的。但是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觉得婚姻也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交换，而在这种交换里男人太吃亏，不值得再交换下去。
但是年伯鸥和女人的纠结并没有到此结束。
一九九几年有一天，年伯鸥突然头戴散边儿草帽，身穿乳白色休闲西装，手提文明棍，肩挎工艺大草包，出现在我公司的办公室也就是我家里。
回国后我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吃住办公一体，可公司的效益还不错。
年伯鸥一进门开口便说：“伙计，我好上《今古奇观》了！”
我说：“又怎么了？”
年伯鸥说：“我以为事不过三！”
我一边打量他的新装束，一边听他把“楔子”说完。 年伯鸥说：“我最近全是倒霉事儿。先是我去了趟南方，看好了一套藤子桌椅，买下了，长途车却不给运，只好就地又处理掉，只卖了个半价。我光忙乎着桌椅的事儿了，钱又被小偷掏了，差一点儿回不来。接着又招了一次盗贼——有三个马路串子看样是盯了我一阵儿了，以为我很有钱。有一天晩上那三个小厮尾随我进了家门，掏出刀来逼我拿钱，拿走了我所有的现金。除了身上的，刚收的一个季度的学费也被他们翻走了。也不用翻，那两万多块钱就在桌子上堆着。”
年伯鸥突然地停住，出了神。我想他在想那些钱——两万多，不小的一堆。
他又突然地回过神来，说：“操。紧接着‘马尔塔’也叛变了，跑了，再没回来。”
“马尔塔”是年伯鸥的狗。那时候养狗风刚兴起，狗很贵，年伯鸥就买了一条领着。带来给我看过。年伯鸥叫一声“马尔塔”，那个小白绒球儿就空翻一个跟头，但是紧接着就跷起一条后腿要在我的地毯上撒尿，年伯鸥大喊“马尔塔”！它歪头看看年伯鸥，不慌不忙射出一注尿液然后再翻一个更高的跟头。
我瞥一眼年伯鸥，心想你成天奇装异服怪模怪样的，半老的男人再领条女式宠物狗，不招贼才怪了。
其实以前年伯鸥着装还算规矩，并不善招摇过市。现在却有些“装不惊人死不休”了。他拿了棍儿并不拄。他只是把棍道具一样提在手上。还都是名棍儿，湘妃竹降龙木紫檀铁木黑梨之类。衣服新潮是新潮，但搭配得有问题。
再说你又不捡破烂儿你戴顶破草帽子干什么！
他看出我眼里有话，“嘁”地笑一下说：“那么我也改革么。”
我说：“行，你可别改了胡秫地里去。说了三件了，说正文吧。”
年伯鸥长叹了一口气，靠在了椅背上，沉痛地说：“胡爱青生了个孩子，说是我的。”
我大惊失色，说：“怎么回事儿？你说什么！”
年伯鸥说：“我在纺织医院碰到一个认识的护士，开口就说祝贺你喜得贵子。我吓了一跳，一查登记表，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母亲填的胡爱青，父亲填的就是我。”
“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么结婚是怎么回事儿？”
……
两个月前年伯鸥就找过我，说又要结婚。说女的叫爱青，一个月前认识的。不是自己认识的，是文化馆的美术老师介绍的。“业大”文科毕业，能写诗。不是艾青，也不是“爱卿”，是爱青，胡爱青。
我说：“不是不感兴趣吗？”
年伯鸥说：“那么换一个试试么。”
“你还试什么！性欲都变了物欲。”
年伯鸥沉吟半晌，红了脸说：“她国外有亲戚。”
“可以沾光？出国？”
“那么你不是也出了么。”
“噢？那你就一定要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出？”
年伯鸥赧然不语。
我说：“能写诗，国外有亲戚，这不弄到‘绩优股’了么！不知道是不是‘原始股’？”
当时股市蓓蕾初放，股票术语漫天飞。
年伯鸥忙尖了声音说：“是。是老姑娘！我就是要气气我的前妻。”
