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枚象牙手戳，它比一般名章要大出许多。它质地细腻，有细小波纹，呈淡黄色，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尤其那种油润感，让人觉得那头大象本就不曾死去，那省却呼吸的生命仍蕴在这小小长方体中，即便跨越了百年时空，仍旧泌脂自泽，拒绝枯朽。
　　 手戳上最初并非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是后来刻上去的，这才真正意义上成了父亲的手戳。但它毕竟出自民国，甚至来自历史更深处，就其资历，也算是一件“古董”了。也正是它，曾让父亲窃窃得意过，也曾让父亲惴惴不安过。
　　 父亲和母亲，是山东齐河县的支边青年。1959年夏，他们公社150名“支青”，怀揣一个“淘金”梦，在同村本家王祥贵的带领下，来到了黑龙江畔的萝北农场二分场，也就是现在的延军农场。可一到农场，心就凉了半截，眼前的一切与在山东所宣传的落差很大。领导动员讲话时，说是去当工人，每月工资50元左右，三年后可留可回。没成想，到了这里还是跟土坷垃打交道，重返原籍的说法也没了下文。每月工资二十多元，除去伙食费，到手的也就十几块钱。他们所在的八队刚刚建成，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那时队里已有火锯场，木料十分充足。他们住的是木板房，即里外各钉一层木板，中间填充锯末，但墙体不厚，门窗封闭也不严，夏挡不住蚊虫，冬保不住温度，室外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室内洗脸水都结一层厚冰。宿舍里每人配发的一个小木槽，就是洗脸盆了。食堂里除了一口大锅，其余炊具几乎全是木制的。食堂很小，开饭时大家只能在外面站着吃，蚊子、小咬、牛虻成群地包围过来，他们一邊抓紧时间吃饭，一边不时地抽出一只手拍打，两只脚也交替着往腿上蹭着，一个个手舞足蹈的样子，活像一场杂乱滑稽的“饭操”。那时队里还没水井，生活用水全取自大江。冬天，宿舍里没有暖瓶，常备些大冰块，谁渴了就砸碎一些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上几块。脚上穿的大都还是老家的纳底布棉鞋，走不多远，脚底就粘个雪疙瘩，像踩着一个冰嘎，须不时地用小木棍擖哧几下。好在一日三餐，顿顿都能吃饱肚子，因为食堂开的是“死伙”，管够。这在大跃进时期，可不是一般的福分了。
　　 应该说，这时的“支青”和多年后的“知青”大不相同：一是生长地不同，前者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后者来自相对文明开放的城市;二是文化层次不同，前者大多数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而后者是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三是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手无分文、食不果腹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后者则处于“文革”盛期，红色浪潮正涤荡着每个人的灵魂。基于以上三点，就决定了他们来北大荒的初衷也是大相径庭：“支青”内心的目标很明确，并没有高喊的“支援边疆，建设边疆”那么崇高，大多只是奔着能吃饱、多挣钱而来;而“知青”们则是响应伟大号召满怀一腔豪情，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而来到北大荒这片“广阔天地”，立志“大有作为”的。这就不难理解，当年来垦区的山东“支青”共六万人之多，但最后真正扎根农垦的，也不过两三万人。当然，知青后来几乎全部返城，这是国家政策使然，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那时候，“支青”们思想浮动，有的很快便偷偷跑回原籍。父亲虽没“逃跑”，但思想也一直没稳定下来。邻村同来的张少龙，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消息也灵通，鬼点子特多。次年四月的一天，他和老乡张迎旭来找父亲，说伊春那边的林场工资高，待遇好，咱背井离乡出来为个啥，图的还不是多挣俩钱嘛，不如去那里找工作。仨人瞒着已是排长的王祥贵，一拍即合。一通谋划后，聊做准备，父亲便带着母亲，与张少龙、张迎旭一行四人趁着风高月黑，偷偷离开了农场八队。他们不敢走公路，怕队领导骑马追来，而是选择沿着江边走，一路披荆斩棘，跨沟越河。忽觉两条腿硬邦邦地打不过弯来，才发现被河水泡透的两条棉裤腿已冻成铁桶子了。
　　 他们就这样跋山涉水，一路辗转，终于来到了伊春的一个林场。每当回忆起这次几百里长途跋涉，母亲便唏嘘不已：一是太辛苦，太遭罪，那苦那罪现在想想就起鸡皮疙瘩;二是很侥幸，很幸运，因为之前有不少偷跑者，虽大多成功逃离，但也有不少被追回的，尤其还有迷路失踪、遇到狼群被活活吃掉的传言，吓死人。
　　 林场条件的确好多了，每月能挣八九十元，食堂主食多样，有馒头、煎饼和米饭等，只是价格不同，而且定量。年轻人饭量本来就大，何况从事的又是采伐、肩扛归棱或踩跳装车等重体力劳动，很多人不够吃，虽然手里有钱，但各种食品都凭票供应，饥肠辘辘便成常态。
　　 这年农历八月十七，我就在那片原始森林里出生了。坐月子总该吃鸡蛋的，可供应站凭票售货，想多买些食品，无异于登天。要说还是张少龙鬼机灵，他知道父亲有一个大手戳，便出主意说，咱就自己写个买鸡蛋条子，把你那手戳盖上，那可是 “官印”，说不定就好使呢。果不出所料，供应站的人看着大大的戳印，不知那“王庆元印”什么来头，又不好多问，思忖良久，还是卖给了父亲几斤鸡蛋。父亲后来每每讲起这个笑话，不免津津乐道，洋溢出一脸既朴拙又狡黠的得意。而我却始终觉得，那不过是两个色彩迥异且错乱更迭的时空所碰撞出的一个黑色幽默。从那时起，父亲才对那枚手戳倍感珍惜了。而我的出生，不仅给家庭带来了欢乐，更重要的是给父母每月平添了一个人口粮，别看父亲做头杠，但肚子从此没再扁过。在1960年那个极其特殊的岁月里，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幸福了。
　　 但张少龙他们却不同，每天仍处在吃不饱状态。饿则思变。他找来父亲、张迎旭和几位工友，谋划着去猎杀蹲仓的黑瞎子。在他们看来，数九寒天，树洞里冬眠的黑瞎子正迷迷糊糊，只要把树一放到，没等它反应过来，几斧头就把它解决了。说干就干。他们手持斧头、快马子锯等，钻进了原始森林的深处，终于找到了一棵非常粗大的枯树桶子。树皮脱落，枝丫稀少，用斧头一敲，空空直响，从了解到的经验判断，这应是黑瞎子蹲仓的好地方。于是，快马子便噌噌地切入树身，一把把快斧也做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只等树倒熊出，利刃齐劈熊颅，一顿美餐似乎就在眼前了！突然，头顶上一声咆哮，使他们头皮发炸，仰脸看去，只见一只黑瞎子在树桶子上端正俯首怒视着他们。并无一声号令，他们不约而同地撒丫子就跑，各自奔命，可那黑瞎子不知怎的就偏偏选中了父亲穷追不舍。就在父亲筋疲力尽几近绝望时，面前出现了一堆木棱，他不知怎的就一出溜钻进了木棱与地面的缝隙里，黑瞎子却钻不进去，只能用熊掌一把一把地掏扯着，父亲的棉裤棉袄被撕扯成了烂絮和布条条。过了挺长时间，人们敲盆砸桶地涌来才把黑瞎子赶跑了，却怎么也无法将父亲拽出来，只好将木棱拆散，才将父亲抬回了家。父亲许多年后给我讲述这段历险时，对人在特殊环境下所释放出的超常潜能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