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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音乐剧《汉密尔顿》荣获2016年美国普利策戏剧奖。该剧以美国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为蓝本，通过对历史事件、人物与话语的解构，有力地抨击了当下美国社会在文明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着的种族、性别与移民歧视等问题，借此重塑了建国之父、三位女性、外来移民形象，也重塑了公众的历史观。 从新历史主义视角来看，《汉密尔顿》借助于颠覆性戏剧内容和现代黑人流行嘻哈说唱艺术，成功地创造了新的历史文本，为未来历史研究提供了新媒介。
关键词：《汉密尔顿》；新历史主义；评判与重塑
基金项目：国家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与都市精神研究”（17BWW09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爱敏，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族裔文学、当代美国戏剧研究。银家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Title： Criticism and Recreation in the Deconstruction： Reading of Hamilt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Historicism
Abstract： Hamilton，a musical which won 2016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is based on the real story of the founding father Hamilton.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 people and discourse， Hamilton strongly lashes out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race， gender and discrimination of the immigrants behind the glory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which in turn recreates a new image for the founding father， three women and immigrants to the US， and more， changes the view of the public over that history. Loo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historicism， Hamilton， with its subversive content and Hip-hop art， has successfully created a fresh historical text， which will consequently provide a new means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history.
Key Words： Hamilton； Neo-historicism； criticism and recreation
Authors： Chen Aimi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nic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drama. E-mail： chaim2905@163.com. Yin Jiayu is postgradu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major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jinyezaixiayu@163.com
音樂剧《汉密尔顿》（Hamilton）从2015年1月在外百老汇上演的那一刻起就好评如潮，半年后便搬上了百老汇舞台，于2016年收获了普利策戏剧奖，并于同年获得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11项大奖。随着音乐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者们围绕艺术作品中的历史改编与真实历史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讨论，大家对该剧是否反映了真实的美国建国史持有不同看法。剧作者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认为自己的改编“并未偏离历史记录”，但有人指出《汉密尔顿》是对美国早期历史的一种扭曲（Owen，“Can Great Art” 509），认为报纸上大肆赞扬的剧评者并非历史专家，无资格发表关于该剧是否忠于史实的论断（Isenberg，“Make ’em Laugh” 295）；更有学者公开表示这种“娱乐不应被称作历史”（303）。孰是孰非？笔者认为从新历史主义视角来看，这些观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
一、文本的历史性：历史上的人与事
美国文学批评家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对“文本的历史性”这一概念曾作出如下解释：“我用‘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研究其他文本的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因此我也指所有阅读形式的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张进27）。具体来说，“文本的历史性”拥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文本无论大小都是特定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因而阐释者应挖掘“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6），才能认识到文本背后涉及的社会历史规约；另一方面，对于文本的任何解读都是非客观的，带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文本随时间发展不断动态变化，文本的不断重塑具有必然性。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本来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那些所谓的“历史真相”不过是阐释者的历史观念所塑造的，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陆贵山 132）。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推移，对汉密尔顿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阐释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变化，歌颂与批判、认同与质疑并存。因此，历史阐释的时代差异，导致了文本背后社会规约的变化，决定了《汉密尔顿》与所谓历史真实的偏差。 1.1历史上的人物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国父之一，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美国宪法制定、金融体系建设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激进的政治主张、语出惊人的讲话风格也使他树敌颇多的原因。科南特（Charles Arthur Conant）在其著作《美国国父列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开篇就对他为美国建设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提出“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的卓越贡献，联邦能否得以按照宪法条文建立并逐步巩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各州拥有主权的松散邦联，还是一个问题”（Conant 3）。尽管在1787年当选纽约州议会议员后，他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的发言为促成新宪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发言也成为后期反对者指责他的重要依据。因为他在发言中表示，共和制并不适用于美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并声称“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除英国的政体外，没有什么更适合美国的政体了（樊书华 38）。他在发言中暴露出他的性格缺陷，用缺乏对他人观点的考虑，而这一点对政治家和政党领袖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汉密尔顿的精英主义与军国主义倾向也令他深陷历史学家的讨伐泥淖。有学者提出汉密尔顿不但反复寻求商界精英与军队的庇护，总是在政治参与中“尽可能远离投票箱”（Owen，“Historians and Hamilton”），而且分别在1794年和1798年采取极尽暴虐的军事手段向政治对手发起了强有力的一击。①
除亚历山大本人外，他的妻子伊莱扎（Elizabeth Schuyler Hamilton）与她背后的斯凯勒家族也是汉密尔顿政治生涯的重要支撑。1780年2月，当伊莱扎带着父亲斯凯勒将军的亲笔信，来到当时部队司令部的驻点莫里斯顿投靠华盛顿时，25岁的汉密尔顿便对她一见倾心，立即展开疯狂追求。最终，凭借自己才华与善良赢得了芳心，同年11月，二人顺利于奥尔巴尼完婚。与伊莱扎的婚姻令汉密尔顿成功“进入了纽约州的盎格鲁—荷兰贵族圈子”，“成为哈德河畔最有势力家族的一员”（彻诺 211），为他政治事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凯勒家族中对汉密尔顿影响颇深的成员还有他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以及妻姐的丈夫约翰·巴克·丘奇（John Barker Church）。斯凯勒将军同汉密尔顿一样是一个等级观念非常强的人，二人在军事、政治、商业等方面均持类似的观点，正因如此，斯凯勒将军也曾多次在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中给予支持。汉密尔顿的姐夫丘奇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但在商业方面的独具慧眼令他在独立革命期间积累了巨额财富，在金融方面为汉密尔顿助力不少，为促成纽约第一家银行的成立做出了贡献，汉密尔顿称其为“一个天生的生意人”（193）。