年伯鸥又娓娓说他和爱青已经登记了。说下礼拜六去前海沿儿举行婚礼，想弄得别致一点，就是走一圈儿，照照相。然后爱青去美国，她自己先去，牵线搭桥，为将来铺路。又说婚礼他这边可是只请了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到时候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等等云云。
我想这叫什么婚礼！
年伯鸥欣欣然一副春事繁忙的样子，说到此，急着要走。
年伯鸥走后，我便在台历上作了记号，以免贻误。
没想到下礼拜六过去了，年伯鸥方面并无消息，我有些皇帝不急太监急，打电话却找不到年伯鸥。
一直到了又一个礼拜六，年伯鸥的电话打过来了，语焉不详地说了一通，大体意思是说婚礼不办了，一切从简了，爱青先去韩国啦。语气里没有了兴奋，透着丝丝缕缕的沮丧。
我本来就摸不清头绪，现在更是掉进雾里了，只明白了一样儿，就是事情有变。
接下来就是那天了——认识才三个月，就有了孩子！
我问：“不是说美国，怎么又去了韩国？”
年伯鸥说：“谁知道！”
年伯鸥咽口唾沫又说：“中间从韩国发来传真，给他弟弟，转交给我，说让我接船。可传真上最关键的部分，船到的时间却是空白。”
我问：“空白？还是看不清？”
年伯鸥肯定地说：“空白。但是她一下船就到我那去了，放下两包东西就走了。”
说到这里，他扭扭身体，整整眼镜，把本来放在身边的文明棍儿放到两腿间，用双手拄着，把下巴搁在手背上，就这么回我的话，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接着，就生了孩子？”
“回来第三天。”
我有些急，斥责他道：“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年伯鸥也急起来，说：“我可是没‘蚂’着她。”
“也幸亏你没‘蚂’着她！但是，但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吗？”
“我以为等举行了婚礼再正儿八经儿的。”
我想笑，但没笑出来，笑被疑虑卡在那里了。也不光是疑虑，好像是悲哀。
我阴沉沉地说：“他娘的，她这是怀着孩子找爹！那么你事前就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我是说，肚子！肚皮！不是皮里阳秋！”
我知道年伯鸥看不出胡爱青的阴谋诡计，但他不至于看不出一个临产的肚子。
年伯鸥抬起头来气呼呼地说：“我就是没看出来么。我根本就没往那看。”
“那么你往哪看了？”
年伯鸥欲笑又止，把下巴搁在手背上，脸色比先前更阴暗了一些。后来又在脸上透出了一丝羞赧。
我又想笑，却突然想起了更为重要的问题。
我问：“那么到底是谁的孩子？” 年伯鸥慢吞吞地说：“她‘业大’老师的。大年初三，在她老师家。”
我说：“嗬，这么详实。”
年伯鸥得意起来，说：“都跟我招了。她说她想事后再跟我说。她说她以为说清楚了我能够接受。”
我笑笑说：“真是‘二百五’找‘二百五’，都‘二百五’一块去了。五百！”
年伯鸥也笑了，说：“谁说不是。”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再问年伯鸥：“那么，你准备怎么着？”
这回年伯鸥挺起了身，粗了嗓子说：“打官司！让她赔偿，一万美元。我已经为她花了好几万，再加上精神伤害，名誉损失。”
我说：“行了，能把你自己那几个钱看好了守住了就不错了你。”
年伯鸥却认起真来，说：“我已经找了律师了。事实清楚，证据齐全，医院的登记表在我手里，怎么不行？”
我说：“好好。行。行你就打。”
为了这官司能不能打赢，年伯鸥又来找我，要请白云鹘算卦。
