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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工作。当年10月至11月，全学部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到京郊大兴县庞各庄挖鱼塘。劳动结束后，我被安排到《新建设》杂志当编辑。
“做党在理论战线的哨兵”
《新建设》原名《建设》，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部分民主人士创办于上海，为综合性学术月刊。50年代初迁往北京，改名《新建设》，挂靠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费青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之弟，1958年病逝。中宣部遂将该刊划归学部领导，重新组织编辑部，分为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四个组。其中新增加的大部分人员从《学习》杂志调来。从1959年1月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读者以民主人士为主要对象，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主要方针。内部实行党的领导体制，而外表仍像无党派人士刊物。
我刚报到就碰上一个不愉快的问题：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却让我到哲学组处理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稿件。理由是那方面正缺人，而我又比较喜欢--先秦诸子(从大学学习成绩单可以看出)。心里虽很不痛快，但考虑到毕业鉴定时狠批“白专”道路个人主义，政治评语相当差，倘不服从分配，后果不妙，只好硬着头皮上班。之后得知，原本安排我到文学组，让原文学组某位编辑到哲学组，那位坚决不干，只好叫我去。
哲学组共有五位编辑，没有一位是哲学系毕业的，但都有一定的编辑工作经验。我暗下决心，狠补中国哲学史，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左右。半年后，基本上胜任工作。一次会议上，领导说，到底还是北京大学的基础好。此后两三年内，继续以中国哲学史为进修重点，获益匪浅。可是，胃病更加严重了。1961冬又得了肺结核，住院四五个月才痊愈。原因是营养不足而又不知爱惜自己，劳累过度。
大学时代就爱写点文章，到编辑部工作，以为更方便发表。殊不知杂志社并不鼓励编辑写文章，而号召“做党在理论战线的哨兵”。要求具有无产阶级的嗅觉，能够发现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新动向，并及时反映。在来稿或报刊文章中如果看到有违反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紧紧抓住。可以组织赞成或反对的文章进行讨论，还可以采访知名专家学者，约请他们发表意见，开展百家争鸣，而最终目的是“兴无灭资”。60年代初期，《新建设》参与讨论的学术问题很多：文学方面有文学作品共鸣问题，写中间人物问题，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史学方面有孔子评论，让步政策，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时代精神问题；哲学方面有抽象继承法，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封建伦理道德继承问题，以及美学问题、逻辑问题等等。
编辑们按各自的分工，经常关注相关学术动态。其时学术报刊有限，每个季度花不太多的时间就可以浏览完毕。问或要求写成综述或简讯，在本刊或《光明日报》发表。这对编辑是很好的基本训练，对领导部门也有参考价值。据说毛泽东颇注意《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学术动态，曾批评《人民日报》不如这两家。有些学术观点乃至政治思想动向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则编印成内部的《情况反映》，上报学部及中宣部。一般学术性来稿，编辑部可以自行决定，或请国内专家帮忙“把关”；涉及重大问题者，则由中宣部审核。凡自由投稿，初审拟采用者，须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如果是“右派”、历史反革命或政治思想落后者，文章再好也不能刊用。
1964年初，我调回文学组。文学组有两位负责人，皆非中文系毕业，但都是老编辑，一位长于政策把握，一位文字熟练。1963年、1964年新增加了几位大学毕业生。
从1964年下半年起，一系列学术批判逐渐升温，政治气味越来越浓，所谓“讨论”实际上是一边倒。1964年夏，由于我建议把一篇被别人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来稿当成学术问题发表，而受到批评和处分。人们指责说：你这个“哨兵”怎么当的?竟把反革命标语当学术问题，政治嗅觉哪里去了?我随即被派到山东黄县劳动锻炼。