1.2废奴和女权问题
汉密尔顿对废奴问题的态度也曾引起众多美国学者的讨论。在汉密尔顿遗留的书信中，就存在着大量反对奴隶制的字眼。他曾在1774年写道：“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他们保有一个共同的本性因而也享有一个共同的权力”，因此决不允许“一个人行使任何权力以凌驾于他的同类之上，……除非他们自愿赋予其这种权力”，他警告称“议会的绝对权力”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就意味着“绝对的奴隶制”（Horton 19）。而在20世纪初，有学者对汉密尔顿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提出质疑，并提供了其进行黑奴交易的证据：“在他的书中发现了表明他曾为自己以及他人购买黑奴的条目明细”（Hamilton 268）。之后在1964年出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新国家的成长》（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New Nation）一书中，作者约翰·米勒（John C. Miller）以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主张再次阐明了汉密尔顿铲除奴隶制的决心。米勒指出汉密尔顿坚信奴隸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在一些白人指挥官均怀疑黑人士兵的能力时，他反驳道“他们拥有与我们同样优秀的天赋”（Miller 41-42）。来到2004年，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利弗·霍顿在名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革命一代的奴隶制与种族”的文章中又一次为汉密尔顿正名。他从汉密尔顿儿时在西印度群岛上对奴隶制的了解谈起，指出“尽管青年汉密尔顿未曾直接说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对他造成的影响，但成年后的他显然对（蓄奴）这一惯例产生了厌恶之感”，并主张“尽管汉密尔顿未能亲眼目睹，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奴隶制的废除确是他的功劳”（Horton 19）。同年，罗恩·彻诺在其所著的《汉密尔顿传》（Alexander Hamilton）中毫不避讳地点明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不仅家中拥有多达27名奴隶照料住宅和农庄，也为汉密尔顿一家准备了两名黑人奴隶以供差遣，而汉密尔顿并未拒绝。彻诺一方面认为“汉密尔顿与斯凯勒家族的结缘可能让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微妙”（彻诺 292），另一方面也竭尽全力地为其辩护，声称汉密尔顿向岳父支付的购买黑奴的费用很可能是为丘奇夫妇所代劳。
除围绕汉密尔顿是否支持废奴的问题争论不休外，剧中展示的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女权问题也是历史学者们关注的焦点。18世纪后半叶，英国哲学家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成为了妇女权利启蒙的主要倡导者，并于1792年撰写了《女权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旨在说明女性并非生来就不如男性，只是缺少适当的教育。伯尔与其妻子均为这种女权思想的支持者，并且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他们的女儿三岁便能读会写，并逐步熟练掌握了多门语言，通晓数学、地理等多门学科。与之相反，汉密尔顿却并未公开发表过任何有关女性平等的言论。根据他在1791年撰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可以分析出汉密尔顿很清楚工厂的工人均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甚至许多儿童尚属‘幼年’”，并且表示妇女儿童在工厂工作的原因在于她们都很“闲散”，对经济发展毫无贡献可言（Isenberg，“Make ’em Laugh” 300）。可见他对待女性平等问题的看法恰与伯尔相悖。 1.3历史上的事件
除十美元上的头像外，美国普通民众对汉密尔顿的了解最主要源自他与伯尔之间的那场生死决斗。连米兰达本人都在采访中表示，在阅读彻诺所著的传记前，他对汉密尔顿的唯一了解就是那场决斗。
在1800年的这场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与联邦党的各色人物都纷纷登台亮相，从地方选举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殊死较量。为占据纽约州这一至关重要的选区，汉密尔顿和伯尔纷纷不顾身份，亲自投入到争抢选票的街头演说当中，然而汉密尔顿所在的联邦党还是惨败收场。共和党的两位候选人杰斐逊和伯尔在民主党选民那里打成平局，决定权交到了由联邦党控制的众议院手中，此时的汉密尔顿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伯尔，加之杰斐逊做出的关于上台后执行保守政策的承诺，最终几个州的联邦党人放弃了选票，杰斐逊成功当选。
尽管伯尔还是成功当选了副总统，但这次竞选总统失败的经历还是在他心中埋下了对汉密尔顿不满的种子。以至于1804年，从朋友耳中听到的一句汉密尔顿对自己的批评，就能让伯尔生出进行一场决斗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汉密尔顿拒绝为自己的言论道歉后立刻转变为执意的要求。要知道在伯尔当职的四年间，汉密尔顿对他的诋毁侮辱几乎未曾停歇过，是后者适时的道歉多次化解了危机。然而这一次，汉密尔顿却欣然接受了伯尔的决斗挑战，二人约定好时间地点然后便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着手准备。那时汉密尔顿并不知道这是他第一场实际意义上的决斗，②同时也是最后一场。倒数结束后，二者几乎同时开枪，汉密尔顿的子弹射向了天空，而伯尔的子弹却击中了对方的胸部，几小时后，汉密尔顿与世长辞。
对音乐剧中人物关系、历史细节的处理与前人陈述相异是《汉密尔顿》饱受历史学者所诟病的重要原因。然而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历史并不是让人想象的那么客观，以上有关汉密尔顿的“文本”，虽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性，但并不能排除记录者、讲述者带有主观意识的抉择。而米兰达对历史的重新演绎，是对刻板保守的苛求历史“真实”的一种否定。米兰达一直强调的“旧事新提”③理念表明，他不仅注意到了文本与历史间的动态关系，并且力图将当下的美国社会背景融入到历史人物、事件中，在戏剧作品中不断挖掘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社会存在，通过对历史进行目的性极强地选择、拼接、重构，使整部音乐剧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属性，从而创造了有关汉密尔顿的新的历史文本，载入史册。
二、历史的文本性：在解构中实现批判与重塑
关于“历史的文本性”，蒙特罗斯认为其“首先是指，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的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其次，那些在物质及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的文本踪迹，……它们自身也充当后人的阐释媒介”（张进 27）。音乐剧《汉密尔顿》改编自2011年普利策传记奖获得者罗恩·彻诺的作品《汉密尔顿传》。同彻诺一样，米兰达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此人在历史评价中被严重低估，此外，他还在其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子。为将汉密尔顿的一生浓缩为不足4小时的舞台剧，米兰达在彻诺的帮助下对传记进行了“选择性保存和涂抹”（27），将种族、性别等美国当代社会持续关注的话题隐藏在剧情、角色与唱词中，一方面揭露了隐藏于美国文明社会外表下的黑暗，另一方面解构了美国独立战争史，用自己独具特色的阐释，构建了影响力远超美国历史教材的新文本。
2.1解构历史，讽喻当下
美国历史学者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认为“音乐剧《汉密尔顿》可能确实很赏心悦目，但我们不能努力说服自己说它遵循了历史事实，或者它能够恰当地表达美国建国时期进步思想的真正来源”（Isenberg，“Liberals Live Alexander Hamilton”）。正如音乐剧副标题“一部美国音乐剧”（An American Musical）所暗示的那樣，米兰达创作的原则之一就是讲好美国故事，他认为“罗恩讲述的故事中，他是那个主角，而在我讲述的故事里，我才是主角。历史完全是由讲述者而创造的”（Miranda and McCarter 33）。他的这种观点恰与新历史主义者主张的“将作品从单独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管理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胡作友 92）的观点如出一辙。《汉密尔顿》虽以独立战争期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但“与其说该剧是试图回顾历史，不如说是在讲述当代政治”（Isenberg，“Make ’em Laugh” 298）。
一方面，米兰达无论是从演员选角、人物塑造，还是人物关系处理上都依据当今美国社会现状增添了许多艺术想象的成分。
首先，该剧在选角之处就拒绝招募白人演员，借此彰显少数族裔演员比起白人演员毫不逊色的表演功底，同时暗讽了百老汇演员招募时常存在的种族偏见。这也造成了百老汇剧组鲜见的全体演员均为拉美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仅有一名白人演员（乔治三世的扮演者）的人员构成。作为该剧的历史顾问，彻诺在第一次观看排练时也被台上不同肤色的“国父们”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这些对米兰达创作的曲目做到完美诠释的演员竟是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毫无半点相像之处。但当梳着马尾的拉美裔汉密尔顿，以及披着蓬松卷发的杰斐逊用精湛的演技、酣畅淋漓的歌声将戏剧逐渐推向高潮时，观众却逐渐被感染并渐渐忽略演员与历史人物间的巨大反差，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米兰达贴合实际对历史文本进行的动态阐释是成功的。
