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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教育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中的，乡村教育自然要在乡土社会中去进行，我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随想，即以乡土社会开始。
一、乡土社会的变迁
首先要谈谈农村社会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意义上乡土社会的问题。中国的乡土文明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这与儒教思想严密不分开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里谈到，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一个‘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格局”。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一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只在偶尔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1]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乡民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是个人本位的，甚至是自私的。然而用以维系这种自私的，是家族。儒教强调的，是长幼有序，是长幼尊卑。这种思想的基础，便是乡土社会中的家族，或者说，在传统的乡土文明中，是以家族为单位组织社会的。这就注定我们的乡土感情是以血统为主线来贯穿的，而不是地缘，或者友谊等。如果我们乡民的这种以血缘为主线的家族式传统思维不能予以变改，那么乡民的以自私为主要表现的差序格局社会就不会改变，进而农村的组织性就无从言起。因为，家族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不同家族乡民的有序组织，是与个人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的，在冲突面前，组织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其次是乡土社会的长老制。我们的社会是要求尊重长老的，也就是说，在家族中，老人有绝对的权威，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乡土社会是以大家族式团居的。这就要求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统筹家族内的大小事务，逐渐就有了费孝通所谓的“长老制度”。由于长老是家族里的绝对权威，所以中国乡土社会是主张“无讼”的，即主张凡事都可通过家族内部——家族里长老的裁判来解决，无需通过衙门。这就养成了一种传统的、不成文的，但行之有效的规则：私了。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直到现代社会，这种现象依然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绝大多数乡民的。
二、乡村教育的发展
乡村教育，更多地是以地域来划分的，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将城镇教育和乡村教育分别开来。严格意义的乡村教育历史并不长，因为乡村教育是相对城镇教育提出来的，而中国的城镇，出现的是比较晚的。自有了城镇之后，乡村文化逐渐走向了边缘，城镇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对城镇经济上的依赖，进而在文化上的依赖。较早提出乡村教育的，是民国时候的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在那个时代，我国的乡村教育才被真正注意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新时代的乡土社会，依然存在四个问题：不公、自私、残弱、边缘。所谓不公，指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不光表现为地域差异，地域内部、乡村之中的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所谓自私，是指我们的乡土社会道德沦丧，如晏阳初所言“不能团结、不能合作”，乡土社会如同一盘散沙，组织性不高；所谓残弱，是指中国的乡土医疗依然困难，看病难，治病难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乡土之人的医疗是残缺的，地位是卑弱的；所谓边缘，是指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目前的乡土社会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乡土文化的自信严重缺失。以上这四个问题，笔者认为是乡土社会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乡土社会的秩序和礼制，相信不久就能建立起来。
梁漱溟认为“维持中国的社会秩序，靠的是社会习俗，重在教化，而不是法律。他断言中国自古就没有什么阶级及阶级对立。中国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西洋文明的输入，使儒学根基松动，这使得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礼俗秩序遭到了破坏，并出现了严重文化失调。”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乡村还具有从容建设的条件，理性的胚芽可以并且只能在乡村慢慢地培养生长起来。”[2]他希望将乡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手段，用教育去解决社会问题。笔者部分地同意他的观点，即中国乡土社会出现问题，主要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俗遭到了破坏，这种至今已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百年的变迁，让中国的传统礼俗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乡土文化从作为社会的根基，变作社会边缘，礼俗失散，礼教崩溃，乡土文化的自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乡土文化是一蹶不振的。但单纯地依靠乡村教育试图来恢复乡土文化的礼俗和自信是不现实的，因为乡土文化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中国乡土社会当前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这多种作用之下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不能再依自身力量来承载起拯救社会的功能了。
当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已经被城市模式严重侵蚀，笔者并不是说城市模式有什么不好，但是，乡村有其特色之处，不该全盘抹杀。我们现在的乡村教育，可以说是全国一个模式的，没有任何相异之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是可以直接拿来用作数据上比较的，在这样的模式下，城乡教育的差异就显露无疑了。城市由于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在教育方面占尽先机，而我们的乡村教育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弱势的文化与强势的文化，形成两个封闭的文化圈，重复着文化的再生产，进而导致社会的再生产。而偶尔的中断，更加剧了城乡文化之间的差距，这两个文化圈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乡村教育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余秀兰. 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3] 钱理群刘铁芳.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4] 曲铁华. 中国教育史[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 [德]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I卷）[M]. 人民出版社. 1975.
