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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族类”
1992年的奥马尔斯卡集中营
20世纪下半叶欧洲最惨重的大屠杀之一，就发生在波斯尼亚北部小城普里耶多尔。1992年4月，波黑战争爆发，波黑塞族政权通过电台宣布接管普里耶多尔及周边地区。5月31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下令所有非塞族人必须在他们的房屋外插上白色旗子或白色床单，如果他们外出则需佩戴白色袖章。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发起了一项针对5万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驱逐活动。据估计，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约25000人被送往城外的集中营里。根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简称“前南刑庭”）记录，有3000余人丧生。
1998年，波黑战争结束3年之后，居民们开始陆续回到普里耶多尔，但到2007年回来的人还不及三分之一。2012年5月，14岁时被迫离开波斯尼亚的埃米尔·霍多兹首次回到故乡。在大屠杀惨案发生20周年之际，他想祭拜那些惨遭酷刑以及被杀害的人们。1992年，他的父亲和哥哥被关进了坐落在普里耶多尔郊外一个采矿区内的奥马尔斯卡集中营。他们在那里被关押折磨了3个月，然后被转移到另一个拘留所。在集中营和拘留所被曝光后，他们得以释放。1992年11月，霍多兹和家人离开故土，被塞族车队运送至克罗地亚边境，在那里他们被移交给联合国。最终，他们在新西兰安定下来。
2012年，霍多兹回到家乡，左臂佩戴白布条，试图进入奥马斯卡集中营，那里再度成为一个繁忙的矿区。保安人员将他拦在门口，并警告他如果再不离开就要叫警察了。“我非常非常愤怒。”霍多兹说。当地团体曾策划了一个纪念仪式，打算展示266个尸袋，象征在普里耶多尔大屠杀中死去的266名妇女和儿童，但遭到当地政府禁止。霍多兹决定独自完成这件事。他买来白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尸袋，在广场上静默地站立了20分钟。他希望会有人走上前问他在做什么，但是无人理会。“一种奇怪的感觉，泯灭人性压倒一切的感觉，和我自1992年以来记得的一样。在这个我出生的城市，我被再度贴上‘非我族类’的标记。”霍多兹说，“普里耶多尔看不见这些受害者，但是我想让他们看到，‘你们不能将我抹去’”。
艾丁·拉姆利克是霍多兹的朋友，22岁时遭到囚禁，父亲和哥哥则被折磨致死。自1999年起，随第一批返乡者回到普里耶多尔的拉姆利克，加入了一个幸存者团体，向人们讲述发生的事情，但收效甚微。“这就像一个只属于我们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故事。”拉姆利克说，“而且，只要我们在故事中不试图涉及其他人，那么它就是好的。一旦我们接近普里耶多尔的其他人，恳请他们参与，这就成了问题。”
普里耶多尔大屠杀死难者的部分遗骸
战争分歧难以消除
20世纪90年代，普里耶多尔有37人被定罪和判刑，前南刑庭判处了其中12人，其他人则在国内接受萨拉热窝战争法庭审判。萨拉热窝法庭迄今已发出500份起诉书，但波斯尼亚民众对它们知之甚少。即使目前海牙国际法庭正对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展开审判，电视或广播中也没有相关报道。研究前南问题的伦敦大学学院社会学家埃里克·戈迪告诉我：“仲裁庭和地方法院从来没有明确他们的诉讼委托人是谁，也没足够的兴趣去阐述或表达对遇难者的关注，也不向当地民众解释正在确定什么，它们有何意义。”
另一项质疑是由波斯尼亚政府造成的，其鲜少关注如何消除战争分歧。1995年，促成停战的《代顿协议》确定了一个治理架构，承认所有交战各方都是主动方。代顿，被许多人认为有效冻结冲突之地，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制：两个“政治实体”（塞族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三位主席，十个州，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和警察部队。在这个人口不足400万的国家，在不同层级共设有150个以上的政府部长职位，大量波斯尼亚人受雇于国家机关。《代顿协议》也让波斯尼亚这个被人常称为“半保护国”的国家，其地方治理结构最终由国际社会来决定。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将精力转入其他冲突地区，留给波斯尼亚的是腐败的地方精英。据透明国际组织指出，如今波斯尼亚是该地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同时，它也是最穷的国家之一，逾60%的青年失业。由于经济困顿，不同族裔的人都在逃离波斯尼亚。普里耶多尔及其周围的村庄将再次成为空城。