白云鹘是我朋友的朋友，长得眉如帚，目如电，鼻如钩。最奇的是眉毛里还射出几根闪亮的箭毛，指东画西，给凡人指路的样子。他用三个古铜钱给人算卦，也看相，尤其擅长看脚相。因为独特古怪，便愈显神气，便愈有名气，常出入上层，被“奥迪”“红旗”接了来接了去，给政界人士预言辉煌仕途和他们必走的关卡。而且屡屡成功。
白云鹘给年伯鸥算卦，首先声明不收钱，说是看了我的面子。说他认为我的面子，是“凡人难得一见”的面子。我心里明白，白云鹘是要我请他吃饭。他声明不收钱，便等于声明要吃饭。他吃的就是这碗饭么。
他拿出那三个铜钱，说是商代的，民国某年出土的，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绝对成了精了。
他把铜钱放进竹筒，先拜拜，然后摇了三遍，又倒出三遍，同时把三遍的卦象都记录在案，又在纸上横挂竖连，又用手指掐掐捏捏，嘴里则嘟嘟囔囔，捣鼓了半天。
我等凡人以为他就要公布谜底了，他却眼望屋顶，猛然一伸箭指，指定了年伯鸥的脚说：“脱鞋！”年伯鸥诚惶诚恐，赶紧脱了鞋袜。
白云鹘走上前猛地搬起年伯鸥的脚，却是往后搬，像要钉马掌。他凝眉歪头，避开脚臭，睥睨年伯鸥的脚纹，并拢三个手指，横过来竖过去地测量了脚掌的各种数据，然后一甩手扔掉年伯鸥的脚，用戏子一样的动作拍拍手掌，根本不理会年伯鸥的光脚丫子碰了椅子腿，疼得红了脸，出了细汗。
他径自走回原位，却是背对我等凡人，仰头闭目，出神入化了半晌，这才猛然回头，两眼放电，盯住了年伯鸥，大声地一字一顿地说：“没有官司打！”
我等凡人皆感到震撼。我朋友连舌头都伸出来了，转了一圈，好像给我们展示他的舌苔。
我一拍手说：“精彩。吃饭。”
我朋友说：“我请哈。哪能让你请。”
我以目光闪视年伯鸥，年伯鸥这才说：“今天是办我的事，我请。”
直到吃饭前，白云鹘去了厕所，年伯鸥才吞吞吐吐说：“怎么会没有官司打？都立了案了。”
我说：“你还真的认了真了？”我是说就他要算卦这事。
过了俩礼拜，年伯鸥又来了，兴冲冲地，一进门就大声咏叹道：“白云鹘真乃神人也！”
我问其详，年伯鸥说：“算得太准了，就是没有官司打——胡爱青在哺乳期，可以不应诉，哪有官司打？”
我说：“那么，不了了之？”
年伯鸥笑起来，说：“我倒是想扣下那两包东西，全是韩国货。原来这厮一边儿躲着我怕暴露肚子，一边儿跑到韩国贩衣服去了。结果热闹了一场——她弟弟找了打手，我也叫了警察。我看她弟弟神经不正常，后来一问，原来她妈就是个神经病，她家有神经病史，咱哪惹得起！幸亏老天有眼，叫我出了这件事儿，要不将来真结了婚不是更麻烦！”
他说得轻快清脆，那样子像是天上下雹子，砸了许多人，唯有他侥幸逃脱，毫发未伤。我拖长了声音说：“可是叫你的前妻笑掉大牙了！”
年伯鸥马上挨了一个大雹子，蔫了。
四
“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年伯鸥身上应验了，却不是原来的那个原因了。
一九九几年的一天，年伯鸥突然来电话，要邀我去五台山，参加“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说是文老师的关系给安排的，很合算，会务费很低，有企业家赞助。又说不过文老师经济上挺困难——“咱俩不管是谁，最好能帮他解决张车票什么的。”我还没回答，他又赶紧说：“行，你别管了，那个事儿也不算个事儿，也就千儿八百的，到时候看情况再说，你去不去？不去可是后悔莫及，回来成立茶文化研究会，咱可就都是元老了。”
我一听就知道肯定是文老师钓鱼一样，用参加开会做诱饵拉赞助，钓上了年伯鸥，现在年伯鸥想把我换到文老师的钩上去，起码是把我和他一块儿挂到钩上去，分担那千儿八百的。
我反感年伯鸥的小把戏，心想这种周瑜打黄盖的事直说就是。我的原则是可以挨打，却必须知道打我的是什么模样的棍子，打的时候也不允许在我头上套布袋子。