在通过差异选角为少数族裔争取政治话语权的同时，米兰达也对戏剧中历史人物的舞台形象进行了血肉丰满的重塑。比如，汉密尔顿不仅是一位勤奋拼搏的移民外，也是典型的新纽约人：“固执己见、说话啰嗦、一心追逐名利”（Miranda and McCarter 38）；身居国务卿高位的杰斐逊，只因汉密尔顿在内阁会议上的冷嘲热讽，便立即气急败坏、恶语相向，毫无政治家风范。这些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做出的艺术想象，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的界线，使历史人物降格化、非典型化，展现出其日常的一面。同时，突出历史伟人的某些性格特点也为观众更好的联系现实提供了便利：政客们追名逐利、云谲波诡的斗争似乎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 为使《汉密尔顿》更多的呈现美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背景，达到以史喻今的效果，米兰达对于集中呈现汉密尔顿与身边哪位人物的互动交往这一问题进行了慎重考虑。经过重重筛选，米兰达有意忽略了斯凯勒将军与丘奇这样两个在汉密尔顿的从政经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避开了家族政治的讨论，转而将重点放在更加贴合实际的政治竞选上，借“现代政治竞选的起源”——1800年大选着重放大了其与伯尔、杰斐逊等人间的政治冲突，通过避而不谈汉密尔顿与伯尔等人间多年的友情，“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内部运作的理解”（Mead），揭露了现代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
另一方面，米兰达对废奴和女权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在历史讲述中交予移民与女性群体更多的话语权，表达出其本人作为一名波多黎各移民对待种族、性别问题的独特视角与态度。
米兰达将汉密尔顿刻画为废奴主义者招致了诸多历史学家的非议。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绝非废奴主义者，并指出尽管彻诺在传记中设法为汉密尔顿辩护，将罪过归于斯凯勒一家，但也同样不能抹去汉密尔顿曾购买黑奴的事实。但平心而论，包括彻诺在内，为汉密尔顿著书立说的学者中推崇这一点的大有人在，米兰达对其废奴主义倾向的集中展现并非毫无根据。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源自长久以来主流历史与社会对移民所做贡献的忽视。杰斐逊一出场，米兰达就通过反讽的方式抨击了他虽宣称人生而平等却一生蓄奴的事实：“看着苍茫大地，难以置信我们已是自由之境”（152）。在“内阁辩论1”中米兰达为汉密尔顿安排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南方种植耕耘’④，继续胡说吧，我们都知道究竟是谁在劳作”（161），用以表明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同时强调黑奴对南方种植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此外，剧中的废奴主义者并非汉密尔顿一人，在“我不能错失良机”中，他的好友劳伦斯（John Laurens）初次登場就表明了立场：“若不能保证相同的权利也属于黑人朋友，我们都不算是真正自由”，并立志“带领第一只黑人部队整装待发！”（27）。同时，他的另一位战友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也在“约克郡战役”中唱到“我们移民：把一切搞定”（121）。两位好友的助力肯定了移民群体对独立战争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观众对这些唱词的激烈反映也侧面印证了历史中关于少数族裔贡献部分的缺失。
在这部讲述国父建国历程的音乐剧中，几位女性角色的个性描摹也是米兰达借史喻今的重要手段。甚至有学者主张，该剧表面上与国父相关，实际上却塑造了“历史上个性独特、强大真实的女性形象”（Fulton）。剧中三位主要女性角色伊莱扎、安吉丽卡、玛利亚分别是汉密尔顿的妻子、妻姐和情人。她们与男主角汉密尔顿关系紧密，是传统历史叙述中主角的附属者。而米兰达则打破了这种惯例，令其成为了剧中“最强大的叙述者”（Fulton）。伊莱扎先是因自己与历史动态的距离过远而倍感沮丧，在“别无所求”中唱道“哦，让我成为故事的一部分”（110），而在汉密尔顿去世后她则决心将自己与汉密尔顿的功绩分离开来，她采访了每位曾与汉密尔顿并肩作战的士兵，整理了他留下的上千篇文章，站在舞台中央同安吉丽卡一起唱起“我们讲述你的故事”（281）。与伊莱扎相比，安吉丽卡则更多是自己的叙述者。她通过第一幕的“满意”以及第二幕的“这城郊静悄悄”两首歌分别表达了自己对汉密尔顿的婚姻以及丧子的感受，当她发表评论时，历史的讲述便放慢节奏甚至不断倒退。甚至剧中只参与了一首歌的玛利亚·雷诺兹（Maria Reynolds）也成为了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密尔顿正是用她递来的笔完成了雷诺兹手册，而这本手册也对其政治功绩、个人名誉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在历史叙述中，米兰达将话语权交给女性，一是为女性的历史地位正名，二是契合了当今女权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背景。
正如彻诺所说，米兰达“绝没有无端地捏造任何历史”，“他首先试图依照事实，如果必须背离事实，我发现他这样做总是有恰当的理由”（Mead）。米兰达通过人物塑造、社会映射等改编演绎，对美国身份危机问题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
2.2旧事新解，重塑大众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反对这种决定论，即在特定时期中的某一事件是不可多加构想重新表达的，同时肯定了文本档案的广泛性，从而支持从个人情况出发对其进行美学鉴赏”（Gallagher 16）。并且在这种文本中，“一切都至少具有同时作为历史阐释和历史事件存在的潜力”（15）。也就是说，经过选择后微妙重构的文本虽然只是一种历史新解，但其也可能随时成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新依据，充当下一轮阐释的新媒介。《汉密尔顿》的共同制作人麦卡特（Jeremy McCarter）在2016年出版的同名剧本中这样写道：“（这部音乐剧）向观众展示的不仅是汉密尔顿革命的戏剧化演绎：它延续了革命。”他坚信“改变世界的方法不止一种”（Miranda and McCarter 11），有时一部戏剧的作用远强过枪炮与军舰。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麦卡特将戏剧视为一种新时代下重塑大众历史观的新历史文本，并且对这种文本形式对未来历史研究的影响力充满信心。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自信并未毫无道理，这部剧的走红在美国青少年中掀起了空前高涨的历史学习热情，有老师直接将该剧的专辑当作教材播放给学生听，还有老师受该剧说唱形式的启发，在讨论某一历史观点时鼓励学生通过类似说唱对决的形式展开辩论。正如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那样，“对历史文本的解构分析不断变为文本本身，成为历史谜团的来源与构成部分”（Gallagher 14）。
在讲述这位美国金融之父生平经历的同时，《汉密尔顿》几乎做到了用3个多小时的演出涵盖30余年的美国历史。该剧以独立战争前后作为划分，分为上下两幕，剧目的时间背景为主人公1776年纽约求学至1804年憾而离世期间，制作人米兰达将诸多历史事件穿插在主人公的一生中，描绘汉密尔顿一生的同时也将该时期美国的建国史铺陈开来：在独立战争期间，他结识了三位毕生挚友，认识了爱妻，被华盛顿招致麾下后，他多次请求领兵作战，主张在军营服役的奴隶可重获自由，并参与了1781年的约克郡战役并大获全胜；建国后，他作为纽约代表参加了1787年制宪会议，并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为美国新宪法辩护；成为财政部长后，他提出国债提案，但未能得到国会支持，最终通过1790年妥协案，以定都弗吉尼亚为交换条件使中央银行得以建立；在法兰西对英宣战期间，他说服华盛顿保持中立，为1793年发表的《中立宣言》助力不少；他帮助起草了华盛顿的离职演说稿，后被第三届总统约翰·亚当斯解雇；他因在第四届总统选举中支持杰斐逊，与伯尔结怨，终在决斗中中枪死亡。 在讲述汉密尔顿人生轨迹的同时，米兰达有意嵌入了合众国建国史中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经过了一定的保留或删减，作为叙事背景或情节的一部分使剧情更为连贯，但“明确划分阐释与真实之间的界线越来越难”（Gallagher 15），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身体这一不确定因素更是将这种划分的可能性不断降低：身体的功用、男女的差异、生死的界限等都与历史的阐释紧密相关。因此，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米兰达从音乐剧制作人的角度出发，以更为贴近移民、女性等群体的当代主流价值观重新讲述历史是符合历史进程的，为推进历史研究发展演变做出了贡献。
当然，部分历史研究者也存在异议，认为《汉密尔顿》通过向大众呈现感染力极强的乐观积极的历史版本，阻碍了他们认真思索历史的复杂性和问题，因此拖慢了史学发展进程（Freeman 257）。但历史往往是由当时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书写的，而那些所谓残余的、新兴的意识形态则被压缩、删减甚至从历史文本中抹去。面对移民遭受攻击、“美国梦”变得遥不可及的当代语境，《汉密尔顿》通过将压抑的边缘化的历史解放出来，塑造这样一个仅凭借奋斗获得成功的典型形象给大众带去希望，丰富了他们接近历史的途径，增强了其了解历史的主动性。米兰达相信历史是被言说的，而这种新的呈现方式能够转变大众对历史研究的定式思维。剧中“历史的双眼正注视着你”唱段从华盛顿个人的角度对其一生的功绩做出了评价，回首挫败展望成功。在“谁生，谁死，谁来讲述历史”中，杰斐逊、麦迪逊、伊莱扎等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汉密尔顿的一生进行了评价，“主角们进入并跳脱出历史事件中，针对这种关键场合表达自己的理解”（Owen，“Can Great Art” 513），他们似乎已知晓部分历史结局以及后世观点，并不断保持着创造新历史与重复已知历史的平衡。米兰达借两首新历史主义意味鲜明的曲目，不断转换历史叙述者，丰富了历史文本，也为大众从不同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方便。
三、寓教于乐，建构历史新文本