一、乡土社会的变迁
首先要谈谈农村社会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意义上乡土社会的问题。中国的乡土文明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这与儒教思想严密不分开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里谈到，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一个‘一个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格局”。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一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只在偶尔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1]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乡民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是个人本位的，甚至是自私的。然而用以维系这种自私的，是家族。儒教强调的，是长幼有序，是长幼尊卑。这种思想的基础，便是乡土社会中的家族，或者说，在传统的乡土文明中，是以家族为单位组织社会的。这就注定我们的乡土感情是以血统为主线来贯穿的，而不是地缘，或者友谊等。如果我们乡民的这种以血缘为主线的家族式传统思维不能予以变改，那么乡民的以自私为主要表现的差序格局社会就不会改变，进而农村的组织性就无从言起。因为，家族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不同家族乡民的有序组织，是与个人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的，在冲突面前，组织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其次是乡土社会的长老制。我们的社会是要求尊重长老的，也就是说，在家族中，老人有绝对的权威，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乡土社会是以大家族式团居的。这就要求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统筹家族内的大小事务，逐渐就有了费孝通所谓的“长老制度”。由于长老是家族里的绝对权威，所以中国乡土社会是主张“无讼”的，即主张凡事都可通过家族内部——家族里长老的裁判来解决，无需通过衙门。这就养成了一种传统的、不成文的，但行之有效的规则：私了。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直到现代社会，这种现象依然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绝大多数乡民的。
二、乡村教育的发展
乡村教育，更多地是以地域来划分的，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将城镇教育和乡村教育分别开来。严格意义的乡村教育历史并不长，因为乡村教育是相对城镇教育提出来的，而中国的城镇，出现的是比较晚的。自有了城镇之后，乡村文化逐渐走向了边缘，城镇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对城镇经济上的依赖，进而在文化上的依赖。较早提出乡村教育的，是民国时候的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在那个时代，我国的乡村教育才被真正注意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新时代的乡土社会，依然存在四个问题：不公、自私、残弱、边缘。所谓不公，指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不光表现为地域差异，地域内部、乡村之中的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所谓自私，是指我们的乡土社会道德沦丧，如晏阳初所言“不能团结、不能合作”，乡土社会如同一盘散沙，组织性不高；所谓残弱，是指中国的乡土医疗依然困难，看病难，治病难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乡土之人的医疗是残缺的，地位是卑弱的；所谓边缘，是指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目前的乡土社会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乡土文化的自信严重缺失。以上这四个问题，笔者认为是乡土社会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乡土社会的秩序和礼制，相信不久就能建立起来。
梁漱溟认为“维持中国的社会秩序，靠的是社会习俗，重在教化，而不是法律。他断言中国自古就没有什么阶级及阶级对立。中国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西洋文明的输入，使儒学根基松动，这使得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礼俗秩序遭到了破坏，并出现了严重文化失调。”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乡村还具有从容建设的条件，理性的胚芽可以并且只能在乡村慢慢地培养生长起来。”[2]他希望将乡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手段，用教育去解决社会问题。笔者部分地同意他的观点，即中国乡土社会出现问题，主要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俗遭到了破坏，这种至今已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百年的变迁，让中国的传统礼俗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乡土文化从作为社会的根基，变作社会边缘，礼俗失散，礼教崩溃，乡土文化的自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乡土文化是一蹶不振的。但单纯地依靠乡村教育试图来恢复乡土文化的礼俗和自信是不现实的，因为乡土文化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中国乡土社会当前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在这多种作用之下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不能再依自身力量来承载起拯救社会的功能了。
当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已经被城市模式严重侵蚀，笔者并不是说城市模式有什么不好，但是，乡村有其特色之处，不该全盘抹杀。我们现在的乡村教育，可以说是全国一个模式的，没有任何相异之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是可以直接拿来用作数据上比较的，在这样的模式下，城乡教育的差异就显露无疑了。城市由于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在教育方面占尽先机，而我们的乡村教育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弱势的文化与强势的文化，形成两个封闭的文化圈，重复着文化的再生产，进而导致社会的再生产。而偶尔的中断，更加剧了城乡文化之间的差距，这两个文化圈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乡村教育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余秀兰. 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3] 钱理群刘铁芳.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4] 曲铁华. 中国教育史[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 [德]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I卷）[M]. 人民出版社. 1975.