我说：“我不去。什么鸟会我没开过。会我早就开够了。”
年伯鸥却立刻改口说：“还是去吧。开不开会的随你的便，权当咱俩一块旅游一次就是了么。老文的事，也随你的便。要不，我酌情处理吧。”
听年伯鸥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便答应了去，但对年伯鸥强调说：“我就是和你，不是和文老师。我就是去玩儿，不是去开会。我劝你也别去蹚那浑水。”对我前面两句话，年伯鸥点头，对我最后这句话却是不置可否。
其实，对文老师，我是做了承担他的一部分费用的准备的。同时我也想，年伯鸥的教琴事业正值黄金时期，每年有十好几万的收入，单位那里他还拿着病休工资，虽然倒了几次小霉，却不碍大事，文老师的事由他“酌情处理”也是应该的。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没想到待到火车一启动，年伯鸥却不断放话出来，说自己正陷入经济危机，说他最近钱花得太多太没数，身上剩的钱很少，连自己用恐怕也很紧巴。文老师对年伯鸥的弦外之音心知肚明，嘴上却说不出完整的语句，只在那里干咽唾沫。之后年伯鸥却又伺机用眼镜片向我射出一两次胜利的闪光，那意思是反正火车已经开了，文老师还能把我们赶下去？ 我和文老师原来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很少直接的交流。年伯鸥自始至终都是我俩联系的纽带。《黄河》之后，我和文老师更是很少来往了，现在虽然又坐在一起，彼此却都感到很生疏。现在年伯鸥在中间这么一搞，我和文老师几乎就没法说话了。
一到太原，年伯鸥却又要买鞋。他在火车上就看好了我的休闲鞋的颜色，浅棕色，比他的深棕色好看。他也想换双浅色的，在车站前的商场看到一双，便站在那里犹豫。
年伯鸥从小习惯把钱卷成筒儿放在裤子口袋里，花的时候，一手摁住，一手抠抠搜搜地抽。买，还是不买？如同哈姆雷特面对生死，是年伯鸥一生的问题。不管是遇到什么东西，大到房屋地产，小到新鲜的水煮花生，他都要面对这问题一次。他思考这问题的时候，手便在裤子口袋里攒着自己的钱筒儿。没有的时候，也假设口袋里有一个。
结果当然是买了，虽然那样子形同他自己掌自己的嘴。他管不住自己。他从来就没攒住过自己的钱筒儿。买了鞋，看到袜子很便宜，便借着买鞋产生的惯性，一下子买了十双——那样可以享受批发价，更便宜。
上山是轻松愉快的。与会者在太原集合，真正的国际“大集”，有外国人士，还有港台人士，茶商，学者，各地茶组织的领导和准领导，艺术家，包括搞壶艺的，反正都是沾了茶缘的。大家握手言欢，言称相见恨晚，然后携手登车上山。一路风景真是不错。五台山的特点是阔大，能使人的心也暂时阔大起来。
年伯鸥早已被眼前的热闹煽动起来，不顾我给他的白眼，一上山便一头扎到会里去了，还争取到了大会发言，大有要入阁弄个官儿当当的势头，几乎篡了文老师的位。文老师可是我们三人中唯一的正宗代表。
我只好独自到山上拍照写生去了。哪里没人往哪里去，寻找野生动物，或者躺在野花丛中冥想。会议空儿里也画些肖像。后来风景写生和肖像作品都被会议组织者收进了专辑。
有几幅肖像则被年伯鸥“借”了去了——
五台山夏末的夜很凉。年伯鸥向来活得仔细，上山不仅带了厚衣服，还带了刀片和鞋带，以便被蛇咬时可做紧急处理。此时他把衣服拿出来穿上，却是一件异域风格的呢子风衣。
那夜星光灿烂。我坐在旅馆的大晒台上观星，年伯鸥坐在那里翻看我的画，一边眼不离画，一边给我讲了一个冗长的故事。