“音乐剧本身就是以情感为基础，将过去重新编织成奇妙的新世界，它的目标并非极力保持客观，而是令观众抛却理性沉浸在表演的甜蜜诱惑中”（Isenberg，“Make ’em Laugh” 298-299）。《汉密尔顿》在重新阐释历史借史讽今的同时，构成了阐释历史的新文本，并通过服装与选角的反差、嘻哈说唱艺术与历史的结合等富有创意的艺术手法，在讨论历史话题的同时，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赋予该剧极高的娱乐性，实现了严肃历史题材与娱乐效果的平衡。
《汉密尔顿》一方面融入米兰达作为移民身份的真实感受，利用熟悉的说唱艺术、优美的旋律，将音乐剧与观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力求贴近美国社会实现，使历史叙述成为讲述当代美国故事的一种手法。在一次采访中，当谈及《汉密尔顿》已成为许多观众了解美国独立战争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基本途径时，米兰达说道：“我是一个戏剧人，而对戏剧人来说，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戏剧和音乐剧。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讲述戏剧性故事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历史的准确性”（Delman）。可见《汉密尔顿》不仅是一部票房极高的娱乐佳作，还是一部探讨历史的研究文本。音乐剧为何能获得如此成功？其实主要原因在于：
3.1用新的艺术形式讲述历史
《汉密尔顿》之所能能够大获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唤醒了大众已知的历史。首先，剧作家抓住了观众对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的熟悉，通过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片段将整部歌舞剧串联起来，将剧情内容与观众常识间的差距最小化。从开场曲中，米兰达就尽可能将观众最熟悉汉密尔顿的部分融入进去，以带领他们尽快投入剧情。无论是“十美元上的国父没有父亲”（Miranda and McCarter 16）的表述，还是伯尔“我就是那个一枪崩了他的蠢货”（17）的自陈，都与观众所熟知的那段历史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为引起观众的共鸣，米兰达在撰写多首歌曲的歌词时甚至直接引用或者改写了美国历史课本中的表达。例如，在“内阁争论2”中，杰弗逊的唱词“（汉密尔顿）满身铜臭，穿得像个假皇室，一心只想往上爬”（192），开场曲中的评价“一个私生子、孤儿、荡妇和苏格兰人的儿子，生在加勒比海的不毛之地”（16），以及剧中汉密尔顿的儿子的“我爸爸要建立美国银行”（169）均来源于阿兰·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所著的美国历史课本《美国历史：连接过去》（Brinkley 107）。
除了重新阐释历史主题这一各大奖项的敲门砖外，《汉密尔顿》破格采用的嘻哈说唱音乐的表现形式，使其上演不久就成为剧评人谈论的焦点。当米兰达2008年在墨西哥度假期间，翻看彻诺所著的传记时，《汉密尔顿》的创作计划便浮现在他脑中了，在汉密尔顿身上，他不仅看到了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还看到了一个嘻哈说唱歌手的影子（Rosen）。他认为说唱音乐密集、快速的唱词方便融入大量信息，此外说唱讲究的节奏、押韵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活力。事实证明，这种更倾向于年轻受众的音乐形式与历史的结合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段，剧作家用一首仅4分钟的开场曲目，就概括了汉密尔顿从加勒比小岛到美洲新大陆的前20年经历，要知道在彻诺的传记中，这一部分足足占了40页的篇幅。剧中的两场内阁辩论均采用常见于地下说唱歌手间的说唱对决形式：在华盛顿的主持下，杰弗逊、麦迪逊以及汉密尔顿用饶舌形式唱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以此分别争夺众议院与华盛顿的支持。表演中演員的说唱节奏、身体姿态、押韵措辞均生动展现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每次会议开始前，华盛顿面向观众的一句“各位准备好迎接这场内阁会议了吗？”（Miranda and McCarter 161）都使观众成为舞台表演的一部分，在观赏的同时也对相关历史事件有了一定的认识。观剧后，许多观众都纷纷表示这是他们上过最有趣的一节“历史课”。可见嘻哈音乐的使用，不但没能弱化历史题材，反而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并且激发了他们了解历史的兴趣。 3.2重新审视美国移民史
移民群体作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数也随着国家发展不断增长，截至2017年，美国移民人口已超过4300万人，再计入在美出生的移民子女，总数则超过6000万，几乎占全美人口的五分之一。2016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牢固确立，以及接踵而至的总统选举引起公众的激烈讨论”（Fulton），这部兼具娱乐性与社会历史性的音乐剧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当代美国政治的讨论范畴。此后，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现象愈加明显，加之特朗普政府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美国的种群发展似乎正在面临巨大的危机。米兰达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目前美国的社会背景，在音乐剧中借助历史背景，讲述美国人此时此刻的故事，从人物形象、歌曲唱段等多方面肯定了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对美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正如奥巴马在白宫欢迎演讲中所说，汉密尔顿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他“年轻、好斗、饥渴”，该剧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讲述了一个“真正的美国故事”。
剧中，汉密尔顿努力工作、雄心勃勃、急于证明自己的移民奋斗者形象，让观众通过移民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独立战争和合众国建国史，看到了移民在这一过程做出的贡献。但凡剧中汉密尔顿有所作为，伯尔就会提及其外来移民的出身来贬低对方，后期甚至直接用“那个移民”（the immigrant）来指代汉密尔顿。米兰达通过多次在唱词中强调汉密尔顿的移民身份，为观众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心理暗示，既借精妙诙谐的编曲，成功令一部分历史研究者暂时遗忘了真实的汉密尔顿对社会等级关系的强调以及平日的“贵族做派”（Owen，“Can Great Art” 510），又不至于因频繁出现的“移民”字眼引起观众对严肃种族问题讨论的反感。在描述独立战争后期约克郡战役的唱段“约克郡”（Yorktown）中，拉法叶和汉密尔顿的唱词“我们移民，把一切都搞定”在每场演出中均能收获大片掌声与叫好，谈及观众反应热烈的原因，米兰达认为这源于“它是真实的”（Miranda and McCarter 121），换句话说，米兰达在剧中传递的种族观念是受当代大众共同认可的。
四、结语
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文本总是抵抗与重复、矛盾与同化、颠覆与正统兼具的”（Gallagher 16）。《汉密尔顿》脱胎于美国人们耳熟能详的早期建国史，既保留了文本的历史性，用动态开放的眼光重新阐释历史，并借此批判了美国社会当下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对特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出了破格大胆的改编，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新生产出可供后人阐释的历史新媒介，并同时实现了对美国建国之父、外来移民历史的重塑，向人们昭示：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大量的外来移民同样是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注释【Notes】
①在1794年，汉密尔顿借“威士忌叛乱”之由采取军事行动，派遣上千名士兵逮捕20人，以为自己的政治仇敌带来致命一击；在1798年，汉密尔顿则将矛头对准了抗议限制言论自由的美国民众，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压制，并借华盛顿指挥官的名义号令军队。
②汉密尔顿文集的编辑哈罗德·希莱特说，在1804年夏天之前，汉密尔顿“只在名义上参加过决斗，并未有任何实际行动”。
③“旧事新提”译自音乐剧《汉密尔顿》创作者林-曼努尔·米兰达本人谈及创作理念时使用的“a story about America then， told by America now”这一表达。
④这句唱词中的前半部分，即“我们在南方种植耕耘”为汉密尔顿对杰斐逊发言的模仿，此处的重复蕴含了极强的嘲讽意味。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rantley， Ben. “Review： ‘Hamilton，’ Young Rebels Changing History and Theat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06， 2015.
Brinkley， Alan. American History： Connecting with the Past. New York： McGraw-Hill， 2012.
罗恩·彻诺：《汉密尔顿传》。张向玲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Chernow， Ron. Alexander Hamilton. Trans. Zhang Xiangling， Gao Xiang and He Haoyu.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7.]
查尔斯·亚瑟·科南特：《美国国父列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欧亚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Conant， Charles Arthur.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America： Alexander Hamilton. Trans. Ou Yage. Beijing： Peking UP， 2014.]
