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可食用的野生动物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采用清单式管理，清单外的一律禁止食用。借鉴国际公约的名录做法，公布不可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名录，将地方保护的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传统的“三有”动物，以及那些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則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但严禁食用。将可食用野味等同于肉类食品予以严格监管，实行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
　　 我国一个法律领域的课题组就《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提出了九条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建议”第二条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那些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则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
　　 对此，本文从可操作性、科学性、效果和立法四个角度，对“生态灭杀”这一建议提出了一些担忧和看法：
　　 一、在操作上，“灭杀”本土常见物种，远非纸面上说的那么简单;
　　 二、在科学上，生态系统有复杂的调控机制，非必要情况下粗暴的人为干涉违背基本生态学原则;
　　 三、在效果上，对本地物种的管理或干涉绝无“生态灭杀”的概念，灭杀可能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四、在立法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立法过程，最大限度避免因缺乏科学性造成的误读。
　　 真实世界中的“灭杀”，远非一纸禁令那样简单
　　 现代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主动灭杀单一物种，发生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被灭杀对象是当地的野兔。
　　 19世纪末，澳大利亚的兔子超过了100亿只。过量的兔子横扫了澳洲大陆的土地，导致大部分地区的水土保持能力急剧下降，草地荒漠化。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鼠袋鼠、小袋鼠、袋狸等几十种珍稀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也造成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巨.大损失——在到处都是兔子洞的牧场和农场，连农牧业机械都无法开展作业，10亿只羊被夺去了赖以生存的牧草。
　　 于是，澳大利亚人开始了一场持续时间超过100年的灭杀野兔战役。最初，澳大利亚人尝试传统的打猎和网捕形式，花费了巨额悬赏金后全部失败。之后，澳洲人决定尝试生物防治，从欧洲引进了兔子的天敌赤狐。但是很快人们发现，赤狐在大量猎捕随处可见又行动迟缓的珍稀有袋类动物。为了避免珍稀物种的彻底消失，澳洲人不得不回头消灭狐狸。
　　 再后来，绝望的澳大利亚人修建了3条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篱笆，希望可以挡住兔子。但是，因为洪水和强风的破坏，也因为兔子的打洞本领，超过3000公里的篱笆迅速失去了效果，破破烂烂地在澳洲草原上绵延。
　　 澳大利亚政府还尝试了出动空军播撒毒药，结果兔子迅速适应了毒药，草原生态系统却因此遭受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尝试使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多个地点同时投放了黏液瘤带毒兔，希望在野兔种群中造成疫病爆发，达到灭杀的目的。尽管黏液瘤病毒一度可以控制高达95%的兔子种群，但兔子的免疫系统最终适应了这种病毒，种群数量重新恢复到了数亿只。人们终于认识到，兔子将永远存在于澳洲大陆上，只能控制，绝无可能灭杀。
　　 黏液瘤病毒
　　 一种具有高度接触性和高死亡率的病毒，主要危害动物为兔子，经常可以摧毁某个地区的整个养兔业。据实验证明，家兔患病后的死亡率几乎为100%，澳洲地区野兔初次感染的死亡率也有90%以上，但在机体和病毒长期多代的相互作用下，澳洲地区野兔的感染死亡率会降至70%甚至50%。黏液瘤病毒对人及其他动物均无致病性。
　　 这种灭杀，不仅操作上难以成功，“灭杀常见本土物种”这样的提法，也是违背基本生态学概念的。
　　 生态学上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生态位，指的是物种可以适应的环境类型。生态位宽泛的物种就意味着适应能力强，在哪里都能活——比如上文提到的兔子，再比如“建议”中提到的刺猬（广泛分布在城市中的是东北刺猬）或者蝙蝠（中国有超过150种蝙蝠）。对于生态位宽泛的本土物种，“灭杀”二字意味着彻底改变生态系统的组成，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投入和必定失败的努力，不符合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调控机制，需要负责任的研究态度
　　 尽管上文中的兔子显得无比厉害，可事实上，它们没有在澳洲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不可一世。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澳洲大陆本来没有兔子，所有兔子都是人为引进的入侵物种，是粗暴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后引发的生态系统失衡。在不被人类粗暴干预的生态系统中，物种的数量无时无刻不处于复杂的自然调控之中，调控机制比“建议”中提到的“灭杀”要复杂和精细得多。