他说他前一阵去了一趟俄罗斯，坐火车，经过了美丽浩瀚的贝加尔湖。他说在基辅，一个金发女教师对他怀了春，现在还在用鸿雁向他传着情。他说他还想给他侄子也找个“小母毛子”——正好女教师还有个女儿。他说他此生最亲他哥哥的孩子，他的那个侄子。那孩子生在内蒙古，隔那么远，却能长得像他。他想他叔侄俩把她娘儿俩包了岂不正好。又说他如何沉迷于俄罗斯的旧货市场，对那些精细的老器物拔不动腿，都是他从小梦见过的。可惜钱太少了。可惜拿不了。可惜他们不用实物交换。要不然他想把手机、手表、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计算器以及内衣胶卷之类都换掉。他说最后千筛万选他买了两件俄罗斯呢子大衣。他说那料子真是好极了，又厚又密，却不像老羊皮那么沉，手感又极其滑腻，令人爱不释手，抚摸上瘾——让人真想脱光了躺在上面打滚。
到此他突然打住，轻拍我的腿，然后一抖“包袱”说：“我拿这件大衣换你这几幅画吧，我现在手头儿真的没钱。”说着站起身向我全面展示大衣。
我想起了那朵塑料黄色小花。
我干笑一声，继续观星。
观星的时候人容易离世，容易陷入遐想，不容易上火生气。
临睡前年伯鸥又一次娓娓告说，说他真是喜欢上钢笔画了，他也想画，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画脸上那些网，得先临摹。
我说：“我画网画得好？”
他说：“是的。”
“你要临摹？学画网？”
“是的。”
我便说：“那我把画借给你吧，你写借条，我办画展的时候随时取，丢了赔。几幅？哪几幅？”
年伯鸥赶紧取出我的画夹打开，选，然后双手捧起画说：“这四幅。”
我一看，全是茶商的肖像。
我想我大概知道年伯鸥想干什么了。
我说：“行，写借条吧。”
年伯鸥立刻趴到床头柜上写借条，写到赔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赔多少？”
我说：“一万二。三千一幅。只是我平时卖的半价。”
年伯鸥犹豫起来，说：“要不不说钱数了吧。我以人格担保，绝对丢不了。”
我心里笑，却严肃地说：“哪有绝对的事儿？被盗了呢？被抢了呢？起火烧了呢？”一边说，一边抓起并没写明赔偿金额的借条看看，说：“行，签个字儿吧。”
年伯鸥喜出望外的样子，赶紧签了字，赶紧把我的画夹进他的文件夹，赶紧放进包里。
我顺手把借条塞进了口袋，到换洗衣服的时候，又把那借条揉揉扔了——看见那东西我心里不舒服。
年伯鸥，我，文老师，我们三人住一个房间。开会的这许多天，文老师几次都艰难地迂回到资金援助问题上来，年伯鸥都装作听不懂，或装作听不见。
文老师便犯了痔疮，整小时地坐在卫生间里不出来。
临散会的时候我却发现房间里多了许多物品，一看就知道都是年伯鸥捯饬来的——一个笑逐颜开的木坐佛，一对瞪着大眼的布老虎，一双抿着嘴儿的绣花鞋，数根瘦骨嶙峋的“降龙木”，一堆龇牙咧嘴五颜六色的石头，还有种种杂碎小物件。
还有与会的其他书画家的字画，墨迹未干，都钉在墙上晾着。
还有大包小包的茶。
画和茶来得都很神秘。到了晚上，年伯鸥经常会变作孤独的幽灵，突然地消失，突然地出现，或者口袋鼓鼓囊囊的，或者把手藏在背后，进房间的时候躲躲闪闪地，迂回到他的旅行包前，然后偷偷摸摸地伺机把什么东西藏进包里。
年伯鸥天天在文老师和我面前喊着他没钱没钱，天天晚上神神秘秘地捣鼓些莫名其妙的物件儿拿回来。现在，这些物件儿丰富到类似小型的博览会了。他明显的有些得意忘形，兴高采烈地在房间中央玩耍刚从庙会上买来的一串无比硕大的木佛珠。他企图把那一长串实木疙瘩挂到脖子上去。佛珠太长了，拖在地上一大截。他便往脖子上缠，缠了几圈儿想晃动，哪里晃得动，却把腰压弯了再也直不起来，只好顺势一头扎到沙发上，一边笑一边自我解脱。 文老师正坐在床上，垂头向年伯鸥的物品默哀，看如此忘形，脸变得煞白，含了有相当穿透力的冷光，射了年伯鸥一眼，再也不理他。
我也不理他。
五台山一行，我第一次有些认真地厌恶年伯鸥先生了。
如此购买搜罗，下山的时候，年伯鸥便显得狼狈不堪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年伯鸥身上应验了，但却不是原来老百姓说的那个原因了。