Delman， Edward. “How Lin-Manuel Miranda Shapes History.” The Atlantic， Sept. 29， 2015 < 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5/09/lin-manuel-miranda-hamilton/408019/>.
樊書华：略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体观。《世界历史》5（1991）：38-42。
关键词：《汉密尔顿》；新历史主义；评判与重塑
基金项目：国家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与都市精神研究”（17BWW09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爱敏，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族裔文学、当代美国戏剧研究。银家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Title： Criticism and Recreation in the Deconstruction： Reading of Hamilt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Historicism
Abstract： Hamilton，a musical which won 2016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is based on the real story of the founding father Hamilton.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 people and discourse， Hamilton strongly lashes out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race， gender and discrimination of the immigrants behind the glory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which in turn recreates a new image for the founding father， three women and immigrants to the US， and more， changes the view of the public over that history. Loo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historicism， Hamilton， with its subversive content and Hip-hop art， has successfully created a fresh historical text， which will consequently provide a new means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history.
Key Words： Hamilton； Neo-historicism； criticism and recreation
Authors： Chen Aimi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nic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drama. E-mail： chaim2905@163.com. Yin Jiayu is postgradu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major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jinyezaixiayu@163.com
音樂剧《汉密尔顿》（Hamilton）从2015年1月在外百老汇上演的那一刻起就好评如潮，半年后便搬上了百老汇舞台，于2016年收获了普利策戏剧奖，并于同年获得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11项大奖。随着音乐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者们围绕艺术作品中的历史改编与真实历史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讨论，大家对该剧是否反映了真实的美国建国史持有不同看法。剧作者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认为自己的改编“并未偏离历史记录”，但有人指出《汉密尔顿》是对美国早期历史的一种扭曲（Owen，“Can Great Art” 509），认为报纸上大肆赞扬的剧评者并非历史专家，无资格发表关于该剧是否忠于史实的论断（Isenberg，“Make ’em Laugh” 295）；更有学者公开表示这种“娱乐不应被称作历史”（303）。孰是孰非？笔者认为从新历史主义视角来看，这些观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
一、文本的历史性：历史上的人与事
美国文学批评家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对“文本的历史性”这一概念曾作出如下解释：“我用‘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研究其他文本的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因此我也指所有阅读形式的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张进27）。具体来说，“文本的历史性”拥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文本无论大小都是特定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因而阐释者应挖掘“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6），才能认识到文本背后涉及的社会历史规约；另一方面，对于文本的任何解读都是非客观的，带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文本随时间发展不断动态变化，文本的不断重塑具有必然性。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本来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那些所谓的“历史真相”不过是阐释者的历史观念所塑造的，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陆贵山 132）。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推移，对汉密尔顿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阐释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变化，歌颂与批判、认同与质疑并存。因此，历史阐释的时代差异，导致了文本背后社会规约的变化，决定了《汉密尔顿》与所谓历史真实的偏差。 1.1历史上的人物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国父之一，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美国宪法制定、金融体系建设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激进的政治主张、语出惊人的讲话风格也使他树敌颇多的原因。科南特（Charles Arthur Conant）在其著作《美国国父列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开篇就对他为美国建设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提出“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的卓越贡献，联邦能否得以按照宪法条文建立并逐步巩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各州拥有主权的松散邦联，还是一个问题”（Conant 3）。尽管在1787年当选纽约州议会议员后，他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的发言为促成新宪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发言也成为后期反对者指责他的重要依据。因为他在发言中表示，共和制并不适用于美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并声称“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除英国的政体外，没有什么更适合美国的政体了（樊书华 38）。他在发言中暴露出他的性格缺陷，用缺乏对他人观点的考虑，而这一点对政治家和政党领袖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汉密尔顿的精英主义与军国主义倾向也令他深陷历史学家的讨伐泥淖。有学者提出汉密尔顿不但反复寻求商界精英与军队的庇护，总是在政治参与中“尽可能远离投票箱”（Owen，“Historians and Hamilton”），而且分别在1794年和1798年采取极尽暴虐的军事手段向政治对手发起了强有力的一击。①
除亚历山大本人外，他的妻子伊莱扎（Elizabeth Schuyler Hamilton）与她背后的斯凯勒家族也是汉密尔顿政治生涯的重要支撑。1780年2月，当伊莱扎带着父亲斯凯勒将军的亲笔信，来到当时部队司令部的驻点莫里斯顿投靠华盛顿时，25岁的汉密尔顿便对她一见倾心，立即展开疯狂追求。最终，凭借自己才华与善良赢得了芳心，同年11月，二人顺利于奥尔巴尼完婚。与伊莱扎的婚姻令汉密尔顿成功“进入了纽约州的盎格鲁—荷兰贵族圈子”，“成为哈德河畔最有势力家族的一员”（彻诺 211），为他政治事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斯凯勒家族中对汉密尔顿影响颇深的成员还有他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以及妻姐的丈夫约翰·巴克·丘奇（John Barker Church）。斯凯勒将军同汉密尔顿一样是一个等级观念非常强的人，二人在军事、政治、商业等方面均持类似的观点，正因如此，斯凯勒将军也曾多次在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中给予支持。汉密尔顿的姐夫丘奇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但在商业方面的独具慧眼令他在独立革命期间积累了巨额财富，在金融方面为汉密尔顿助力不少，为促成纽约第一家银行的成立做出了贡献，汉密尔顿称其为“一个天生的生意人”（193）。
