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1年第一次来美国奥加斯坦纳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一天突然接到著名作家聂华苓的先生、美国著名诗人保尔·安格尔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此前因为常去聂华苓家，和保尔·安格尔先生有过几次交谈。印象中，安格尔先生身体很好，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向我伸了伸强劲有力的胳膊，告诉我他每天游泳，证明自己身体很健康。
　　就在最后一次见到他不久的一个上午，聂华苓和安格尔登上了一架飞往芝加哥的客机。他们准备先从爱荷华飞到芝加哥，然后再经芝加哥飞往法兰克福，与聂华苓的女儿团聚。下午，飞机抵达芝加哥机场的时候，天忽然下雨，再过15分钟就开始登机了。这时安格尔对聂华苓说：“我要去买一张当日的报纸，拿到飞机上去看。好吗？”聂华苓含笑地点点头。
　　机场外的小雨越下越大，飞往法兰克福的客机已经滑向了跑道。当绝大多数乘坐这次航班的旅客都登上飞机的时候，聂华苓见安格尔仍然没有回来。她慌了，飞也似地穿过候机大厅，到机场候机厅内外到处寻找他，然而一无所获。她赶到厅内一家报亭前时，忽然惊愕地睁大了双眼，她发现那里围着许多人，有旅客，有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医生，他们正在紧张地抢救一个直挺挺躺卧在水泥地上的男人。聂华苓的头忽然“轰”地一响，她看见了那躺倒的人一张苍白的脸庞，分明就是她相依为命的先生安格尔。聂华苓大哭着扑上前去，但是，安格尔从此再也不曾醒来。真不能想象，六十六岁的聂华苓当时是怎样孤身一人从芝加哥返回爱荷华、返回他们空空荡荡的家的。因为我可以作为见证人，他们生前是那样相依相伴、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是那样相互依靠。
　　几天以后，我和好友、作家萧乾的儿子、奥加斯坦纳大学教授萧桐一起去参加保尔·安格尔的追思（追悼）会。我一身黑色西装，心情沉重地赶往会场。在去会场的车上我就想到了追思会的悲痛气氛、想到了反复演奏的令人心碎的哀乐，想好了很多安慰的话，准备说给华苓听。可当我一到追思会会场，竟一下愣住了！这是追思会会场吗？没有遗像、没有花圈、更没有渲染悲痛气氛的哀乐。追思会场播放的是安格尔生前最喜欢的钢琴和小提琴二重奏的音乐，音乐声竟如此悠扬，一扫中国追悼会上那首妇孺皆熟的哀乐带来的压抑和沉重的气氛。再看看在追思会上发言的人，谈笑风生般列举保尔·安格尔生前的种种趣事，说到精彩之处，竟然引起一阵阵轻松愉快的欢笑。我记得李欧梵教授的发言说：安格尔他根本没有离开我们，他就在爱荷华、就在法兰克福、就在台北、就在北京，他就在我们之中。追思会结束之前的那一幕，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会场上挂着的一块银幕上，出现了安格尔的身影。他正朗诵着自己的作品，里面有他生前最喜欢的两句诗：“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照亮”，边朗诵边向一片深林走去。钢琴和小提琴的音乐随着安格尔向深处走去而渐弱，最后再随安格尔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停止。这一幕，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头，对我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原来追思会还可以这样开！
　　以后我又参加了好些次美国朋友的追思会，每次追思会都各具特色。但每次追思会上，都能让我在悲痛难受之余，从逝者亲朋好友的谈论中，了解一些逝者平时鲜为人知的故事，从中受到激励。我曾经问过一位美国朋友：美国人去世时，朋友和亲人悲痛吗？我看他们并没有悲痛欲绝的样子。一个身为社会学家的朋友说：当然悲痛啦，怎么会不悲痛呢？尤其是年轻人和少年儿童去世，他们会特别难受，因为对逝者来说，生活、生命似乎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这么快结束了呢？美国人总是向前看，认为无论如何，生活总要继续，不能总是沉沦在悲痛之中。但是如果一位年长者去世，他们甚至会将追思会开成一次庆祝会：生命不易、人生艰难，一个人生命的里程终于走完是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人们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会畅所欲言毫无禁忌，追思会开得很轻松、也很振奋，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很多思考。