下山的汽车上，还好，人多，他做求援状，自有不知底细的热心人帮他忙。到了太原火车站，只剩了我们三个人，年伯鸥便面临了天地不应的绝境。他的物件挂满全身提满双手，他的体能却是拒绝他的贪欲的。那些东西他咬牙切齿累得放屁也只能往前拖行三五步。他四处观望，却不敢看我和文老师。
我站在那里睥睨年伯鸥。文老师却是连睥睨也不睥睨，视年伯鸥如同空气。
直到年伯鸥感到山穷水尽尴尬透顶了，连真丝对襟衫也被汗水湿透了，火车也快开了，我才蹬地有声地大步走到年伯鸥跟前，抢劫一样抓起他的一个最重的包转身就走。年伯鸥先惊后喜，慌忙起身随行，追在我身后说谢谢谢谢。声音虽然含含糊糊的。感激之情却是毫不含糊，绝对发自肺腑。
回家后没几天，年伯鸥打电话给我，说：“五台山这一趟，真是的。你知道怎么了？……我把刚买的那双鞋丢了火车上了，还有一把带天然香味的檀香扇，人家名人题了字的。”
我笑说：“这就对了。要不然就奇了怪了。我说我怎么总是感觉此行少了点儿事么。”
他却又说：“还有八千块钱。我怕老文发现，掖在枕头套里，临走忘了拿了。东西太多，脑子乱了。”
我大笑，说：“没找？”
他忙说：“找了。找了。太原旅游局，风景管理区，旅馆，都打了电话。今天正式答复了，说旅馆本来已经停业了，要重新装修，为我们这个会才临时招了些服务员，会一完他们也解散了。说会继续调查。我看基本没有指望啦。”
我说：“好啊，继续买继续丢哈。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他说：“还有还有，就是等下次见面我给你包茶叶。好的。”
“不敢当。为什么？怎么突然地……”
“怎么还为什么，现在看看这些朋友，能长远的也就咱俩了。这次是把老文彻底得罪了。”
“因为茶是用我的画换的吧？”
电话里先是寂静，接着传来了年伯鸥不尴不尬的笑声。
“嘻嘻。又被你识破了！”
“赔哈！一万二！有条子！”
只听年伯鸥在电话里打了个嗝，便没有了动静。
大约有好几分钟，电话一直连着线，却听不到年伯鸥的声音。我想莫非年伯鸥吓昏过去了，便对着听筒间歇性地狂喊：“一万二！有条子！一万二！有条子！一万二！有条子哈！”
终于，那边有声音了，年伯鸥虚脱了一样说：“你吓死我了。我刚刚想起来，我没写赔多少钱哈。幸亏！幸亏！你糊弄不了我。”
五
关于驴的事，听上去更应该上《今古奇观》，实际上却比年伯鸥的其他轶事更有它发生的道理。
我因为经营了几年公司，兜里有了些银子，后来我租了富人区的房子，买了一部车子。
年伯鸥那时候有一部摩托——“嘉陵70”。
为此，年伯鸥不止一次酸溜溜地说：“哎呀咱哥们儿不是一个层次了。”
我说：“你也可以了么。别光比车么。原始积累也完成得差不多了么。多少架琴？”
“七架。不好意思。但是没有‘大三角’。原来那架不能算！”
“多少房子？四五处吧？连山里那些破的烂的加一起。”
“是。是。但是没有别墅。”
我说：“论财富总量你比我大么。”
我又说：“小时候愿意故作高深，其实越是浅显的东西才更接近真理。我奶奶给我背民国的小学课文，大体意思是：你骑马，我骑驴，向他一看我不如，转头一望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年伯鸥说：“你开车，我骑摩托，你是要我现在要看骑自行车的是不是？”
我说：“你理解得很对。”
可没几天，年伯鸥又突然对我说：“我要弄头驴，比摩托好，比马也好。矮，慢，掉下来也不至于摔死。”
我不禁啼笑皆非。说：“我说了那么多金玉良言，你却只记住了‘驴’？你准备把驴养在哪？”
“山里，托养，桃花庵子，我买的那处房子正闲着，正好办个‘托驴所’。”
“警察同意？”
“可以只在山里骑么。”
又是没几天，年伯鸥给我打电话，说：“不来看看我的‘小二黑’？”
