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内乡县城中心，有一座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级官署衙门，县衙中数十副楹联、匾额，语言朴实地倡示了古人的“从政为官”理念，其中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短短十六个字，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和执政理念：人若为官，既要清正廉洁，从不言贫，做个“廉吏”;又要勤勉为民，从不言苦，当个“勤官”。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的清官廉吏层出不穷。近读《国语·晋语》，其中有个“叔向贺贫”的故事就很令人深思。
　　春秋时期，晋国有位名叫叔向的官员，他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世。有一天，叔向去见韩宣子，韩宣子正为自己的贫困而忧愁，叔向反而向他表示祝贺。韩宣子说：“我韩起（韩宣子名韩起）只有正卿的虚名，却没有正卿的财产，无法和卿大夫们交际往来，我正因此事而发愁，你却祝贺我，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叔向便向韩宣子列举了栾武子和邰昭子的例子，说道：“从前栾武子没有百顷的田产，家里置备不齐祭祀的礼器，可是他能弘扬美德，遵循法制，使名声传播到各诸侯国，诸侯亲近他，戎狄也归附他，他依靠这些治理好了晋国，执行法令没有弊病，所以避免了灾难。而那位邰昭子，他的财富抵得上晋国王室的一半，他的家族在三军将帅中占了一半，他依仗自己的财富和国君的宠信，在晋国骄横跋扈。结果，他自己被杀，他的宗族也在绛城被灭，没有谁来同情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德行啊！如今你像栾武子那样清贫，我认为你就能建立栾武子那样的德业，所以向你道贺。如果你不去忧虑自己不能立德，而只为财物不足而发愁，我吊唁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
　　韩宣子听了叔向的话，下拜叩头说：“感谢您的教导。”
　　叔向的“人应忧德之不建，不应患货之不足”，反映了一位贤者的智慧。他的“可贺”与“可忧”，确如孔子所说，具有古人耿直的遗风。其实，人生在世，应该持守一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平常心，思想上的安贫乐道，德行上的清正如水，操守上的知止有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更易。特别是从政之人，“廉者，仕之本”，既然头戴官帽，就应该懂得自己的担当，岂能总想着钱鼓腰包呢？只有清白为官，认真做事，在贪和廉之间做出正确选择，才能真正体现人生的价值。
　　诚然，要真正做到心平如水，廉不言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求自己志存高远，立德力行，又与家庭、社会环境有关系。唐代的崔玄啼能够做到为官清正，就与母亲卢氏的谆谆教导密切相关。据《旧唐书·崔玄啼传》记载，崔玄啼年轻时颇有学问操行，初人仕途时，母亲卢氏曾告诫他：“我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有人说他贫困不能生存，这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财物充足，穿轻裘、骑肥马，这便是坏消息。’我重视这话，认为是正确的议论。我常看见表亲中做官的人，把许多钱物交给父母，父母只知道喜悦，始终不问这些钱物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如果确实是俸禄的节余，倒也是件好事。如果是用不合理的手段得到的，这与盗贼有什么区别呢？自己能没有愧疚感吗？孟母不接受像鱼鲊这样小的馈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你今天享有俸禄，得到的荣誉已经很多了，如果不能忠诚清廉，怎能在世上立足？孔子说即使每天宰杀三牲来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顺的;又说父母只为儿女的过失担忧。你要特别注意修身洁己，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母亲卢氏这番“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的教诲，使崔玄玮在为官之初就懂得了“富于钱财不如富于节操，官位之高不如品德之高”的道理。
　　千百年来，古代先贤常用“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作为官箴，谆谆告诫为政者。《呻吟语》中说得好：“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一个人任官，不仅应该清正廉洁，还应勤于政事，甘于劳苦，常怀无为而愧的操守良心，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切切实实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好事，“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宋代的范仲淹一生有志于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担当精神。无论何时何地，他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时，征调民众四万多人，重修捍海堤。经过五年的苦干，终于修成新堤，不仅使百姓的生活、耕作和盐业有了保障，还在“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姓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适逢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他夙夜营救，“惟日夜谨事，与众协力”，带领民众疏导河渠，引水人海，与此同时，他还努力赈济灾民。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在苏州吴县捐田设立义庄，义庄收入用于救济生活困难的百姓，此项善举传承长达八百多年。《宋史》评价范仲淹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王安石也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为官一任”，就给了官员施展才华的舞台。身处这个“舞台”，就要履行责任，就要“造福一方”，要真心实意地勤政爱民，“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不辞劳苦地为百姓操心、担责、排忧、解难，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更多的福祉。如此，则是为官之幸，事业之益，百姓之利。历史上大凡为政有道的官员，都能“君子任职，则思利人”，在“勤不言苦”上知责履责，责尽心安。
　　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引导百姓“凿井百口”，改变了当地长期饮用“不洁之水”的问题;又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组织劳力在城郊开荒垦田，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他的“称职在勤”，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元代的张养浩在陕西大旱时，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他不顾年事已高，星夜赶赴任所，遇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災民就埋葬。“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张养浩在陕西做官四个月，一天到晚忙于救济灾民，没有丝毫懈怠，终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不言贫、勤不言苦，既表明了为政者的担当和操守，也是人民对为政者的要求和期望。曾国藩有句名言：“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人世间，做人也好，做官也罢，最宝贵的资源，无关金钱与地位，而是冰壶玉尺的人格与浩然一身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