　　在与我的美国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看到几乎每个人都不忌讳公开谈论自己死亡的事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在他们的事业处在高峰的时候，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了。他们早早为自己购买好了人寿保险，然后为自己立下了遗嘱。美国朋友们常说，人的生命不可预测。活着的时候在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该面对现实：为自己有一天的突然离去做好准备。
　　谈论这个事对即便在美国生活很久的华人来说，都好像不吉利，我们华人自己的文化比较忌讳当人们尚活着的时候，公开谈论死后的安排。年青一代也未必能接受这些，我曾经问过一位年轻的华人朋友关于立遗嘱的问题，他说没有必要，一般来说自己年轻，身强力壮，不会轻易就“过去”的，死的事情留待以后再说。
　　对西方文化来说，谈论死的事情和谈论生一样，完全可以口无遮拦。美国人告诉我说，生前立遗嘱是非常必要的，无论你有多年轻。遗嘱一定要在生前先立好，这是务实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有孩子的家庭更加有必要留遗嘱，以保证孩子以后的正常生活。他们非常清楚立遗嘱的最大好处就是，死了以后留下的财产可以按照自己生前的愿望实现分配，避免了家庭的矛盾和纷争。同时也避免了因为没有遗嘱的财产分配产生的复杂的法律程序以及遗产费的问题。通常没有遗嘱的财产分配程序复杂，要先确定财产范围和寻找遗嘱，不仅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同时财产分配的结果也无法控制，分配结果有可能与逝者愿望相违背。试想，在逝者离去，家人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时，又要陷入法律纠纷的麻烦，这对他们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他们知道立下遗嘱其实是对家人和朋友的一种保障、一项承诺。
　　活着的同时早就在为自己的死做准备的美国人，不光是遗嘱，就是连安葬的计划也具体考虑了进去。他们认为：这样做正是为了死后不给自己的子女造成负担，使他们在亲人去世后能够明确知道后事的处理意见，父母是在实实在在为儿女着想。
　　我的好友琳是出生法国的美国人。当九十几岁的母亲去世之后，他们儿女携带全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比利时，因为母亲在那里的银行有一笔存款，他们按照母亲的遗嘱在那里平静地签字平分了母亲的这笔遗产。那亲人相聚一起的氛围除了有几分伤心之外，更像一个大家庭的周年团圆。儿女们怀念母亲，更感谢母亲教育培养营造了一个如此温馨和睦的大家庭。
　　我也研究过为什么美国朋友在谈论死的时候，总有一种“视死如归”之感。主要是基督教关于死的理念在他们心中起作用。基督教相信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只要相信耶稣的人是能够得到永生的。因为他们知道因为死，自己所有罪错都将被耶稣赦免，自己的灵魂得救，天使接他们去了。死亡并非真正的终点，人是可以再生的。
　　当许多人及许多宗教都在回避死亡的问题、或是忌讳去谈论死亡时，基督教信仰却不断地在谈论死。基督徒不但主动讨论死亡、主动思考死亡的议题，甚至还祈求上帝能给他们机会去为主而死。例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就说到：“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无比好的。”
　　基督教认为积极地谈论死，并不代表看重死而忽略生或忽略生活。恰恰相反，因为重视死亡，所以基督教才彰显出她是“活”的信仰、“活”的宗教。因为能真正的谈论死、知道死、不怕死，才有可能真正的去谈论活、知道活、不畏惧活。
　　凯西·弗瑞尔是我很好的朋友，她不幸得了癌症。在弥留之际，她告诉家人和朋友，她即将去彼岸世界参加一次聚会，那里有一些先走了一步的人在等着她。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轻松从容，丝毫没有半点对死的恐惧。她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据说她走得很安详，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