1.2废奴和女权问题
汉密尔顿对废奴问题的态度也曾引起众多美国学者的讨论。在汉密尔顿遗留的书信中，就存在着大量反对奴隶制的字眼。他曾在1774年写道：“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他们保有一个共同的本性因而也享有一个共同的权力”，因此决不允许“一个人行使任何权力以凌驾于他的同类之上，……除非他们自愿赋予其这种权力”，他警告称“议会的绝对权力”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就意味着“绝对的奴隶制”（Horton 19）。而在20世纪初，有学者对汉密尔顿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提出质疑，并提供了其进行黑奴交易的证据：“在他的书中发现了表明他曾为自己以及他人购买黑奴的条目明细”（Hamilton 268）。之后在1964年出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新国家的成长》（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New Nation）一书中，作者约翰·米勒（John C. Miller）以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期间的主张再次阐明了汉密尔顿铲除奴隶制的决心。米勒指出汉密尔顿坚信奴隸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在一些白人指挥官均怀疑黑人士兵的能力时，他反驳道“他们拥有与我们同样优秀的天赋”（Miller 41-42）。来到2004年，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利弗·霍顿在名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革命一代的奴隶制与种族”的文章中又一次为汉密尔顿正名。他从汉密尔顿儿时在西印度群岛上对奴隶制的了解谈起，指出“尽管青年汉密尔顿未曾直接说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对他造成的影响，但成年后的他显然对（蓄奴）这一惯例产生了厌恶之感”，并主张“尽管汉密尔顿未能亲眼目睹，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奴隶制的废除确是他的功劳”（Horton 19）。同年，罗恩·彻诺在其所著的《汉密尔顿传》（Alexander Hamilton）中毫不避讳地点明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不仅家中拥有多达27名奴隶照料住宅和农庄，也为汉密尔顿一家准备了两名黑人奴隶以供差遣，而汉密尔顿并未拒绝。彻诺一方面认为“汉密尔顿与斯凯勒家族的结缘可能让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微妙”（彻诺 292），另一方面也竭尽全力地为其辩护，声称汉密尔顿向岳父支付的购买黑奴的费用很可能是为丘奇夫妇所代劳。
除围绕汉密尔顿是否支持废奴的问题争论不休外，剧中展示的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女权问题也是历史学者们关注的焦点。18世纪后半叶，英国哲学家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成为了妇女权利启蒙的主要倡导者，并于1792年撰写了《女权的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旨在说明女性并非生来就不如男性，只是缺少适当的教育。伯尔与其妻子均为这种女权思想的支持者，并且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他们的女儿三岁便能读会写，并逐步熟练掌握了多门语言，通晓数学、地理等多门学科。与之相反，汉密尔顿却并未公开发表过任何有关女性平等的言论。根据他在1791年撰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可以分析出汉密尔顿很清楚工厂的工人均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甚至许多儿童尚属‘幼年’”，并且表示妇女儿童在工厂工作的原因在于她们都很“闲散”，对经济发展毫无贡献可言（Isenberg，“Make ’em Laugh” 300）。可见他对待女性平等问题的看法恰与伯尔相悖。 1.3历史上的事件
除十美元上的头像外，美国普通民众对汉密尔顿的了解最主要源自他与伯尔之间的那场生死决斗。连米兰达本人都在采访中表示，在阅读彻诺所著的传记前，他对汉密尔顿的唯一了解就是那场决斗。
在1800年的这场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与联邦党的各色人物都纷纷登台亮相，从地方选举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殊死较量。为占据纽约州这一至关重要的选区，汉密尔顿和伯尔纷纷不顾身份，亲自投入到争抢选票的街头演说当中，然而汉密尔顿所在的联邦党还是惨败收场。共和党的两位候选人杰斐逊和伯尔在民主党选民那里打成平局，决定权交到了由联邦党控制的众议院手中，此时的汉密尔顿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伯尔，加之杰斐逊做出的关于上台后执行保守政策的承诺，最终几个州的联邦党人放弃了选票，杰斐逊成功当选。
尽管伯尔还是成功当选了副总统，但这次竞选总统失败的经历还是在他心中埋下了对汉密尔顿不满的种子。以至于1804年，从朋友耳中听到的一句汉密尔顿对自己的批评，就能让伯尔生出进行一场决斗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汉密尔顿拒绝为自己的言论道歉后立刻转变为执意的要求。要知道在伯尔当职的四年间，汉密尔顿对他的诋毁侮辱几乎未曾停歇过，是后者适时的道歉多次化解了危机。然而这一次，汉密尔顿却欣然接受了伯尔的决斗挑战，二人约定好时间地点然后便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着手准备。那时汉密尔顿并不知道这是他第一场实际意义上的决斗，②同时也是最后一场。倒数结束后，二者几乎同时开枪，汉密尔顿的子弹射向了天空，而伯尔的子弹却击中了对方的胸部，几小时后，汉密尔顿与世长辞。
对音乐剧中人物关系、历史细节的处理与前人陈述相异是《汉密尔顿》饱受历史学者所诟病的重要原因。然而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历史并不是让人想象的那么客观，以上有关汉密尔顿的“文本”，虽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性，但并不能排除记录者、讲述者带有主观意识的抉择。而米兰达对历史的重新演绎，是对刻板保守的苛求历史“真实”的一种否定。米兰达一直强调的“旧事新提”③理念表明，他不仅注意到了文本与历史间的动态关系，并且力图将当下的美国社会背景融入到历史人物、事件中，在戏剧作品中不断挖掘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社会存在，通过对历史进行目的性极强地选择、拼接、重构，使整部音乐剧带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属性，从而创造了有关汉密尔顿的新的历史文本，载入史册。
二、历史的文本性：在解构中实现批判与重塑
关于“历史的文本性”，蒙特罗斯认为其“首先是指，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的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其次，那些在物质及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的文本踪迹，……它们自身也充当后人的阐释媒介”（张进 27）。音乐剧《汉密尔顿》改编自2011年普利策传记奖获得者罗恩·彻诺的作品《汉密尔顿传》。同彻诺一样，米兰达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此人在历史评价中被严重低估，此外，他还在其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子。为将汉密尔顿的一生浓缩为不足4小时的舞台剧，米兰达在彻诺的帮助下对传记进行了“选择性保存和涂抹”（27），将种族、性别等美国当代社会持续关注的话题隐藏在剧情、角色与唱词中，一方面揭露了隐藏于美国文明社会外表下的黑暗，另一方面解构了美国独立战争史，用自己独具特色的阐释，构建了影响力远超美国历史教材的新文本。
2.1解构历史，讽喻当下
美国历史学者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认为“音乐剧《汉密尔顿》可能确实很赏心悦目，但我们不能努力说服自己说它遵循了历史事实，或者它能够恰当地表达美国建国时期进步思想的真正来源”（Isenberg，“Liberals Live Alexander Hamilton”）。正如音乐剧副标题“一部美国音乐剧”（An American Musical）所暗示的那樣，米兰达创作的原则之一就是讲好美国故事，他认为“罗恩讲述的故事中，他是那个主角，而在我讲述的故事里，我才是主角。历史完全是由讲述者而创造的”（Miranda and McCarter 33）。他的这种观点恰与新历史主义者主张的“将作品从单独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管理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胡作友 92）的观点如出一辙。《汉密尔顿》虽以独立战争期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但“与其说该剧是试图回顾历史，不如说是在讲述当代政治”（Isenberg，“Make ’em Laugh” 298）。
一方面，米兰达无论是从演员选角、人物塑造，还是人物关系处理上都依据当今美国社会现状增添了许多艺术想象的成分。
首先，该剧在选角之处就拒绝招募白人演员，借此彰显少数族裔演员比起白人演员毫不逊色的表演功底，同时暗讽了百老汇演员招募时常存在的种族偏见。这也造成了百老汇剧组鲜见的全体演员均为拉美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仅有一名白人演员（乔治三世的扮演者）的人员构成。作为该剧的历史顾问，彻诺在第一次观看排练时也被台上不同肤色的“国父们”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这些对米兰达创作的曲目做到完美诠释的演员竟是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毫无半点相像之处。但当梳着马尾的拉美裔汉密尔顿，以及披着蓬松卷发的杰斐逊用精湛的演技、酣畅淋漓的歌声将戏剧逐渐推向高潮时，观众却逐渐被感染并渐渐忽略演员与历史人物间的巨大反差，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米兰达贴合实际对历史文本进行的动态阐释是成功的。