“什么？你说什么？你又弄了什么？”
“驴么，怎么还什么。”
“真的？弄了个驴？”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能假了，我正和它说话呢。快来吧，你不想骑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多少钱？驴。”
“七○。”
“不可能吧。驴肉多钱一斤？”
他嘁嘁一笑，说：“嘉陵。”
我仍然没听懂，问：“七百？”
“怎么还没听懂！‘嘉陵七○’。”
“又是换的！你可真行。”
“哪能！”
“哎哟改了。不换了？怎么舍得！改。”
“不是不换，能换为什么不换。但是这次是光换换不着，又加了钱。那个破摩托，把我摔倒第三次，我就不敢骑了，留着干什么！”
“摔了三次！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怎么竟敢摔了三次？”
“可不。第一次，见了警察我心慌，刹车的同时加了油门，憋得摩托车满地蹦，把我颠下来了。第二次，刹车刹不利索我遇见红灯容易冲过停车那道杠我只好往右拐，哎，那次目测不好，拐在马路牙子上颠翻了，一个牙也摔活了。第三次，那个什么油门线松了，我坐在那里加了半天油它该死不动，送我的人在那边挥手告别手都挥不动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下来看，一歪车把，摩托车却自己跑了。我满街抓摩托，连人加车一块儿倒了，让辐条把手腕打了个骨裂。” “哎呀哎呀。我深表同情。那么你肯定你能骑驴？”
“那可不一样！它有灵性，通人性，可以先沟通么。”
“真通人性的驴，是不是会更难对付？”
他却大笑，说：“你赶紧来吧。就是你最难对付。”
我到了桃花庵子，真的看到了一头驴，一头黑色的少壮的公驴——“叫驴”。年伯鸥托人到郊县的乡下弄的。还真的就托养在村里。他给邻居艾大爷一份驴保姆的工资，让艾大爷给照料着。
看见我来了，艾大爷便拿出一副黄皮鞍子，上面挂着闪光的脚镫，一边给“小二黑”捆上一边看看我的身量说：“让它驮年老师没问题，驮你有点儿费劲。以前这东西都是小媳妇老娘们儿干巴老头儿骑的。”艾大爷又对年伯鸥说：“你这副鞍子俊是俊，可是是马鞍子，太大了，以后我看看给你另讨换一副。驴鞍子以前咱这儿差不多家家都有，现在机械化了，也不大种地了，它倒成了稀罕物了。”
鞍子确实大了，也过于豪华了，“小二黑”活像和它同名的那个乡下小子穿件大了三个号的西服。
艾大爷把“小二黑”牵出门，年伯鸥对艾大爷说：“你不用管了，我们到野地里骑。”艾大爷笑笑说：“找块软和地儿，掉下来也没有事儿。别叫它尥着‘三叉’就行了。”
三叉，下体也。
我俩把“小二黑”牵到村头的一片桃树地边上。年伯鸥先对“小二黑”亲切地呼唤，怯怯地摸弄，看它没有什么敌意，才憋足了劲儿爬上鞍子，僵僵地坐直了身子，做极目远眺状，对我说：“怎么样？也不带相机。”
我说：“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又不是只骑这一次。哎哎，活动活动。你又不是要做堂吉诃德的人体雕塑。你叫它走走看。”
年伯鸥便用普通话喊了一通啰啰啰喏喏喏之类的驱驴之语。“小二黑”却只是摇摇头，摆摆耳朵，腿并不动。
我说：“音不对吧？”
年伯鸥说：“艾大爷就这么教的。”
我说：“是不是它们驴也有方言？”
年伯鸥说：“可能。”接着便用艾大爷的方言语调再把刚才那些音发了一遍。
这时候“小二黑”却烦躁起来，突然抬起屁股往后尥了一蹄子，年伯鸥一下子被掀得趴在了驴脖子上，接着就滚向一边。他一边抱住驴脖子一边对我叫“快点！”等我抓住他的时候，他却已经来到了驴身下。我从“小二黑”身下往外拖年伯鸥，却看见那个黑小子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第五条腿，正对着年伯鸥一抽一抽地。我大笑，一边拉起年伯鸥一边说：“你看它把你当小芹了。”