1965年12月回到北京，正赶上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编辑部奉命迅速收集反映，组织讨论。根据中宣部指示，开始批吴晗学术思想，批“清官”问题；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又抓所谓“平反冤狱”问题。“敌情”究竟在哪里?这个仗到底怎么打?很多人都吃不准，糊涂了。不久，中宣部也挨批了，彭、罗、陆、杨被揪出来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片混乱中，《新建设》悄然停刊。
筹办《思想战线》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即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邓力群、胡绳、于光远、吴冷西、熊复等为负责人，胡绳负责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1975年夏，下令撤走驻学部工宣队，一个不留(据说迟群对此很不满意)。就在工宣队撤离之前，我向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见，结果被说成是“反工宣队的逆流”，挨了一顿狠批。
1975年8月，胡乔木遵照邓小平的意图，决定筹办一份理论刊物，定名为《思想战线》。原《新建设》人员大都参与，并从学部各所和外单位调派许多位有经验的人员，共同组织全新的编辑部，林修德为领导小组组长。
这时，全国性的政治理论刊物，中央有《红旗》杂志，上海有《学习与批判》。至于写作组，各省皆有。北京有“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上海有“罗思鼎”，即上海市革委会大批判组。他们的文章被认为体现中央意图，影响全国舆论方向。为什么还要办《思想战线》?明眼人或许会隐隐察觉，邓小平似乎不满意理论宣传形势，他要有自己的阵地。而上述两刊以及《人民日报》是由王、张、江、姚严密控制的，于是邓小平想到利用学部这支队伍，《新建设》这套班底，构筑新的思想战线。而在这之前，云南省的理论刊物名叫《思想战线》，正在出版发行。胡乔木不避重复，一定要用这几个字，可见他心里清楚，这是一条“战线”。
作为普通编辑，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了解办刊的真正目的，不敢妄加猜测。只觉得学术理论刊物的确太少，由学部主办一家全国性的，实有必要。它与《红旗》杂志是不能类比的，和《学习与批判》可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都是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嘛!然而书生们想得太天真了，实际上政治斗争极其紧张而隐蔽。《思想战线》筹办伊始，就被上海方面盯上了。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学习与批判》在京联络员、通讯员等，都格外关注我们的活动。再往大处看，在工、农、兵、学、商各个领域，邓小平所推行的各项“整顿”，无不受到“四人帮”的严密监视，随时随地和邓小平明争暗斗，局外人哪知道底细?
1975年冬，“批林批孔”，批“宋江”、批“投降派”……步步深入，进而提出了“批判右倾翻案风”。“风源”在哪里?人们一再纷纷揣想，是不是又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不过，只要邓小平还在 工作，《思想战线》筹备继续进行。人们忙忙碌碌组稿、改稿、访谈、设计、编排……某些敏感的访谈对象，已经不无根据地暗中焦虑。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批判右倾翻案风”越来越紧张。不知何处传出上海《学习与批判》的人说，要把《思想战线》扼杀在娘胎里。编辑部不寒而栗。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出现盛大的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遭到镇压，并宣布：事件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接着进入全面批邓的新阶段，来势之猛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但是，对“四人帮”来说，当务之急是彻底清查四五运动的“反革命分子”；至于对筹备《思想战线》之类的问题的处理，似乎暂时还没有排上日程。可是编辑部的个别人按耐不住了，闻风而动，一而再、再而三贴大字报；狠揭胡乔木、林修德等为邓小平“争夺舆论阵地”、“篡党夺权”的“阴谋”，强烈要求工宣队第三次进驻学部，并与《人民日报》及姚文元班子取得了联系。然而，编辑部以及全学部的人已经不太感兴趣，除了考古所一两人外，几乎无人附和。在外地，据说也有人揭发：胡乔木通过林修德派林英等到福建为邓小平收集情报云云。不过，在一片惶惶不安之中，这份没有出世的刊物，真的被扼杀在娘胎里了。
借调《红旗》杂志
1976年10月上旬某日，在学部开水房门前，文学所的刘士杰神秘地跟我耳语：“有四个家伙被抓起来了!”我忙问：“哪四个?”他更低声地回答：“王、张、江、姚。”
果然，消息不翼而飞，人们奔走相告：“四人帮垮台了!”北京乃至全中国立刻沸腾起来了。随即迅速开展控诉和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审查和肃清他们的帮派势力。