在通过差异选角为少数族裔争取政治话语权的同时，米兰达也对戏剧中历史人物的舞台形象进行了血肉丰满的重塑。比如，汉密尔顿不仅是一位勤奋拼搏的移民外，也是典型的新纽约人：“固执己见、说话啰嗦、一心追逐名利”（Miranda and McCarter 38）；身居国务卿高位的杰斐逊，只因汉密尔顿在内阁会议上的冷嘲热讽，便立即气急败坏、恶语相向，毫无政治家风范。这些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做出的艺术想象，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的界线，使历史人物降格化、非典型化，展现出其日常的一面。同时，突出历史伟人的某些性格特点也为观众更好的联系现实提供了便利：政客们追名逐利、云谲波诡的斗争似乎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 为使《汉密尔顿》更多的呈现美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历史背景，达到以史喻今的效果，米兰达对于集中呈现汉密尔顿与身边哪位人物的互动交往这一问题进行了慎重考虑。经过重重筛选，米兰达有意忽略了斯凯勒将军与丘奇这样两个在汉密尔顿的从政经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避开了家族政治的讨论，转而将重点放在更加贴合实际的政治竞选上，借“现代政治竞选的起源”——1800年大选着重放大了其与伯尔、杰斐逊等人间的政治冲突，通过避而不谈汉密尔顿与伯尔等人间多年的友情，“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内部运作的理解”（Mead），揭露了现代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
另一方面，米兰达对废奴和女权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在历史讲述中交予移民与女性群体更多的话语权，表达出其本人作为一名波多黎各移民对待种族、性别问题的独特视角与态度。
米兰达将汉密尔顿刻画为废奴主义者招致了诸多历史学家的非议。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绝非废奴主义者，并指出尽管彻诺在传记中设法为汉密尔顿辩护，将罪过归于斯凯勒一家，但也同样不能抹去汉密尔顿曾购买黑奴的事实。但平心而论，包括彻诺在内，为汉密尔顿著书立说的学者中推崇这一点的大有人在，米兰达对其废奴主义倾向的集中展现并非毫无根据。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源自长久以来主流历史与社会对移民所做贡献的忽视。杰斐逊一出场，米兰达就通过反讽的方式抨击了他虽宣称人生而平等却一生蓄奴的事实：“看着苍茫大地，难以置信我们已是自由之境”（152）。在“内阁辩论1”中米兰达为汉密尔顿安排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南方种植耕耘’④，继续胡说吧，我们都知道究竟是谁在劳作”（161），用以表明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同时强调黑奴对南方种植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此外，剧中的废奴主义者并非汉密尔顿一人，在“我不能错失良机”中，他的好友劳伦斯（John Laurens）初次登場就表明了立场：“若不能保证相同的权利也属于黑人朋友，我们都不算是真正自由”，并立志“带领第一只黑人部队整装待发！”（27）。同时，他的另一位战友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也在“约克郡战役”中唱到“我们移民：把一切搞定”（121）。两位好友的助力肯定了移民群体对独立战争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观众对这些唱词的激烈反映也侧面印证了历史中关于少数族裔贡献部分的缺失。
在这部讲述国父建国历程的音乐剧中，几位女性角色的个性描摹也是米兰达借史喻今的重要手段。甚至有学者主张，该剧表面上与国父相关，实际上却塑造了“历史上个性独特、强大真实的女性形象”（Fulton）。剧中三位主要女性角色伊莱扎、安吉丽卡、玛利亚分别是汉密尔顿的妻子、妻姐和情人。她们与男主角汉密尔顿关系紧密，是传统历史叙述中主角的附属者。而米兰达则打破了这种惯例，令其成为了剧中“最强大的叙述者”（Fulton）。伊莱扎先是因自己与历史动态的距离过远而倍感沮丧，在“别无所求”中唱道“哦，让我成为故事的一部分”（110），而在汉密尔顿去世后她则决心将自己与汉密尔顿的功绩分离开来，她采访了每位曾与汉密尔顿并肩作战的士兵，整理了他留下的上千篇文章，站在舞台中央同安吉丽卡一起唱起“我们讲述你的故事”（281）。与伊莱扎相比，安吉丽卡则更多是自己的叙述者。她通过第一幕的“满意”以及第二幕的“这城郊静悄悄”两首歌分别表达了自己对汉密尔顿的婚姻以及丧子的感受，当她发表评论时，历史的讲述便放慢节奏甚至不断倒退。甚至剧中只参与了一首歌的玛利亚·雷诺兹（Maria Reynolds）也成为了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密尔顿正是用她递来的笔完成了雷诺兹手册，而这本手册也对其政治功绩、个人名誉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在历史叙述中，米兰达将话语权交给女性，一是为女性的历史地位正名，二是契合了当今女权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背景。
正如彻诺所说，米兰达“绝没有无端地捏造任何历史”，“他首先试图依照事实，如果必须背离事实，我发现他这样做总是有恰当的理由”（Mead）。米兰达通过人物塑造、社会映射等改编演绎，对美国身份危机问题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
2.2旧事新解，重塑大众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反对这种决定论，即在特定时期中的某一事件是不可多加构想重新表达的，同时肯定了文本档案的广泛性，从而支持从个人情况出发对其进行美学鉴赏”（Gallagher 16）。并且在这种文本中，“一切都至少具有同时作为历史阐释和历史事件存在的潜力”（15）。也就是说，经过选择后微妙重构的文本虽然只是一种历史新解，但其也可能随时成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新依据，充当下一轮阐释的新媒介。《汉密尔顿》的共同制作人麦卡特（Jeremy McCarter）在2016年出版的同名剧本中这样写道：“（这部音乐剧）向观众展示的不仅是汉密尔顿革命的戏剧化演绎：它延续了革命。”他坚信“改变世界的方法不止一种”（Miranda and McCarter 11），有时一部戏剧的作用远强过枪炮与军舰。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麦卡特将戏剧视为一种新时代下重塑大众历史观的新历史文本，并且对这种文本形式对未来历史研究的影响力充满信心。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自信并未毫无道理，这部剧的走红在美国青少年中掀起了空前高涨的历史学习热情，有老师直接将该剧的专辑当作教材播放给学生听，还有老师受该剧说唱形式的启发，在讨论某一历史观点时鼓励学生通过类似说唱对决的形式展开辩论。正如新历史主义所强调的那样，“对历史文本的解构分析不断变为文本本身，成为历史谜团的来源与构成部分”（Gallagher 14）。
在讲述这位美国金融之父生平经历的同时，《汉密尔顿》几乎做到了用3个多小时的演出涵盖30余年的美国历史。该剧以独立战争前后作为划分，分为上下两幕，剧目的时间背景为主人公1776年纽约求学至1804年憾而离世期间，制作人米兰达将诸多历史事件穿插在主人公的一生中，描绘汉密尔顿一生的同时也将该时期美国的建国史铺陈开来：在独立战争期间，他结识了三位毕生挚友，认识了爱妻，被华盛顿招致麾下后，他多次请求领兵作战，主张在军营服役的奴隶可重获自由，并参与了1781年的约克郡战役并大获全胜；建国后，他作为纽约代表参加了1787年制宪会议，并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为美国新宪法辩护；成为财政部长后，他提出国债提案，但未能得到国会支持，最终通过1790年妥协案，以定都弗吉尼亚为交换条件使中央银行得以建立；在法兰西对英宣战期间，他说服华盛顿保持中立，为1793年发表的《中立宣言》助力不少；他帮助起草了华盛顿的离职演说稿，后被第三届总统约翰·亚当斯解雇；他因在第四届总统选举中支持杰斐逊，与伯尔结怨，终在决斗中中枪死亡。 在讲述汉密尔顿人生轨迹的同时，米兰达有意嵌入了合众国建国史中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经过了一定的保留或删减，作为叙事背景或情节的一部分使剧情更为连贯，但“明确划分阐释与真实之间的界线越来越难”（Gallagher 15），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身体这一不确定因素更是将这种划分的可能性不断降低：身体的功用、男女的差异、生死的界限等都与历史的阐释紧密相关。因此，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米兰达从音乐剧制作人的角度出发，以更为贴近移民、女性等群体的当代主流价值观重新讲述历史是符合历史进程的，为推进历史研究发展演变做出了贡献。
当然，部分历史研究者也存在异议，认为《汉密尔顿》通过向大众呈现感染力极强的乐观积极的历史版本，阻碍了他们认真思索历史的复杂性和问题，因此拖慢了史学发展进程（Freeman 257）。但历史往往是由当时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书写的，而那些所谓残余的、新兴的意识形态则被压缩、删减甚至从历史文本中抹去。面对移民遭受攻击、“美国梦”变得遥不可及的当代语境，《汉密尔顿》通过将压抑的边缘化的历史解放出来，塑造这样一个仅凭借奋斗获得成功的典型形象给大众带去希望，丰富了他们接近历史的途径，增强了其了解历史的主动性。米兰达相信历史是被言说的，而这种新的呈现方式能够转变大众对历史研究的定式思维。剧中“历史的双眼正注视着你”唱段从华盛顿个人的角度对其一生的功绩做出了评价，回首挫败展望成功。在“谁生，谁死，谁来讲述历史”中，杰斐逊、麦迪逊、伊莱扎等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汉密尔顿的一生进行了评价，“主角们进入并跳脱出历史事件中，针对这种关键场合表达自己的理解”（Owen，“Can Great Art” 513），他们似乎已知晓部分历史结局以及后世观点，并不断保持着创造新历史与重复已知历史的平衡。米兰达借两首新历史主义意味鲜明的曲目，不断转换历史叙述者，丰富了历史文本，也为大众从不同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方便。
三、寓教于乐，建构历史新文本
“音乐剧本身就是以情感为基础，将过去重新编织成奇妙的新世界，它的目标并非极力保持客观，而是令观众抛却理性沉浸在表演的甜蜜诱惑中”（Isenberg，“Make ’em Laugh” 298-299）。《汉密尔顿》在重新阐释历史借史讽今的同时，构成了阐释历史的新文本，并通过服装与选角的反差、嘻哈说唱艺术与历史的结合等富有创意的艺术手法，在讨论历史话题的同时，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赋予该剧极高的娱乐性，实现了严肃历史题材与娱乐效果的平衡。