　　 从18世纪开始，人们就知道美洲兔的数量是被自然调节的。整个种群大概每10年有一次数量低谷期。到了20世纪中期，根据哈德逊湾公司自17世纪以来的皮草收购记录，野生动物学家们画出了加拿大猞猁同样以10年为周期、但比美洲兔滞后1～2年的数量变化曲线美洲兔数量增加，猞猁数量随后就增加;当美洲兔数量滑坡时，猞猁种群也难以为继，数量大幅缩水。这个简单的物种相互作用机制，成为生态学中种群数量动态模型的经典教学案例（一些高中课本和大部分相关专业的大学课本上都有）。同时，这种周期性变化背后，其实隐藏着更加复杂的生态学机制。
　　 大量繁殖的美洲兔导致了捕食者捕食强度的增加，美洲兔体内压力激素水平飙升，导致繁殖率、幼仔成活率等关键指标一路走低。这种压力还会在美洲兔中通过表观遗传方式代代相传，哪怕来自捕食者的压力已经减小，美洲兔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其种群的繁盛。随着更多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调节机制中还有郊狼、赤狐、短尾猫等几十种动物参与。而美洲兔的种群数量波动，还受洋流、厄尔尼诺、气候变化等更宏观的自然事件影响。
　　 这样复杂的种群调控机制，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保存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因此，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任何一次大规模干涉，特别是涉及“灭杀”或者“引进”的操作，都需要基于数据积累的相关研究，更需要尊重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 　　 “灭杀”生态位宽泛的本地物种，更可能带来的是生态灾难
　　 从更长远来看，“建议”中提到的对刺猬、蝙蝠和蛇类的“生态灭杀”，会引起严重的生态灾難，让生态系统遭受难以恢复的打击。
　　 以蝙蝠为例，中国分布着超过150种蝙蝠，它们是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分蝙蝠是夜行性昆虫的主要捕食者，一些种类是植物授粉者和种子传播者，同时，蝙蝠还是生态系统食物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失去蝙蝠，可能导致区域害虫泛滥、植物死二、农作物减产、蚊虫引起的疾病频发，无论生态系统还是人类的健康，都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对于城市中出现蝙蝠、刺猬和蛇感到吃惊和不解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误解。而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合理规划的城市中，城市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远超过普通市民的想象，它们也可以长期和人类维持和平共处的关系。
　　 比如北京，整个城市地势西高东低，西北面是连绵的太行山和燕山余脉，东南面则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湿地。这样复杂的生境给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而山口交汇处抬升的气流也让迁徙的鸟类可以在长距离飞行中节省体力。尽管城市化进程迅速，但城市中零星的绿地和公园还是构成了相对连贯的次生林一湿地系统，分布着超过400种鸟类和刺猬、黄鼬（黄鼠狼）等几十种兽类。
　　 无论是提供水源提供农牧业产品，还是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这样的生态系统维持着中国千百个城市的生态安全。
　　 而蝙蝠和蛇也一样。比如，在上海青浦不难见到的东亚伏翼蝠和赤链蛇，城市河湖周围的昆虫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食物，城市温暖的气候降低了它们在冬天的死亡率，而城市建筑的缝隙就好像野外岩壁上的裂缝一样，可以用来栖息。这些本土动物千万年间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它们对城市环境的适应，实际上代表了野生动物和人在城市空间共存的可能。
　　 “灭杀”这些生态位宽泛的本土物种，意味着翻天覆地地改变生态系统，生态灾难无可避免。
　　 不同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立法过程
　　 实际上，稍有生物学分类知识的人就知道，“建议”中提到的蝙蝠根本不是一个物种。在中国，蝙蝠是包含了多个科属的超过150种动物的总称。这些蝙蝠中，有些分布于深山岩洞，另一些则适应了城市;有些数量大，另一些则珍稀濒危，根本无法一概而论。
　　 “毒蛇”更是一个极为含混的概念。仅上海地区的蛇类，就包括了翠青蛇、赤链蛇、虎斑颈槽蛇、乌梢蛇等数十种。其中有无毒蛇、剧毒蛇，也有后沟牙微毒蛇，对人类的影响程度天差地别。
　　 离开分类学，进入疫病防控领域。刺猬身上的风险主要来自吸血蜱虫和直接接触后可能带给人类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感染。比如蜱虫，可以作为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莱姆病、鼠疫、狂犬病和脑炎等疾病。
　　 一方面，这些疫病风险几乎存在于任何一种城市动物身上，比如猫、狗、鼠以及人;另一方面，长期而言，控制疫情的手段绝非整体扑杀有潜在风险的物种，而是疾控部丫随时明确疫区（如丛林脑炎病区），同时，每个人尽可能减少和野生动物的直接接触，更应严禁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侵扰行为。
　　 我们注意到，提出“建议”的工作组中的专家，来自国内多所知名院校的法学领域。一方面，我们尊重这些专家、学者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样的议题只有请与事件相关的各领域专家共同参与，才能更好地避免各学科领域可能出现的错漏，从而提出科学上更为可信、可行的建议。
　　 实际上，本文只讨论了九条建议中第二条里的一句话。从野生动物研究和管理的角度，当我们综览“建议”时，让人充满疑惑和遗憾的地方还存在多处。
　　 我们相信，如果专家团队中包括野生动物专家、河湖管理专家、园林专家、土壤专家等各方面的力量，“建议”可能会以另一种面貌呈现。
　　 生境
　　 生态学中环境的概念，指物种或种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