《红旗》杂志是重灾区，工作人员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日常编辑人手不够，乃从学部借调。原《思想战线》约一半的编辑加上学部各所抽调的，约数十人，从1976年11月起，参加《红旗》部分工作，分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科教等组。文教组成员主要有陈煜、张炯、苏醒、陈素琰、刘再复、童天湘(诗人田间之弟)和我，原《红旗》杂志的何望贤也部分时间看稿编刊。
《红旗》杂志原总编辑是陈伯达，副总编辑有胡绳、邓力群等许多位。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未设总编、副总编。编辑部有五个人被姚文元每月(当时是月刊)召见一次，面授机宜。这五人并没有正式职务，实际上相当于领导小组，理所当然成为审查对象。
文教组内各有分工，陈煜和张炯实际上是正副组长。陈煜1959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留校，后随冯至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学术秘书，精明能干，理论修养、文字水平、分析概括能力和待人处世经验，均属一流。张炯、陈素琰负责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刘再复当时抓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苏醒、童天湘和我负责科学、教育方面的稿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情多时就不分彼此了。《红旗》的编务比《新建设》要求更严格，修改加工更多更细。现在想起来由我主要负责的文章有以下几篇：
关于杨乐、张广厚的稿子(发表于当年第4期)。他俩是数学界的两颗新星。我和苏醒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党委了解情况，核实材料。出乎意料的是，数学所下辖各研究室均设一名专职党支部书记，竟是工宣队的老工人留任，对数学研究完全不懂，根本讲不出所以然来，很难想像他们如何展开工作。数年之后，从报上得知，张广厚任数学所的党委书记。
为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编辑部向钱学森约稿。不久寄来，竟是铅笔写的。通常情况，印《红旗》内部稿的印刷厂的工人师傅最讨厌铅字稿，这次特别，排印速度超常。由我在文字方面加工之后，送到国防部(北海公园北面)钱老的办公室，当面请示。他看过之后，立刻签字同意(发表于当年第7期)。钱老当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负责尖端军事科学的高级专家，进入他的办公室并无神秘感，谈话平易、随和。
为纪念地质学家李四光，特约地质部写作组撰稿。三易其稿，未达到要求。何望贤要我在不变动基本观点的前提下放手修改。为此，我突击阅读了一些资料，还专门到李氏旧居(白石桥附近)采访他的秘书，而后重新调结构，斟酌文句，终于通过(发表于当年第11期)。
也有改稿而效果不好的。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交来一篇批判“四人帮”的稿子。总编辑王殊(曾任驻联邦德国大使，后调外交部，这时兼任中央宣传工作五人小组成员)亲自动笔修改，并派我到政治研究室转达他的意见。进了中南海，在研究室门厅里遇见一位老者，要我把稿子交给他。我说还要跟执笔人冯兰瑞面谈。谈完后冯兰瑞告诉我，刚才那位是胡乔木。过后得知，胡乔木对王殊的修改很不满意，把稿子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了。看来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基本观点有原则分歧。
1977年冬，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我和张炯出差成都、重庆、武汉，为《红旗》组稿，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学术界情况。在成都，访问了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半年后他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后来他接替沙汀任省文联主席)。在重庆，与西南师范学院教师座谈，为首的副院长方敬，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妹夫。在武汉的座谈会上，见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冯天瑜。他原来是教生物的中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因“批孔”而出名。后来辞官，到武汉大学当教授，成为中国文化史专家。各地的座谈会上，大家批判“四人帮”群情激昂，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受“两个凡是”的束缚。真正的思想开放，暂时还谈不上。