年伯鸥红了脸，一边拍打身上的泥土一边说：“是不是吃得太好性欲过旺了。本来就是个情种，一见了村姑就兴奋。”
我却兴奋起来了，我说：“没事儿。你再来一次。这次我给你赶。”
我不由分说把年伯鸥扶上驴，抓起一根树枝轻轻抽打那驴的屁股。在我印象里驴就是这么驾驭的。“小二黑”果真就颠颠儿地用小碎步跑起来。年伯鸥也颠颠儿起来，说：“好，好，老年我要出关去也。”
我说：“好，你虽然不是老子，那你也出关去吧。”我扬起手，树枝还没有落下，“小二黑”却自动地撒开了蹄子狂奔而去。
一路烟尘，接着是驴嘶人叫。
尘埃落定，年伯鸥挂在远处一棵桃树上喊我赶快去救他，“小二黑”在更远处伸长了脖子“欧啊欧啊”地叫。更更远处的地头儿上，几个穿红戴绿的村姑正向这边张望。
后来挺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在电话上问起驴的事，年伯鸥总说：“现在挺好。熟了。我经常骑。”
有一次他来我的公司，又说到了他的“小二黑”，可能他感觉瞒不住了，瞒我也没有意思了，才说：“啊呀，别提了，吃得太好，整天拖拉着第五条腿，碍事，什么也干不成。见了村姑就叫。骑了进城一次，被警察拦在城界上，我搭车走了，把它拴在树上，又啃树皮又踢了孩子，赔了不少钱。五百块钱，当驴肉卖给饭店了。我从今以后也不可能再吃驴肉了。”
我问：“为什么？”
年伯鸥长叹一声说：“养了它那些天。有感情了么……”
六
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为了山里的房子。我却一时糊涂，不知道“伯鸥”算只什么鸟。上世纪末，也就是一九九几年，年伯鸥做出一些看破红尘的样子，声称要进山里去居住了。他那想法却瞒不过我，其实他是要在优美的太清山风景区里买房子置地，等待升值；再利用累积的资金，最后好建成有相当档次的别墅。几年前他就已经把别墅的设计方案画好了。他参考了国际资料，请教了不少高人，自己画了个草图。最后完善成一张彩色的“效果图”。那图颜色浓烈，线条稚拙，他要是不加解说，别人很容易以为那是从幼儿园墙上偷来的贝贝作业。有一时期，他把草图和贝贝作业整天带在身边，逮着个机会便要与人切磋，同时也匡算一下造价。
这样，年伯鸥便经常要在太清山一带出没。他不会开车，摩托车早就换了驴，驴也卖了。那么远的路，进山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年伯鸥经常要像钓鱼一样“钓”我进山。他会经常做出大欢喜的样子问我：“桃花庵子的桃花开了，美极了。一片一片，真正的花海。你想不想看？”要不就说：“玉水的桑葚熟了，满树珠玉。那桑葚甜得呀，一咬一口蜜，要不要去尝尝？”他是逮着什么说什么，非常诚恳，这种不行，再换一种。目的却只有一个，要钓我上钩开车送他进山。
我则单刀直入，愿意去，就说：“行，你管饭。”不想去，就说：“不行。忙哪。没时间。”
我去，他则大喜；不去，他也颔首微笑，从不发脾气。
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从杭州来了。是在五台山他背着我和文老师结识的一个搞“壶艺”的闲人。此公在壶艺圈子里有些名气，只身一人满世界转，以壶化缘。这次来，他送年伯鸥一把壶作见面礼。壶上刻有三个蚂蚁，题字是“闲看小虫忙”。字是双勾，很大很清晰，蚂蚁却太小，不好找不说，不经指认，会误以为是伤痕。闲人却说这壶是他的得意之作。年伯鸥受“壶”若惊，视若珍宝，便要高规格接待壶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