《汉密尔顿》一方面融入米兰达作为移民身份的真实感受，利用熟悉的说唱艺术、优美的旋律，将音乐剧与观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力求贴近美国社会实现，使历史叙述成为讲述当代美国故事的一种手法。在一次采访中，当谈及《汉密尔顿》已成为许多观众了解美国独立战争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基本途径时，米兰达说道：“我是一个戏剧人，而对戏剧人来说，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戏剧和音乐剧。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讲述戏剧性故事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历史的准确性”（Delman）。可见《汉密尔顿》不仅是一部票房极高的娱乐佳作，还是一部探讨历史的研究文本。音乐剧为何能获得如此成功？其实主要原因在于：
3.1用新的艺术形式讲述历史
《汉密尔顿》之所能能够大获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唤醒了大众已知的历史。首先，剧作家抓住了观众对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的熟悉，通过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片段将整部歌舞剧串联起来，将剧情内容与观众常识间的差距最小化。从开场曲中，米兰达就尽可能将观众最熟悉汉密尔顿的部分融入进去，以带领他们尽快投入剧情。无论是“十美元上的国父没有父亲”（Miranda and McCarter 16）的表述，还是伯尔“我就是那个一枪崩了他的蠢货”（17）的自陈，都与观众所熟知的那段历史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为引起观众的共鸣，米兰达在撰写多首歌曲的歌词时甚至直接引用或者改写了美国历史课本中的表达。例如，在“内阁争论2”中，杰弗逊的唱词“（汉密尔顿）满身铜臭，穿得像个假皇室，一心只想往上爬”（192），开场曲中的评价“一个私生子、孤儿、荡妇和苏格兰人的儿子，生在加勒比海的不毛之地”（16），以及剧中汉密尔顿的儿子的“我爸爸要建立美国银行”（169）均来源于阿兰·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所著的美国历史课本《美国历史：连接过去》（Brinkley 107）。
除了重新阐释历史主题这一各大奖项的敲门砖外，《汉密尔顿》破格采用的嘻哈说唱音乐的表现形式，使其上演不久就成为剧评人谈论的焦点。当米兰达2008年在墨西哥度假期间，翻看彻诺所著的传记时，《汉密尔顿》的创作计划便浮现在他脑中了，在汉密尔顿身上，他不仅看到了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还看到了一个嘻哈说唱歌手的影子（Rosen）。他认为说唱音乐密集、快速的唱词方便融入大量信息，此外说唱讲究的节奏、押韵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活力。事实证明，这种更倾向于年轻受众的音乐形式与历史的结合并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段，剧作家用一首仅4分钟的开场曲目，就概括了汉密尔顿从加勒比小岛到美洲新大陆的前20年经历，要知道在彻诺的传记中，这一部分足足占了40页的篇幅。剧中的两场内阁辩论均采用常见于地下说唱歌手间的说唱对决形式：在华盛顿的主持下，杰弗逊、麦迪逊以及汉密尔顿用饶舌形式唱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以此分别争夺众议院与华盛顿的支持。表演中演員的说唱节奏、身体姿态、押韵措辞均生动展现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每次会议开始前，华盛顿面向观众的一句“各位准备好迎接这场内阁会议了吗？”（Miranda and McCarter 161）都使观众成为舞台表演的一部分，在观赏的同时也对相关历史事件有了一定的认识。观剧后，许多观众都纷纷表示这是他们上过最有趣的一节“历史课”。可见嘻哈音乐的使用，不但没能弱化历史题材，反而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并且激发了他们了解历史的兴趣。 3.2重新审视美国移民史
移民群体作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数也随着国家发展不断增长，截至2017年，美国移民人口已超过4300万人，再计入在美出生的移民子女，总数则超过6000万，几乎占全美人口的五分之一。2016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牢固确立，以及接踵而至的总统选举引起公众的激烈讨论”（Fulton），这部兼具娱乐性与社会历史性的音乐剧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当代美国政治的讨论范畴。此后，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现象愈加明显，加之特朗普政府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美国的种群发展似乎正在面临巨大的危机。米兰达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目前美国的社会背景，在音乐剧中借助历史背景，讲述美国人此时此刻的故事，从人物形象、歌曲唱段等多方面肯定了少数民族和移民群体对美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正如奥巴马在白宫欢迎演讲中所说，汉密尔顿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他“年轻、好斗、饥渴”，该剧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讲述了一个“真正的美国故事”。
剧中，汉密尔顿努力工作、雄心勃勃、急于证明自己的移民奋斗者形象，让观众通过移民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独立战争和合众国建国史，看到了移民在这一过程做出的贡献。但凡剧中汉密尔顿有所作为，伯尔就会提及其外来移民的出身来贬低对方，后期甚至直接用“那个移民”（the immigrant）来指代汉密尔顿。米兰达通过多次在唱词中强调汉密尔顿的移民身份，为观众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心理暗示，既借精妙诙谐的编曲，成功令一部分历史研究者暂时遗忘了真实的汉密尔顿对社会等级关系的强调以及平日的“贵族做派”（Owen，“Can Great Art” 510），又不至于因频繁出现的“移民”字眼引起观众对严肃种族问题讨论的反感。在描述独立战争后期约克郡战役的唱段“约克郡”（Yorktown）中，拉法叶和汉密尔顿的唱词“我们移民，把一切都搞定”在每场演出中均能收获大片掌声与叫好，谈及观众反应热烈的原因，米兰达认为这源于“它是真实的”（Miranda and McCarter 121），换句话说，米兰达在剧中传递的种族观念是受当代大众共同认可的。
四、结语
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文本总是抵抗与重复、矛盾与同化、颠覆与正统兼具的”（Gallagher 16）。《汉密尔顿》脱胎于美国人们耳熟能详的早期建国史，既保留了文本的历史性，用动态开放的眼光重新阐释历史，并借此批判了美国社会当下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对特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出了破格大胆的改编，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新生产出可供后人阐释的历史新媒介，并同时实现了对美国建国之父、外来移民历史的重塑，向人们昭示：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大量的外来移民同样是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注释【Notes】
①在1794年，汉密尔顿借“威士忌叛乱”之由采取军事行动，派遣上千名士兵逮捕20人，以为自己的政治仇敌带来致命一击；在1798年，汉密尔顿则将矛头对准了抗议限制言论自由的美国民众，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压制，并借华盛顿指挥官的名义号令军队。
②汉密尔顿文集的编辑哈罗德·希莱特说，在1804年夏天之前，汉密尔顿“只在名义上参加过决斗，并未有任何实际行动”。
③“旧事新提”译自音乐剧《汉密尔顿》创作者林-曼努尔·米兰达本人谈及创作理念时使用的“a story about America then， told by America now”这一表达。
④这句唱词中的前半部分，即“我们在南方种植耕耘”为汉密尔顿对杰斐逊发言的模仿，此处的重复蕴含了极强的嘲讽意味。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rantley， Ben. “Review： ‘Hamilton，’ Young Rebels Changing History and Theat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06， 2015
Brinkley， Alan. American History： Connecting with the Past. New York： McGraw-Hill， 2012.
罗恩·彻诺：《汉密尔顿传》。张向玲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Chernow， Ron. Alexander Hamilton. Trans. Zhang Xiangling， Gao Xiang and He Haoyu.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7.]
查尔斯·亚瑟·科南特：《美国国父列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欧亚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Conant， Charles Arthur.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America： Alexander Hamilton. Trans. Ou Yage. Beijing： Peking UP， 2014.]
Delman， Edward. “How Lin-Manuel Miranda Shapes History.” The Atlantic， Sept. 29， 2015 < 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5/09/lin-manuel-miranda-hamilton/408019/>.
樊書华：略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体观。《世界历史》5（1991）：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