2012年8月5日，数十人戴着白色袖章再次聚集在普里耶多尔的主广场。菲克雷特·巴契奇是其中一员，他12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都死于1992年的大屠杀。巴契奇希望能为在普里耶多尔遇害的102个孩子创建一个纪念碑，这种努力成为日后集会游行的重点。这一天，人们拿着书包，每个书包上都记载着一个遇难儿童的名字。地方政府下令禁止这一集会，声称其将煽动种族冲突，并且使用“种族灭绝”一词会损坏该城市的名声。人们不理会政府当局的禁令。集会结束后，当地警方将一些参与者带到警局，不过很快就将他们释放。
不能忘却的记忆
2013年和2014年，更多的人来到普里耶多尔参加5月31日的集会游行活动。他们手持102朵白玫瑰，每朵花上都写有一个被害儿童的名字。他们把玫瑰摆成一个圈，大声念着这些孩子的名字。今年5月，参与者超过了1000人。一个年轻的普里耶多尔艺术家带着巨大的乐高积木来了，他在广场中央搭建起一座纪念碑。孩子们也加入进来，默默地将积木一块块搭在上面。唯一的声音来自扬声器里传来的一个个被害儿童的名字。我站在一个手捧鲜花的妇女身边。起初她很沉默，而后她询问是否可以将采自自家花园里的花束放在白玫瑰旁边。她感谢活动人士所作的一切，然后打开钱包，拿出一张小小的泛黄的照片，里面是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孩。“这是我的儿子。1992年，他被杀害。”
我第一次去普里耶多尔是1999年，想创作一个关于被监禁和驱逐出境的人决定战后回乡的故事。我打算去参观一下过去的集中营。但我们迷路了，我们向人打听奥马尔斯卡集中营在哪儿。那些人要么转过头，要么不理我们直接离开，也有人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找了几分钟，才发现奥马尔斯卡集中就在我们之前经过的那个拐角处附近。“最关键的问题是战争从未结束，”佐里奇告诉我，“它只是改变了形式。”
20世纪下半叶欧洲最惨重的大屠杀之一，就发生在波斯尼亚北部小城普里耶多尔。1992年4月，波黑战争爆发，波黑塞族政权通过电台宣布接管普里耶多尔及周边地区。5月31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下令所有非塞族人必须在他们的房屋外插上白色旗子或白色床单，如果他们外出则需佩戴白色袖章。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发起了一项针对5万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驱逐活动。据估计，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约25000人被送往城外的集中营里。根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简称“前南刑庭”）记录，有3000余人丧生。
1998年，波黑战争结束3年之后，居民们开始陆续回到普里耶多尔，但到2007年回来的人还不及三分之一。2012年5月，14岁时被迫离开波斯尼亚的埃米尔·霍多兹首次回到故乡。在大屠杀惨案发生20周年之际，他想祭拜那些惨遭酷刑以及被杀害的人们。1992年，他的父亲和哥哥被关进了坐落在普里耶多尔郊外一个采矿区内的奥马尔斯卡集中营。他们在那里被关押折磨了3个月，然后被转移到另一个拘留所。在集中营和拘留所被曝光后，他们得以释放。1992年11月，霍多兹和家人离开故土，被塞族车队运送至克罗地亚边境，在那里他们被移交给联合国。最终，他们在新西兰安定下来。
2012年，霍多兹回到家乡，左臂佩戴白布条，试图进入奥马斯卡集中营，那里再度成为一个繁忙的矿区。保安人员将他拦在门口，并警告他如果再不离开就要叫警察了。“我非常非常愤怒。”霍多兹说。当地团体曾策划了一个纪念仪式，打算展示266个尸袋，象征在普里耶多尔大屠杀中死去的266名妇女和儿童，但遭到当地政府禁止。霍多兹决定独自完成这件事。他买来白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尸袋，在广场上静默地站立了20分钟。他希望会有人走上前问他在做什么，但是无人理会。“一种奇怪的感觉，泯灭人性压倒一切的感觉，和我自1992年以来记得的一样。在这个我出生的城市，我被再度贴上‘非我族类’的标记。”霍多兹说，“普里耶多尔看不见这些受害者，但是我想让他们看到，‘你们不能将我抹去’”。