1977年12月，我告别《红旗》杂志，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炯、陈素琰、刘再复继续借调一年，后来都回到文学研究所。不久《新建设》正式解散，人员各奔前程，各得其所。
责任编辑 谢文雄
“做党在理论战线的哨兵”
《新建设》原名《建设》，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部分民主人士创办于上海，为综合性学术月刊。50年代初迁往北京，改名《新建设》，挂靠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费青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之弟，1958年病逝。中宣部遂将该刊划归学部领导，重新组织编辑部，分为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四个组。其中新增加的大部分人员从《学习》杂志调来。从1959年1月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读者以民主人士为主要对象，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主要方针。内部实行党的领导体制，而外表仍像无党派人士刊物。
我刚报到就碰上一个不愉快的问题：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却让我到哲学组处理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稿件。理由是那方面正缺人，而我又比较喜欢--先秦诸子(从大学学习成绩单可以看出)。心里虽很不痛快，但考虑到毕业鉴定时狠批“白专”道路个人主义，政治评语相当差，倘不服从分配，后果不妙，只好硬着头皮上班。之后得知，原本安排我到文学组，让原文学组某位编辑到哲学组，那位坚决不干，只好叫我去。
哲学组共有五位编辑，没有一位是哲学系毕业的，但都有一定的编辑工作经验。我暗下决心，狠补中国哲学史，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左右。半年后，基本上胜任工作。一次会议上，领导说，到底还是北京大学的基础好。此后两三年内，继续以中国哲学史为进修重点，获益匪浅。可是，胃病更加严重了。1961冬又得了肺结核，住院四五个月才痊愈。原因是营养不足而又不知爱惜自己，劳累过度。
大学时代就爱写点文章，到编辑部工作，以为更方便发表。殊不知杂志社并不鼓励编辑写文章，而号召“做党在理论战线的哨兵”。要求具有无产阶级的嗅觉，能够发现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新动向，并及时反映。在来稿或报刊文章中如果看到有违反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紧紧抓住。可以组织赞成或反对的文章进行讨论，还可以采访知名专家学者，约请他们发表意见，开展百家争鸣，而最终目的是“兴无灭资”。60年代初期，《新建设》参与讨论的学术问题很多：文学方面有文学作品共鸣问题，写中间人物问题，文学遗产批判继承问题；史学方面有孔子评论，让步政策，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时代精神问题；哲学方面有抽象继承法，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封建伦理道德继承问题，以及美学问题、逻辑问题等等。
编辑们按各自的分工，经常关注相关学术动态。其时学术报刊有限，每个季度花不太多的时间就可以浏览完毕。问或要求写成综述或简讯，在本刊或《光明日报》发表。这对编辑是很好的基本训练，对领导部门也有参考价值。据说毛泽东颇注意《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学术动态，曾批评《人民日报》不如这两家。有些学术观点乃至政治思想动向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则编印成内部的《情况反映》，上报学部及中宣部。一般学术性来稿，编辑部可以自行决定，或请国内专家帮忙“把关”；涉及重大问题者，则由中宣部审核。凡自由投稿，初审拟采用者，须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如果是“右派”、历史反革命或政治思想落后者，文章再好也不能刊用。
1964年初，我调回文学组。文学组有两位负责人，皆非中文系毕业，但都是老编辑，一位长于政策把握，一位文字熟练。1963年、1964年新增加了几位大学毕业生。
从1964年下半年起，一系列学术批判逐渐升温，政治气味越来越浓，所谓“讨论”实际上是一边倒。1964年夏，由于我建议把一篇被别人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来稿当成学术问题发表，而受到批评和处分。人们指责说：你这个“哨兵”怎么当的?竟把反革命标语当学术问题，政治嗅觉哪里去了?我随即被派到山东黄县劳动锻炼。
1965年12月回到北京，正赶上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编辑部奉命迅速收集反映，组织讨论。根据中宣部指示，开始批吴晗学术思想，批“清官”问题；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又抓所谓“平反冤狱”问题。“敌情”究竟在哪里?这个仗到底怎么打?很多人都吃不准，糊涂了。不久，中宣部也挨批了，彭、罗、陆、杨被揪出来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片混乱中，《新建设》悄然停刊。
筹办《思想战线》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即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邓力群、胡绳、于光远、吴冷西、熊复等为负责人，胡绳负责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1975年夏，下令撤走驻学部工宣队，一个不留(据说迟群对此很不满意)。就在工宣队撤离之前，我向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见，结果被说成是“反工宣队的逆流”，挨了一顿狠批。
1975年8月，胡乔木遵照邓小平的意图，决定筹办一份理论刊物，定名为《思想战线》。原《新建设》人员大都参与，并从学部各所和外单位调派许多位有经验的人员，共同组织全新的编辑部，林修德为领导小组组长。
这时，全国性的政治理论刊物，中央有《红旗》杂志，上海有《学习与批判》。至于写作组，各省皆有。北京有“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上海有“罗思鼎”，即上海市革委会大批判组。他们的文章被认为体现中央意图，影响全国舆论方向。为什么还要办《思想战线》?明眼人或许会隐隐察觉，邓小平似乎不满意理论宣传形势，他要有自己的阵地。而上述两刊以及《人民日报》是由王、张、江、姚严密控制的，于是邓小平想到利用学部这支队伍，《新建设》这套班底，构筑新的思想战线。而在这之前，云南省的理论刊物名叫《思想战线》，正在出版发行。胡乔木不避重复，一定要用这几个字，可见他心里清楚，这是一条“战线”。
作为普通编辑，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了解办刊的真正目的，不敢妄加猜测。只觉得学术理论刊物的确太少，由学部主办一家全国性的，实有必要。它与《红旗》杂志是不能类比的，和《学习与批判》可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都是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嘛!然而书生们想得太天真了，实际上政治斗争极其紧张而隐蔽。《思想战线》筹办伊始，就被上海方面盯上了。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学习与批判》在京联络员、通讯员等，都格外关注我们的活动。再往大处看，在工、农、兵、学、商各个领域，邓小平所推行的各项“整顿”，无不受到“四人帮”的严密监视，随时随地和邓小平明争暗斗，局外人哪知道底细?
1975年冬，“批林批孔”，批“宋江”、批“投降派”……步步深入，进而提出了“批判右倾翻案风”。“风源”在哪里?人们一再纷纷揣想，是不是又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不过，只要邓小平还在 工作，《思想战线》筹备继续进行。人们忙忙碌碌组稿、改稿、访谈、设计、编排……某些敏感的访谈对象，已经不无根据地暗中焦虑。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批判右倾翻案风”越来越紧张。不知何处传出上海《学习与批判》的人说，要把《思想战线》扼杀在娘胎里。编辑部不寒而栗。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出现盛大的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遭到镇压，并宣布：事件的总后台就是邓小平，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接着进入全面批邓的新阶段，来势之猛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但是，对“四人帮”来说，当务之急是彻底清查四五运动的“反革命分子”；至于对筹备《思想战线》之类的问题的处理，似乎暂时还没有排上日程。可是编辑部的个别人按耐不住了，闻风而动，一而再、再而三贴大字报；狠揭胡乔木、林修德等为邓小平“争夺舆论阵地”、“篡党夺权”的“阴谋”，强烈要求工宣队第三次进驻学部，并与《人民日报》及姚文元班子取得了联系。然而，编辑部以及全学部的人已经不太感兴趣，除了考古所一两人外，几乎无人附和。在外地，据说也有人揭发：胡乔木通过林修德派林英等到福建为邓小平收集情报云云。不过，在一片惶惶不安之中，这份没有出世的刊物，真的被扼杀在娘胎里了。
借调《红旗》杂志
1976年10月上旬某日，在学部开水房门前，文学所的刘士杰神秘地跟我耳语：“有四个家伙被抓起来了!”我忙问：“哪四个?”他更低声地回答：“王、张、江、姚。”
果然，消息不翼而飞，人们奔走相告：“四人帮垮台了!”北京乃至全中国立刻沸腾起来了。随即迅速开展控诉和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审查和肃清他们的帮派势力。