艾丁·拉姆利克是霍多兹的朋友，22岁时遭到囚禁，父亲和哥哥则被折磨致死。自1999年起，随第一批返乡者回到普里耶多尔的拉姆利克，加入了一个幸存者团体，向人们讲述发生的事情，但收效甚微。“这就像一个只属于我们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故事。”拉姆利克说，“而且，只要我们在故事中不试图涉及其他人，那么它就是好的。一旦我们接近普里耶多尔的其他人，恳请他们参与，这就成了问题。”
战争分歧难以消除
20世纪90年代，普里耶多尔有37人被定罪和判刑，前南刑庭判处了其中12人，其他人则在国内接受萨拉热窝战争法庭审判。萨拉热窝法庭迄今已发出500份起诉书，但波斯尼亚民众对它们知之甚少。即使目前海牙国际法庭正对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展开审判，电视或广播中也没有相关报道。研究前南问题的伦敦大学学院社会学家埃里克·戈迪告诉我：“仲裁庭和地方法院从来没有明确他们的诉讼委托人是谁，也没足够的兴趣去阐述或表达对遇难者的关注，也不向当地民众解释正在确定什么，它们有何意义。”
另一项质疑是由波斯尼亚政府造成的，其鲜少关注如何消除战争分歧。1995年，促成停战的《代顿协议》确定了一个治理架构，承认所有交战各方都是主动方。代顿，被许多人认为有效冻结冲突之地，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制：两个“政治实体”（塞族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三位主席，十个州，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和警察部队。在这个人口不足400万的国家，在不同层级共设有150个以上的政府部长职位，大量波斯尼亚人受雇于国家机关。《代顿协议》也让波斯尼亚这个被人常称为“半保护国”的国家，其地方治理结构最终由国际社会来决定。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将精力转入其他冲突地区，留给波斯尼亚的是腐败的地方精英。据透明国际组织指出，如今波斯尼亚是该地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同时，它也是最穷的国家之一，逾60%的青年失业。由于经济困顿，不同族裔的人都在逃离波斯尼亚。普里耶多尔及其周围的村庄将再次成为空城。
2012年8月5日，数十人戴着白色袖章再次聚集在普里耶多尔的主广场。菲克雷特·巴契奇是其中一员，他12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都死于1992年的大屠杀。巴契奇希望能为在普里耶多尔遇害的102个孩子创建一个纪念碑，这种努力成为日后集会游行的重点。这一天，人们拿着书包，每个书包上都记载着一个遇难儿童的名字。地方政府下令禁止这一集会，声称其将煽动种族冲突，并且使用“种族灭绝”一词会损坏该城市的名声。人们不理会政府当局的禁令。集会结束后，当地警方将一些参与者带到警局，不过很快就将他们释放。
不能忘却的记忆
2013年和2014年，更多的人来到普里耶多尔参加5月31日的集会游行活动。他们手持102朵白玫瑰，每朵花上都写有一个被害儿童的名字。他们把玫瑰摆成一个圈，大声念着这些孩子的名字。今年5月，参与者超过了1000人。一个年轻的普里耶多尔艺术家带着巨大的乐高积木来了，他在广场中央搭建起一座纪念碑。孩子们也加入进来，默默地将积木一块块搭在上面。唯一的声音来自扬声器里传来的一个个被害儿童的名字。我站在一个手捧鲜花的妇女身边。起初她很沉默，而后她询问是否可以将采自自家花园里的花束放在白玫瑰旁边。她感谢活动人士所作的一切，然后打开钱包，拿出一张小小的泛黄的照片，里面是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孩。“这是我的儿子。1992年，他被杀害。”
我第一次去普里耶多尔是1999年，想创作一个关于被监禁和驱逐出境的人决定战后回乡的故事。我打算去参观一下过去的集中营。但我们迷路了，我们向人打听奥马尔斯卡集中营在哪儿。那些人要么转过头，要么不理我们直接离开，也有人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找了几分钟，才发现奥马尔斯卡集中就在我们之前经过的那个拐角处附近。“最关键的问题是战争从未结束，”佐里奇告诉我，“它只是改变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