《红旗》杂志是重灾区，工作人员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日常编辑人手不够，乃从学部借调。原《思想战线》约一半的编辑加上学部各所抽调的，约数十人，从1976年11月起，参加《红旗》部分工作，分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科教等组。文教组成员主要有陈煜、张炯、苏醒、陈素琰、刘再复、童天湘(诗人田间之弟)和我，原《红旗》杂志的何望贤也部分时间看稿编刊。
《红旗》杂志原总编辑是陈伯达，副总编辑有胡绳、邓力群等许多位。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未设总编、副总编。编辑部有五个人被姚文元每月(当时是月刊)召见一次，面授机宜。这五人并没有正式职务，实际上相当于领导小组，理所当然成为审查对象。
文教组内各有分工，陈煜和张炯实际上是正副组长。陈煜1959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留校，后随冯至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当学术秘书，精明能干，理论修养、文字水平、分析概括能力和待人处世经验，均属一流。张炯、陈素琰负责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刘再复当时抓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苏醒、童天湘和我负责科学、教育方面的稿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情多时就不分彼此了。《红旗》的编务比《新建设》要求更严格，修改加工更多更细。现在想起来由我主要负责的文章有以下几篇：
关于杨乐、张广厚的稿子(发表于当年第4期)。他俩是数学界的两颗新星。我和苏醒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党委了解情况，核实材料。出乎意料的是，数学所下辖各研究室均设一名专职党支部书记，竟是工宣队的老工人留任，对数学研究完全不懂，根本讲不出所以然来，很难想像他们如何展开工作。数年之后，从报上得知，张广厚任数学所的党委书记。
为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编辑部向钱学森约稿。不久寄来，竟是铅笔写的。通常情况，印《红旗》内部稿的印刷厂的工人师傅最讨厌铅字稿，这次特别，排印速度超常。由我在文字方面加工之后，送到国防部(北海公园北面)钱老的办公室，当面请示。他看过之后，立刻签字同意(发表于当年第7期)。钱老当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负责尖端军事科学的高级专家，进入他的办公室并无神秘感，谈话平易、随和。
为纪念地质学家李四光，特约地质部写作组撰稿。三易其稿，未达到要求。何望贤要我在不变动基本观点的前提下放手修改。为此，我突击阅读了一些资料，还专门到李氏旧居(白石桥附近)采访他的秘书，而后重新调结构，斟酌文句，终于通过(发表于当年第11期)。
也有改稿而效果不好的。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交来一篇批判“四人帮”的稿子。总编辑王殊(曾任驻联邦德国大使，后调外交部，这时兼任中央宣传工作五人小组成员)亲自动笔修改，并派我到政治研究室转达他的意见。进了中南海，在研究室门厅里遇见一位老者，要我把稿子交给他。我说还要跟执笔人冯兰瑞面谈。谈完后冯兰瑞告诉我，刚才那位是胡乔木。过后得知，胡乔木对王殊的修改很不满意，把稿子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了。看来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基本观点有原则分歧。
1977年冬，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我和张炯出差成都、重庆、武汉，为《红旗》组稿，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学术界情况。在成都，访问了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半年后他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后来他接替沙汀任省文联主席)。在重庆，与西南师范学院教师座谈，为首的副院长方敬，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的妹夫。在武汉的座谈会上，见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冯天瑜。他原来是教生物的中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因“批孔”而出名。后来辞官，到武汉大学当教授，成为中国文化史专家。各地的座谈会上，大家批判“四人帮”群情激昂，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受“两个凡是”的束缚。真正的思想开放，暂时还谈不上。
1977年12月，我告别《红旗》杂志，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炯、陈素琰、刘再复继续借调一年，后来都回到文学研究所。不久《新建设》正式解散，人员各奔前程，各得其所。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